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2月10日（庚子年臘月二十九），我去魏宏運先生家拜年。97歲的先生，一身睡衣坐在床上，身體消瘦，面帶微笑。由于耳背，他每次聽懂我的話時都很興奮地回應。我們師兄弟多次鼓勵他說要籌備百歲慶典，他用心記住了，成為他晚年生活的一大目標。此次他主動提及要堅持到百歲，我很期待，覺得他人生有目標，說不定會真的實現。

此后去過先生家兩次，都因他在休息，只是站在臥室門口看了他一眼。7月7日聚餐時，我還向先生女婿張利民問及先生近況，他說身體尚可。7月20日，我在八里臺附近一個酒店參加會議，曾有會后看望先生的一閃念，由于會議結束較晚作罷。誰知21日上午11點多，張利民老師電話告知先生剛剛故去。盡管知道先生高齡，但仍然不愿相信。

料理后事完畢后的幾天來，腦子里時常閃過與先生相識35年來的時時刻刻，每每念及，如在昨天。

1986年9月，我有幸考上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攻讀碩士學位，師從魏宏運先生。此后三年中，由先生指導開始入門史學研究。三年后畢業時，面對就業極為迷茫。在我向先生辭行之時，先生主動表示希望我留校任教，兼做他的助教。

那是一個“全國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跑單幫”的時代，“官員下海”“教師辭職”“南下海南”的浪潮席卷著所有青年躁動的心，加上高校待遇極差（高校新任講師只有100多元的月薪），時有“一流學生留學、二流學生下海，三流學生留校”的順口溜。我難免其俗，不愿意留校任教。我對先生說：您已年逾六旬，住北村9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房子，貴為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月薪僅有500元。以后即使我再努力，也不過如此，但在25歲時已看到退休時的狀態，人生無趣之極！

聽完我的話，魏先生沉吟片刻后說：你要明白一個道理。時代總會向前的，不可靜止看待。現在國家正持續進行改革開放，搞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道路。搞現代化就必須要有人才，多數人才只能從教育而出，高等教育不可能永遠如此，高校老師的待遇也不可能總是如此差。請你考慮一下這個道理。

天津經濟水平、城市發展及個人機遇要比回我家鄉好，何況南開位于重點高校前列，社會地位極高。對于從中原大地走出來的學子而言，自然感覺留下發展較好。在征求家人意見后，我最終聽從了先生的留校建議。先生得有弟子留在身邊，可以助其處理諸多事務，他十分高興。經過相關程序后，我得以留校工作，1989年6月16日，我辦理了入校手續，成為南開大學歷史系的一位新人。

30余年過去了，中國教育迅猛發展的事實證明了當年先生的慧眼如炬。只有深刻理解時代、社會變革的規律并努力與之相關聯，人生才會走在正確道路上。

1996年，我隨先生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時，先生已是70歲高齡。先生名下學生較多，問題較多且集中，他借鑒國外經驗開設了讀書會，每周六上午進行。占用周末上課，對于我們而言深覺痛苦，畢竟大家成年了，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有不少事要處理，周末想休息。但看著高齡先生放棄休息的身體力行，也覺得無話可言。

每周六上午的讀書會，先生不僅讓每位博士生朗讀《中國日報》發表的文章，還要細致譯出，旨在訓練大家的英文水平；二是圍繞近期的熱門學術話題、新出著作、先生參加學術會議的信息、國外動態等進行研討；三是時常邀請外地或國外知名學者演講；四是鼓勵大家就某些課題進行爭論，有時爭執得面紅耳赤的我們，甚至忘記了這是在課堂上和先生在身邊。這種活躍的氣氛至今難忘，我們從中受益極大。有誰膽敢不參加周六的讀書會，事后定會被先生嚴責。

一般而言，魏先生的讀書會上某段時間內經常會以某位博士生為“靶子”，主要因其時有標新立異之言，促使受批評者多讀書，帶動反向思維的運轉，也激發了讀書會的氣氛。1996年入學后，我與岳謙厚經常輪流被先生批評，成為話題人物，有時是觀點、方法不對，有時是視野及思路不對，有時是外語念得不好，時常成為讀書會的焦點。大家從爭論中有所得，也樂見我們時有“異言”。但先生不論如何批評，他對于學術思想的包容卻是一貫的。我們畢業后，后邊的師弟師妹還時常念及我們在校時激辯帶來的快感與收獲。

博士生的四年，多是潛心學術者一生最大的收獲期。查閱當年發表的論文，讀博后的進步是明顯的。只要努力，人總會不斷進步，但幸遇名師，脫胎換骨的速度就會快一些。此后，我也將讀書會作為指導學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堅持至今。

1980年代末，先生與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星光先生等合作，展開了華北根據地財政經濟史資料匯編及研究的項目。在太行山區各縣的查閱檔案和鄉村調查中，獲得了大量資料，其呈現出的歷史復雜性，促使先生從人物研究向著社會史方向急速轉變。先生意識到，只有從鄉村社會深刻的變革中，才能真正找到中國共產黨何以贏得革命勝利的鑰匙。

1990年，由于先生在華北抗日根據地史及區域社會史研究上的成就，日本一橋大學三谷孝教授主動聯系，希望與南開大學歷史系共同展開“中日聯合調查華北農村”的國際合作項目，魏先生欣然答應，我作為青年學者兼做秘書也被選中參加。夏季，我第一次參加國際合作項目的農村口述調查活動，在北京房山吳店村、順義縣沙井村的口述調查活動令我眼界大開，農民講述的中國現代史是如此的生動鮮活，呈現出的復雜性發人深思，從歷史價值觀和方法論上啟蒙了我，對于我的學術成長極為重要。

這一調查工作持續了4-5年之久，年近七旬的先生，多次親自參加調查和口述活動。他曾說，以往的歷史資料多是知識分子留下的，代表著他們的價值觀和時代判斷，以之為依據的歷史，只能是歷史的一個側面；農民口中的中國現代史，是底層社會多數人的生活狀態和思想的反映，這些內容少見于官方檔案，如果沒有田野調查，不總結這方面的資料，何以真實地表述歷史的復雜性？先生此時出版的《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一書，保留著其學術轉型的鮮明印記，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中日合作調查的資料匯編《20世紀中國農村調查記錄》4卷本（先后出版日文、中文版），匯編了眾多珍貴的口述史料，梳理了百余年來華北農村的歷史脈絡，引發國際學術界的好評。

1999年，南開大學最后一次職工分配住房排隊。先生以抗戰干部資歷加教授年資分數，名列1100余名排隊職工的第一名，獲得“南開一號”的雅稱，后竟漸漸叫響，其中包含著南開人對先生在半個世紀中對南開發展、南開史學變革所作重要貢獻的敬意，是先生在中國現代史學界開拓者之一地位的體現，也是其人生行止的最好注釋！

難忘先生囑托我完成資料匯編時的焦慮眼神，難忘2018年先生參觀津南校區歷史學院大樓時的滿滿笑意，更難忘先生對南開史學的殷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