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假如不是因為科學出版社對院士傳記規定了統一格式，我本打算將《郭光燦傳》命名為《光燦人生》。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能夠更加詩意地體現郭光燦的成長與成功歷程。這幾年我追隨郭光燦工作、生活以及科研足跡的過程，宛如同時在追溯我們民族與國家的歷史——命運多舛，勵精圖治，發奮進取，問鼎成功。

郭光燦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量子光學和量子信息領域的開拓者、先行者和奠基人。20世紀80年代，郭光燦率先將量子光學理論體系引入國內，并身體力行地推進相關研究和教育工作。20世紀90年代，郭光燦又率先將目光投向量子信息領域，在沒有支持和經費的情況下努力開展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實驗，承擔國家973項目，謀篇布局，培養人才，最終使得量子信息領域在中國獲得了長足發展，實現了中國量子信息研究與國際同行并駕齊驅的局面。

太多的故事與情感，都已記述和抒發到了傳記正文當中，不再一一贅述。在這里不妨將我三年來的創作感受簡述一番，真要全部傾訴出來千言萬語也說不盡。

最初的牽線搭橋人是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科普教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安徽教育出版社編審楊多文。楊多文與郭光燦是中科大校友，以前對郭光燦就有所了解，與我更是有過多年的出版合作。楊多文非常清楚，這種全方位描述科學家的作品，需要作者既具有一定的理工科背景，又具有足夠的文學創作能力，二者兼得往往很不容易。此前我主要從事科幻創作，但近年來采訪過不少科學家，也有一批相關作品問世，所以他感覺我最適合這一工作。

2017年盛夏，我在中科大拜訪了郭光燦。我們對一些基本話題進行了初步溝通，彼此都感覺十分順暢。盡管是第一次見面，但我能明顯地感覺到，郭光燦是一位睿智與心懷善意的長者，而且沒有架子，易于交往，時時處處都在為別人著想。

于是，這一工作就此順利展開。我開始搜集資料，充電學習，同時四處采訪，動筆創作。我與郭光燦約定：三年為期，全書共計30萬字。

這些年我走訪了北京、福建尤其是安徽等很多地方，采訪了包括郭光燦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家人、朋友、學生、同事、同行等很多人，積累下大量的采訪筆記和錄音。我全方位地深入挖掘郭光燦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在見證自新中國成立前后到改革開放之初再到如今新世紀的漫長歷史。

其間創作的酸甜苦辣無需多說，但凡有過創作經歷的人自然都會懂得。盡管與郭光燦和其他采訪者的交流毫無障礙，意味著把各種可能的麻煩減少到了最低，但創作本身還是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極大的精力。我同時還有其他創作任務，盡管已推掉不少，但依舊很難做到全身心投入。傳記與小說創作又完全不同，小說尤其是科幻小說盡可以天馬行空，而傳記卻要確保每一個字都真實可信——我對自己的要求還格外嚴格，史料沒有記述的場景絕不做虛構處理。經過一番權衡與思考，我決定采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方式來創作這部傳記，與其堆砌種種浮夸的形容詞，不如老老實實地平鋪直敘，我希望在這種貌似平淡中昭顯郭光燦的學識底蘊與人格力量。此外在采訪與創作之余還要做大量功課，無論是郭光燦還是其他人，只要隨口說出一個人名或專業名詞，我都要回去查閱海量的資料，徹底搞清其中的來龍去脈。不謙虛地說，現在我對量子信息科學完全可以做一點通俗性的科普。在修改整個稿件的時候，思緒往往會在一個晚上跟隨以往的敘述走過數十年時光，有時寫到深夜時分，由于過度投入，進入夢鄉后依舊在追隨傳主的足跡，糾結著頑強地繼續講述他的故事。在整部傳記即將結稿之時，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好在這時我的采訪工作已近尾聲，正好安坐書房梳理此前的資料。但一直在家堅守抗疫的我，待疫情稍緩后第一次出京就去了安徽合肥，以便為這部傳記做一個完美的收尾。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除了郭光燦本人，他所介紹的昔日同窗和當今同事也都非常配合，抽出寶貴時間接受我的叨擾，有時一聊就是很久，甚至經常是兩次三次。在采訪中，我發現他那些同樣做出了優秀成績的學生也各有特色，思考角度不同，談話方式各異，個性鮮明，這又讓我對科技工作者有了一個更為鮮活而直觀的近距離了解與認識。

除了在傳記中反復言說的家國情懷與科研洞察力，我個人對郭光燦最大的直觀感受，就是他對人的充分信任，其實這一點他的學生早已反復談及。

我創作不喜歡從頭寫到尾，更愿意將所有資料堆積起來，然后攤開來一點點處理。郭光燦并不知道我的這個特點，但他卻給了我充分的信任。三年約期，兩年半過去，雖然我一直在辛勤創作，也一直持續對他采訪，但我一個字都沒有交給他，他也沒就此事問過我一個字。這種給予作者充分自由的狀態，讓我創作起來十分愉快。

在本書的創作過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支持與幫助，我已盡量在正文中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這種感激之情，在此恕不一一列舉。無論如何，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