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去年一年，因疫情封城封國，不分晝夜待在家里，外面季節流動，我呢，坐地日行八萬里。這些年忙，旅行多，時間不夠花，這一來，成了時間的闊佬。我甚至意識到，人的一生，可以是很漫長的。當然，花時間最好的方式，是寫長篇小說。這么多年來，一向吝嗇時間的我，每次居家的日子都要算好，兩段旅行之間有多少個星期，夠寫多大篇幅的作品。萬一著手一部長篇，到旅行啟程前，沒有完成，這對于我，是痛苦的事。曾經流產五部長篇，都是寫到一半被迫停手，要么去應付“不可抗力”的旅行，要么去對付修改劇本這類有合同拴著的差事。等劇本改完，或旅行歸來，發現時過境遷，此處的“境”是指語境。我最看重的，是我為每部小說設置的專屬于這部小說的語境，那種專屬的音調、情調，都是此語境之內的產物。《蜃樓》是這一年半駐足柏林的產物之一。除此之外，我還寫了一部英文電影劇本，一部三十四萬字的長篇，目前它們都等在發表—出版—制作的傳送帶上，有待一一和我的讀者、觀眾見面。

《蜃樓》的故事是我聽來的。原始故事也像我其他許多故事的來源一樣，源于飯桌的閑聊。（因此，飯桌上那個不常說話的人，往往是漁利者。）多年前聽我的朋友周嶺（著名紅學家、電視劇《紅樓夢》的編劇）講起他當年闖海南的故事，激起我對海南島和那群闖海人的好奇心，感到可能是個值得深挖的題材。一次偶然機會，我到了海口，認識了攝影家馬小剛、王軍兩位先生，他們把當年開發海南的故事以及同伴們的故事講給我聽，我感到主人公的最初萌芽出現了。闖海人的婚變和情變，若放在內地，平常生活中，會十分尋常，正是闖蕩者生活特有的無序無定無常，闖蕩過程的動蕩和兇險，又映襯著海南島獨特的生態和風物，使得這些情感猶如熱帶生命，生猛而濃郁。相遇異鄉的男女闖蕩者，認同感來自對原鄉的懷念和背叛，于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感變得極致，愛與死僅一條虛線之隔。

闖蕩者在我的詞典里，可找到的同義詞是“開墾者”“先驅者”“冒險家”，在英文中的同義詞是“Frontier”。美國西部的開發，有賴于一大批不甘現狀，不安分原鄉的Frontiers——先驅者。向西部進軍的民諺是：“If you can't stay where you are，go west.”世界是不安分者發現并開墾出來的。不安分，包含著好奇，對于已知的不耐煩，對于未知的勇敢與冒險，對于卓絕艱苦和生命犧牲的不顧，總之，是積極意義上的亡命之徒。假如沒有麥哲倫的好奇和勇敢，世界怎么會在那么早就發現，所有的海洋其實是相連的，是可以由一條水路走通的，地球可由這條水路畫一個整圓。假如沒有哥倫布的不耐煩，美洲大陸也許會晚兩個世紀被發現。冒險家們使文明進程大大提速，使人類生活空間大大擴展，這是我對闖蕩者欣賞、欽佩、感興趣的原因。

我的長篇小說《扶桑》也是寫闖蕩者的故事。在西部開發，全球淘金的年代，發生了圍繞扶桑的愛與背叛。當時的舊金山，集中了全世界的闖蕩者、開墾者、冒險家，人性中最極端的兩個元素，愛與恨，每時每分都在釀成悲喜劇，所有的極致戲劇性，只有放在那樣的生態環境中，才事出有因，顯得動人、震撼。

這幾年我三次去海南島采風，也閱讀了許多海南當地作家的散文、札記，包括海南島的歷史記述文章，更加使我認識到了海南島的氣質。于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小說的氣質。海南島，古老的流放地，風物總遺留著一絲不馴，似乎永遠給闖蕩者留著一點闖蕩的空間，永遠對放逐者和自我放逐者敞著懷抱。當我站在傍晚的騎樓下，余暉漸漸退讓給燈光，任何匆匆走來的內地年輕男子，都像是我小說主人公的剪影。我想，那就是我心里發生“最初靈感戰栗”的時分。（此處借納博科夫的話：當他看到公園里一個穿旱冰鞋的十一二歲女孩，搖搖擺擺，小心翼翼地向他的方向接近時，“洛麗塔”的靈感戰栗，即initial shiver of inspiration初次發生。）

有了感覺，我想到了一支歌《走西口》。第一句歌詞：“哥哥你走西口”，那么高亢凄涼，那么肝腸寸斷，一個情妹妹為闖蕩西關的情哥哥送行，明知一路叵測，兇險四伏，但為了改變災荒饑餓的生存現狀，“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我在海南遇到的闖蕩者們，很多都是女性，加上所讀資料，發現闖海人中女性確實較男性更多，所以自認為能塑造出較為立體的闖海女的形象。我們中華民族有的是開墾者、闖蕩者；走出殺虎口，去走西口的“哥哥”們，與闖出山海關，一路闖向最寒冷卻最廣闊的東北大地的闖關東先輩們，也都是我這篇小說的激情燃料。“五月花號”上的被迫害者們，建立了美國。后來，由于土豆大災荒而逃離饑饉的愛爾蘭人，喊著他們的口號：“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國”，加入了建設美國的群體。再后來，我國廣東福建沿海的貧民漂過太平洋，成為開發西部、建筑連接東西部大鐵路的重要生力軍。世界今天的版圖，為闖蕩者的足跡踏出，為闖蕩者犧牲的軀體鋪就，這是我寫《蜃樓》的精神力量。闖蕩者中的成功者，最終所獲，無非金錢、權利、美眷，但不少人頓悟“不過如此”“又能怎樣？”的失落感和幻滅感，似乎更令他們懷念的，是闖蕩的過程，是駛向未知的風浪航行。記得刻在三角池前某塊石頭上的詩句，有一句是“成敗皆英雄”，這也是“蜃樓”的啟示。闖蕩者一次次幻滅，但又一次次駛向未知，明知在未知的彼岸，是已知，是幻滅。就像海南的一座座樓宇，等經過太長的期盼、渴望和奮斗，真正入住其中，也不過如此。一切物質獲得都離人性的終極滿足甚遠，而去獲取它的奮斗本身，彌足珍貴，與生命具在。

回想自己出國的經歷，不也是一個闖蕩者的歷史？當時我已在中國出了三本長篇，得獎兩次，享受專業作家的待遇，衣食無憂，雪中有炭，稿費和獎金是錦上添花，可偏偏在三十歲那年，突然不耐煩，闖到太平洋彼岸，開始當學生，當保姆，當餐廳服務員……把一個很好的“已知”棄去，重開朝不保夕的“未知”，好一個不安分分子！好大的膽子！現在想來，生活中最有魅力的，難道不就是未知？正如寫作，每篇作品的終極抵達，正是未知。無論寫作，無論生活，當未知浮現出一片新大陸時，那種鐘得回饋的感覺，天堂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