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若干年前，我在美國一所中學從事漢語教學時，曾在一次教師培訓中，聽到前輩教師講述與學生溝通的心得，我一直記憶猶新。她的大意是做教師的人想要懂得（understand）學生，首先要做到的是放低（under）自己。這一觀點如果推及到兒童文學創作界，或也可作如下理解：作家若想真的用自己的作品與兒童達到理想的溝通，當先放低自己的成人立場。我們的兒童文學界長期存在著兩種創作心態，一種是把成人世界看作是具有完美道德與完善秩序的理想之境，而兒童則是等待成人教導和引領的對象，兒童文學如灑向叢林幼獸的糖果，所發揮的作用是以溫柔的方式引領兒童脫離混沌蒙昧，到成人的世界里來。另一種則是對成人身份的自省，意識到自身的缺陷和成人世界的待完善，在這基礎上創作出的兒童文學，便不僅僅是為了教化、規訓兒童，而是希望下一代從中獲得更好的改造世界的方法論啟示，不再重蹈上一代的覆轍。兩種創作都是出于對兒童的愛，但我個人覺得，后者所能達到的溝通和對話效果更好，尤其是在兒童越來越早熟，自我意識和個性越來越突出的當下。

舒輝波的創作，在我看來即后者。他的作品中，既看不到成人板起面孔的說教，也很少為了迎合小讀者，而刻意去添加搞笑和魔幻的娛樂元素。他像是一個誠懇的交心者，誠懇的去生活，誠懇的去觀察生活，然后再誠懇的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在作品中寄送給小讀者。這些觀察和思考中，甚至可能還包含著他自己對外在世界和內在人性的困惑。這是一種真正對兒童讀者的尊重。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所書寫的世界的廣度，所刻畫的社會的深度，常常看起來不像一般意義上的面向兒童的文學作品，成人讀來也覺獲益良多，并不覺淺薄。對生活和讀者的這種清醒而誠懇的愛，使他的作品雖然沒有刻意去表現愛，卻處處流露出愛的溫暖。這種一以貫之的創作態度，到了2016年長篇小說《夢想是生命里的光》中，得到了更高密度的展現。通過對弱勢兒童群體的聚焦探照，舒輝波的文字與城鄉矛盾、下崗大潮、階層固化、教育鴻溝、兒童留守、商業拆遷、大病難助等社會癥結短兵相接，深化了自己的創作與現實和時代的血肉聯系，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歷史認識價值，同時反作用于社會現實，起到去腐生肌的療治作用。

近期，他的新作《逐光的孩子》正式出版，這部長篇小說繼續貫穿著愛與療治的主題，與《夢想是生命里的光》一脈相承，可稱之為其姊妹篇。首先，最主要也最明顯的，是主人公“我”和齊老師，對身處神農架山區的學生群體的愛與療治。小說中刻畫了這樣幾個鮮明的學生形象：多次輟學的鄭天齊和戚海燕，不被原生環境認可的陳高飛和覃圖南，智力發育遲緩的覃廷雍……一言以蔽之，這些學生的生活中都有各式各樣的殘缺，他們的童年如年久失修的屋頂，四面漏風。身處山區，生活貧窘，且原生家庭中的長輩受教育有限，視野不夠開闊，難以給孩子以長遠的指引，是這群輸在了起跑線上的學生共同面對的困境。長期堅守崗位的民辦教師齊老師如老父親一般，既嚴且慈，苦苦守著藍溪小學這個隨時可能被撤銷的教學點，跑遍大山溝說服孩子們繼續讀書，不要自我放棄。而來自外面大城市的“我”到山區支教，不僅僅帶去的是知識，還有外面世界的信息。“我”描述的大世界的精彩和廣闊，點燃了這群孩子心里的希望，也從根本上激發了他們求知的動力和奮斗的斗志。作為教師的“我”和齊老師引導孩子們一路向上，看到并努力觸摸到更光明的未來，整個過程中傳達出的愛與善意，療治了他們不完美的童年，或也將療治他們全部的漫漫人生。與此同時，學生們也療治著“我”和齊老師。一個好的師長，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幫助和療治，不是兒童文學中鮮見的主題。但兒童對于成人的理解、寬容和療治，卻被書寫得很少。舒輝波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作為一個成人，總能放下成人的傲慢，去承認、書寫兒童對于成人的正向影響。小說中的“我”和齊老師同樣也有著待療治的人生，只是成年人的傷痛總是隱藏在平靜和隱忍的面孔之下。小說開篇就點明了“我”是因為失去了戀人，才去支教，最初是打算去戀人曾工作過的支教點，卻陰差陽錯去了藍溪小學。藍溪小學的這群學生在“我”的預料之外，最終卻依然建立起了濃厚的師生情誼，正是這一情節的巧妙設計，“我”和我所教學的這群孩子，就成了無數山村教師和山村孩子的縮影式隱喻。在親歷了支教生活的苦樂，并日漸與學生建立情感紐帶后，我體會到了戀人生前對山區孩子的不舍，并終于懂得了戀人所堅持的事業的價值和意義。對戀人緣何不歸的疑惑，轉化成了發自內心的尊重和理解。一對原本漸生罅隙的戀人，在陰陽兩隔以后，反而通過“支教”再次產生了靈魂的共振，“我”的不甘不忿不惑也由此消失殆盡，逐漸走出了傷痛，重獲內心的豐盈和寧靜。齊老師的人生創口則是因為年幼的女兒陪同他走訪學生，不幸遭遇洪水，就此夭折。喪女后的悲痛與孤獨，他通過將滿腔父愛轉移到學生的身上這種方式得以稀釋和排遣，女兒出事的吊橋卻成了他自始至終難以克服的心魔。他的學生對于他的傷痛了然于心，表現出了一種超乎年齡的成熟，反過來小心翼翼的同情和呵護著他，并最終通過寫作文呼吁社會關注的方式，籌集到了善款，拆去吊橋，重修了堅固的水泥橋，也通過這種去舊建新的儀式，徹底療治了齊老師的精神創傷。在舒輝波的筆下，兒童常常有比成人更高的心理站位，他們單純善良，卻能憑借著天然的敏感，嗅查出成人隱藏的脆弱或不足，以童心的柔軟去包容、理解，甚至憐憫著那些或不堅強、或不成熟、或不完美的成人。從這個層面上，舒輝波的寫作折射出了一種根植于現實語境的現代兒童觀。

在師生雙向的情感療治之外，《逐光的孩子》還隱性書寫了文學對于人生的療治。在小說中，“我”堅持寫日記，齊老師堅持寫詩，我們的寫作不僅僅是對日常的記錄，也是情感的抒發和自我心靈的凈化。“我”們通過課堂內的言傳和課堂外的身教影響了一大批學生，戚海燕、鄭天齊也開始熱愛寫作，在文字中去排遣不良情緒，獲得精神的滿足，也借此在社會中去獲得個人價值的確立。文學閱讀和創作，成為了一種有著師生代際相傳的儀式感的自我理療方式。其實早在20世紀初，大量作家就在創作中，有意識的對于文學診斷和治療社會文化之痼疾和個體心理障礙的重任進行了表現和肯定，呼應著社會上所謂的“閱讀治療”或“寫作治療”等高揚文學精神職能的觀點或口號，但一直以來，兒童文學中對此進行集中展現的較少。《逐光的孩子》彌補了兒童文學于這一領域的單薄。

最后，也是最隱性的一層，是作品本身對讀者的療治。20世紀80年代，“熱鬧派”童話轟轟烈烈興起，開啟了兒童文學對于長期以來被充作說教工具的自發性反抗，“熱鬧”“娛樂”轉而成為大量兒童文學作品的主要藝術追求和根本目的，這一傾向在娛樂精神更加高熾的九十年代愈演愈烈。進入新世紀以后，幻想文學的寫作風潮又成了全球大勢，中國也難免被卷入其中，市場的熱度催化著一批批崇尚魔幻情節和離奇“爽”度的雙腳離地式的寫作，然而商業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與質量正向相關。在任何一個文學創作領域，一旦同一種類型被海量復制，文學就不再是一種嚴肅的人類智慧的結晶，而更接近流水線上面目趨同的產品，生產得越多越消解自身的尊嚴。在這種現實語境下，舒輝波對現實主義書寫手法的堅持，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對底層立場的堅守，有一種令人心折的力量。《夢想是生命里的光》和《逐光的孩子》這兩部作品的標題中，都強調了“光”的作用和價值，作者所言的“光”到底隱喻什么，讀者見仁見智，或有不同意見，但有一點我想所有讀者都會認同，那就是在烈火烹油的市場中堅持一種拒絕浮華，面向沉重的文學信仰，足可見作者內心有“光”。在成功主義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世俗生活正在變得越來越浮躁，加重或放大著每個身處其中的人的精神焦慮和心理壓力，即便是兒童也不能避免，這也是當代兒童心理問題早發和高發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夢想是生命里的光》，還是《逐光的孩子》，其間蘊含的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悲憫，對處于強勢地位的成人的反思，對現代浮華生活的警惕，對許多美好而樸素的情感的強調，對愛與“光”的信仰的傳導，我相信對于每個閱讀的人，無論是兒童還是成人，都會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