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7月31日下午，在東京奧運會帆板比賽中，中國選手盧秀云奪得了金牌，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的鵠沼海岸升起了五星紅旗，奏響了國歌。

殊不知，86年前，《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在這里不幸遇難。中國體育健兒們用最好的方式，告慰了這位偉大的音樂家。

制定系列“三月計劃”

聶耳，原名聶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33年初，聶耳經田漢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5年4月，中共得到國民黨當局要逮捕聶耳的消息，為了保護他，上級黨組織批準聶耳先到日本，然后再去歐洲和蘇聯學習。為此，聶耳制訂了一個經由日本轉道法國巴黎最后去蘇聯莫斯科學習、考察和創作的計劃。

1935年4月15日，聶耳乘船離開上海，4月17日抵達日本長崎，18日到達東京。為了在異國能夠順利地進行學習、考察、創作以及開展革命音樂活動，聶耳制訂了第一個“三月計劃”，其中重點是突破語言關，同時進行大量的社會調查，結識日本文化界的進步人士，加強與本國左翼留日學生的聯系，為開拓無產階級的文藝陣地做準備。

聶耳制定的第二個“三月計劃”是努力提高讀書能力，加緊音樂技術修養；第三個“三月計劃”則是在堅持第二個“三月計劃”的同時，開始練習翻譯和創作實踐；第四個“三月計劃”則是學習俄文，整理已有的作品，作歐游的準備。

聶耳在出國前已經基本上掌握了英文，他甚至在給母親寫信時，結尾都要加上幾句英語。聶耳在7月14日的日記中曾寫道：“第一‘三月計劃’算是在目前實現了。按照目前說日本語的程度，已是超過預料之外，自己同自己喝一杯吧。第二‘三月計劃’是‘培養讀書能力’同時加緊‘音樂技術的修養’直到離日的時候。從明天起，是第二計劃的開始，雖然是在暑假旅行中，讀書的時間有的是！提琴的練習也絕不會發生任何阻礙，尤其是到房州海邊時，‘以多練習提琴少說話為要！’溫習Knylser and Mazas。”

值得一提的是，在聶耳來日本前的1935年初，田漢的電影《風云兒女》劇本和主題曲歌詞剛剛完稿，田漢不幸被捕，倉促間田漢把主題曲歌詞寫在一張香煙包裝紙上。不久后，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發現了劇本中夾著的那張寫著歌詞的香煙包裝紙。聽說此事后，聶耳找到夏衍，主動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干！”看到紙片上的歌詞后，聶耳產生了共鳴，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一時間涌到了他的腦海里，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他僅僅用兩天時間就譜出來了初稿。

到了東京后，聶耳受到了友好人士的熱情接待，同時也看到軍國主義分子大肆鼓噪“擴大在支那利益”，這一切更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在東京的他，迅速將歌曲的曲譜定稿寄回國內。

此時的電影《風云兒女》，內外景即將全部完成，進入了后期錄音工作，導演和制片人都在盼望著聶耳的主題歌。聶耳不負眾望，及時從東京寄來主題歌的曲譜定稿。經配器演唱錄制后，很快地唱遍了全中國，這首名為《義勇軍進行曲》的歌曲，在抗日戰爭中給予中國人民極大的鼓舞。

此外，在日本期間，勤奮的聶耳還通過書信和呂驥共同推敲、斟酌，而后定稿的電影《新女性》主題歌《新的女性》，影響也很大。

每天堅持學日語學音樂

聶耳是1935年7月9日離開東京去湘南相模灣海濱，其間在東京住了八十多天。這些日子，他每天堅持學習日語、音樂理論，練琴。其余的時間，就是進行社會調查和參加各種文藝活動。

在這八十多天的時間里，聶耳結識了一大批左翼留日學生，有張天虛、楊士谷、杜宣、蒲風、黃風等人，他多次參加中國留日學生星期聚餐會、中國留日詩人詩歌座談會以及中國留日戲劇同仁戲劇座談會等。6月2日，聶耳出席了中華青年會館舉行的第五次留日藝術界聚餐會，他以“最近中國音樂界的總檢討”為題，作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發言，給予了與會者很大的震動和鼓舞。杜宣、蒲風等人都聽了這次演講。杜宣曾寫道：“當聶耳以兩個多鐘頭的時間來檢討中國樂壇以后，我們立刻覺得，他不但是一個進步的音樂家，還是一個大演說家，一個社會活動家。”

蒲風也曾寫道：“他邊講邊唱，每一曲都在熱烈的掌聲下完結，而《大路歌》、《碼頭工人歌》中工人做工的鏗鏘音節，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聶耳還結識了秋田雨雀，濱田實弘等日本文學藝術界的進步人士，通過他們與新協劇團、新筑地劇團等文藝團體建立了聯系。聶耳觀看他們的排練和演出，了解他們所在劇場的設施，劇團的創作經驗，這讓聶耳收獲頗豐。

聶耳是1935年4月18日到達東京的，在他4月21日和22日的日記中，就記載他已經看了幾場音樂會了。從著名的新日本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到寶冢少女歌劇團的歌舞晚會，甚至兒童舞蹈晚會，他都去觀看。他在新橋演舞場觀看古典歌劇《蝴蝶夫人》；在筑地劇場觀看左翼新劇《坂本龍馬》；在日比谷公會堂觀看美籍波蘭鋼琴家阿爾圖爾·魯賓斯坦的演奏。每次觀看后，他都要記日記、寫評論。

5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到此將近一個月，每天大部分時間總是在音樂會中，日本樂壇之活躍，真是有些驚人（當然是比較中國而言）。尤其是在春天，幾乎沒有一天沒有演奏會，有時每日都有兩三場以上。”

聶耳還非常重視日本的音樂教育。當時日本四大報紙之一的讀賣新聞社主辦了“全日本新人演奏會”，日本高等音樂學校、日大藝術科音樂部、東京音樂學校、武藏野音樂學校、大阪音樂學校等十所院校的優秀學生參加演出，節目共演了兩天，聶耳從頭至尾細心地觀看。

除此之外，留日學生排演的中國話劇《雷雨》，聶耳也前去觀看，還發表有針對性的評論。

為留日學生演奏樂曲

聶耳在日本的九十天，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學習和戰斗的九十天。他和張天虛、楊士谷兩位云南同鄉住在一個日本平民家里。房東的妹妹是一位小學教師，她是聶耳到日本后的第一位日語教員，聶耳的語感很強，學習日語很快，得到了房東妹妹的高度評價。對于聶耳這種快節奏的工作生活狀態，這位小學教師說：我們日本人的生活節奏是比較快的，而聶耳先生的生活節奏比我們更快，這使我感到驚訝！

當時，聶耳的生活很困難，月底經常連吃飯錢都沒有了，只能借錢度日。他住的屋子里只有一個木頭桌子，一把椅子，一個小行李箱，最珍貴的財產要算他手中的那把小提琴和厚厚的一堆樂譜。

他的屋子里幾乎每天都能傳來琴聲，開始他經常拉的是練習曲，有時也練習流行歌曲，他拉的最多的是舒曼的《夢》和德爾德拉的《回憶》，那飽含深情的琴聲，常常喚起人們的思鄉之苦。一到星期天，聶耳的屋子里常有客人，有時多至一二十人，這些大都是來自國內的學生，大家把他圍在中間，聽他拉小提琴、彈吉他。有一次，聽到高興處，大家還把自己編織的花環，戴在他的脖子上，表示對他的敬仰。

同年七月，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劇團的演出情況，他應邀參加新協劇團到大阪、神戶、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按計劃，他到藤澤市的鵠沼海岸先休息幾天。7月17日，他與友人來到鵠沼海濱浴場，在這里游泳時不幸遇難，年僅23歲。

1949年，藤澤市民志愿者發起修建聶耳紀念碑活動。1954年11月1日，聶耳紀念碑正式落成，但不幸于4年后毀于一場強臺風。1965年9月，聶耳紀念碑在各方努力下重新建成，此后，藤澤市每年都在此舉辦紀念活動。

補白

聶耳死因成謎

在聶耳離世時，身邊沒有親人，也沒有尸檢報告，只有日方的報道，一直以來，對當年日本警方鑒定為“溺水而死”的結論，人們不大相信。

關于聶耳遇害，歷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被日本特務殺害的。由于聶耳以創作抗戰歌曲成名，而且在遇難后從鵠沼海里打撈上來的遺體發現，他的口里流過少許血，頭上也有少許血，所以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為聶耳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務謀害而死。

根據記載，這種說法來源于巴西人詩人安德拉德，他在散文《杰出的音樂家》中揣測，聶耳可能死于日本人暗殺，而且名字曾經出現在日本人的“黑名單”上。

另一種說法是，溺水身亡的可能性很大。

中國音樂史學家向延生，于1985年編輯出版了《聶耳全集》。為了全面了解聶耳生平，他曾專門針對聶耳的死因進行調查。通過向延生的了解，聶耳非常喜歡游泳，在上海讀書時，就經常跟好友孫瑜、趙丹等人一起去游泳。但聶耳的泳技并不好，因為不會換氣身子總往水下沉，還因之在朋友間得了個“潛水艇”的綽號。

而且關于聶耳被特務暗殺這一點，沒有明顯的證據。聶耳在日本所寫的日記，以及給家人、親友寄出7封信件里，都未曾提到過他受國民黨或日本特務跟蹤的信息。

中國左翼作家張大虛（張鶴）是聶耳在昆明時最好的朋友，他比聶耳去日本早。聶耳遇難時，他第一個趕到現場，認領遺體進行火化，又參加日本的追悼會。在他主編的《聶耳紀念集》一書和本人寫的回憶文章中，沒有看到日本特務害死聶耳的說法。

與聶耳一起到海邊游泳的還有另外三個人，房東濱田實弘當時所寫的證明材料及別人的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到有人跟蹤的說法。

對于聶耳的死因，日本人也有種種推測。日本作者崎松在《聶耳在藤澤遇難的死因探析》一文中，通過眾多史實為佐證，判斷聶耳死于意外事故。日本國內還有一種分析認為，聶耳死于心臟病突發，因行動失控致溺水猝亡。

不過，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聶耳的死的確有幾分“撲朔迷離”。1954年，郭沫若在給聶耳寫的墓志銘中就寫道：“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這段話也說明了郭沫若內心的質疑。

時至今日，依然有人對聶耳的死因猜測紛紛。如果沒有新的史料發現，此事或將成為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