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七堇年：一九八六年生。香港浸會大學碩士畢業。已出版《大地之燈》《平生歡》《無夢之境》等作品十一部。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長篇小說獎等。另有短篇小說、散文等陸續發表于《人民文學》《收獲》等刊。

萬川映月

——當我們在談論社區保護時我們在談論什么（節選）

七堇年

一

二〇二〇年八月的一個普通的早晨，我打開電腦，登錄郵箱，收到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面試通知郵件。窗外傳來一聲長達十二秒的汽車喇叭，應和著九秒的、五秒的……刺耳的狂躁在交叉傳染，人們為了詛咒按喇叭而更加瘋狂地按喇叭。又一個霧霾天，又一個早高峰，又有一些人被堵車逼瘋了，而這一天才剛剛開始。

每到這種時刻，我就極度渴望翠綠的松濤、清澈的溪喧、幽幽的鳥鳴……過去多年里，我也一直通過旅行的方式緩解“自然缺失癥”：從貢嘎的落日、雨崩的明月，到挪威的森林、乞力馬扎羅的雪……都是極好的續命藥。每年至少服用一次，劑量越吃越大，耐藥性也越來越高——嚴重時，非得阿拉斯加的荒原才能治愈。直到二〇二〇年疫情突然拔掉了插頭，宣布這辦法沒戲了，而且很可能，再也沒戲了。

我必須直面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既然這么熱愛自然，為什么不去真的為她做點什么。為家鄉，為身邊的自然，做點什么。這成為我申請加入“山水”的初衷。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以下簡稱山水）是由北京大學呂植教授發起的生態環境保護機構，成立于二〇〇七年，從事物種生態系統保護，致力于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問題。在山水官網首頁的背景圖中，幾只白唇鹿漫步綠野，滇金絲猴與縱腹紋小鸮的身影交替疊映，它們無辜地回應著我的凝視，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個優美的愿景——“生態公平”。

在面試現場，我第一次見到了山水的兩員干將：馮杰、趙翔。一個深耕西南山地，一個駐扎三江源，都是做“社區保護”的前輩，一干就是十多年。面試很順利，直到趙翔和我聊到了這么一個插曲：當他還是個研修生的時候，有個項目是要在某鄉村推廣“少砍樹，多養雞”。他一個揚州小伙子，初來乍到，一個人也不認識，怎么說服村民做改變呢？

“于是我只能挨家挨戶地串門，跟鄉親們喝茶、嘮嗑，甚至一起搓過麻將，差不多泡了一年，直到全村人都接納了我，愿意聽我的，這才把事兒給疏通了?！?趙翔雙手一攤，“自然哪里需要‘保護’呢？自然好好地在那兒，億萬年了，要說‘保護’，就是因為人的存在，人帶來的矛盾。管好了人，自然就被保護了。”

但是管人，天哪，一聽到這兩個字，我不由得放下二郎腿，下意識地摸了摸手機，又迅速摁掉。我想起在質蘭基金會的公眾號上讀到的一句話：“環保工作者時常陷入如何做‘人的工作’的泥沼之中，到村子里阿叔家喝茶嘮嗑遠比在山脊線上揀屎找豹更讓人感到‘頭禿’?！?/p>

兩周后，我如愿加入了山水自然保護中心，成為二〇二〇年度研修生。按流程，我們首先要去山水最具代表性的社區保護項目地“關壩”，在那里接受六天的培訓。直至出發前，我對環保的理念仍然和大多數人一樣停留在種樹、減塑的階段，不知什么是“社區保護”。對此，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給出的定義是個復雜的定語從句，我每個字都認識，連起來卻不知所云。

二

第一次在衛星地圖搜索“關壩”的時候，以令人眩暈的速度一層層放大：東方，亞洲，中國，西南，四川平武縣，木皮藏族鄉。

終于在2公里/1厘米的比例尺上，大頭針扎向了“一塊郵票大小的”村落。那一刻，顯示屏看起來就像一張墨綠色的皺紙，暗示著山勢之險峻，百分之九十三點七的森林覆蓋率。一條名稱令人遐想的河流——火溪河——從北到南，貫穿關壩村域，在地圖上勾勒了一道彎曲的白線；這條涪江一級支流，流淌著藏族白馬氏的血液，原名“奪補河”，與當地的“祭火”習俗有關。

在十公里的比例尺上，以關壩為中心，鼠標順時針游走著：

十二點鐘方向，甘肅白水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九七八年就成立了；

三點鐘方向，唐家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野生動物肉眼遇見率極高的天堂；

四點鐘方向，老河溝已成桃花源生態保護基金會的自然保護區項目地，在NGO圈的調侃里，那是馬爸爸看上的地方；

六點鐘方向，余家山縣級保護區有著戲劇性的歷史：一位老板原本計劃承包山林作為伐木場，剛剛把運木道路修好，就趕上天然林禁伐令；老板將整座山林保留，后來成了民營保護區；

越過九點鐘的小河溝自然保護區，十點鐘方向，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九寨溝只有一箭之遙，到了這一尺度，屏幕上翠綠的皺紙已見積雪皚皚、溝壑縱橫，像極了一個人的大腦溝回。

僅從地圖上就不難發現，從國家級到省級、縣級，民營、公益……各類權屬的保護區環繞著關壩村，彼此骨肉相連,血脈相通。當一只岷山A種群大熊貓進入這條核心走廊帶，穿過關壩村的森林時，有沒有臉盆那么大的獵夾埋藏在枯葉下，伺機咬住它的腳踝？當一溪清水流過關壩溝，匯入涪江，有沒有村民毒魚炸魚，或將農藥殘余垃圾肆意排入，威脅下游水質？畢竟，大自然是沒有圍墻的。

保護可以理解為協調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的影響，而棲息地周邊社區是人類影響最直接的來源。關壩這樣的社區構成了“保護的最后一公里”，它們拱衛著周邊棲息地的價值：是淪為一件政績櫥窗里的展品、一塊綠色的孤島，還是一片生態公平的和諧之地？

三

正值“817”特大洪水過去不久，所有參加培訓的山水研修生，從云南、北京、長三角等各地項目點，分頭前往關壩村集合。即使是在路網發達的二〇二〇年，最遠的三江源研修生仍要整整走上三天；而我們從成都出發，則要五六個小時。

過了綿陽界，205國道貼著涪江蜿蜒，水壩似乎比加油站更多，河流像一首永遠在排練中的交響曲，不停被蹩腳的指揮厲聲打斷。人們已永遠無法聽到這首交響曲本來的恢宏與清澈了。

在中國，大眾習慣了“水利清潔能源”的說法，對水壩習以為常，甚至頗帶自豪；但在歐美環保人士眼中，水壩的生態代價與經濟效益“冥冥之中有些不成比例的兇險”。

山水創始人呂植在“一席”演講中提及：“九十年代的時候，生態旅游在中國還非常少，我們做了非常細致的調查，四川平武縣這條山溝，哪個拐彎上有一棵杜鵑樹，哪個角度前面的村落和后面的雪山值得一看……花了兩年的時間來培訓，把這個地區所有值得了解的信息，和背后的地質、生物、歷史、文化知識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能夠向外人講解的故事……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之后，平武縣發生了巨大變化，采伐停了，新一輪水電開發又開始了。這一輪比上一輪掙了更多的錢，但是我們設計的那條路線上的景色都變樣了……”

據學者李晟之回顧，呂植一行人回到平武發現，杜鵑、雪山已消失在視線；只有礦山、工地、水壩……不絕于目。晚上，大家吃飯，喝了些酒，呂植極為罕見地當場落淚。眾人一時手足無措，懸箸噤聲——“當時我非常傷心，覺得我們幾年的工作抵不上一個推土機推一個星期……”

她叩問：“所有這些水壩也好，砍伐也好……背后都有非常合理的現實邏輯，我們能夠撼動那個邏輯嗎？是不是不撼動那個邏輯，就沒法做保護了呢？”

僅僅追求自然保護，或僅僅追求發展，都是相對容易的；唯有同時兼顧兩者，追求平衡，才是最大的難點——那意味著，不是正義對抗邪惡，而是正義對正義。

四

懷著相似的困惑，我們進入了木皮藏族鄉。205國道突然從絲滑的巧克力變成被耗子啃過的蛋糕，洪水沖毀的路段還在維修。車身顛簸起來，泥水濺到車窗這么高，涉過巨坑后，一輛輛地全都成了兵馬俑。我看著一大半懸空的路基下面，渾濁的涪江咆哮著口吐白沫，想起“817”洪水期間，網頁新聞上那張觸目驚心的照片：就在這條通往關壩的必經之路上，曾有一塊洗衣機大小的落石，砸穿了一輛小轎車，落在司機座位上。

馮杰跑這條路，不下一百個來回了。從研究生畢業起，他就加入了山水；他投入心血的關壩、李子壩、中壩，是山水最成功的幾個社區保護項目，這也是他的網名“馮三壩”的由來。每次介紹到這兒，他都會趕緊補一句：“諧音三爸，四川人都說我這是占便宜。還是叫我馮杰、馮哥都行?！?/p>

這個喜歡吃面食的北方漢子，看似大條，實則細膩，哪怕是跟晚輩說話，都會客客氣氣添上“不好意思啊，打斷你一下……”每到重要節日，他都會給團隊的成員買小禮物；在成員的生日或者歡送會上，他還會用那人的名字寫藏頭詩，留作紀念。無論是面對鄉村農戶、政府干部，還是NGO的個性青年，馮杰都能自然與其打成一片；我甚至驚奇地發現，有些四川老鄉跟我們四川籍研修生說話，彼此都聽不懂，卻能跟馮杰這個河北人一川一普地暢談無阻。對此，馮杰只是哈哈一笑：“剛開始也聽不懂啊，時間久了就好了。”

馮杰如今已經是一個兒子的父親。在家的時候，喜歡看成都的晚霞，會拍落日，發朋友圈；他還喜歡清晨早起，開窗看云，寫些小詩；但更多的時候，他都在出差、開會、寫方案、改報告。這總讓我想起John McPhee在《與荒野同行》這本書里對環保斗士布勞爾的描寫：“……正是他對山脈的摯愛，把他早早地從它們身邊拖開，拖進了被叫作摩天大廈的辦公樓中，拖進了國會的走廊上，拖進了臨時辦公的酒店房間內……”

為了自然，我們必須跟人聊，跟人磨，跟人先交朋友，再辦大自然的事。畢竟，大自然，是默不作聲的。

五

終于抵達了關壩。下車第一口深呼吸，空氣如清冽的泉水，透徹心扉。眼前是一條狹長的山溝，溝內溪水清澈見底，見不到一點兒垃圾。山谷間散落著民宅與菜地，兩邊的高山猶如墨綠色的金字塔群，一重重淡入天際。眼前的綠色讓人難以想象，僅僅三十多年前，我腳下踩著的這條村主道，就是當年伐木場的運輸通道?！巴肟诖值臉淙豢惩?，送去平武縣造紙廠。八十至一百二十元一噸的，是雜木紙漿。一百至一百二十元一噸的，是松木紙漿；那時候拉木頭一天可以掙到五六十元?！?/p>

不難想象“當時平武縣木頭車絕對是一景，拉五噸的東風車拉十八九噸”，泥水將車身和牌照完全糊滿；加高的貨斗里碼滿了木頭，高度快要戳到電線，褐色的尾氣，嘶啞的發動機……我們離這個鏈條并不遙遠：腳下的木地板，身邊的家具、紙。我們享用，但不（直接）承擔后果。我們就是經濟學里的外部性問題。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早已點破:“被最多人所共享的事物，卻只得到最少的照顧?！?/p>

在中國林業史上，有過好幾波亂砍濫伐的風潮是繞不過去的瘡疤；先是“大煉鋼”，后是一九八四年“林業三定”。均山到戶的政策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集體林一分，農民立刻將屬于自家的山頭砍完，因為“不知什么時候政策又變，林子就不是自己的了，不砍白不砍”。這就是貼現率的威力：當預期不明確的時候，未來價值的折現將會大大降低，股票暴跌如是，森林砍伐如是，因為行動者，都是人。人的世界里常常這樣：“扣子從一開始就扣錯了，到最后一顆才發覺?！?/p>

一九九八年的特大洪水，讓政府重視起長江黃河中上游的森林退化。二〇〇〇年，“天然林保護工程”啟動，退耕還林政策開始普及，生態得到了喘息。二十年過去，自然以令人嘆服的胸懷，默默地還原了部分次生林；恰如那句我已想不起出處的詩句：“僅以你消逝的一面，足讓我享用一生?！?/p>

見過了許多蕭條衰敗的村莊，關壩的面貌幾乎讓我吃驚。除了清幽的環境、安詳的民居，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那座嶄新的三層建筑坐落在村口，窗明幾凈，是新村委會。兩天后，研修生的培訓，也將在這里舉行。幾個村民忙前跑后，搭線纜的，安水管的，打掃衛生的……趕著給這棟新樓通水通電。每個人都給馮杰打招呼，熟絡得就像老朋友。

眼看研修生們第二天就要到了，馮杰有點著急能不能搞得定，唐虹回答：“肯定要通，必須通。”她的語氣十分篤定，儼然是這里的主人。來之前我就被告知，唐虹與馮杰，正是整個關壩保護事業的起點。

六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某個寒冷的下午，高家大院里聚集著一百來號人，烤著火盆，為村委會換屆選舉唱票。唐虹被選為村主任?；貞浧鹉且豢?，她沒有什么緊張激動的印象，只說是父親鼓勵她去參加選舉的，當時她只有二十五歲。選上后，唐虹的表態十分實在——承諾要改造基礎設施，要修好陽地山組的路，要改廚改廁。

口號提了，資金卻一直沒有。當選后的第一年，承諾的事一直沒法兌現，唐虹焦慮得“不堪回首”。壓力累積到二〇〇八年五月五日的一次培訓，坐在考察的中巴車上，當著許多上下級，她靠著車窗就哭了。回憶起那天的心情，她記憶猶新，因為“一周后，就是汶川地震”。

二〇〇八年后，災后重建的資金惠及關壩，唐虹反復找鄉上協調，總算落實資金，把村里的土路硬化了，改廚改廁也做了，兌現了當初的承諾，“恢復了一點自信”。但她并不打算止于此。當時正是勞動力外出打工的高峰年代，剩下的村民還在山上放羊放牛，環境影響不小。唐虹想模仿隔壁小河村的做法，在關壩搞養蜂、做品牌，替換牛羊養殖。她將這個想法一拋出，“沒有一個人看好”，就連本來的養蜂大戶也無動于衷；何況“突然叫人別養羊了，這是斷人家活路啊”。那會兒，她挨家挨戶地一遍遍磨嘴皮子，但得到的最好反應是沉默，最常見的反應則是：憑啥不養？又不犯法。

轉機總算來了，林業局陳佑平向唐虹推薦了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二〇〇九年秋天，平武水基金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聯合進行選點調查，對關壩進行了項目可行性分析。

馮杰那會兒也還是個剛畢業的小伙兒，剛來關壩的時候，唐虹和他私下里聊天，講起養蜂的事，兩人一拍即合。但到了村上正式開會的場合，村書記資格老，主導話語權，讓唐虹感覺“輪不上自己說話”,她當時只有二十六七歲，是個骨子里很害羞的姑娘。是馮杰在會上主動問：“唐主任，你不是對養蜂合作社有些計劃嗎？”這才讓唐虹有了機會開口。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關壩項目點本底調查；

二〇一〇年四月，水基金支持下，關壩村陽地山組太陽能安裝項目、木皮鄉關壩村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態養蜂產業發展項目啟動；

二〇一〇年六月，養蜂合作社改為股份制+會員制管理模式，啟動中蜂有機認證；

……

回看《關壩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大事記》，一件件里程碑仿佛自動彈立，但只有唐虹本人知道，整個過程“太難了，怎么說呢”，她捋著兩根掉落的長發，指尖搓著，對我說，“經常睡不著覺”。

著名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的公共選擇理論奠基之作《集體行動的邏輯》（一九六五年）一書中描述：“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存在強制手段，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p>

奧爾森的理論在唐虹身上得到完美的驗證。村里的養蜂大戶都不怎么理她，對集體合作社更是毫無興趣。唐虹為了說服他們加入合作社股份，只好生磨硬泡，一趟趟地背上臘肉、土豆、玉米酒，跟他們吃飯喝酒，聊天混熟。

蜂場位于關壩溝深處一個叫作“倒梯子”的地方。有個春天的夜晚，她在那兒跟蜂農們吃飯喝酒到半夜，“醉醺醺的，一個人從山上走夜路下來……一直走”，我以為后面埋伏著驚悚的情節，沒想到她話鋒一轉，“月光好亮……白天陽光也很暖，蜜蜂嗡嗡嗡的，我特別喜歡那種感覺，臘肉煨土豆你吃過嗎？香得不得了……” “蜂種是裝在麻袋里運過來的，我生怕別人動作重了，弄壞了啥的，親自跟著背上山，肩膀這些，全部磨破……”

從她眼神放光的樣子，我忽然看到了人類學家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中所說的“鄉紳精神”：立足腳下事，照管身邊人，他們不談世界格局、中美博弈，只是像個“溫州做打火機的”那樣，專心把身邊小事做成。

在當時，唐虹身邊沒有任何人看好養蜂合作社，甚至連身為工程師的丈夫都“想不通我為啥要折騰，氣得要離婚”。她的最后一線希望是一份五六頁的養蜂產業報告，自己寫的，拿去找鄉黨委書記尋求支持。

相比被選舉為村主任的那一刻，她更記得去找詹書記那次的緊張。一大早，她就戰戰兢兢地站在詹書記的門口，手里汗津津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幸虧那天沒有開會，詹書記就在辦公室，她進去，遞上報告。對方翻了翻，掃了第一頁，迅速跳到最后一頁，合上。

唐虹心里一沉。

好在詹書記說：“你這事兒，方向肯定是對的；鄉上確實沒得資金支持你，但我個人，絕對給你精神支持?！?/p>

精神支持這四個字，十多年后唐虹說起來還意猶未盡，“真是最后一根稻草，要是詹書記也潑我冷水，那我絕對放棄了”。

流動蜂農所養殖的主要是來自歐洲的西方蜜蜂（如意蜂），它們個頭大，性情兇猛，只偏愛大量開花、花粉量和花蜜量大的植物，對生態的貢獻很有限；而中華蜜蜂（Apis cerena subsp. cerena）與中國的本土植物協同演化了上百萬年，對蜜源不挑剔，能為意蜂不屑一顧的植物傳粉，保證植被的正常更新。保護中蜂，意味著保護整個植物生態系統，能在對自然干擾極小的前提下，帶來當地人的收入。

正是這些小小的中華蜜蜂，打開了“社區保護”的門縫，在“魚與熊掌”都要兼得的圓餅圖中間，重合出了一小塊可能性。山水抓住這個機會，向關壩村提供了大量支持：除了邀請專家為當地組織技術培訓，還用股份制的方式一邊注入資金，一邊吸引當地養蜂戶共同入股，組建了養蜂合作社。

第一份訂單非常漂亮，經過NGO的牽線搭橋，萬豪酒店集團與平武水基金按四十元/公斤的價格收購關壩蜂蜜兩千公斤；而此前,關壩村民依靠自己最多只能獲得十四元／公斤的銷售價。

一切順利得像夢，然而到了取蜜前夕，洪水沖走了百分之七十的蜂箱，只剩下大約四百個。唐虹為了交付這份兩千斤訂單，到附近的白馬鄉去收購蜂蜜。她過于急切，想著“節約成本，就只帶了合作社的李天才去付款拿貨”?；貋砗?，合作社的出納得知此事，氣急敗壞。一時間，謠言四起。唐虹這才意識到自己“太年輕太天真”，忽略了程序上應該先帶上會計、采購員去查質，然后才是讓出納付款。

等到這批蜂蜜被加工完成，送到萬豪酒店的全國店面出售，新聞里一片掌聲，熱鬧的眼神投來，山村沸騰了。唐虹“做夢也想不到蜂蜜可以放在五星級酒店里賣”。但夢的背后，始終有村民揪住報道里的偏差不放，“返利兩臺車，還有一臺去哪兒了”（另一臺車其實是基金會給了滎經縣的另一個項目）。唐虹一時間感覺百口莫辯，“那時候真的不懂，公開就是對自己的保護；越是公開，越是保護”。

唐虹并沒有給我吹噓她當時一心想養蜂的生態意義有多么前瞻，聊起當時種種折騰，她有種懷舊般的興奮，“可能別人看我，上躥下跳的，就像看猴戲一樣……但我是因為喜歡，是真的喜歡，把事情做成的感覺……尤其是喜歡跟山水這幫人，像馮杰這種，真的都是很純粹的人。”

說起如何一碗水端平，如何服人，她已儼然一位成熟的領導者，對帶人管事得心應手了。我們研修生的歡迎晚宴上，她來遲了些，大伙兒起哄，說要罰酒，她就落落大方端起酒杯抿了一下，給大家唱了一段《青藏高原》。從她端莊大氣的姿態，我完全想象不出她小時候“非常自卑，很害羞”的模樣；也想象不出她被迫去溫州打工的最后一年，因為太舍不得離開家鄉，在火車上哭得稀里嘩啦的情景。

我問她：“鄉村女性干部挺少的，你覺得你的女性身份對你是有幫助呢，還是阻礙更大？”

她坐在我對面，認真地想了五秒鐘，說：“我覺得是幫助更大?！彼H為肯定地回答。從二十五歲第一次競選上村主任開始，唐虹就活動在“人多口雜”的環境里，一舉一動都很扎眼。她早已考取了公務員，做過了兩地鄉長，“到現在最痛苦的還是跟人打交道……人多口雜啊，太難了”。

當一個村民說，“可以保護，但紅外相機別在我的山上安”，他的顧慮并非不可理解。畢竟對于一個普通村民來說，最實在的擔心就是，牛羊不讓養，樹不讓砍，我怎么活。

但“思想是降落傘，打開時才有用”。只要對欲望適當節制，總有一些可持續的選項，比如養蜂，能夠溶解保護與生計的對立，實現共贏。

七

二〇一二年的一個晴天，早上九點左右，喬良遠遠地看見一隊人馬出現在關壩那條村干道上，像是重要干部來考察的樣子。喬良不知道那是哪位領導，但他立刻將軍裝穿戴整齊，跑上前去，攔住了官員隊伍。

領導就在最前，后面的人發現突然闖來一個當地青年，頗有些緊張，好在那一身齊整的軍裝看著也不像是“來鬧事的”。喬良大大方方開口了:“領導你好，我叫喬良，是退伍軍人，我父親是抗美援朝戰士。我把退耕還林的補貼都拿來給家里的承包林種上了樹；我還想再種三十畝，但我沒有錢了，希望領導能幫我?！?/p>

當著眾人，領導掏出了兩千五百元，發話：“看好你，年輕人！二十年后我再來看你做到沒有！”

二十年時間還沒有到，喬良卻已經不滿足于當初的小目標了。返鄉后，喬良當選了村主任，后來又是村書記。當時，養蜂已經打響了第一炮，關壩有了太陽能熱水器、節能灶，減少了薪柴砍伐，“環境保護”開始漸漸滲透到普通村民的認知中。除了養蜂之外，喬良認為冷水魚養殖也是很好的方案，可以將社區生計需求與環境保護融為一體——這類魚基本上只在最清澈的天然水質環境中生長，既能帶來經濟效益，也能促使村民保護水質。

關壩溝最主要的冷水魚有兩種：俗稱“石爬子”的，是鲇形目鮡科石爬鮡屬，一種流水性低棲魚類，吸附水底石頭上，攀爬自如；俗稱“雅魚”或“白魚”的，是與石爬鮡伴生的齊口裂腹魚。

有村民回憶自己小時候：“一遇到夏天有山洪，山上有位婆婆，就在我家旁邊的河邊，用一個拖布一樣的武器，上面掛上蚯蚓，旁邊放一只水桶，石爬鮡一咬，她就一提，這叫‘梗魚’……父母偶爾也帶著我和妹妹去釣魚，半天就是一桶，掏出肚腹，抹點鹽，就在河邊生火烤著吃，香味記憶猶新。”

關壩溝的魚類原本很常見，但隨著森林退化，梯級電站修建，越來越稀少；加上這些魚對生境十分挑剔，難以人工養殖，石爬鮡的價格漸漸漲到本地六百多元一斤，市價最高時可達一千多元一斤。

喬良上任后，讓高明斌“把溝里的魚管起來”。

八

高明斌是個七〇后，個子瘦高，因為身體不太好，一直留在村里，是關壩組的組長。他年輕時候得過肺結核，“醫生說這是富貴病，累不得，要多休息，我就只能放羊”。有次修補羊圈，搬石頭，一用力，肺泡破裂，當場大吐血，差點沒了命。結核病得長期服藥，傷害了肝臟，他更沒法外出打工了。

雖然身體不怎么樣，高明斌卻是出了名的踏實肯干，心直口快，組長一職盡心盡力。在村里，人們習慣叫他“高隊長”。自從書記讓他“管溝里的魚”，他就一個人騎著摩托車，來來回回在溝里巡邏，喝止人們毒魚炸魚?！皼]有工資，沒有汽油補貼，就我一個人。”

外村的人為了撈魚，深更半夜跑進關壩溝，將漁網魚簍偷偷放到河里，幾十米放一個，第二天撈走；“這還算溫柔的”，遇到毒魚、炸魚的，環境破壞就更大。高隊長每晚十一點左右都要來溝里轉悠，經常半夜打著手電出來抓人——管理關壩溝在實操意義上，幾乎就等于跟人吵架。

一個不可忽視的細節是，根據山水的社區本底調查，當地村民的收入支出結構里，“人情支出”占比普遍較高。以旁邊的和平村為例，紅白喜事禮金占農戶家庭支出總量的百分之二十八，且百分之四十三點一的農戶人情支出在五千元以上，部分家庭甚至在一萬元以上的水平。

如此一個熟人小社會，彼此抬頭不見低頭見，要開口阻止誰，難度可想而知。更何況，經濟學家Elinor Ostrum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里提醒道，不僅燈塔、廣播、國防……“懲罰”也是公用品，可以搭便車——面對公憤，大家往往敢怒不敢言；畢竟，無論誰站出來“說句話”，好處是所有人分享的，壞處卻是那一人承擔的。

高隊長脾氣爽直，一把硬骨頭，無論逮著誰撒網捕魚，都敢沒收。為了杜絕外村人進來弄魚，他做了一根攔路鐵桿，橫在關壩溝路口，上了鎖，阻止車輛進入。外面的人是攔住了一些，但本村人進進出出，也只能找他，三更半夜打電話讓開鎖，高明斌也只好起身趕過來。有時候他有事不在，或者趕來的時候慢了些，等的人不耐煩，難免罵罵咧咧。

“我就是性子直嘛，脾氣暴嘛，別人不敢說的我敢說嘛?！备哧犻L管得兇了，得罪了許多人，到了公選巡護隊長的時候，村里人匿名投票，把他“選下去了”。他毫不避諱那時候非常寒心，很是受挫，面子上也掛不住，“就賭氣，不干了。書記再打什么電話，我就拖著。就不干、拖，看你能把我怎么樣”。

多年過去，高隊長坐在村委會門口的木墩子上說起這一段，捂著頭，腳尖仿佛在玩弄一只看不見的螞蟻，“最難的，還是人的管理啊，團隊啊”。很難想象這也是一個小學都沒有上完的山里人的煩惱。

改變竟然是《西游記》帶來的。在山水提供的一次培訓機會“綠色領導力”中，專家教導學員怎么帶團隊，怎么管人，用《西游記》舉例。高隊長對其他的抽象理論不感興趣，唯一記得“唐僧一個普通人，怎么能把孫悟空這種家伙管得住……你看唐僧有緊箍咒，但是也會給孫悟空縫衣服對不對”。

他現在一說起《西游記》的管理心法就滔滔不絕，畢竟，他的確是從那次培訓后，大受啟發，突然對“管理”開了竅。

“你要打個啥肉吃，可得悄咪咪的，不然坐牢的又不是我們，更不是當官兒的，還不是你自己，對不嘛？家里有個坐牢的，兒女上學也要受影響，是不是？” 如今的高明斌已經學會一套“柔術”，與過去的“硬干”不同，他現在會經常坐進農家院子里，跟鄰居拉家常，耐心勸說。“老百姓一聽，曉得你關心他，他就高興，他反而就不得去打鹿子了?！?/p>

高隊長和我聊起，不久前關壩村有人在后院燒玉米稈，煙霧躥上了半山腰，嚇得林業局一通電話打到村上來：“著火了嗎？干啥呢？”

高隊長一聽就知道誰家干的，趕緊打電話給羅向平：“快點回去!你老漢兒又在燒苞谷稈啦!”

過了一會兒，羅向平打電話回來：“我說沒用！他不聽我的！你快過來吧，你說，他才聽！”

高隊長為這個能證明自己威信的小事深感欣慰。順著他的指引，我走進了羅向平家的后院，著實驚喜了一把——那里是羅向平親手修建的一處小魚塘：貼著山壁，林木幽蔭，溝里的活水穿過清澈的魚塘，波光流溢。魚塘邊壘著幾塊特意搬來的巨石，錯落有致，配上旺盛的多肉植物，舊輪胎做的花臺，儼然一處僻靜優美的小花園。我躺那塊平臺般的巨石上，仔細往水里看：“魚呢？”

羅向平用一種自嘲般的歡快，一口回答：“水貓子吃完啦！”

水貓子的學名是水獺。它們的回歸，是關壩保護業績的一大喜事：水質恢復，魚類恢復，水獺也回來了。盡管這又帶來了下一步的人獸沖突問題——比如黑熊吃掉了蜂蜜，水獺吃掉了魚，等等——但大部分開明村民對于生態環境的好轉持歡迎態度。老一輩的養蜂合作社成員自發組織山林巡護，阻止盜獵、挖藥、毒魚炸魚的行為。他們的下一代繼任者們自稱“葫蘆娃”，高明斌、喬良也是其中之一。這批骨干成員遙遠地呼應著亞馬遜集團貝索斯那個著名的“兩張比薩餅原則”——最有活力的團隊規模，就是六至十人（一頓聚餐兩張比薩餅就夠）——恰如中國古老智慧所說的，“人多不干事兒”。

二〇一八年后，紅外相機網格化監測在關壩正式鋪開，“葫蘆娃們”跟著山水員工一起，跋山涉水，學著安裝和調試紅外相機，還要定期上山“換電池”“收數據”。這是科學做環境保護的必要手段，可以準確地用數據反映該區域到底有些什么值得保護的動植物，以及保護成績如何。

九

二〇一九年，桃花源基金會評選的首屆“最美巡護員”，讓這一群體被放在了聚光燈下，走進公眾的視野。但在現實中，社區的巡護行為大都是民間自發的，高隊長這類巡護員沒有國家機器的執法權，抓到任何人，也只能“口頭勸說”，最多“扭送派出所”；幾乎每一次巡護行動，他都面臨一句繞不過去的反問：“你又不是政府，你有什么權力管我？”

如果是在荷槍實彈的盜獵者面前，草根巡護員面臨的“無權”問題更加凸顯。三江源保護區措池村，“野牦牛守望者”是當地牧民自發的非正式保護協會，除了懷揣“管理局蓋章的巡護證”，他們并沒有別的合法手段與荷槍實彈的盜獵對峙。在不得已之下，“野牦牛守望者”給自己的巡護車噴上了“巡護”“檢查”等字樣，雖是未經允許的灰色手段，但多少可以增加威懾作用，保護他們人身安全。

在四川茂縣九頂山，巡山二十多年的余家華和兄弟們感召了附近村民自發“做眼線”，每次接到村民舉報的電話，余家兄弟操起鐮刀就上山。聰明的是，早在膠卷的年代，余家華就自費買了相機，對峙的時候，先當場拍下盜獵者的人證物證，比如手持土槍，或者背包里的獵套。在閃光燈的威懾下，“你們這是人證物證俱在，非法持有槍支武器！趕緊走！再也不準來!否則下次就直接送公安了哈”！

以上策略都充滿了民間智慧。最令我哭笑不得的是，就連高隊長自己也有一套自己的辦法：每當對方反問“你憑啥管我弄魚，又不犯法”的時候，他就回答：“那當然要管你了，我每個月領六七千塊錢，就是專門管這個魚的。你要打魚去別的地方打，反正不能在我們溝?！?/p>

在鄉村，“六七千塊錢”的概念足以讓對方暗自接受，“好吧，你是專門管事的”，而實際上，高明斌的工資最多只有一千二百元，夜巡一次四十元。“可要是我說一千多塊，那就沒有說服力啦!”

據心理學研究，有一個反常識的結論是——不是態度改變行為，而是行為改變態度。

人一旦做了某事在先，就會自發地將行為合理化，形成自我說服。究其原因，也許是人類天生有需要克服“認知失調不適感”，傾向于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

也許，利用這種心理機制，一開始有沒有環保態度并不要緊，至少在高明斌身上，從“讓我把溝里的魚管起來”的那一天開始，環保這一抽象概念，已通過無數次直接行動，漸漸內化為他的自我認同。從“要我保護”到“我要保護”的鴻溝，就這樣被悄無聲息地跨越了。

十

我去高隊長家那天中午，天氣終于放晴。院里停著他的那輛標志性的江陵摩托，多年來，他就是騎著這輛摩托來回巡邏關壩溝的。

“我們騎摩托車上山去吧，我想看看蜂場。”

“不得行，路剛剛才挖通，軟得很，摩托車吃不住?！备呙鞅缶芙^了我的請求，但找來另一位葫蘆娃孟吉，一起坐他的面包車上山。

機耕道曲曲折折，向關壩溝的半山腰攀去；剛剛挖通的塌方路段還很泥濘，輪胎壓上去像是棉花一樣柔軟。這條路的終點在“倒梯子”，再往深，就沒有機耕道了，是巡護路線的起點，只能步行。眼前出現一片空地，傳說中的“集體蜂場”看起來有點像一面巨大的壁龕。

“本來就要在這兒修堡坎，防塌方嘛，我們想，咋利用起來呢，后來就把堡坎修成格子狀的，每個格子里面放了蜂箱，表面安了鋼絲網，黑熊偷不了蜜?！蔽覇柛?，這些設計是誰想的，他說大家商量的。

“蜂衣，要不要穿上？”他們給我一套防護服模樣的東西，面罩是透氣的。我只在電視里見過蜂農穿上這身東西，感到新奇。穿上后，我也跟上前去瞧：蜂箱是一截掏空了的樹干，剖成兩半，平時合攏，只留一個小小的出口供蜜蜂出入。他們小心翼翼地取下了一個蜂箱，放在地上，慢慢解開兩端捆綁的鐵絲，打開——蜜蜂密密麻麻，大部分仍然貼在蜂巢上；一小部分嗡嗡地飛了出來，但大家都動作緩慢，誰也沒有被驚擾。

這時，有人拿起一把小鏟子，規律地，輕輕地，持續敲打著蜂箱；敲打了好一陣，蜜蜂嗡嗡地飛離，這才露出下面的蜂巢和蜂蜜。

“來遲了，來遲了，至少一個月之前就該取?！备哧犻L用鏟子撬開一塊蜂巢，甩到塑料桶里；過一會兒，又敲下一塊。蜂蜜像液體的陽光一樣流動著。

倒梯子蜂場盡頭，有一座兩層樓的小木屋，是巡護隊“白熊保護站”的辦公室，放置了許多巡護隊的工具：電池、電筒、靴子、頭盔。屋里貼著蜂場照管輪班表，合作社分紅細則圓餅圖。《保護小區大事記》是手寫的，字跡工整。

一張巨大的科研監測地圖，貼滿整整一面墻。在密集的等高線底色上，紅線方格劃出了200米×200米的紅外相機監測網格，覆蓋關壩四十點三平方公里的公益林。每個網格都有圖釘扎著一枚動物的小照片，從羚牛到黑熊，代表在那個位點拍到過的物種。

就在這張科研監測地圖旁邊，我看到了巡護隊收繳的土獵槍、獵套、獵夾。簡易者，只不過是一截精巧編制的尼龍繩，貝爺在《荒野求生》節目里用鞋帶就可以制成的那種，可以困住竹鼠、雉雞類小型動物；而鋼絲套就種類繁多了；最狠的是獵夾，小的有巴掌大，大的則有臉盆那么大，是用來捕捉羚牛或野豬的。曾有野豬被獵夾困住后，不惜生生咬斷自己的腿骨逃跑。高隊長親眼見過這么一截豬蹄留在空空的獵夾上，后來當他遇到一頭跛腳的野豬時，他猜測這就是當初那頭“勇士”。

高隊長給我展示起那段尼龍繩怎么用：“這樣繞……這端，捆一根樹枝，彈的，從這兒，插進洞口……這兒，扎上，看到沒？”他說得輕松，就像一位高級程序員向奶奶解釋算法；可我怎么也沒看出來，這怎么就能“抽完一根煙，就逮到一只竹鼠”。

十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動物保護專家喬治·夏勒在WWF的資助下，到中國西南山區從事大熊貓研究。他寫的《最后的熊貓》里提到，哪怕在臥龍自然保護區，也至少有三頭熊貓死于獵套。那些獵套是本地人用于捕殺麝、熊等大型動物的?！爸辛颂椎膭游飩兌紩@慌地往前沖，企圖掙脫，而這只會讓繩套越系越緊?！睕]有動物知道，只要后退，輕輕繞出圈套就可以了，從來沒有。

“人奸不曉得死活，猴奸不曉得解索”，當高隊長用四川話說出這句民諺的時候，我有點哭笑不得。

早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立法的五年前，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一名叫冷志中的村民因獵殺熊貓被捕。夏勒博士在書里詳細記載了那場法庭審訊的筆錄——

法官問：“你把肉怎么了？”

冷說：“帶了回家，我老婆用蘿卜燉了，我們吃了一點。味道不好，所以我們就拿來喂豬，我還送一些給我妹妹?！?/p>

當時，冷志中得到的判刑是兩年。

站在道德高地上眺望，“蘿卜燉熊貓”的荒誕與愚昧當然是一目了然的。但只是這樣嗎？真正的悲劇，不是正義對抗邪惡，而是當正義遭遇正義。只有從一切道德高地上撤下來，走進現實的平原，才有可能真正從源頭上解決兩種正義的沖突。

呂植在二〇一七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分享了一個細節——博士生期間，有次她跟著一名野外工作助理，走了一百二十里山路，去吃助理的家人的酒席。“走了一天，很累。第二天一大早，村子里突然人聲鼎沸，大人小孩都在叫。我好奇，就爬起來看，結果發現一只毛冠鹿被全村的人堵在一個角落里。這只毛冠鹿是一只懷孕的母鹿，它不知道為什么跑到村里來了，大家發現了以后喊打喊殺，我看見的時候它已經不行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看起來就要流產的樣子，我心里頭很不忍嘛，就想,是不是應該勸一下。

“正當我準備往前湊時，旁邊一個人回頭說：‘哎呀，你可真有福氣，來了就有肉吃！’

“我當時一下就語塞了。我知道這個村子很窮，他們一年就能吃到一次肉，就是過年的時候殺一頭豬，把這頭豬掛在房上把它腌起來，只有客人來的時候才會切下一小條給客人吃，小孩子也會眼巴巴盯著客人的碗。在這種情況下一只鹿被當成肉來吃，有錯嗎？”

呂植繼續說：“這不是一篇博士論文能回答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科學家能回答的問題，所以我開始琢磨，自然保護該怎么做?！?/p>

十二

杜勇一九七四年出生，是高明斌的同輩人，童年時代“火柴五分錢一匣，家里硬是買不起”。在關壩，他是出了名的好丈夫，夫妻關系溫馨和睦，門口掛著“五好家庭”的小小鐵牌。妻子意外去世后，他至今沒再娶。很難想象這個“好男人”，在少年時代是個“超社會的”，總能吆喝到大幫兄弟打架，在鎮上“橫著走”。

有了電話和BP機之后，招呼兄弟來打架反而變得越來越難了。畢竟，市場經濟已經席卷了鄉村，而打架不能當飯吃。一九九〇年，杜勇第一次離開家鄉出去打工，目的地是海南。他至今記得渡過瓊州海峽的慢船，整整六個小時搖啊搖，他吐得昏天黑地。暈船只是第一關，考驗剛剛開始。他們干的活兒是種樹，沒想到遇上颶風。幸好他反應快，將自己腰上的安全帶扣入了固定物，躲過一劫。

就在他身邊，工友們十指緊扣的雙手被生生吹開，像被什么隱形巨人拽走，一個個被甩到天上去了。杜勇眼睜睜看著身旁的工友抱著一棵樹，連人帶樹被刮走，風箏似的在天上飄?！拔覀円还踩チ肆桨耸畟€人左右，最后剩下的只有二十幾個?！焙Ｄ系慕洑v只有短短兩個月，卻叫他很長一段時間發誓再也不外出打工，還是“靠山吃山穩當”。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西南山地的農民上山砍柴、打獵、挖藥，本是傳統生計，索取也是有限的，畢竟斧子只有一把，手只有兩只，一趟累死了也只背得動一百斤?！安幌窈髞淼挠弯?、電鋸、卡車，一個人一天就可以剃光一片山。”

十六歲的杜勇開始跟老一輩人打獵。當時的獵人，一般三人一起上山，要帶燭紙，敬山神，求平安。打了“麝”這類高價獵物，叫作“搶山”；打了麂子、鹿這類普通獵物，叫作“偷山”。無論是“搶”還是“偷”，都得燒香還愿，感謝山神，否則日后必無獲、遭災。

但市場經濟很快輻射到了鄉村，當打獵不再是貼補口糧，而是進入買賣市場的時候，傳統約束很快讓位給鈔票。羚牛在一開始能賣幾百元一頭，相當于種玉米一年的收入；后來漲到一兩千，現在“怕是不止一兩萬”。獵人進山一趟極其艱困，所以從來都是“不打到獵物不下山”，如果三天口糧不夠，就省著吃，待上五天、七天，總要拖著獵物下山才算數。

后來七天也打不到一只獵物了。

野生動物很快被漫山遍野的獵套獵夾消滅。四川茂縣九頂山余家華回憶，最猖狂的時候，人們放火燒山驅逐動物，趕盡殺絕。

這是活生生的“公地悲劇”。一九六八年，美國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學》雜志上將Common Tragedy 這個概念加以發表、延伸，描述這樣一種情形：“公共草地上，每一個牧羊人都想要多獲利一些，雖然他知道過度放牧，草地可能會承受不住，但他不放，別人也會去放。而后所有的牧羊人都跟進，所以草地牧草耗竭，悲劇因而發生了?！?/p>

用經濟學的術語，這是“租值消散”的一種情形；用獵人的大白話，這是自己不搞別人也要搞，不搞白不搞；用人文的話語，悲劇一詞在古希臘，意味著“某種崇高的東西”崩潰了，而且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當動物越來越少，風險越來越大，外出打工的收益遠遠超過打獵，鄉村迅速卷入市場經濟旋渦，淪為空心狀態。杜勇又重新回到外出打工的隊伍。

十三

作為一名熟練鉆工，杜勇通常在工地與爆破組配合，打炸藥預埋孔。有天，突如其來的巨響仿佛是一列火車從頭皮上碾過去，巨浪般的搖晃感襲來，隧道中突然停電，盲黑，噼里啪啦所有東西都在往下落。煙塵劈頭蓋臉，所有人緊緊聚成一團，抱著頭，在灰塵的氣息中，聆聽黑暗中各種崩塌的聲響。

杜勇在隧道中蹲了漫長恐怖的十多秒，這大概是繼海南颶風之后又一次離死亡很近的時刻。搖晃平息后，在一片沉默的慌張中，他和二十多位工友追著兩把手電筒的微光，匆匆逃出隧道。所幸沒有人員傷亡。出隧道的第一時間，得知大地震，杜勇立刻狂奔到木皮鄉中學。確認女兒安全，他又立刻撒腿跑回家，看妻子。家里廚房的土墻塌了，人沒事。

地震成了許多四川人記憶的斷層，甚至一種紀年法。人們不提二〇〇八年，而說他們是“地震前結的婚”，這房子是“地震后修的”，諸如此類。杜勇修房子要花九萬，“但手里只有六千。政府補貼了二萬四，還差六萬。這六萬是低息貸款，靠四個月的打工，我就還完了”。

那是在河北，杜勇還是做鉆工。四個月掙六萬，對于一個農民工來說，意味著“一天二十四小時三班倒，全跟；工地機器二十四小時開著，人也是不休的”。

無論白天黑夜，炮工炸完，鉆工跟上，鉆工鉆完，炮工跟上，如此往復；見縫插針地打個盹兒就繼續干，吃飯是狗刨式秒殺?！澳莻€河北老板太黑啦! 八個小時一班，十六個小時算兩班，再多就不給我們算了，可我明明干的是三班倒，照理說我應該拿八萬。”

回來后整整兩個月，杜勇一直耳鳴，仿佛鉆機仍然在腦子里鏗鏗鏘鏘。他掉了二十多斤，瘦得像塊頁巖，體重再也沒能長回去。從杜勇身上，不難看到中國最典型的那批農村勞動力的縮影。憑借吃苦耐勞這四個字，他們奠定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石。

隨著地震后政府的基建投入，加上山水陪伴，關壩社區無論是硬件設施還是生態經濟都大有起色，吸引好幾位打工人返鄉，參與養蜂、日常巡護，學會布設紅外相機進行動植物監測，阻止盜獵。在公開的隊長選舉中，高明斌盡管沒有繼續擔任巡護隊長，但仍舊主要管理溝里的魚，負責關壩的“水”；而關壩的“山”，則交給了新的巡護隊長——杜勇。

憑借少年時代打獵的經歷，杜勇翻遍了附近每一座山、每一條溝；要說密林里找路，GPS都不如他厲害；要說生存技巧或追蹤動物，他的經驗和直覺無出其右。在給研修生們自我介紹的時候，杜勇就說，“反正，進山找我”。

畢竟，巡護絕不是簡單的爬山。

…… ……

（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1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