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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探索，是一部艱苦卓絕的歷史。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引進形態推向創造形態，從理論形態推向實踐形態，從實踐形態推向制度形態，逐步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這是中國共產黨一百年間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做出的最大貢獻。研究這段歷史，總結經驗教訓，對構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著特殊的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成就；經驗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其突出表現就是經歷著不斷中國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直接的領導者和真正的推動者，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如今的一百年間，為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做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指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過程，細致辨析起來，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實際相結合，從而去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文藝的實踐與理論問題；另一方面是對這一結合過程中產生的經驗教訓進行理性思考和總結提升，形成新的概念和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前者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革命文藝實踐中的運用過程，后者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革命文藝實踐中的創新過程。這兩個過程實際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內在統一、不可分割的。兩個過程統合起來，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實踐中螺旋式不斷上升的發展歷程。這個發展歷程蘊含著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獨具特征，對這個歷程的完整描述，就呈現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百年發展史。在這個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做出的貢獻和取得的經驗是馬克思主義文論史上的一筆寶貴財富。

一、總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需要科學方法論

正確看待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進程中的貢獻和經驗，是一個需要秉持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持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是無濟于事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這個判斷對于黨在文藝理論領域的歷史同樣是適用的。也就是說，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也有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創新、進行文藝理論創造的歷史。

討論百年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貢獻與經驗，就要對這段歷史有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就要“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絕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也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余。毛澤東1942年在談到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時指出，對“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要“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這就告訴我們，要從長時段來準確把握中國共產黨探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要堅持連續性和整體性的歷史觀，不被其中的細枝末節所迷惑，不被散落的碎片所遮蔽，也不能被遭遇的曲折所打擊，這樣才能抓住黨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事業中的脈搏與律動，才能認清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內在邏輯和理論邏輯的一致性，才能抵制各種歷史虛無主義的干擾和侵蝕。

在研究經濟范疇的發展時，馬克思指出，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也就是說，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中“范疇”的發展，都是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存在形式”“存在規定”或“個別的側面”的表現。我們把這個原則應用到分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范疇的發展中，就有理由說：由于其主體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是歷史決定的，是“既定的”，因而產生出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諸種范疇，表現的也都是這個主體“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的東西。換一種說法，即中國共產黨在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過程中提出的每一個范疇，不但有現實根據和學理依循，而且形成了一種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的要素。這種要素倘若用馬克思的話來形容，那“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我們對其中“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應格外加以發掘，格外給予重視，因為這里面隱藏著中國共產黨理論成功的秘密。

有學者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從根本上講就是探索中國道路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邏輯，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邏輯”。從文藝理論角度來看，亦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探索，從根本上講就是對中國革命文藝前進道路的探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邏輯，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革命文藝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如果這樣說能夠成立，那么在探討中國共產黨對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做出貢獻的時候，就有了觀察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就有了研究方法上的“指南針”。

二、中國共產黨早期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已經走過百年歷程，經歷了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傳播到應用、從應用到發展、從發展到創新的幾個不同階段。近代以來的中國文藝理論，“大致經歷了由古代傳統文論系統到西方近代文論系統再到馬克思主義文論系統，這樣一個不斷趨向新形態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反映出的恰是文藝思想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動而不斷變動的趨勢，是中國文藝理論自身不停地向更科學更先進階段攀登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那么是誰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種子播撒在中國大地上的呢？歷史證明，傳播主體主要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部分先進知識分子。“‘五四’前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也開始在中國傳播。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方面起了先鋒的作用。”在那個覺醒年代，正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像盜天火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一樣，擔負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傳播者的角色。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之初就清醒地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最適應中國現代文藝變革需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文藝理念與追求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是高度吻合的。中國共產黨人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找到了文藝奮斗的目標和宗旨，并真心實意地把它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贏得藝術解放和美學權力的思想武器。李大釗、陳獨秀、鄧中夏、瞿秋白、蕭楚女、惲代英等人在宣傳唯物史觀，闡明文藝階級屬性，呼吁文藝要服務民主革命、要反映勞工階層生活及作家要投身革命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那些論述，雖不夠系統，也不免模糊粗糙，“但這些主張畢竟是從‘五四’到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現實要求出發提出來的，也是他們把剛剛學得的馬克思主義運用到新文學建設上來的嘗試”。這種“嘗試”對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逐步中國化有重要價值。

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中國革命文藝實際的進一步結合，中國共產黨人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把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作為自己重要的任務。193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一經成立，便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理論確定為工作的指針，并很快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開始由間接地翻譯日本作家論述的蘇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向較系統、有規模、深入地直接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論著轉變。這個轉變的標志性成果，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三套叢書——《文藝理論小叢書》《科學的藝術論叢書》《藝術理論叢書》的陸續問世。“據有關資料記載，‘左聯’時期，翻譯文藝理論的書籍，約計一百三十九種”，其中主要都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表明該時期翻譯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比此前有了很大進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重要的文藝著述有不少被譯成中文，蘇俄一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如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文藝論著也被翻譯出版。“歷史地看，從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期間陳望道主編的‘文藝理論小叢書’，1929-1930年馮雪峰主編魯迅等譯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到1932-1933年瞿秋白編譯《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列寧論托爾斯泰》，再到1936年東京質文社出版的‘藝術理論叢書’，中國左翼文藝界對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接受走的是一個追本溯源的逆向過程，經歷了一個從混雜逐步走向清晰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瞿秋白、魯迅、陳望道、馮雪峰等人的功績是名垂青史、永不磨滅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譯介工作以及參與的激烈的“文藝論戰”，是在國民黨殘酷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進行的。毛澤東發出了感嘆：“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么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這個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強大威力，反映了由共產黨來領導文藝和文化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反文化“圍剿”斗爭的勝利，毫無疑問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創造了條件。

三、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推動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延安時期是個高峰。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革命文藝運動的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從接受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到結合實際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并使之走向成熟的標志，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中國革命文藝實際相結合的一次飛躍，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說上具有創造精神的生動體現。可以這樣說，先前的中國共產黨人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毛澤東則在思想上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具體實踐結合的系列問題，從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在中國大地上生根成長。《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回應了當時文藝界出現的各種矛盾，聯系整風運動和各抗日根據地文藝實際，徹底闡述了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去服務”的問題，徹底解決了文藝家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對涉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領域的幾乎所有問題，都作了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精神的分析，初步構建起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在整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文藝工作的相關重要論述，是繼毛澤東文藝思想之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新表述，是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工作正反兩方面經驗和文藝發展規律的理論結晶，是黨在改革開放以來對文藝理念、政策和要求的具體闡釋。可以說，“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完整的科學體系，鄧小平文藝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十分廣泛、豐富”，其代表性著作就是《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和中宣部文藝局根據相關論述編輯出版的《鄧小平論文藝》一書。江澤民關于文藝工作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在第六次全國文代會和第五次全國作代會上的講話》里。胡錦濤關于文藝工作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在第八次全國文代會、第七次全國作代會上的講話》里。他們的相關論述形成了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密切聯系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聯系當代中國文藝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他們的論述提供的實際是一種與新時期文藝實踐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基本觀念，是一個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具有新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體系框架和邏輯基礎，提供了正確認識新時期文藝現象、解決文藝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眾所周知，“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系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后果為基礎的”。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相關論述，都是應時應運而生的，都是同前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成果有繼承關系的。譬如，鄧小平說：“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考慮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鄧小平針對文藝發展既有變革意識、又有賡續精神。再如，江澤民提出要“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胡錦濤提出“一切進步文藝，都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之中。人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文藝創作的豐厚土壤和源頭活水。”這些論述，都緊緊抓住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與靈魂，并且給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四、中國共產黨譜寫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新篇章

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最新貢獻，就是對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探索。這一探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習近平總書記，代表性作品就是《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強調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總結經驗，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并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召喚和要求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的文藝理論界。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研究進入了新階段。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張力結構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進程展現出新的姿容，在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撐下，中國共產黨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探索。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進入新的形態。《講話》面對的是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新的歷史方位”，面對的是新的時代語境和文化環境，面對的是發生巨變的文藝實踐和文藝理論問題。《講話》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工作的經驗與教訓，為新時代我國文藝發展提供了方案、指明了航向；《講話》擴充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工具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增添了新內容；《講話》擘畫了構建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藍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上譜寫了新篇章。《講話》的功績，還在于它抖掉了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上的灰塵，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聲譽，重申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發展我國文藝事業不可替代的功能。《講話》擲地有聲地指出：“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這些論述，有力地遏制了一段時間以來文藝理論領域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和標簽化的傾向。

《講話》還批評了文藝界多年蔓延的一些不良習氣和作風，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創造文藝精品掃清了障礙，開辟了通道。如《講話》指出，在文藝創作上“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實際。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道路上，不僅是舉旗定向的“帶路人”，而且是醫術高明的“好醫生”。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涉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其論著除《講話》外，還有《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給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的回信》《給新近入黨的電影表演藝術家牛犇的信》《給中央美術學院老教授的回信》《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給中國戲曲學院師生的回信》《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等。這個不算完備的“清單”，足以說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是開了新局的，說明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得到了確立與拓展的。

五、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基本經驗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程，實際是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總結經驗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又以理論創新引領文藝變革的歷程。一百年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引進形態推向創造形態，從理論形態推向實踐形態，從實踐形態推向制度形態，完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一次次升華，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這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做出的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貢獻給人類文藝理論大廈的中國智慧。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取得這樣的成就，總結起來，經驗很多，究其要者，不外有三。

其一，始終把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哲學根基。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高明的地方。因為，有了唯物史觀，中國共產黨人就認清和把握了各個時期革命文藝的屬性特征；有了辯證法，中國共產黨人就懂得了“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實踐證明，堅持事物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并將其內化為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決策遵循，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以貫之的。這是中國共產黨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成功之道。正是由于掌握了這一哲學精髓，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才同各種假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劃清了界限。相反，離開這一方法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就會走到邪路上去。毛澤東當年就提出從事文藝工作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認為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鄧小平講：“文藝工作者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現象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明確主張，從事理論研究“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在總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經驗的時候，這一條是萬萬不可忽視的。

其二，注重調查研究，注重反思經驗教訓，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此基礎上促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這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作風的具體表現。客觀地說，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百年進程中，并不是沒有發生過偏差、沒有出現過失誤。但中國共產黨勇于正視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勇于吸取教訓。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我們共產黨人應該有很強的反思精神，不斷反省自己、完善自己。”這就促成了黨在反思中推動文藝理論不斷創新的局面。從歷史上看，沒有對20世紀30年代“文藝論爭”及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驗總結，就沒有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產生；沒有對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特別是“文革”十年文藝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就沒有鄧小平文藝理論的產生；沒有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文藝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就沒有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相關重要論述的產生。這些理論，都是中國共產黨推動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良性互動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繼承前人、立足當代建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新形態。事實證明，總結經驗本身就是一條經驗。不斷總結經驗才能促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不斷“具體化”，并“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

其三，堅守“人民本位”，始終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服務作為文藝發展的宗旨和方向。這是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力量之源，是實現中國共產黨初心使命的載體。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就是要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無論是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還是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無論是提出“文藝屬于人民”還是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中國共產黨一直把“人民”放在文藝觀最為核心的位置。“人民”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最響亮的詞語。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共產黨所使用的“人民”概念，有著嚴格的理論規定。列寧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我們知道，馬克思一向都是無情地反對那些認為‘人民’是一致的、認為人民內部沒有階級斗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煞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一范疇內使用“人民”概念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帶領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建設始終保持活力、始終取得人民信任的根本原因。

“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清晰的歷史更能夠昭示未來。審視中國共產黨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發展的百年歷程，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事業必將迎來更加燦爛的明天。

（作者簡介：董學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