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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大先生，小日子》

作者：菜饃雙全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08月

ISBN：9787521214277

定價：58.00元

魯迅的酒量

魯迅的作品中，“酒”實在是重要的元素之一。正因了酒精的作用，他筆下的人物立馬活靈活現起來。

即便阿Q這般貧窮的落魄人物，亦是常常需要飲些酒的，因此，與之有關的話題和行為，也常在酒店里展開。而形容枯槁的孔乙己的首次出場，索性直接安排在咸亨酒店中：“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迂腐之態，躍然紙上。而近乎寫實性質的小說《在酒樓上》，從頭到尾，整個故事的發生與展開，都是在酒樓上，酒一入愁腸，便成了傾訴情感的道具。

如果不喝點小酒，這些人物的生動性怕要差上三分。

酒于魯迅，亦是成長中深刻的記憶。

或者說，他的每一滴血液、每個毛孔里，都有酒的分子存在。

魯迅的家鄉紹興，乃是著名的紹興老酒的產地，鄉鄰街坊幾乎家家可以自行釀制，于這樣的氤氳香氣里成長，與酒的接觸必不會少。可以想見的情景是，在魯迅的少年時代，或者是悠閑的時節，或者是年夜的飯桌上，父親或其他男性長輩，鼓勵迅哥兒與他們喝一杯——這是制造其樂融融的歡慶氣氛的重要手段之一。

魯迅的父親好酒，酒量極大，無人對飲時，叫上大兒子與自己飲上一杯亦在情理中。

周作人說：“我的父親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能喝多少，只記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談天，至少要花費兩點鐘，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

紹興老酒屬于釀造酒，它以精白糯米釀造，酒精濃度在14度至18度。按其釀造方式可分為元紅酒、加飯酒、善釀酒及封缸酒（又稱為“香雪酒”）。

紹興老酒風味獨特，香醇厚道，這得益于當地甘洌的泉水、釀造的技術以及歲月的淬煉。

據說，紹興當地愛酒的人，甚至可以將一年所收糯米，全部用于釀酒。

由此可見，好酒者在這塊土地上從來不缺。

酒壇子打開，香氣四溢，魯迅的思緒必然無法停下，文采亦來得迅猛。因之，魯迅的文脈與故鄉，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周作人說，紹興人吃酒，幾乎全是黃酒，吃的人起碼兩碗，稱為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夠資格；實際上普羅大眾都有相當的酒量，平常之所以少吃，還是因為經濟關系，一般人吃上兩碗，不成任何問題。

對魯迅而言，亦是如此。種種跡象表明，他的酒量也著實不一般。

但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快成了一個謎。

與魯迅過往密切的親友，對這個問題大都閃爍其詞，語帶含糊，鮮有幾個人說清楚他的酒量。只有周作人曾明確講過這件事：魯迅的酒量不大，可是喜歡喝幾杯，特別是與朋友對談的時候，例如在鄉下辦師范學堂那時，與范愛農對酌。

許廣平的回憶稱，魯迅“絕不多飲”，但未交代酒量大小：“人們對于他的飲酒，因為紹興人，有些論敵甚至畫出很大的酒壇旁邊就是他。其實他并不至于像劉伶一樣，如果有職務要做，他個守時刻，絕不多飲的。他的尊人很愛吃酒，吃后時常會發酒脾氣，這個印象給他很深刻，所以飲到差不多的時候，他自己就緊縮起來，無論如何勸進是無效的。但是在不高興的時候，也會放任多飲些。”

曹聚仁的回憶，則顯得糊涂：“我和魯迅同過許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過酒，我知道他會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

曹聚仁因此揣測，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描述，便是魯迅自己的酒量：“‘一斤紹酒，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而好友范愛農要比魯迅能喝一些，要兩斤多。”

魯迅日記里，也常見到與朋友宴飲的記錄，他和郁達夫、許壽裳、蕭紅、蕭軍、林語堂、李小峰等人，都曾一起飲過酒。從這些人的文字來看，幾乎無人認真留意過魯迅的酒量，這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魯迅是理性的飲酒者，很少酗酒，少豪飲，以適度為宜，基本不多喝；二、魯迅喝酒，多為怡情，少作發泄，享受是其要義。

魯迅愛喝幾口，倒是不爭的事實。曹聚仁評價他“會喝酒”是對的，沒有相當的飲酒經驗和體會，肯定“不會喝”，只有經過切身體驗和感悟的人，才能體驗酒之妙處，才稱得上“會喝酒”。“會喝酒”不是一般的評價，大約也有兩層含義：一是愛喝能喝，二是知曉酒中真義，喝到恰到好處。

真正能體會酒之妙處的人，才稱得上“會喝酒”。

酒和毒品類似，能引人上癮，易成為精神的寄托物；但酒亦能提神，輕啜細品，酒入喉嚨，然后又進入五臟六腑，爬滿每一個細胞，令它們都鼓舞。五六分醉時，便可以忘記人世間一切煩惱，求得短暫的溫柔鄉，排解掉內心的寂寞和孤獨。但飲酒卻要有個分寸，倘若拿捏不住，使自己酩酊大醉，便會傷肝傷胃傷身傷心。

會喝與不會喝，便是看這分寸的拿捏。顯然，魯迅是會喝的人。當然，也不能不說偶有例外，誰還沒個失去理性的時候，魯迅是人，自然也有一般人之缺點。

當年魯迅獨身一人來京，到教育部做無聊乏味的公務員。他先寄居于冷僻清靜的紹興會館，人地兩生，不免常被孤獨侵襲，又不開伙做飯，大多時候自個兒在附近的餐館里解決，因此，寄情于酒，喝上幾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到后來，情況漸次好轉，身邊有了三五好友，常在一起把酒言歡，與住處紹興會館毗鄰的廣和居自然成為他們常去的酒館，廣和居主營魯菜，菜品未必對他的口味，但因為近，也算一件省心的事了。

教育部同事齊壽山對魯迅崇拜有加，魯迅也喜歡他的脾性，二人性格相投，一見如故，常于公事之余，神侃天下，盡得妙語，十分相得。因此，魯迅在日記中夸張地記載“晨頭疼，與齊壽山閑話良久始愈”，好的朋友如一劑良藥，友誼之融洽可見一斑。

在生活上，齊壽山稱得上魯迅的幫手，三十余次借錢給魯迅，助其擺脫困境。與這樣的朋友相處，十分快意也哉，不喝點小酒怎么行？

因此，魯迅日記里，便常可以讀到二人一起喝酒的記錄。試舉兩例，1915年9月10日晚，魯迅應邀去齊家吃蟹，席間痛飲，深夜才歸，但并不見有喝醉的提法；1925年8月14日教育部下令免去魯迅職務，三天后“晚往公園，壽山招飲也”，魯迅猝然遭難，受到當局打擊，朋友仗義置酒為之去驚，可見其用心良苦。

在北京的酒友中，除去齊壽山外，還有三位也著實親密，一是許壽裳，一是沈兼士，一是錢稻孫。許氏是魯迅的紹興同鄉，留日同學，終生摯友，曾參與魯迅人生的許多重大轉折；沈氏系北大國文系教授，著名小說家；錢氏則是魯迅的教育部同事，著名翻譯家。

酒要和好友一起喝，飯也要好友一起吃，魯迅雖則理性，但也是性情中人，痛飲之時，并無忌憚，放開而為之。但大多時候，他還是相當理性，細飲慢品，在友情的包圍中，體味酒之妙處。酒在此時，真有為友情加溫、為聊天助興之功效。

因此，若要較真，探究起魯迅真正的酒量，還真是難說清楚。即使身邊親友的記錄，也未必見得確切，因為各人憑了記憶去驗證，卻恰是未見另外場合下之魯迅。

一般的說法，大都認為魯迅酒量有限，不勝酒力——但這種說法未必靠得住。

他的親密酒友沈兼士的話就推翻過這個論斷：“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總是幾瓶幾瓶的喝，以后又覺得喝啤酒不過癮，‘白干’‘紹興’也都喝起來。”

許欽文的回憶也支持沈氏的說法：“他的喝酒實在也有點兇，且不說在酒的本身上面；有一回，他把酒拿到老虎尾巴里喝（老虎尾巴是指魯迅的住處，筆者注），下酒的是小小的一碟炸餛飩，他把胡椒粉接連加了三次。”又說，魯迅常叫人“買十個銅子的白干！”，十個銅子，在當時差不多買一斤左右便宜的白干，這酒量可謂不小，當然，他也未必一次給喝完。

其實，凡愛喝幾口的人都明白，飲酒這事，跟天時地利人和有關系，在什么地方喝，在什么時間喝，和什么人喝，都很重要，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一杯兩杯可以醉，一瓶兩瓶卻也可以清醒如初。同一個人，不同年紀，酒量也有很大差異，所以酒量大小這件事無法一概而論。

酒桌上的交往是魯迅與人交往的重要方式，許多的文人和朋友，便是在這酒席之上相識并相知的，但也是這酒桌，令他與人產生罅隙和矛盾。

唐弢在《次會見魯迅先生》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在酒桌上，魯迅批評林語堂，說他“每個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這隱隱讓林語堂不快。終于，又一次酒桌上，因相互間久存的誤解，倆人大吵一架，自此雙方隔閡甚多，終成陌路，不再聯系。

魯迅向來是酒桌上的中心人物，他對于任何事，本就有自己鮮明的主張，因酒精的刺激，則這主張更顯精辟。與知心的朋友一起喝酒，他向來是談笑風生，逗人發笑，根本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樣嚴肅。

魯迅飲酒的次數甚多，據蕭振鳴《魯迅與他的北京》統計，魯迅日記中僅與廣和居相關的宴飲記錄就有六十四次，其中不乏“甚醉”“頗醉”“小醉”。

如此一想，魯迅只在北京一地參加過的酒局就頗為可觀了。

《兩地書》中，他與許廣平關于飲酒的探討也頗不少，隨手便可摘出幾例。

我已不喝酒了，飯是每餐一大碗。（魯迅1926.9.14）

祝快樂，不敢勸戒酒，但祈自愛節飲。（許廣平1926.9.18）

是日，不斷的憶起去年今日，我遠遠的提著四盒月餅，跑來喝酒，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有什么法子呢！（許廣平1926.9.23）

我身體是好的，不喝酒，胃口亦佳，心緒比先前較安帖。（魯迅1926.10.28）

這幾天全是赴會和餞行，說話和喝酒，大概這樣的還有兩三天。這種無聊的應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即如這封信，就是偏私里三點鐘寫的，因為赴席后回來是十點鐘，睡了一覺起來，已是三點了。（魯迅1927.1.6）

他今天還要辦酒給我餞行，你想這酒是多么難喝下去。（魯迅1927.1.6）

果然是“酒精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好在他有一點，對自己酒量有比較科學和正確的認識，到一定程度，別人再怎么勸酒，他是決不再喝了。

魯迅自認并不嗜酒，這一點他曾多次強調。

1925年，他在文章中交代：“我向來是不喝酒的，數年之前，帶些自暴自棄的氣味地喝起酒來了，當時倒也覺得有點舒服。先是小喝，繼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減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經害了腸胃。現在有時戒除，有時也還喝，正如還要翻翻中國書一樣。但是和青年談起飲食來，我總說：你不要喝酒。聽的人雖然知道我曾經縱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1926年，時在廈大教書的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里說：“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興和太憤懣時就喝酒，這里雖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無須喝了，況且我本來沒有癮。”

可以看出，對酒，魯迅基本沒有特別大的癮，雖一度“曾經縱酒”，情緒起伏時、“太高興和太憤懣時”喜歡來點，但基本是點到為止。

但酒一度成了論敵攻擊他的理由。

1927年始，創造社對魯迅有一波聲勢浩大的攻擊，這波攻擊持續了足足有三年時間。

如葉靈鳳，曾在上海《戈壁》雜志第1卷第2期上發表過一幅題材為《魯迅與酒》的漫畫，據《魯迅全集》注釋，這是一幅模仿西歐立體派的諷刺魯迅的漫畫，并附有說明：“魯迅先生，陰陽臉的老人，掛著他已往的戰績，躲在酒缸的后面，揮著他‘藝術的武器’，在抵御著紛然而來的外侮。”

魯迅曾在《革命咖啡店》里回應：“葉靈鳳革命藝術家曾經畫過我的像，說是躲在酒壇的后面。這事的然否我不談。現在我所要聲明的，只是這樂園中我沒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騙人。”

如馮乃超，批魯迅“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魯迅1929年6月1日寫給許廣平的信里也提到：“在上海，創造社中人一面宣傳我怎樣有錢，喝酒，一面又用《東京通信》誣栽我有殺戮青年的主張，這簡直是要謀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

1934年，魯迅給蕭軍蕭紅的信中說：“我其實是不喝酒的；在疲勞和憤慨的時候，有時喝一點。現在是不喝了，不過會客的時候，是例外。說我怎樣愛喝酒，也是‘文學家’造的謠。”

按理說，別人喝不喝酒、喝多喝少，也并不關創造社什么事，但因為他是魯迅，他那么“醉眼陶然”地來一下，就成了別人攻擊他的理由，確實冤枉。

魯迅對酒雖然沒大癮，卻總愛喝點，許廣平亦曾因此特別擔心他的身體，尤其是到上海后。

就魯迅的飲酒問題，她曾向郁達夫求教：“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么酒好？”

郁達夫提供的答案是黃酒。

許廣平很無奈，告訴郁達夫魯迅喝黃酒老要喝很多，所以換給他喝五加皮泡的黃酒了，但五加皮酒性烈，她便在平時把瓶塞拿開，好讓酒氣消散些。

郁達夫借此機會，很是認真地為許廣平普及了一番酒水的常識，并告訴她，選擇是優質的陳黃酒，第二選擇是啤酒。至于五加皮泡的酒，為健康計，還是不要喝了。

我的結論是，魯迅的酒量比一般人大不少，也能喝、會喝，但他大多時候適可而止，酒品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