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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20年的新冠疫情，讓韓國作家們把目光轉向恐懼、歧視、隔絕與集體暴力，科幻小說家則從時間、生命、語言的角度做出了深度回應。重大危機之下，2020年的韓國文學依然憑借其自主性和成熟的現代文學機制，在慣性中保持著健康的新陳代謝。韓國文學形式與內容的變革，文學外在與內在疆域的擴大，雖在業已固化的軌道內自然發生，卻又不斷沖擊著文學場域的邊界。而多位作家拒絕李箱文學獎的事件，與日趨成熟的女性寫作一起，正面反抗資本、權力和制度的傲慢，為多重危機下的韓國文學探索著突圍之路。

關鍵詞 韓國年度文學研究 新冠 科幻小說 文學機制 文學場域 女性寫作

一、新冠疫情與韓國文學的應對

回望2020年，在這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困擾韓國人的除了多達五萬人的感染規模和高強度的防疫投入，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恐懼和孤獨。作家金愛爛認為，韓國人在2020年普遍經歷了收入銳減、活動受限以及人際關系萎縮的痛苦與孤立。意外的是，雖然近年來給世人留下了“文學積極介入社會”的印象，2020年的韓國文學卻嚴守其藝術自主性，并未對疫情進行大規模的直接強烈回應。《文學與知性》《創作與批評》《文學村》等韓國主要文學期刊雖然都刊發了新冠專輯，組織作家、評論家從共同體、不平等、生命政治、生態主義等角度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進行了嚴肅深刻的探討，但對于即時創作與新冠疫情相關的作品，大部分韓國作家保持了審慎的態度。其中原因，除了部分作家在危機中自覺回歸到普通人或者一個“行動的知識分子”的位置，用現實的行動做出回應外，新冠疫情在韓國依然處于現在進行時，作家對于無法確保藝術創作之距離感的擔憂——其中自然包含了對文學過度介入現實的反思和作家的自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部分韓國作家可能和在“世越號事件”三年后推出《外面是夏天》的金愛爛一樣，依然處于不斷“向自己提問”的過程之中。

在以疫情為晦暗底色的2020年，韓國文學的社會作用，首先體現在為危機中的人們提供心靈的安慰。2020年度韓國詩集的銷量大增，贊頌自然的美好、神秘和人生中的孤獨、悲哀的羅泰柱，關注愛與死、歌唱笑與淚的抒情詩人鄭浩承，專注于箴言、靈魂、內心寧靜的克里希那穆提式的詩人柳時華，這些詩人的作品占據了詩集暢銷榜的前列。孤獨、焦慮、缺乏安全感的文學讀者對心靈安慰的渴求，在疾病危機下被急劇放大。同樣，年輕詩人李元河的處女詩集《我住在濟州，不太會喝酒》能夠暢銷萬余冊，也得益于詩人對“小確幸”的關注，作品幫助在無休止的疫情中看不到未來的人們找到了暫時的休憩場所。雖然早有論者指出韓國進入了“需要安慰的時代”，但文學安慰心靈的作用，終于借助抒情詩歌，在疫情嚴重的2020年凸顯至前所未有的高潮。這似乎印證了阿多諾對抒情詩缺乏正面介入社會性的批評：“抒情詩與現實的距離成了衡量客觀實在的荒誕和惡劣的尺度。在這種對社會的抗議中，抒情詩表達了人們對于與現實不同的另一個世界的幻想。”

相對于詩歌的迂回，小說無疑比其他文學形式更有能力和資格介入社會。作家崔銀美的短篇小說《在這里我們相對而……》以其一貫鋒利的文學語言描寫疫情下日常關系的破裂與歧視、隔離問題，獲得了2020年度的韓國現代文學獎——這當然是文學界對其敏捷反應的褒揚。以疫情為主題的小說集《COVID-19的春天》匯聚了金知洙等八位關注現實的韓國作家對疫情下的失業、離別、死亡和深藏其中的社會結構問題的思考。吳銀的短篇小說《聚餐》則讓主人公在與同事線上聚餐時找到了共同體的感覺，發現了危機中的溫暖和珍重。但無論是現實批判還是希望展示，這類對危機做出及時反應的文學創作，在韓國尚難逃過缺乏深刻思考的評判，作品的生硬和缺乏節制，也嚴重影響了其文學成就。倒是近年在韓國備受關注的科幻小說作家，通過未來視角獲取足夠的審美距離，對肆虐全球的病毒大流行給予了文學的深度回應。

《大流行：六個世界》收錄了六位科幻作家的作品。其中，深受年輕讀者喜愛的金草葉在《最后的萊奧尼》中描繪了代號為“3420ED”的人類定居點被病毒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和恐怖所摧毀后的末日景象。作家以其一貫開闊的視野，在克隆人和有思考的機器中尋求未來價值，對永生的虛妄、隔離的危害、人與機器的共存進行了有意義的思考。杜娜《來自死鯨里的人們》想象了一個只有茫茫大海的星球和一些只能生活在類似于鯨魚的巨大有機漂浮物上的人類。當作為棲息地和生活來源的一條條鯨魚因傳染病陸續死亡后，主人公坐在逐漸融化的冰山上，憑借最后的希望續寫人類故事，暗含了對氣候變化和傳染疾病的反思。《大流行》中最發人深省的作品是裴明勛的《對cha、ta、ka、pa的渴望》。小說時間點設定在了2113年，一個學生在寫作關于2020年的歷史論文時發現，2020年的棒球比賽上竟然會有人吐痰，更讓他震驚的是，在此之前吐痰這種行為竟然是未被嚴令禁止的。這讓2113年的未來人類對野蠻的2020年充滿了厭惡。在這部通篇使用反諷手法的作品中，最令人驚嘆的是，小說的寫作使用了所謂的2113年的語言——所有的單詞中都沒有爆破音cha、ta、ka、pa——這當然是為了防止唾沫飛濺。小說展示了作為語言存在的人類為渡過疾病危機進行多么嚴重的自我閹割，惟其漫不經心，更加驚心動魄。

以登門診療為職業的小說家洪鐘源認為，快遞或者上門服務不是投遞，而是傳遞，是連接一個存在與另一個存在的媒介。在《我是來自未來的醫生》中，洪鐘源醫生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斷為一種強迫隔絕與孤立的疾病，而治療的終極處方在于“相見”——以傾聽他者，理解他者為基礎的會面，將是隔離時代一切疾病的未來治愈方式。

面對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韓國作家提供的解決方案中，尤其強調了見面與接觸的珍貴。他們的寫作提醒我們，為了讓見面和接觸重現，讓日常、勞動、旅行、親吻和握手恢復正常，除了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種外，更要有對生命、環境和社會結構的根本性思考。

《朝鮮日報》，圖片源自百度

二、機制的慣性與疆域的變化

除去對疫情并不普遍的回應，2020年的韓國文學表面上同往年并沒有什么兩樣：新作迭出，舊作熱賣，選拔文壇新人，為知名老將授獎。韓國文學形式與內容的革新，理念的碰撞與演進，文學版圖的擴大或縮小，似乎都在業已成熟固化的軌道內自然發生。這種巨大沖擊下的風平浪靜和運轉良好，首先是韓國文學自主性的體現，也表明當下的韓國文學依然保持著良好的代謝能力和足夠的內在活力。

2020年度，《朝鮮日報》《韓民族報》等報紙，《文學與社會》《創作與批評》等文學期刊，以及大山文化財團等基金社團繼續選拔文學新人，保證了文壇新鮮血液的供給。小說家黃貞殷推出以女性、家庭為主題的小說集《年年歲歲》，金衍洙推出以在北朝鮮度過后半生的著名詩人白石為主人公的小說《七年的最后》，鄭世朗創作了以女性主義藝術家沈時先快意恩仇的一生為題材的《從時先開始》，分別獲得50位小說家評選的年度小說前三甲。曾獲布克獎的小說家韓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把夜晚放進抽屜》，小說家孔枝泳、金薰、姜英淑、權志羿，詩人樸瑩浚、金杏淑、安度昡、李杰妮、金敃廷也都筆耕不輟，在2020年推出了高質量的新作。

本年度韓國文學創作中最引人矚目的，反而是一批年逾八旬的老作家旺盛的創作力和不斷自我革新的勇氣。81歲高齡的旅美詩人馬鐘基在2020年推出了第12部詩集《天使的嘆息》，作品還原了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疫情面前愈發堅定信仰的過程。同齡老詩人黃東奎出版了人生中第17部詩集《哪怕是今天一天》。詩作中直面死亡的輕松與明朗態度，讓人聯想起自《風葬》以來詩人對死亡的執著拷問。從2010年以來，以寫作最后一部詩集為生命支柱的黃東奎，罕見地在詩集后面附上了兩篇散文，坦承了自己對音樂的癡迷和對“戲劇抒情詩”的探索。此次詩集中耀眼的活力與創新，讓人們看到這位老詩人的身體里似乎永遠住著一個少年，不斷嘗試，從不滿足，在文學創作的領域里依然“如一顆發射出去的炮彈，尚看不到下行曲線的痕跡”。

黃皙暎與廉想涉，圖片源自必應

本年度的萬海大獎頒給了81歲的小說家金周榮和77歲的詩人慎達子，這既是對兩位重量級作家幾十年文學成就的肯定，也是向他們耄耋之年依舊不斷推陳出新的致敬。同樣以旺盛精力推出新作的，還有韓國現實主義文學旗手黃皙暎。已經77歲的老作家在2020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鐵道員三代》，使用“薩滿現實主義”手法描述了從日本殖民地時期到2015年，韓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殖民地國家進入全面工業化的過程中三代產業工人家庭的喜怒悲歡。小說的時間起點設定在殖民地時期，有接續韓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三代》（廉想涉著）的雄心；內容上關注韓國文學史上長期被忽視的產業工人群體和勞工運動，延續了黃皙暎左派進步作家的立場；形式上大量借用了韓國傳統民間故事，讓死去的人物在夢幻或現實中不斷興風作浪，將黃皙暎在巫俗儀式、盤索里說唱、民間故事等東亞傳統敘事中拓展現實主義的形式探索推向了新的階段。

或許是借到了電影《寄生蟲》獲得奧斯卡獎的東風，2020年韓國文學在海外的影響力大幅提升。兒童文學家白希娜的《云朵面包》獲瑞典林格倫紀念獎，詩人金惠順繼上年獲加拿大格里芬詩歌獎后，憑借詩集《一杯紅鏡子》入圍本年的美國最佳圖書翻譯獎。何成蘭的小說集《藍胡子的第一個妻子》入選美國《出版人周刊》年度十佳圖書，小說家金英夏的《殺人者的記憶法》被德國媒體評選為4月份最佳推理小說。孫元平廣受好評的長篇小說《堅果》獲得日本書店獎翻譯小說獎，金翌得的詩集《歇斯底里》憑借翻譯家萊文·杰克的出色翻譯，同時獲得了美國文學翻譯協會國家翻譯獎和西恩·斯特雷克亞洲翻譯獎。

聯想到近年來韓江獲布克獎，黃皙暎進入布克獎長名單，金愛爛《外面是夏天》的中譯本入圍2020年京東文學獎，李滄東小說集《燒紙》的中譯本入圍單向街文學獎，可以說，韓國文學界期待獲得“世界性關注”的多年夙愿已經逐步化為現實。喜出望外的成功，當然得益于韓國電影、流行音樂等文化產品在世界范圍內的廣受贊譽：這讓當代韓國文學作品終于處在了聚光燈下。這也更是因為新世紀以來，韓國文學在與世界文學的同步交流中激發了豐富的想象力，在作品主題和書寫方式上有了質的飛躍。而對于社會現實的執著介入和對女性問題的痛切追問，讓韓國文學在國際上有了東方神秘、戰爭傷痛、南北對立等刻板印象之外的獨特魅力。

金愛爛與《外面是夏天》，圖片源自百度

相對于在世界范圍內的開疆拓土，韓國文學的敘事空間也更加世界化。曾連續三年獲青年作家獎的金成重在小說集《艾迪或者艾秀麗》中，把多個故事的空間設置為菲律賓、意大利等地，甚至敘事中的人物也都變成了外國人，進一步承繼了近年來韓國小說在敘事空間上擺脫了國界束縛、獲取更多敘事自由的趨勢。將敘事空間的世界化推到極致的，是白秀麟的小說集《夏天的別墅》。喜歡以巴黎為背景進行創作的白秀麟，這次她的作品集既收入了韓國女性與法國男性的婚姻故事《時間的軌跡》；也有與德國老夫婦同游柬埔寨時思考種族與愛情問題的《夏天的別墅》；甚至在講述母女之間復雜情感的《暴雪》中，也讓母親拋棄了在韓國的家庭，與情人一起到美國開始新生活。但是，白秀麟小說中的異域空間，與其說是作品展開的背景，不如說是敘事希望抵達的目的地。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大多是學業優秀、生活富足的中產階級模范生——都具有一種獨特的“消極和渴望”的特質，她們留戀安逸，又憧憬逃離，喜歡孤獨，又期待著與他者的結合。于是她們對陌生的、從未去過的世界總懷有一種心悸的渴望，但最終選擇了原地不動。

真正沖擊韓國文學疆界的，是日益受到重視的流散文學。2020年韓國長篇小說最高獎東仁文學獎頒給了講述斯大林時期朝鮮人遷移史的《流浪的土地》，展現了韓國文學界對流散文學的認可。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學之都富川市決定將長期籌劃的獎項定名為“世界流散文學獎”則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未來指向。在《流浪的土地》中，作家金息把敘事空間設定在了一個裝載著27個朝鮮人、從遠東開往中亞的火車車廂里。在這個貨物、牲畜和突然被趕進來的朝鮮人雜處的空間中，從故鄉艱難遷移到蘇聯遠東地區的朝鮮人被歷史的暴力裹挾，在移動的、封閉的、看不到盡頭的車廂里展現了他們在夾縫中艱難求生的辛酸往事。小說通過封閉空間中的大量對話體現了戲劇性，借助列車的時間空間移動提供敘事動力。作家對于敘事的碎片化處理和大量的空白、跳躍，使整部作品擁有了廣闊深厚的史詩力量。通過對幾個韓國家庭的生活史進行冷靜詳盡的記敘，金息把在現代性暴力中不斷破碎、沖突、聯結、重構的主體擴大到了整個民族，憑借對韓國現代史中被刻意遺忘的中亞移民史的關注，喚醒了現代韓國的流散屬性。金息對歷史中的流散性的這種開掘和旅美韓裔作家、中亞“高麗人”作家等流散身份的寫作者對當代流散現實的關注，共同構成了當下韓國文學中立體的流散文學圖景。對于在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中一直以檀君后裔、單一民族自居的韓國來說，其沖擊性之巨大將在未來進一步凸顯。

三、女性寫作與規則重建

2020年韓國文學界的一大事件是多位作家拒絕接受李箱文學獎的不公正條款，迫使李箱文學獎停頒一年。2020年伊始，李箱文學獎（優秀獎）獲得者金錦姬就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因無法接受李箱文學獎的著作權條款，自愿放棄領獎。她指出，文學獎主辦方文學思想社以出版《2020年度李箱文學獎獲獎作品集》為由，要求作家出讓著作權三年，且在出版自己的小說集時，不得以獲獎作品標題命名，這使得文學獎從對寫作者的獎勵變成了一種榨取，是對作家勞動的極度不尊重。隨后，獲獎作家崔恩榮、李起昊等人也加入拒領行列，2019年度李箱文學獎（大獎）獲獎者尹異形宣布返還獎金并從此封筆，不再從事文學寫作，最終迫使文學思想社修改了相關條款，停頒李箱文學獎一年。

在韓國文壇——傳統的純文學場域中，文學思想社既是文化生產者，又是（交換/使用）價值評判人，屬于布爾迪厄所說的“統治者”。這一事件中真正激怒作家，讓她們對文學感到幻滅的，不僅是老牌出版社的傲慢和具體工作人員的粗疏，更是文壇權力對于作家勞動價值的不屑一顧。在純文學難以通過商業價值獲取意義的韓國，對勞動價值的否定無異于拔除了作家僅存的立身之本。所以作家尹異形表示：“對于該獎項的抗議，除了永遠停止作品創作以外，并沒有其他的方法。”

在韓國特殊的文學場域中，作家對于文壇權力和文學生產制度雖多有不滿，但新人選拔、文學期刊發表作品、結集出版、獲文學獎的固定模式中既存在文化權力和不公正制度的運轉，也是作家通過認可游戲規則獲得象征資本的過程，所以寫作者長期以來都采取了默認乃至合謀的態度。2020年度金錦姬等作家對李箱文學獎的拒絕、揭露和反抗，預示著這一持續多年的權力規則出現了重大裂痕。這必將深刻沖擊韓國成熟的文壇制度，也會進一步打破長期自主、獨立，同時也日趨封閉、落伍的韓國文學場域。

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針對此事件的調查顯示，年長者、男性、加入社團的作家遇到過更多的文學界不公正慣例。而在李箱文學獎事件中，最先站出來發聲、打破多年潛規則的，卻主要是年輕的女性作家。這同時凸顯了男性作家對既有制度的默認與韓國年輕女作家日趨獨立、勇敢的應對姿態。

雖然從1990年代起，女性作家在韓國文學界的重要性就日益凸顯，但似乎從未像2020年一樣，呈現出如此絕對性的優勢。2020年度的韓國文學暢銷書榜和50位韓國作家評選的年度小說排行榜中，女性作家占據了絕對優勢，甚至前十名中只有金衍洙一位男作家。而本年度的長篇小說最高獎東仁文學獎的入圍名單，則歷史性地全部由女性作家組成。這就使得女性讀者帶來女性作家的論調甚囂塵上。因為這一現象直接呼應了網絡書店YES24的調查數據：韓國文學讀者中女性讀者占比遠高于男性，崔恩榮、金草葉等作家在20至30歲女性讀者中的受歡迎度占絕對比重……但每一位頭腦清醒的評論家都知道，這種皮相之論過分強調了市場對文學的作用，既掩蓋了韓國女性作家在創作中的勞動價值，也無法凸顯其作品所取得的文學成就。

趙南柱與《82年生的金智英》，圖片源自百度

如世人所見，#Metoo運動的深入發展大幅動搖了韓國文壇的男權中心地位，《素食主義者》《82年生的金智英》為韓國女性主義作品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在2020年度萬海文學獎終評中，韓國進步文學的教父白樂晴深入比較了高炯烈的《在想起久遠的事物時》、樸起榮的《無鄉民之歌》等關注南北分裂問題的詩集后，最終將獎項頒發給了揭露家族內部性暴力的長篇小說《致李濟夜姐姐》，極具象征性地體現了韓國文學評論界對于女權認識的徹底轉變。白樂晴還敏銳地指出，“我以為我的人生中最大的不幸是遭到了強奸。不是的。我人生最大的不幸是生在了這個世界，這群人的中間”。這一表述體現出崔真英超越性別的，沉痛而強烈的現實認識。

這種以女性意識和女權問題為出發點反思韓國歷史和社會構成的創作方向，在黃貞殷的《年年歲歲》中通過講述家族女性之間的纏繞與疏離逶迤展開。李順一、韓永珍、順子、韓世珍四位韓國女性的日常故事，構成了作家從女性視角出發對家族、社會、朋友、國家的深入思考。在丁世朗的《從時先開始》中，這種思考通過尋寶和拼圖的方式巧妙完成。故事從居住在韓國和美國的后人們為生前反對祭祀的女藝術家沈時先籌備十周年祭祀開始講起。沈時先開放獨立的世界觀和兩次婚姻，讓她的家族擁有了獨特的母系結構。女兒和外孫女們完全無視作為父權制象征的傳統祭祀，創造性地采用每個人尋找一份與沈時先有關的記憶或物品，聚在夏威夷共同分享的方式，完成了這場獨一無二的祭祀儀式。后人們通過尋找物品，一步步復原了大步走在時代前列的美術家、作家沈時先女士的人生。雖然生活在暴力和歧視無處不在的20世紀，沈女士依然奇跡般地以真誠和勇毅完美地守住了自我，在藝術創造中獲得了成功和自由。作品雖然用不小的篇幅關注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多重壓迫，小說中德國藝術家馬烏爾自殺后西方社會將沈時先視為罪魁禍首，對其施加二次傷害的情節，在首爾市長樸元淳自殺事件發生后也曾在社交媒體上被多次提起；但小說中最耀眼的，無疑是敘事語言中洋溢著的親密感和相互理解、奇特機智的敘事技巧和對新女性沈時先充滿蓬勃生命力的人生歷程的發掘。小說采用祭祀這一韓國社會傳統的父權強化儀式作為裝置，既是對父權制的解構，也是對于祭祀這一儀式的重新定義。在夏威夷舉辦的“快樂的祭祀”，讓流散的人們以移動的方式團聚，用21世紀的方法完成了對20世紀新女性的致敬，而沈時先的后人們在尋找記憶碎片、還原沈時先人生的過程中，也完成了對自己的找尋和構建。召喚過去、指示未來的祭祀，在小說中巧妙地幫助韓國女性實現了對現代女性傳統的接續和對理想模型的探索。

沈時先作為存在于過去的未來女性，不再是遭受傷痛后痛苦和憤怒的幽暗人物，而是永遠忠實于自己的身體和人生哲學，直面真實、樂觀勇毅，在敘事和讀者反應中，成為自由的、創造性的主體。小說中，面對什么是婚姻成功之必要條件的追問，沈時先不假思索地回答：“沒有暴力的、不奇怪的配偶和好的性愛。”讓人聯想起埃萊娜·西蘇筆下那個從神話回到真實的美杜莎，那個性欲被壓制、美貌被損毀、變形為妖怪之前的女性：“你要想見到美杜莎，只需直視她。而她并不是致人死命的。她是美麗的，她在笑。”

笑著的美杜莎，正是2020年韓國文學的指向。這一年，韓國文學用美好的抒情詩撫慰孤苦而恐懼的人們，用對現實的真實描寫揭示疫情下的社會問題，用未來視角獲取對疾病、生命和時間的本質思考。韓國文學既保持了強大的自主性和場域內健康的新陳代謝，又在與世界的交流中從外部和內部不斷擴充著自己的疆界。而對文學生產制度的質疑和對男權暴力的反抗，在這一年有了可喜的轉向：一種拒絕傳統真理定義的象征性方式開始出現，不再用一種真理反對另一種真理，而是指向了破碎后的救贖和超越。我們有理由期待，韓國文學將會在這條路上，邁出更大的步伐。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4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