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日，郭寶昌在新書發布會

在中國影視劇和京劇圈子，郭寶昌都被喊一聲“寶爺”，這個稱呼含著圈里人對他人品和藝術的評價，也是對他獨特身份和過往經歷的總結。

“我這輩子沒結識過什么大人物，在小人物的河流中蹚來蹚去。”在近日出版的自傳體散文《都是大角色》中，郭寶昌寫的生命中結識的重要人物，奶奶、王師傅、猴三兒、女張飛、琴人、錢兒爺、小伙計、大哥、杜伯伯，還有大宅門里頭的兩位小姐雯和芹。他們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寶爺”眼里，他們都是大角色。隨著年齡老去，這些小人物在郭寶昌腦海中反倒越來越清晰，在他心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每每想起，總能引發一聲嘆息。“讀懂和發現小人物挺不容易的，因為他們太不起眼，沒什么豐功偉績，幾乎沒什么值得記載的事。”郭寶昌在書中寫道，然而這世上多的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折射著時代風貌，表現出獨特個性，小人物站在人生舞臺上，個個都是大角色。

郭寶昌今年81歲，60歲那年他導演的電視劇《大宅門》家喻戶曉，叫好叫座，按揚名的標準，他算大器晚成。郭寶昌一生經歷大起大落，1965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80年導演的刑偵電影《神女峰的迷霧》便受到關注，他是乞丐之子，父親凍餓而死，兒時兩次被賣，12歲進北京五中，16歲動手寫《大宅門》，“文革”時曾被判無期徒刑，冤案平反后，《大宅門》手稿又因離婚等原因屢次被毀……

“我從幾十年前就想寫自傳了，現在都八十了，所以我挺著急的。”郭寶昌說，想做的事還很多，他還想寫小說、拍新戲、導演芭蕾舞劇版《大宅門》，時間不等人，年齡不饒人，“拖了兩三年，后來一做手術，估計活不了幾年了，我心想不行，得趕緊弄了，再不寫就沒機會了。”

2003年，郭寶昌出版《說點兒您不知道的》，采訪時有一位記者挑釁地問他：您這是不是在出賣隱私？對此他的回答是：不是。“我經過太多時代，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革’、改革開放，我經歷了太長的歷史時期，對各個時期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這些是難忘的，讓我激動的，讓我感恩的，讓我永遠也不會忘懷的事，也有很多讓我切齒，讓我痛恨的事。”郭寶昌說，寫這兩本書也是件好事，“我也做過壞事，沒有人不犯錯，但是我敢承認。我不認為是在出賣隱私，我做了這件事情以后，心里特別踏實，我透亮了，不像過去老蒙著一層霧，我能有這種勇氣，我想也不錯，因為絕大多數人沒有這個勇氣。”

在這本書里，他有兩篇文章提到對不起母親，因為自己曾經背叛過她，也有對不起朋友，因為也在某種程度上出賣了對方，他都承認了。在這次的新書發布會上，郭寶昌說，一個人能夠認錯，能夠在億萬讀者和觀眾面前承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是在向所有的朋友們懺悔，他必須要把自己憋在心里不說，又一輩子難受的話說出來。

這回，郭寶昌除了自傳《都是大角色》，還一道出版了一本講京劇的書《了不起的游戲》，書中他與學者陶慶梅合作，匯聚出對京劇幾十年的體驗和研究，將京劇寫得生動有趣。向大眾普及京劇，也是他的心愿。

郭寶昌出身京城一戶大家族，電視劇《大宅門》有他自己的影子。直到三十多歲，他才弄明白自己的身世——小時候他跟隨奶奶郭駱氏長大，1927年河北農村大災，郭寶昌的“爺爺”郭紹臣攜妻女逃難進京，女兒僅十歲左右，住在南城金魚池一帶；兩年后郭紹臣去世，女兒以五百大洋，被賣到京城豪門樂家，成了給三老太太抱寵物狗的丫鬟。

1940年，郭寶昌的“母親”23歲，嫁給七十歲的樂四老爺為妻，雖一躍嫁入豪門，但老夫少妻，個中滋味，甘苦自知。因為婚后無子，她便用二百大洋買了乞丐之子李保常為子。李保常的父親做工傷殘后，沿街乞討，凍餓死在珠市口大街的柳樹井。因為家族規定，本家男子不得過繼外姓人為后，李保常便被養在“母親”的娘家，跟著郭駱氏生活，改名郭寶昌。郭寶昌不叫郭駱氏“外婆”而叫“奶奶”，不叫他的養母“媽”而叫“姑媽”，叫樂四老爺“姑爹”。書中《奶奶與我》一章，郭寶昌深情記錄了童年與奶奶十年間相處的點滴。兒時和青年的記憶力最好，雖然童年沒發生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樁樁件件都有趣味，回憶中的奶奶時而是“心狠手辣的昏君”，時而又是“善良、慈祥、深明大義”的，但更多是惶恐不安的形象。她對女兒很內疚，女兒嫁了個大四十歲的老男人，即便有了闊綽的生活，她也并不認為是幸福的，反而覺得女兒做了很大的犧牲。另一方面在面對姑爺時，她又表現得恭順拘謹，盡管她是長輩，又是岳母，但階層的鴻溝在她心中已根深蒂固，她認為自己這樣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是低人一等的，而談笑風生的四爺是有錢的上等人。這些細節，幼年的郭寶昌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讓懵懂單純的他第一次體味到生活中一些不忍揭開的真相。

三聯書店總編輯尹濤看過這篇后感慨：“寶爺采取了非常狡猾的寫法，他寫親人，但是實際上他人生的自傳都在里面了，這是水平很高的。《奶奶與我》把我在飛機上給感動哭了。他寫著一些重復的東西，上升到了戲劇，又是他真實的人生，讀到最后我有點像讀魯迅的《阿長與<山海經>》的感覺。”

郭寶昌寫的《我們房頭的兩位小姐》中的雯姑娘和芹姑娘，是郭寶昌養父的長房女兒。姐弟三人第一次見到彼此，是養在外頭的郭寶昌回家，兩位亭亭玉立的小姐與他擦肩而過，“長得實在好看，尤其是雯，可謂天生麗質，兩人都穿著淺竹布的旗袍，身材修長，后來我才知道，這是我們四大房頭兒里長得最漂亮的小姐”。很快姐弟間便熟識起來。雯極有藝術天賦，古琴師承于查阜西、管平湖兩位大師，二胡師承姜豐之先生，此外彈得一手好鋼琴，還有一副甜美的歌喉。可以想見，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美麗，求婚者可以說是踏破了門檻。然而之后發生的種種離奇悲劇，卻讓人感慨命運弄人。

芹愛上了一位反對包辦婚姻的進步軍官。1946年，這位國民黨軍官隨軍入城，芹便與那位意中人私訂終身。不過對方并沒有在京停留，而是隨大軍南下，兩人約定書信往來。芹不停寄信，都沒有收到回音，直到一天她發現原來是母親將她寄出去的信和收到的信全部藏起來。軍官最后一封來信說，一年半全無回音，他已另覓他人結婚了。芹小姐登時瘋了，舉著刀走向母親的臥室……她沒殺了母親，卻被送進精神病院。這件事對另一位小姐雯的影響是，她決定終身不嫁。事實也是如此，直到她71歲去世，一直沒有嫁人。兩位小姐一位進了精神病院，一位由文靜開朗變得仇恨陰郁。新中國成立后，各房各立門戶，眾人拋開體面爭搶財產的場面深深刺激了少年郭寶昌，雖被家中奴仆稱呼“寶爺”，但從此他發誓靠自己功成名就：“我深知靠祖宗吃飯是沒有出息的，我視這些少爺小姐如糞土一般。”

《大哥》一篇中，郭寶昌寫他第一次見識到宅門之外的世界、普通人的生活便是因為“大哥”。一次放學后，他走進最好的朋友“大哥”家門，那是一個骯臟又破舊不堪的大雜院，“我邁過污水走進他家的堂屋，簡陋得令人難以置信”。他親眼看到一家人為一頭蒜打起來，因為這是晚飯唯一的菜。他當時的驚愕難以形容。“這是怎么了？這世上還有這樣活著的人？”他想。那時的他住在深宅大院，奴仆成群，還是中學生自己的藏書便有兩萬多冊，每星期他至少看五場電影、三場戲，母親給他每周四十塊零花錢——而“大哥”一家七口人，一個月只靠父親的四十塊錢工資生活。在此之前，郭寶昌從未見過生活艱難，他與大哥出身差別巨大，思想信仰也有很大差異，兩人偏偏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郭寶昌可以把“我這么多年做的好事壞事盡數地抖摟給他，這世界上我只有對他一人可以毫無保留地說出一切，他永遠不會出賣我”。

在《愛信不信》中郭寶昌寫到了對母親的愧疚。《大宅門》手稿幾次創作、幾次焚毀，頭一次便是被母親發現沒收。一些文章中寫到電視劇《大宅門》片頭字幕的最后一幅襯底畫著一個人跪在大宅門前請罪，說導演這是因為外揚了家丑，向宅門族中人請罪。這是郭寶昌特意授意畫家丁一先生創作的，不過請罪的對象只有母親。“在寫《大宅門》劇本時，我一直是帶著沉重的心理負擔進行創作的，因為母親表示過，離世以后不想在人間留下任何痕跡，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遵母命，此乃大不孝。”郭寶昌在書中寫到自己這一跪，是給母親跪。在書里詳細陳述這段經歷，也是在向母親懺悔。

“人老了，愛憶舊。因為談未來、理想、前途、命運都不那么理直氣壯了。”很多一輩子順順利利過來的人，說羨慕他這輩子沒白活，可是這些稀奇古怪、光怪陸離的事，真要讓誰經歷一遍，卻不會真的同意，寧可活得平平淡淡。郭寶昌怎么不認識大人物，不說他在影視界活躍多年，結識多少明星名人，他堂哥便曾是北京市副市長，他的中學同學中也出過市長等名人。但他偏偏不寫這些，而只寫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寫得跌宕起伏，令人為這些陌生人的命運感嘆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