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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歲末收到日本佐賀大學名譽教授古川末喜新著《二十四節氣與漢詩》。以節氣說漢詩在中國早有之，該書亦述及《古今歲時雜詠》 （北宋蒲積中編）與今人出版的《中國二十四節氣詩詞鑒賞》等多部。然而古川教授該書特色在于，所有舉為“節氣詩”范例的古詩，都經過了基于“二十四節氣原理”的科學考察與認定。這種考察首先是基于作者發現的新方法，下面試譯述片段。

很多古詩并無明確標記何年何月所作，根據詩題等所提供的節氣詞相關信息，可以推定其作于何年何月。當代兩本著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張培瑜著《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 （1990）和王雙懷等主編《中華日歷通典》（2006）。在這兩部書中，中國悠久的歷史紀年首次被附以二十四節氣的標記。從公元前104年開始，直至以后的兩千年，所有歲月都恢復其原有節氣之時日。由此，只要某一朝代某一詩人的某首古詩中述及與節氣關聯的信息，那么以上面二書為工具，就可望有所推斷該詩的制作年月等信息。

古川注意到這一方法是在2016年夏天，他在新書序言中寫道： “當我以此方法推算出某詩的制作年后，再去查閱該詩人專集文獻的‘作品年表’，令我驚愕的是，很多詩處于制作年未詳的狀態（有些詩集則尚未有‘作品年表’）。此時此刻我意識到，目前看來尚未有研究者以此方法來推斷古代詩人作品的制作年。”

這種方法的公式是：標附節氣的年歷、該節氣的名稱，以及具體年份，這三項條件如果已知其中兩項，那么第三項幾乎不證自明。如果尚有另一種可能，則由于作者生涯幅度有限，也不難辨別。此外，古川指出：根據已知的制作年份，也有助推斷作者創作該詩時的年齡、所居何處等。

古川同時在序言中談到這種方法的進一步意義，即：中國之外的國度，只要古文獻中標記有二十四節氣的相關信息，那么也可望在更大范圍中加以活用。

筆者循此從《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中了解到，由于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中國古代歷法也主要是“直接服務于農牧業生產”。二千多年來，節氣一直是中國歷書的主要記載內容，是指導農業生產的主要依據；各種歷史文獻中也常常要遇到有關節氣的記載。然而辛亥革命以來出版的中國通史歷表中“皆未列出二十四節氣”。由此可知，該書貢獻在于彌補這一空白，不僅將中國歷史自公元前1500年起注記公歷，且逐年標記二十四節氣。

筆者又從《中華日歷通典》 “前言”讀到： “由于中國歷代頒行的歷法采用帝王紀年和干支記日的獨特方法，……但我們現在用慣了公歷，面對這些干支，很難立即弄清其中的含義。”比如，史載武德九年“八月甲子， （唐太宗）即位于東宮顯德殿。癸酉，放宮女三千余人。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癸未，突厥寇便橋。乙酉，與突厥頡利盟于便橋”。這段話中有五個干支，涉及五個時間問題。唐太宗何時即位？何時釋放宮女？何時立后？突厥何時襲擊便橋？唐太宗何時與突厥結盟？ 《中華日歷通典》就是為此類時間問題而提供的一部“能夠直接逐日讀出中西歷日的工具書”。全書包含了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2050年的全部日歷。中西歷日對照列出全年中每日的干支、公歷日期和星期；節氣和天象欄則給出二十四節氣等。

顯然，該“新方法”是基于上面兩部中國出版的通史日歷工具書。就古典漢詩研究而言，其功用首先在于有助辨明某古詩的創作年月。

值得一提的是，古川末喜著作中多處以陸游詩為節氣詩范例，所據文獻是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筆者多年前因《資本論》日譯者河上肇《放翁鑒賞》課題而參閱過《劍南詩稿校注》，緣此首先注意的是古川教授對陸游一首“大暑”詩《六月十七日，大暑殆不可過，然去伏盡秋初，皆不過數日，作此自遣》創作年份的辨析。詩云：

赫日炎威豈易摧，火云壓屋正崔嵬。嗜眠但喜蘄州簟，畏酒不禁河朔杯。人望息肩亭午過，天方悔禍素秋來。細思殘暑能多少，夜夜長占斗柄回。

古川書對詩題“去伏盡秋初，皆不過數日”諸句，作了長達近十頁的考量。茲窺數斑： “伏有初伏、中伏、末伏三種， ‘三伏’盡，則酷暑時期結束。”“新歷一年中，末伏最早是立秋8月7日，該日如值庚日，則立秋日即末伏日。一年中最晚的立秋是8月8日，如該日值辛日，則立秋為8月17日。” “而舊歷中沒有像新歷那樣固定的日期。……夏至如是辛日，則夏至后第30日為最晚的初伏，中伏則是第40日……”

三伏日的范圍，包含與“十干”匹配的偶然因素，但是其差異最大不會超過一旬（十天）。以此為前提，可作如下測量：

首先，詩題所謂“六月十七日”，不是指大暑節氣日，而猶謂大熱天。然而該詩卻通常被視為在大暑節氣日創作。其次， 《劍南詩稿校注》認為該詩為陸游開禧二年（1206）八十二歲所作。該年“大暑”是六月八日， “立秋”則是六月二十四日甲戍，立秋后最初庚日是七月一日庚辰。此日正是末伏，即詩題中的“伏盡”日。由此看來， “開禧二年（1206）”的“六月十七日”，距秋初（立秋）尚有七天，而距末伏（伏盡）日更有長達十三天。這一客觀事實與“然去伏盡秋初，皆不過數日”句意，兩相抵牾。因此， 《劍南詩稿校注》將該詩解釋為“開禧二年（1206）八十二歲之作，并不妥恰”。

古川教授根據陸游該詩與節氣相關信息的分析考量，排除了《劍南詩稿校注》所釋創作年份，而提出至少另有三種可能： “最可能的是紹熙三年（1192）六十八歲所作”，也可能是“淳熙十一年（1184）六十歲所作”，還可能是“嘉泰三年（1203）七十九歲所作”。雖然未作確切斷定，但他提出的可能年份卻顯然更具合理性；更重要的是，由此提示了一種更科學的考證方法。

“放翁詩萬首，一首值千金。” （河上肇《放翁鑒賞》）陸游是中國古典詩人作詩數量最多者。

陸游后期詩歌幾乎“日記般地記錄日常生活及感懷，其詩集原來就是按年代順序編列，又經過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的整理”。該書據校注本卷四十六、四十七所錄，以二十四節氣（含七十二候）作為時間軸刻度，考察公元1201年（嘉泰元年）立秋至秋分這一個半月（8月6日—9月21日）中近20首詩的創作軌跡，初步發現，對節氣與物候變化的敏感，乃是陸游詩歌的顯著特征。例如：

立秋·初候第四日（8/9） 《早秋南堂夜興》： “風前落葉紛可掃，天際疏星森有芒。”立秋·初候第五日（8/10）《秋夜》： “長庚未配月，織女已斜河。”

處暑（8/22） 《秋暑夜興》： “微雨已收云盡散，眾星俱隱月徐行。”處暑·初候第四日（8/25） 《七月十八日夜枕上作》： “露草蛩相語，風枝鵲自驚。”

白露（9/6） 《秋興五首》其三：“秋暑勢已窮，風雨縱橫至。”白露·次候第五日（9/15） 《夜歸》其一： “今年寒到江鄉早，未及中秋見雁飛。”

秋分（9/21） 《秋夜》： “俯仰秋已半，……夢月忽滿窗。”

作者據此寫道： “可以明顯看出，陸游是一位隨時詠嘆季節變化的詩人。”在我國學界所熟悉的“愛國詩人”之外，古川末喜教授在作家論方面別有所見，提示陸游還可能是一位吟誦“二十四節氣”文化的典范詩人。該書序言寫道：“二十四節氣是距今至少兩千年以前的中國發明，2016年成為聯合國確認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也是日本、韓國、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古老傳統，雖然有所差異。”循此進一步研究，也許還可望深化對漢字文化圈特色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

（本文得張士立博士協助，謹此致謝）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