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49 年后，內地文學格局在表面的迅速“一體化”中隱藏著諸多的文學暗流。而像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地- 香港”間的文學往來并沒有完全中斷這一文學史事實，卻在以往的當代文學史撰述中幾為空白。如果我們把“十七年”文學主潮之外的這些隱蔽的歷史細節考慮進來，則以往當代文學被敘述為鐵板一塊的“一體化”結構，似乎就出現了裂縫。而這裂縫的打開，則正為香港文學的“入史”提供了進入的切口。僅以本文所呈現出的有限“內地- 香港”文學關系的細節，雖不能對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敘事有顛覆性的影響，但這一橫向勾連的文學史線索所提示的方法論意義，對重新思考香港文學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及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香港部分如何敘述的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啟示性。

關鍵詞：香港- 內地文學關系 一體化裂隙 香港文學入史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在世界華文文學版圖中負有連接“內地”“臺灣”以及“新馬”“美國”“日本”“東歐”等多個文學空間的特殊“結點”身份。在這個層面來看，隱藏在“內地-香港”“香港-內地”“內地-香港-世界”中的文學史線索，對建構20世紀中國文學史整體格局與尋找新的述史邏輯，具有十分開闊的方法論啟示價值。而從“內地-香港”文學關系這一線索來重新審視香港文學研究基本框架問題，則不失為一種新的嘗試，也有可能引發中國當代文學史敘事范式的新變。將“內地-香港”文學關系納入香港文學研究視野，是在建構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大格局之下重新思考香港文學研究的基本問題，這自然也要求以往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敘事框架的重新調整。本文截取“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段“內地-香港”文學關系來作為重新思考香港文學研究與當代文學史敘事范式的考察對象，主要考慮到，學界雖然已經對香港“五六十年代”這一隱藏著豐富文學史線索的時期給以關注，但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還并不深入，更遠未展開，尤其涉及此段香港文學的“入史”問題，還有很多難點與關節需要打通。

一、中國文學史整體格局下的香港文學述史之辯

迄今為止，雖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已有近30年的歷史，而有關香港文學的“入史”與“怎樣入史”卻一直是懸而未決的熱點話題。尤其，自香港“政治回歸”后，其“文學的回歸”，也即“香港文學”的“入史”問題，便迫切地擺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面前。究其根因，則正是對“香港文學”的“本土性”認識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使然。因此，怎樣看待與解決香港文學的“本土性”問題1，便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無法繞過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而通過對該問題研究的學術史梳理發現，早期的香港學者往往因強調“香港文學”的“本土性”而對香港文學“入史”問題難有建設性的思考。而早期內地專攻港臺文學的學者則多因強調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而與上述情形接近。這使香港文學研究更給人以自劃邊界的意味。而香港文學研究的自成體系，則在內地學術界導致了其研究成果與當代文學史寫作間的學科間離與隔膜。因此，在內地以往的“當代文學史寫作”格局之中，對“香港文學”的入史問題，亦有簡單與粗暴的傾向，甚至這一問題更加突出。

以香港文學的發展論，1950年代以后在不同的時空中發展演變的香港文學形態已經難以整合進內地當代文學的歷時性觀照體系，許多著史者便用板塊組合的方式將其拼貼進中國文學的版圖中，有意無意間將其置于了亞文學或次文學的位置。2

出現這一情形，大概是因為，能深刻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學者均屬于“專攻”港臺文學的學者，而要將“香港”“內地”兩個板塊均納入其文學史敘事框架，則似乎缺乏相關的學術準備；而內地的多數當代文學史撰寫者多因學科壁壘而對香港文學“入史”問題缺乏深刻的思考，加之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編撰多為集體合著，即使涉及香港文學部分的章節均由香港文學研究者負責撰述，但也只能在早已前定的“香港文學板塊”內部騰挪，而無法改變其根本上的“板塊組合”式的文學史框架。正如陳國球在其論著《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中所析，內地出版的各種“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當代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收有“香港文學”部分者，盡管數量甚巨3，體例上也五花八門，但在香港文學“入史”問題上，均沒有突破當下種種“20世紀中國文學通史”之“內地現當代文學史”補入同時期的“香港文學概況”的簡單“板塊組合”式的文學史敘事范式。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諸如金漢、馮云青、李新宇主編《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孔范今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金欽俊、王劍叢、王晉民等著《中華新文學史》，黃修己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朱棟霖、朱曉進、吳義勤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1917-2012》，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以及國家教委高教司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學大綱》等均如是。

關于香港文學“入史”問題的思考與研究，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宏觀討論與微觀實踐，最近十年漸漸增多，但多數還混雜在一些香港文學研究的其他問題之中，尚沒有被提高到一個獨立的具有學科建設性意義的層面與地位。諸如劉登翰、潘亞憞、王劍叢先后編撰的三部《香港文學史》，雖將香港作為獨立的撰史對象，對于香港文學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整體格局中的地位，也作出了一定的判斷與思考，但其思考的邊界仍局限在建構“地域性”的香港文學史框架之內。此外，劉俊也在其專著《復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與《越界與交融：跨區域跨文化的世界華文文學》中試圖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性”進行深入的討論。他用“復合”“互滲”“交融”“越界”這四個關鍵詞來描繪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特征與未來走向。但在他的世界華文文學框架中，香港的地位卻不如臺灣，他曾反復用“港臺文學”后漸被“臺港文學”的名稱所取代來證明這一點。他這是從文學創作的總量上來考慮，因此他雖然也對香港文學的特殊性有所認同，但他因“輕視”香港而沒有將他對“世界華文文學”整體性特征之“交融”與“越界”的判斷落進對香港這一最能體現其“結點”品質的“文學空間”內深入研究。陳旋波《時與光——20世紀中國文學史格局中的徐訏》乃開始相對深入地論證了香港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他認為，1949年后的香港文學在兩岸極端對立的文學格局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文學史參照價值，它是1940年代自由主義文學的繼承與延續，同時也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策源地，這對于彌補20世紀中國文學史框架中因政治功利性造成的藝術缺失頗為關鍵。4但陳旋波因主力梳理徐訏的文學史意義，因此未能充分展開他關于香港特殊結點身份這一論斷的討論。在這一點上，黃萬華有更為系統而深入的思考，他洞察到，香港雖空間狹小，文學總量與質上也都難以提供重大影響，但它在揭示中國現當代文學深層次機制對“重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巨大影響上卻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5黃萬華以“歷史張力空間”的“特殊性”來放大香港文學的文學史空間價值。他認為，“文學空間”的“歷史張力”是一種超越二元對峙但又接納二元的“空間”，用它來說明戰后至1950年代“香港文學”的生存、發展是很適當的。人們之所以在界定“香港文學”上有多種歧義，也正表明“香港文學”是產生于這種超越二元對峙又接納二元的“歷史張力空間”中。6但黃萬華并沒有找到將他的“歷史張力空間”與內地的“一體化”文學空間相接引的具體路徑。計紅芳的《香港南來作家的身份建構》7，將“南來作家”做了具體的指認，將香港文學中與內地有密切關聯的部分切割出來，給以系統而整體的研究，突出了“南來作家”在香港文學中的特殊地位。但計紅芳仍沒有超越“南來作家”對“香港本土”的文學貢獻這個視角，即試圖查找到“香港”對“南來作家”在“南來”之后的“香港影響因子”，本質上還是從“香港文學”的“香港本位”出發的一種研究。這種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香港文學研究視角，無疑對建構“香港文學史”的獨立地位有重要意義，即如果出于書寫一部以地域或政治空間為格局的“香港當代文學史”，這種研究是意義重大的。但如果試圖找到“香港文學”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切口與路徑，而在更大的空間格局中納入“香港文學”的話，則這種研究視角并無太大的價值。

前述種種試圖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整體格局中來討論香港文學“述史”問題的意識的增強，以及相關史料與述史思路的積累，無疑對未來真正貫通“香港-內地”文學時空，進而建構統一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整體格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從根本上看，香港文學“入史”問題的真正解決，除需要在香港文學研究自身之中尋找突破口外，還需要鉆出香港文學研究既成框架與格局。最近，趙稀方撰文提出“香港文學研究基本框架還需重新考慮”的命題8，其核心思考雖主要針對香港文學早期情形而發，但仍能啟示我們，香港文學研究基本框架的重新考慮，必須打破香港文學研究自成封閉體系的局面，即將其納入到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大格局之中。因如果只是在其內部來進行調整，則香港文學“入史”問題就仍然無法解決，這就像要在地球內部尋找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樣。

近年來，在試圖超越“板塊組合式”的當代文學史敘事邏輯與范式新變上，黃子平提出“空間性壓倒時間性”的香港文學入史思路最具啟發價值。9但足為可惜的是，黃子平的這一文學史敘事策略也僅僅停滯在“提出設想”的層面之上，而沒有貫徹到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具體實踐之中。但無疑，黃子平的設想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價值。因此，沿著黃子平的思路，論者試圖提出一個勾連“香港-內地”文學時空的新的文學史敘事路徑——即十分強調“內地-香港”“香港-內地”“內地-香港-世界”這一橫向的“空間關聯”建構，以文學的主體“人”（作家與社會活動家）與“文學事件”為勾連的線索，將香港文學的“香港”身份暫時“淡化”，而強化“人”與“文學事件”的重要性，以“兩地”的“文學關系”來打通文學史“時間敘事”過程中的“空間阻隔”，從而解決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易陷于“板塊組合”模式的問題。即努力挖掘與呈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往返”或“聯絡”香港與內地間的“文學人物”與勾連兩地的“文學事件”。具體來說，這一文學史敘事策略與程光煒“重返八十年代”有相似之處，即試圖通過“重返”到發生在“香港-內地”間“文學往來”的“隱”的“歷史遺跡”中，以知識考古的方式，將附著在當年個體命運上的“隱”的“本真的歷史”拉到“顯”的層面；使人們看到“香港-內地”之間本有著千絲萬縷的復雜命運關聯，也有著地下溶洞看不見的河流一般互相勾連的文學史網絡，當我們把這些文學關系的細枝末節一點一點地從泥土中清理出來，我們就有可能呈現出一個越來越接近“本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來。

而從文學史寫作的具體操作層面上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內地與香港之間，也確實存在著相對獨特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文學關系，即時間上的“縱向”與空間上的“橫向”聯系。在“歷時性”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與1940年代內地的新文學傳統間存在著極其復雜的作家主體與文學思潮上的“整體遷徙”與“賡續發展”的文學史線索；而在“共時性”上，則同時存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地-香港”間或明或暗或隱或顯的從公共到私人的各個層面的“文學往來”。可以說，這兩個維度上“文學關系”與“文學往來”細節的有效呈現，為這一時段香港文學的“入史”，同時也為這一時段內地當代文學史的“再敘述”，均提供了新的可能。下文即延循這一思路，分別在“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將此文學史設想進行初步展開。

二、新文學的流徙與文學史的縱向線索

整體上看，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至1940年代已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傳統與復雜的格局。尤其是1940年代，西方現代主義浪潮的影響與中國本土戰爭中生與死的終極體驗，催生了一股具有相當哲學深度的旨在探尋生命存在價值的文學潮流10，這使新文學從籠統的“為人生”發展到對“生命存在”的關注，從而使1940年代文學突破了五四文學模式，將中國文學提升到“為人類”的哲學高度。1949年后，中國政治格局的巨變雖使文學生態發生了根本變化，但這股現代主義流脈卻沒有中斷，它轉而流入五六十年代香港這一特殊的政治與文化空間之中。

徐訏即是從內地到香港后最早進行現代主義創作實踐的作家11，而其到港后所創辦的多種不同風格的刊物，更有意將1940年代內地多種聲音并存的新文學格局移入香港。馬朗的《文藝新潮》則是最早譯介與倡導現代主義的期刊，對香港與臺灣以及1980年代內地的現代主義思潮有直接的推動作用。而如徐訏與馬朗這樣的作家與編輯的離滬至港，必然會將他們在1940年代所形成的對生命存在的關注直接移入香港，這大大加速了香港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發生與成長。因此，勾畫徐訏、馬朗的文學軌跡便可以作為“內地-香港”這一文學史線索的重要個案。

徐訏到港后所創辦的刊物《幽默》（1952）、《熱風》（1953）、《論語》（1957）、《筆端》（1968）《七藝》（1976），均可視為是“內地-香港”這一文學史線索的具體體現。而從第一份刊物《幽默》的命名上，可以看出徐訏對1930年代同林語堂、陶亢德一同主持《論語》經歷的追慕，仍以《論語》的招牌“幽默風”名之。這大概也是希望借《論語》的影響力而在香港掀起新的熱潮。《熱風》自1953年創刊，堅持到1957年，計出版99期。《熱風》之刊名以及熱衷挑起政治、文化論爭的傾向顯然與當年魯迅雜文集《熱風》間有某種暗示的關聯。12而復刊《論語》更是徐訏有意再造當年同林語堂、陶亢德共創五四文化盛況的最直接的一個行為。復刊后的《論語》十分忠誠地繼承了當年的風格，其在創刊號上即以《本刊十則》13明確宣示了其獨立于“政治”與“商業”之外的品格，乃正是延續了《論語》當年的辦刊精神。

至1968年，徐訏創辦《筆端》之時，比之1950年代的《幽默》《論語》《熱風》等，徐訏的編輯思想有更成熟與貼近香港文化環境的變化。徐訏對香港的文化環境，讀者群體有了更多與更深刻的了解，他在盡可能使刊物具備在香港文化空間中繼續存在下去的品質的同時，仍隱忍地堅持著自己對精神獨立與思想自由的追求，這使《筆端》成為與當時很多期刊都不相同的一份很有品格的刊物。14《筆端》不是一份純粹的文藝刊物，這也是徐訏一直以來始終堅持的一個辦刊原則。因此，《筆端》對同期內地時政有密切關注，如創刊號伊始即開始連載“鹿島宗二郎”在內地的見聞《從羽田到上海》，并預報說后面還要陸續刊登“鹿島宗二郎”的《人民公社參觀記》15，這在當時對香港與海外了解內地時局頗有價值。徐訏亦在創刊號《編輯小記》中表示，能看到日本作家觀光內地所寫的報道，正是一種難得的交流。而從《筆端》所刊文章內容的廣泛16來看，《筆端》的確視野開闊，在研究、繼承新文學傳統方面，在關注內地時局方面，都很有作為。

《七藝》雖只出版四期，但一向被認為是徐訏在香港所創刊物中規格最高，影響力最大的一個。《七藝》的政論文章仍占有一定比例，多關注內地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不過《七藝》更對同期內地文學風向有密切關注。諸如林曼叔《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國大陸描寫戰爭與邊疆風貌的小說創作》《中國大陸老詩人的新詩作》17，沙田《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是反毛的嗎》《〈洪湖赤衛隊〉與賀龍》18等，這些對同期內地文學風向與氛圍進行介紹的文章，對當代文學研究猶有他者視閾下的比較價值，是內地“文革”文學在香港傳播與接受研究的珍貴史料。另一值得矚目者為《七藝》創刊號所發《知堂老人的己丑（1949）日記 》19，出版后立刻引起港臺以及海外文藝界的關注。此外，《七藝》對當時海外最新文藝動態與創作均有譯介，如太宰治《櫻桃》20，增田涉《我所認識的郁達夫》21等。

致力于將1940年代內地的文藝思潮與新文學格局接引到香港，這是1950年前后南來香港的內地作家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徐訏之外，馬朗與他創辦的《文藝新潮》正是另一股值得深入挖掘與呈現的力量。1944年馬朗在上海創辦《文潮》，當時他雖傾向于左翼，但《文潮》已有明顯的現代主義傾向。1950年代初，馬朗離滬至港，其文學歷程與徐訏完全相同。馬朗到港后，即于1956年創辦明確倡導現代主義的《文藝新潮》，張起香港現代主義的旗幟。正基于此，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浪潮才得以蓬勃而起，成為20世紀下半葉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策源地。從《文潮》到《文藝新潮》，這一文學史線索早已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黃萬華《從〈文潮〉到〈文藝新潮〉：一條不可忽視的文學史線索》一文即系統而深入地論述了“上海-香港”這一中國新文學的時空流轉軌跡22。

《文藝新潮》創刊伊始，即借發刊詞以迅疾的姿態宣稱——要沖出舊的“樂園”的“枷”，去尋找新的“樂園”，為那甘美的“禁果”的誘惑，而要打破一切舊的“誡條”，去尋找與開辟出更多有這樣“禁果”可以采摘的“新的樂園”23——可以說，《文藝新潮》的姿態，是將1940年代上海《文潮》未竟的事業移植到香港無疑。《文藝新潮》創刊號即大力譯介西方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文藝作品，里爾克、畢加索等均赫然在列。如林靖譯“黎爾克詩二首”《孤獨》《時間傾瀉著》，畢加索《牧神的半身像》《美女和牧神》及畫家生平介紹等。里爾克詩的存在主義意緒，畢加索的立體主義繪畫，都使當時的香港文藝界耳目一新。

馬朗對創刊號上的種種嘗試亦不無擔憂，恐為香港文藝界所抨擊，但其張揚現代主義的態度卻十分堅定，并在第2期《編輯后記》中進行說明，表示以譯介西方現代主義為主，正是要拆除過去對現代主義之偏見的藩籬，聲稱已被某種勢力控制與蒙蔽至少有十年之久，這一局面早該破除云云。更表明繼續戰斗下去的決心，而絕不會因受到某種污蔑、誤會而停止探索的腳步。24因此，盡管被批評刊載翻譯現代主義作品過多，第2期《文藝新潮》并未作出調整，更大幅度引入現代主義力作，如谷崎潤一郎的《食蓼之蟲》、薩特的《伊樂斯特拉土士》都占有相當的篇幅。此外，還對現代主義運動的理論有所關注，如對斯蒂芬?斯彭德的《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的譯介。

《文藝新潮》自1956年創刊一直堅持到1959年，計出版15期，分別為1956年第1-7期，1957年第8-13期，1958年第14期，1959年第15期。為凸顯《文藝新潮》對現代主義譯介的功績，現將《文藝新潮》第1-15期中所譯介之有較大影響的現代主義作品統計如表1。

（圖表略，詳情請查詢原）

根據表1統計數據顯示，《文藝新潮》在外譯現代主義作品的選擇上幾乎覆蓋了20世紀最有影響的現代主義流派的代表作家，“里爾克、薩特、加繆、葉芝、卡夫卡、龐德、奧登、喬伊斯、勞倫斯、艾略特、托馬斯曼、布萊希特、博爾赫斯、谷崎潤一郎、井上靖、橫光利一”等盡在其中。

而隨著這些譯介作品影響力的擴大，《文藝新潮》逐漸轉向更加重視推出中國本土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家，如紀弦、葉維廉、劉以鬯等代表中國本土現代主義發生階段力量的中堅人物皆自該刊進入人們的視野。尤其是1958年劉以鬯自新加坡回到香港后，即開始在《文藝新潮》上發表具有強烈現代主義特征的《黑白蝴蝶》《春》《秋扇》《冬天來到了》等。雖然以往的文學史敘述均以劉以鬯1963年所作的《酒徒》為香港現代主義的開山之作，但研究界對此已早有異議，陳旋波即將香港現代主義起點推至1950年代初徐訏的《爐火》（1952年）、《彼岸》（1953年）等。25事實上，即使將徐訏的《爐火》《彼岸》等帶有鮮明意識流手法與存在主義意緒的創作歸屬于個人的行為，還未形成潮流性的現代主義力量，但至少到《文藝新潮》創刊后，其大力譯介與張揚現代主義的實踐是已經形成集體性的影響了。這一點也在黃萬華對《文藝新潮》的研究中得到了相對深入的論述。26

僅以現代主義思潮的流變來看27，香港文學空間中各種潮流的發生與變化，都不是憑空而起，而是有著深遠的“內地-香港”這一文學史線索的存在——從內地流出，轉而進入香港，并在香港融入新的元素——這正是1949年后，中國新文學經“內地-香港”的空間轉換而在縱向的時間流中所發生的“流徙，賡續，堅持，掙扎，對抗，衍生”的發展軌跡。

三、香港-內地文學往來與文學史的橫向勾連

客觀地看，1949年后的內地文學格局在表面的迅速“一體化”中隱藏著諸多的文學暗流，而像五六十年代“內地-香港”之間的文學往來并沒有完全中斷這一文學史事實，卻在以往的當代文學史敘事中幾為空白。即使在1960年代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受到很大限制的時期，也依然有多種形式的交流或明或暗存在。甚至在“文革”期間，也通過各種觀望、媒體平臺（報紙、電臺等），而在兩地的文學思潮、個體創作以及文學研究領域發生著微妙的關系。僅以本文所呈現出的有限“內地-香港”文學關系的細節，雖不能對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敘事有顛覆性的影響，但這一橫向勾連的文學史線索所提示的方法論意義，對重新思考香港文學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及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香港文學部分如何敘述的問題，都具有相當的啟示性。

相對來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是“香港-內地”文學關系最為薄弱，但也最為特殊的時期。香港雖然在以往的文學史敘事中一直被隔離在內地的當代文學史格局之外，但卻無法排除香港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時刻在參與中國當代文學史建構的事實。“香港-內地”之間的文學關系是完全客觀存在的，試圖在微觀層面發現與建立二者之間的文學關系，不僅可行，而且完全符合客觀實際情形。28

下文即按這一思路而以《北行三語》《周曹通信集》《知堂回想錄》《悲慘的世紀》的成書過程為線索，對“香港-內地”文學關系的細節進行初步展開。

在“1950-1970年”間，曹聚仁是連接香港與內地文壇的重要紐帶人物。《傳記文學》“曹聚仁”條目下，對曹氏1950年代后的主要活動作如此描述——“四十五年以記者身份訪問中國大陸，成《北行小語》一書。四十六年，二度北上，其后復多次進入大陸，成書多種，極盡為中央吹捧之能事。四十九年，周作人接受曹聚仁勸告，開始撰寫回憶錄。五十四年九月，周作人具函要曹聚仁為《知堂回想錄》在海外發行事宜全權代表。五十九年《知堂回想錄》在港印行，曹聚仁并將其與周作人多年通信，編為《周曹通信集》兩輯出版，此為大陸陷共后，大陸作家與海外作家經常通信之唯一例外。”29

1956年7月1日，曹聚仁以《南洋商報》記者身份，隨新加坡工商考察團經廣州飛赴北京。曹氏首次“北行”雖以政治目的為主，卻對香港文學界有很大震蕩。其在北京與五四名流一一見面30，并得悉他們的生存現狀，為此后諸多文學往來事件埋下伏筆。正是在這次北行之后，經曹聚仁介紹而使鮑耀明與周作人之間開始有書信往來，此后，周、曹、鮑之間書信往來頻繁，后積有300余封。31在1956-1960年間，為臺灣問題，曹聚仁曾先后8次赴北京。曹氏在北行途中，所見即記，時而寫報道，時而寫信，將其見聞、思考、慨嘆形諸文字，除去當時即在《南洋商報》上刊發的新聞稿外，后亦將其當時所寫信件一并整理，遂成此后出版的《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最終得以將其內地見聞傳之于香港、星馬，以及臺灣、海外。

周作人、曹聚仁、鮑耀明之間的交往一直維持到周氏離世前，他們之間頻繁的通信為日后《周曹通信集》的出版埋下了伏筆。《周曹通信集》雖是私人書信往來，但比之沈從文的《從文家書》更具有公共性的隱喻色彩。因書信的收寄均需經過海關檢查，他們在書信內容上往往有所顧慮，尤其對涉及兩地不同政治傾向的話題，均十分小心。但正如李吉如為《周曹通信集》的出版所作的序所言：“綜觀周曹晚年雖生活于同一天地中，然環境與心情各異。相互間借通書信以舒心境，真情交熾，表露無遺。書信內容語句隱蓄者極多，耐人尋味，讀者深加咀嚼，玄妙無窮。”32三人均為同時代之高士，在達觀與平淡之中往往有深意隱露。《周曹通信集》的史料價值不言而喻，而在思想性與藝術性上也不容忽視。

從周作人、曹聚仁、鮑耀明之間頻繁的書信往來可知（尤其是周鮑之間），他們甚至于“文革”期間仍有密切往來，直至周氏被隔離而無法寫信至其離世。

知堂老人給我的信，自一九六〇年三月算起，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一日止，共四〇二封。參閱他的日記，可以發現甚至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一日以后的六月十日、六月廿三日、七月一日、七月六日這四天，他尚有信給我，可惜我并未收到，會不會那時因“文化大革命”已開始，他的來信亦給卡住了？至于我寄他的信，根據老人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的日記，尚有提及：“得耀明六月三十日信。”這就應該是他生前收到我的最后一封信。33

周作人與鮑耀明未有謀面，但書信往還之中，建立起如此令人唏噓的信任與情誼，不禁使人有恍如夢寐之感。周作人與香港文人間的往來，對其1950年代后的創作之發生與持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960年代，身處內地的多數作家、學者與外間聯系均基本隔絕。不過，這種在視野與精神獨立性上的降低，似乎也不能完全歸因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周作人即憑藉與鮑耀明、曹聚仁、徐訏、谷崎潤一郎等舊友新知的交往，而可貴地維持了與外界的互通有無，這對他在晚年能夠始終保持一種世界視野無疑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沒有曹聚仁、鮑耀明的支持，就沒有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的成書。

根據周作人日記，《知堂回想錄》始寫于1960年12月9日，至1962年11月30日完稿，總計38萬字。作為新文學主將周作人晚年的最后遺作，《知堂回想錄》的文學史價值不必諱言。但當下的所有當代文學史著作，均對之未置一詞。自然，造成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周氏敏感的政治問題。但1990年代后，周作人研究已有顯著變化，周作人在現代部分的文學史地位得到相對客觀的承認也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在這樣的情勢下，當代文學研究界卻始終回避對周作人1950年代后的創作進行文學史層面的評價與描述，卻顯得有些奇怪。尤其，當一些學者還在為尋找不到五六十年代被“遺漏”的“另類”而失望之時：

我也是想能發現50-70年代許多被“遺漏”的，“另類”的東西。我不相信那個時期，人的情感、觀念、表達方法就那么統一。為了尋找“遺漏”的“珠寶”，真花費了不少時間。翻過不少作品集、選集，各種過去的雜志，從《人民文學》，到許多重要省份的雜志。結果非常失望，好像并沒有發現讓人振奮的東西，或者說很少。所以，知道陳思和先生在發掘、重構當代文學史的另一線索，我總有點懷疑它的可能性。34

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寧愿選擇“流沙河、綠原、曾卓”等在寫作時間無法可考的“潛在寫作”35，而對周作人已確切發表、出版的“三十八萬言巨著”《知堂回想錄》（除《知堂回想錄》外，周作人1950年代后在內地與香港的報刊上均有相當數量的散文、隨筆類創作發表）不置一詞，不知出于何種原因。論者以為，即使對周氏的政治敏感有所顧慮，如果以客觀的態度稍加評介，似無不妥。何況，《知堂回想錄》的內容并無太多涉及政治的部分，多為感懷舊事，品評人物的回憶性文字。如果《從文家書》《無夢樓隨筆》《緣緣堂隨筆》等均可入史，則《知堂回想錄》的遺漏便顯得有些費解。而如果是考慮到《知堂回想錄》并未在內地發表、出版，而是發表、出版于香港，則對同是未在內地出版的無名氏的《無名書》卻有兩處論及，并在注釋之中對《無名書》的寫作、出版年代均有詳細說明。36

以論者眼界所及，當下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僅見朱棟霖、朱曉進、龍泉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對周作人1950年代后的隨筆創作稍有評介。37這應該是第一個對周作人1950年代后的創作有所論及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但所論極少，與周瘦鵑并占一個段落，且仍對《知堂回想錄》只字未提。38

但無疑，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格局之中，《知堂回想錄》除特別的“文學史補缺”價值外，更有勾連“香港-內地”兩大文學板塊的文學史線索價值。比如，對1960年代中國散文創作情形的文學史描述，即可借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的寫作、發表、出版的線索，將“內地-香港”兩地的散文創作進行整合與融通式的撰述。這樣，既能打破以往內地當代文學史僅有“散文三大家”式的敘事模式，也會使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中因過分強調本土性而被忽視的“外來”部分重新得到彰顯。按此思路，則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方向便有了比較開闊的選擇空間。1950年代后，諸如周作人、張恨水、周瘦鵑、唐大朗、老舍、夏衍、田漢、陳敬容、徐遲、姚雪垠、茅盾、巴金、胡風、艾蕪、歐陽山、楊朔、周揚、秦牧等當時的“主流”與“非主流”甚至“另類”的作家均在香港報刊上有相當數量的作品發表，且與他們在內地發表的作品有著微妙的差異。39在這個意義上，1950年代后的《大公報?文藝》《文匯報?新文藝》《文匯報?文藝》《文藝世紀》《伴侶》《文藝伴侶》《青年樂園》《良友雜志》等香港左派報刊對保存內地作家在十七年文學主潮之外的“另類形象”，具有豐富的開掘價值。

根據《悼念曹聚仁》一文所描述的情形來看，徐訏一定是經常收聽內地的廣播，對“文革”期間的內地形勢變化有相當的認識。40這對徐訏當時的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可以說，其長篇小說《悲慘的世紀》的素材，在香港與內地幾乎斷絕聯系的當時，很有可能是通過“聽廣播”這樣的途徑，以及根據曹聚仁北行歸來所描述的情形，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寫成的。《悲慘的世紀》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文革”，并作出相當嚴肅的哲學探尋與深刻文化反思的長篇小說。

誰也不會想到，徐訏到晚年竟能有這樣大的轉向，他開始大量書寫內地的政治題材，并且嘗試用各種體裁來寫，詩，小說，戲劇，全面出擊。而且變化著各種風格，白描的，象征的，反諷的，形式之多真是不一而足。他寫出了新文學史上堪稱最長的政治敘事詩《無題的問句——遙寄“文聯”“作協”的一些老朋友》41，也寫了幾部反思內地政治運動的小說，除長篇《悲慘的世紀》外，還有《康悌同志的婚姻》等。徐訏在1960-1970年代的“政治轉向”具有較為深刻的象征意味，可以說完全是中國當時巨大的政治變動與荒誕的社會運動的一種折射。

無疑，《悲慘的世紀》是同期當代文學史上少見的一部長篇政治寓言，它與老舍的《貓城記》遙相呼應，但顯然徐著所探更深，境界更高，卻幾被文壇遺忘殆盡。從打通“香港-內地”文學史寫作的“勾連”意義上來看，徐訏的《悲慘的世紀》是“文革”期間在香港寫內地政治斗爭，而又在空間上存在一定距離的隔離，但又保持相當密切的關注，而通過各種間接渠道獲得創作素材，加以藝術的想象而創作出的最有深度的作品。從當代文學史研究范式上看，將《悲慘的世紀》作為連接“香港-內地”文學史線索的個案，更具有方法論意義。

《悲慘的世紀》始寫于1966年，至1972年脫稿，曾在臺灣《文藝》月刊連載，亦曾在香港《展望》半月刊連載（1968年開始），時更名為《陰森森的世紀》。1977年，《悲慘的世紀》由臺灣的黎明公司出版單行本。《悲慘的世紀》雖采用了一個發生在宇宙深處的公元前2050年的超現實故事外殼，但它所描述的場景與使用的話語則完全是“文革”式的，這對1960-1970年代的香港文學來說，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徐訏的小說語言一向瑰麗而獨特，但《悲慘的世紀》在語言上則十分“階級斗爭化”42，與同一時期內地作品相比，具有十分特別的對照價值：

于是，一個親切悅耳的聲音忽然在電臺中出現了：“同志們注意！同志們注意！全國工農兵同志們請注意：今天階級日報的一篇社論，這是有關于我國我黨生存的一篇社論，有關于我們全國人民精神健康，階級意識純潔性的一篇社論。全國各階級同志各地人民慢慢有機會來細細學習討論研究這篇社論，但我們得優先的將這篇社論向大家介紹。這篇社論的題目是：‘警惕，警惕，第三個警惕！’”43

這是《悲慘的世紀》第一章的片段，徐訏對“文革”語言的戲仿，使小說產生了強烈的寓言特征，但徐訏以荒誕與超現實的手法所表現出的后現代主傾向之中，卻并沒有放棄對國家與階級斗爭的本質，以及人類如何能夠真正和諧共存的可能性所進行的真誠思考。在1960-1970年代，徐訏的《悲慘的世紀》對中國當代歷史的思考，應該說是走到了最前列的，最具有現代意義的思考。如果當代文學史寫作能將徐訏這部寫于“文革”開始而終于1972年的小說，放在同一時期“內地”文學史框架之中，則可以看到始于1940年代而在1950年代流徙至香港的現代主義潮流與內地“文革”歷史的共同作用，對徐訏這樣有深度的作家的創作所發生的重大影響。將《悲慘的世紀》作為勾連“內地-香港”文學史線索的“有效個案”44，這一研究思路，可能對當代文學史敘事范式新變有某種啟示。

比如，對1960年代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文學史敘述，同樣是寫女性在“階級”與“愛情”間選擇的矛盾與痛苦的，即可以有浩然的《艷陽天》（1964年）寫“焦淑紅”在“馬立本”與“蕭長春”之間，以“進步”與“階級”為深層次的情感與精神的取向標準，因此當她感到馬立本無法進步后也就沒有絲毫痛苦地走近了蕭長春；但也可以有徐訏的《康悌同志的婚姻》（1960年）寫孤兒出身的入黨積極分子“康悌”因為愛上了有“小資產階級氣質”的“林正豪”，而后又不得不因為出身于地主階級的“林正豪”的“政治水平很低”而痛苦地同他分開，去與中年喪偶的黨的高級領導“沈天芳”結婚，但又在結婚的前夕啜泣地告訴“林正豪”：“但是我愛的是你，我要……我要把我先交給你。”45徐訏在1960年5月所寫的這篇以內地的階級斗爭為背景的小說，自然是對1950年代后內地社會人生的隔空想象，但也未必就可以說是浩然的寫作更為接近當時的人性與歷史的真實。

因此，考察“1950-1970”間的中國當代文學，“內地-香港”雖因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而出現了不同走向的文學潮流，但二者之間并非全無關聯。大陸對香港左翼文學創作的影響自不待言，而像徐訏這樣的自由主義作家的“文革題材”寫作，自然也與稍后的內地“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有著極其不同的表現視角與開掘的深度。

結 語

盡管，與內地的當代文學史體量相比，本文所呈現出來的“香港-內地”文學關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正如冰山理論所描述的情形，一切被呈現出來的，往往只是事物露出水面的部分，在水面以下，還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未顯世界。

海德格爾關于歷史有兩個概念，一是Historie，一是Geschichte。前者是被記錄下來的歷史，是“顯”出的歷史，而非本真的歷史。本真的、真實發生的歷史是亦顯亦隱的，和命運相關的。46

海德格爾關于歷史的概念，其價值更在于“隱”的部分。之所以“隱”，是因為“和命運相關”，在“顯”的歷史層面，不關注“個體命運”。生命個體為“命運”，即生存，往往會“隱”。47《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周曹通信集》等所記錄之“歷史”本不屬于“顯”的歷史，周作人當年為生存而求助于海外，乞求各種可以郵寄的食物，或者為自己當年的“附逆”而辯解，自然想不到在多年以后被公之于眾，這本屬于“隱”的歷史，它“關乎命運”。但在滄海桑田的變遷之中，當事人已不在人世，自然無需再顧慮是否“與命運有關”，當年“隱”的歷史又被另外的親歷者推到了“顯”的層面。因此，歷史永遠都在“亦隱亦顯”之間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隱”不會永遠的“隱”，“顯”也會因失去真實而漸被淡忘。因此，盡管目前我們所呈現出的“香港-內地”文學往來與文學關系在數量上還微不足道，但它所展示出的文學史研究思路卻值得重視。

曹聚仁在《北行小語》中為我們描述了1956年7月1日早晨，深圳羅湖橋口岸千人潮涌進出海關的場面——“盡管從羅湖橋那邊來的人潮，有時洶涌得驚人，有如黃河的泛洪。他們調集了那么多的青年干部，在那里替旅客辦回鄉介紹書；上千的旅客，就在一小時內辦完了。和我同來的旅客，也都上了車往廣州去了；其中若干旅客，時常往來港穗之間，他對記者也就是這么說的”48。1956年前后，每日可有上千的旅客進出于深圳羅湖橋口岸，而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文革”前夕。論者不相信，在當年無數生命個體的“隱”的暗處，那些進出于深圳羅湖橋口岸的人群之中，會沒有人不攜帶一些“私人化”的“文學關系”“生命體驗”以及“歷史的隱秘”。但那自然也是“亦隱亦顯”的，我們仿佛從曹聚仁的描述中看到了“另外的歷史”有可能的“樣子”，但我們卻無法把它們從真實的暗處拉出來，呈現出來。但我們相信，那些的確是存在過的。只不過它們就是永遠地“隱”在“顯”出的那一點點的后面，恍惚可見，但不在眼前。

那是本真的歷史，它們亦隱亦顯，和命運相關。

[本文為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與國際化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7ZWB00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香港文學的“本土性”與“香港-內地”文學的“一體性”并不矛盾，但在具體研究上卻往往無法做到不對另一方造成壓抑，不管是彰顯“本土性”還是“一體性”，都會產生某種立場分歧與歷史觀差異的意味。事實上這種分歧正是中國學術與思想發展從“革命史觀”轉向“民族國家建構史觀”這一更根本問題的具體表現，無疑“本土性”的背后是前者，而“一體性”述史動力則來自當下“民族國家建構”的整體訴求。

2白楊：《“文學史”重構與書寫的限制——大陸文學史視野中的“香港文學”》，《社會科學輯刊》2008年第3期。

3據陳國球統計，僅“1990-2000”年間出版的此類文學史著作即十種有余。事實上，如果算上各不知名高校編寫的“當代文學史教材”，則在數量上遠超陳國球的統計。

4陳旋波：《時與光——20世紀中國文學史格局中的徐訏》，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5參見黃萬華《香港文學對于“重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意義》，《河北學刊》2008年第5期。

6參見黃萬華《二戰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學：在傳統中展開的文學轉型》，《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7參見計紅芳《香港南來作家的身份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8參見趙稀方《香港文學研究：基本框架還需要重新考慮》，《文藝報》2018年7月6日。

9參見黃子平《香港文學史：從何說起》，《香港文學》2003年1月號。

10小說可以“錢鐘書、張愛玲、徐訏、無名氏”等為代表，詩可以“穆旦、戴望舒”等為代表。

11徐訏早在1936年就已在法國受到柏格森與榮格的浸染，其到港兩年后便迅疾地以意識流手法創作出在非理性層面查找人性之惡的《爐火》（1952年），與被譽為“哲思的絮語”（司馬長風）的透著強烈存在主義意緒的《彼岸》（1953年），這兩部具有強烈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皆早于劉以鬯《酒徒》（1963年）近十年，但此中隱藏的文學史意義卻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12《熱風》在1950年代曾引起數次風波，如1955年《熱風》因刊載郭增愷文章《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而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甚至國共兩黨高層領導蔣介石、周恩來也受到震動，并使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再次陷入已被遺忘的歷史漩渦之中。

13諸如“不崇拜人或主義，但不反對別人拜神拜鬼或拜物”“不談空口的公道，只說老實的私見”等“辦刊準則”自然于“幽默”之中別有所指。參見《論語創刊號?本刊十則》，《論語》1957年第1卷第1期。

14《筆端》創刊號之《發刊詞》即明確地表達了這種獨立的自由精神與關注時代問題的姿態：“在態度上，我們這個小刊物既是公開的，勢必容納不同的意見與不同的‘所感所思’，但也只限于個人的意見與所感所思，至若官方的公告，團體的宣言之類，則自在無法刊載之列。在內容上講，這是一本綜合性的刊物，所以這與純粹的文藝刊物政治刊物或電影刊物等不同，我們想接觸較多的問題，也想包括較廣的范圍。”《筆端》1968年第1期。

15《筆端》第2期即有鹿島宗二郎的《在北京的所見所聞》。

16如劉以鬯《鏈》，林海音《烹狗阿太婆》，十三妹《關于美籍華裔廖博士》《他山之石》，徐訏《談陳獨秀與其晚年的思想》，左舜生《各方面在美化中的日本》，周作人《我與西洋文化學術的因緣》，劉其偉《談印象主義的繪畫》，孫寶剛《民族與國家》等等。

17此三篇文章分別刊于《七藝》1976年創刊號、《七藝》第2期、《七藝》第4期。

18此兩篇文章均刊于《七藝》第4期。

19周作人、成仲恩編著《知堂老人的己丑（1949）日記 》，《七藝》1976年創刊號。

20 [日]太宰治：《櫻桃》，成仲恩譯，《七藝》1976年創刊號。

21 [日]增田涉：《我所認識的郁達夫》，沈西城譯，《七藝》1976年第2期。

22 26參見黃萬華《從〈文潮〉到〈文藝新潮〉：一條不可忽視的文學史線索》，《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

23 《〈文藝新潮〉發刊詞：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文藝新潮》1956年第1卷第1期。

24 《〈文藝新潮〉編輯后記》，《文藝新潮》1956年第1卷第2期。

25 陳旋波在《時與光——20世紀中國文學史格局中的徐訏》（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中對此有深入論述。

27 諸如圍繞受內地控制的香港左派報刊《海光文藝》《文藝世紀》《大公報?文藝》《文匯報?文藝》《文匯報?新文藝》《青年樂園》《小朋友》《良友雜志》《伴侶》《文藝伴侶》等與內地時局間的復雜關系，可在另一條線索上對“香港-內地”文學關系進行展開。相關論述參見閆海田、張孝雨《“控制”與“溢出”之間——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報刊與大陸時局的關系》，《華文文學》2019年第2期。而如徐訏、馬朗這樣的線索人物，還有羅孚（羅承勛）、廖承志等，限于文章篇幅，更多線索無法一一展開。

28 相關研究一些香港學者早已展開，如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著的《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學資料冊（1948-1969）》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內地”文學往來的史料整理等。

29 劉紹唐主編《傳記文學》，第41卷第6期。

30 曹聚仁曾先后訪問了梅蘭芳、周作人、梁漱溟、熊十力、徐凌宵、張東蓀、章士釗等人。

31 這些信件在1973年由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名為《周曹通信集》（第一輯、第二輯）。

32 李吉如：《〈周曹通信集〉序》，《周曹通信集》，南天書業公司1973年版。

33 鮑耀明：《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34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70-71頁。

35 洪子誠認為，曾卓的《有贈》與流沙河的《情詩六首》，雖分別標明是寫在1961和1966年，但它們在刊物上公開發表的時間卻是1980年代。而在這20年間，特別是發表的時候，作者是否進行過修改（尤其是重要的修改）是不得而知的。除作者自言而還沒有別的材料來作為旁證時，這個文學史就很可疑。洪子誠：《問題與方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76-78頁。

36 參見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1頁。

37 參見朱棟霖、朱曉進、龍泉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頁。

38 該版文學史至2014年新版修訂時亦有較大變化，尤其是涉及周作人、周瘦鵑部分，在內容上有很大擴充，篇幅上也相對增加到初版的2倍，且對二人的評價亦有微妙的“提高”。

39 諸如巴金《變化萬千的今天》對“大躍進”期間的種種，巴金描述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活在童話世界里一樣，好像在做夢。”參見《文匯報?文藝》1958年8月16日。

40 徐訏曾在該文中說：“那時候，《新晚報》有人寫文章，說我不但反共，而且反祖國，我對曹聚仁說，那些記者，怎么連大陸的廣播都不聽，北京天天在罵彭真、鄧小平、劉少奇反黨叛國，他們竟還不知道誰是反黨叛國，徐訏何人，有什么資格反共反祖國？”參見徐訏《悼念曹聚仁》，《徐訏文集》（第11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27頁。

41 徐訏的這類針對內地時政而寫的政治敘事詩還有《來信》《觀文壇舊畫有感》《你從北國回來》等，這些詩都是用最簡單而直白的語言寫成，批判的鋒芒畢現，語詞激烈，悲憤情緒的流露也似不加收束，發表時曾在港臺引起很大震動。

42 自然，這是一種“戲仿”的“階級斗爭語言”，卻與30年后閻連科《堅硬如水》的后現代革命話語遙相呼應，其先鋒性不言而喻。

43 徐訏：《悲慘的世紀》，《徐訏文集》（第3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85頁。

44 限于本文寫作主旨與結構的限制，《悲慘的世紀》作為這樣的“有效個案”，對其研究與呈現還遠未充分展開。

45 徐訏：《康悌同志的婚姻》，《徐訏文集》（第8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63頁。

46 張文江：《〈尚書?說命〉析義》，《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47 諸如1960年代周、曹、鮑、徐之間的往來，他們為避海關之檢查，曾試過各種通信與寄物的技巧。如海關不允許同一個人一個月內收到兩件海外郵寄的物品，周作人便讓鮑耀明每次郵寄要化出多個名字，“周信子、周吉意”等皆為常用。

48 曹聚仁：《北行小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2-13頁。

[作者單位：淮陰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