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張愛玲，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大眾話題。

她在中國大陸經歷了升沉起伏。1940年代，在一個特異的環境中，出手不凡，紅遍上海；之后卻像流星一樣，消失于中國大陸讀者的視野，長久沉寂，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有少許學人重新翻讀其作品，了解她的人生。港臺地區另是一番景象。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讀張熱潮涌起，一浪高過一浪。當然，仍限于讀者市場，中國大陸至今沒有召開過一次張愛玲的全國性研討會，這是現當代著名作家中僅有的現象。按現行標準，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的學者，要申請到關于張愛玲研究的高級別的“課題” “項目”之類，可能性微乎其微。盡管如此，評說張愛玲的著作、文章還是在圖書市場上，在各種刊物上長久地占有極重的份額，她已經從學人的視野走向了大眾的閱讀。

學者有學者的眼光，大眾有大眾的趣味。目前所出版的有關張愛玲生平傳記的著作、文章，相當一部分有迎合大眾讀者趣味的趨向，就是以張愛玲的顯赫家世，還有她的兩段婚姻，特別是與胡蘭成的婚戀,加上她的所謂“怪異”生活方式來說事，不厭其煩，不避瑣碎，不失夸張與想象。我知道，這樣的傳記寫法，有的也并非作者所愿，而是出版社編輯的意見。筆者做過幾年的出版社編輯，深知許多編輯“寶貴意見”的出發點。一位有自己追求與原則的學者，要出本好書，還得遇到好的編輯。長江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可以為劉川鄂的一紙合同守候六年，僅此，可知其是位好編輯。

劉川鄂的《張愛玲傳》無疑是本好書。這是他從年輕的碩士到接近退休的博導，長達30余年，始終沒有忘卻張愛玲的結果，他從《亂世才女張愛玲》開始，有五本有關張愛玲的評傳、傳記著作問世，在這一基礎上集大成為這本《張愛玲傳》。從13萬字到45萬字，隨著張愛玲傳記材料的不斷出現，劉川鄂對張愛玲的理解愈發深入，想來寫作的快感也愈發通透。這是“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境界，學術研究沒有“眾里尋他千百度”的艱辛，不會達到這一境界，沒有這一境界，哪會有三十余年的不棄不離？從本質上說，學術研究容不得急功近利，也很難與命題作文相容，憑自己的性情，寬松與緊迫形成平衡的張力，探索的辛勞與發現的快感糾纏，才能出現好的結果。劉川鄂在本書的“后記”中說道：“這本《張愛玲傳》，與課題無關，與報獎無關，只與性情有關。”作為同道人，深知其內蘊的無奈與灑脫！

二

傳記文學在中國有深厚的傳統，在千余年前就出現了被魯迅先生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偉大作品，也積淀了讀者對傳記文學內在品質的基本要求。若以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統一的觀點，對其稍作調整，并對其內涵作些新的理解，來評價一部傳記著作，我以為順序應是考據、義理、辭章，即確鑿的事實材料、鮮明的思想觀點、精美的文字表達，三者相統一。當然不能說劉川鄂的《張愛玲傳》已經達到了“絕唱”的高度，但三者的統一還是非常鮮明的。

傳記文學作品必須以嚴格的“考據”作為基礎，否則，再美的辭章，再動人的義理都是沙灘上建的高樓。劉川鄂對此有明確的認識，他在“后記”里說：“寫傳記不可能憑空虛構，材料的豐富和可信是毋庸置疑的先決條件。”他還說：“我希望這是一部詳傳，更是一部真傳。”這是川鄂寫作《張愛玲傳》在“考據”方面的追求。既是“詳傳”又是“真傳”，既要寫出傳主的形，更要寫出她的神，有很高的難度，不僅因為張愛玲的資料在中國大陸曾經不為人知，且數量極少，三十多年來在不斷地增加，至今雖然大的增加已經基本完成，少量的增加也還在進行中。劉川鄂是中國大陸1980年代最早以張愛玲為選題的碩士論文作者，從那時就開始收集資料，到寫作這本《張愛玲傳》時，他在“后記”中說：“幾乎所有與張愛玲相關的材料，都在我眼前過了一遍。”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好在是不斷地積累、漸進，筆者粗略估計，僅圖書就有一百多種，文章更難以數計。

僅有材料的豐富仍然不夠，還必須可信、確鑿。在這一問題上，張愛玲的傳記作者必然又要面臨艱辛。作家自己說自己家世、人生與心靈的文字是確鑿與可信材料的主要來源，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現當代作家的傳記作者都會面臨艱辛，尤其是當代作家的傳記寫作。作家們那些涉及自己家世、生平與思想的文字，需要付出極大的考證、辨析的工夫，才能達到“可信”。從20世紀后半葉開始，我們已經很難在他們的文字中見到直面自己人生與心靈的文字，因為，說自己是非常危險的事。有的是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下，所言非所想；有的在不斷地用文字塑造自己的光輝形象，不惜讓在不同階段的形象出現相互沖突的現象，有的謊言與掩飾已經成為習慣。

張愛玲不屬此類，但她涉及自己的文字也不多，除《私語》外，還有一些訪談、通信一類。即使如張愛玲這樣在《私語》中能毫不留情地直面自己人生與心靈、人性的作家，她自己的話也不能毫無保留地相信。她在《燼余錄》中毫不留情地解剖了自己在戰爭環境中的自私與無情，讓人感到震驚，也極大地增加了她所說個人經歷與思想的可信度。讀張愛玲那些說自己的文字，從她的立場上看，就可以感到是可以當作“信史”來讀的。但是，同樣在《私語》的《童言無忌》中說到自己被父親關在家里，病了也不給請醫生、吃藥。她的弟弟張子靜后來說到，她的父親還親自給她打了針。張愛玲是在逃出父親的家，與這個家絕斷相當長時間后寫下的文字，選擇性的遺忘是可能的。因此，作為傳記作者，在運用作家自己說自己的文字時，即使面對最誠實的作家，采用這些材料，也必須與其他材料相互印證之后才能保證其“確鑿”“可信”，否則，結論及表達文字就要有所保留。劉川鄂的《張愛玲傳》在這個方面可謂下足了功夫。那些有明確性結論的文字都有根有據，來源于可信的材料，一些還不能有明確結論，或者有爭議的事件，劉川鄂則采用了描述現狀，留有余地的表述。比如，張愛玲離開中國大陸之前，是否參加過土改？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至今沒有發現張愛玲參加過土改的確鑿證據，而這個問題涉及對《秧歌》以及對她個人的分析與評價。劉川鄂采用了描述幾種說法的事實，結論卻又留有余地的表述，“但現在基本上大家認定，在參加完上海第一次文代會后，張愛玲確實下鄉參加過土改”。之后又進行分析，完成自己的看法。文字不長，所下的功夫一讀即知，結論明確又留有余地。還有，張愛玲到香港后，曾去了一趟日本，回來甚至因此丟了港大的學籍。她為什么這么不顧一切地去日本？張愛玲對此是有所掩飾的，從未公開說過原因。劉川鄂采用了推測性分析，既有趨向性結論，又留有充分的余地。

張愛玲的《小團圓》，被認為是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這部小說是張愛玲去世后，由宋以郎安排出版的，張愛玲生前卻幾次表達過要銷毀。筆者對出版這部小說曾撰文表達過義憤，也有海外熱愛張愛玲的論者希望大眾拒讀這部作品，表達對出版這部小說的不滿。但現在一些文章卻常引這部作品的描寫，有意無意地作為張愛玲的生平與思想的材料，并去一一對應現實中的人物。他們忘了，即使是“自傳體小說”也是“小說”，虛構和想象不可避免，不能當作確鑿的材料來用的。劉川鄂在評說這部作品時，態度非常嚴謹，是把它當作小說來分析，并未當作“傳記”材料來引用，認為這部小說，是她變相的自傳，是她對自己對其人生傳奇的一種毫不留情的解構。

三

寫出形神兼備的傳主形象，是一部好的人物傳記的應有之義，也就是一部傳記文學的“義理”所在。當下的眾多有關張愛玲的傳記，達到較高義理的作品并不多。不要說那些以吸引大眾眼球為目的，以“八卦”為重要內容的作品，就是一些態度嚴肅的作品，也因了種種原因，難以達到較高的義理，刻畫出張愛玲形神兼備的形象。有的是因為張愛玲不是個向外張揚而是極為內斂，近于自我封閉的人，她的相關資料流露出來的不多，使寫作者難于下筆；有的是傳記作者急于求成，下筆太早，張愛玲的資料尤其是后期資料不足，難以形成對其完整形象的把握。張愛玲資料的涌現，是在她仙逝之后，逐步形成規模的，至今也還在完成的過程之中。

若從劉川鄂寫碩士論文開始，他沉于張愛玲研究三十余年，是資深“張迷”，數十年孜孜以求，在繁雜的事務和其他研究與教學之中，始終在閱讀與思考張愛玲，他對張愛玲的理解之深透，許多熱愛張愛玲的人難以企及。他對張愛玲喪失母愛少有父愛的童年經驗有洞察，對她紅遍上海的創作高峰期有聯系社會環境的深入解讀，對她兩次婚姻對這位才華卓越的女作家的深刻影響有透徹的理解，對她在別人看來難以理解的個人生活、個性特征，在一些人看來是“怪癖”的生活方式，有充分的理解與寬容。劉川鄂始終把握住他對張愛玲所概括的兩句話來寫張愛玲：清堅決絕的現代人，卓爾不群的名作家。我以為這兩句話對張愛玲來說確實形神兼備。

許多人都認為張愛玲“孤傲”，清高得不近人情不明世理，劉川鄂寫出了張愛玲面對她所認可的人與事的低調與謙卑，她對人間真情的珍惜與眷戀。她與宋淇夫婦自從相遇之后，大半輩子肝膽相照，幾近托付終生。她的信件中對幫助過她的人感激之情令人動容，寧可自己受累，唯恐打擾了別人。她的一些在別人看來不可理解的獨行，許多都是在不打擾別人前提下的作為，這正是一個現代人應有的作為。與胡蘭成熱戀期間，她的謙卑，令人驚奇。對胡蘭成這個才子，她有崇拜，這是她的愛，低到塵埃里，開出絢麗的花來。她與他快意暢談文學、人世，睿智而機敏，逸興遄飛，哪有孤傲與冷漠？面對胡適這位前輩大師，這位五四時期的領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深刻理解的張愛玲，應是高山仰止，卻又能以平視的目光，看到他的寂寞與失意，懷有深深的同情。賴雅中風臥床不起，張愛玲經受了難以想象的經濟、精神的巨大壓力，在困境之中伺候一個病人，她付出的犧牲不言而喻，可是在她的信件中，竟無半句怨言。倒是我們這些張迷們感到不平。

許多人說到張愛玲的晚年生活，都認為她過得寂寞而凄涼，是一幅凄凄慘慘的形象，張愛玲這樣的生活狀態似乎是一種被迫的行為，孤獨、凄涼、恓惶等，是他們常用的詞，卻不知這并非張愛玲的真實心境，并未理解張愛玲真實的心靈世界。劉川鄂顯然有更深入的理解，超脫世俗認知的理解。在傳記中他寫出了張愛玲這樣的生活方式，是她主動的選擇。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喜好來生活，是有意為之，不是孤寂找上了她，而是她主動選擇了孤寂。張愛玲早在19歲時就寫下了“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我的天才夢》），她這一生都選擇了讓她的生命充滿歡悅的生活方式，你認為她凄涼，哪里懂得她的歡悅！即使有所孤獨，也是現代人的高傲而充實的孤獨。

從“辭章”角度讀一本傳記作品，我以為不在文字之華美，情感之熱烈，反而應是樸素的、精確的、實實在在的文字表達，方能給讀者以真切的感受，讓人產生因信服而思考的閱讀體驗。目前一些有關張愛玲的傳記，讀起來能體會到作者對張愛玲的熱愛，卻因熱愛放縱了自己在作品中的感情，贊美、感傷、嘆息各種不同的情感在傳記中噴涌，讀起來，像讀抒情散文。這樣的傳記被一些評論稱為“文學傳記”，確也道出了它的特征：“文學”，殊不知傳記的本質特征屬于歷史，其中的文學性當處從屬位置，不能喧賓奪主。歷史有歷史的寫法，對事實的描述，客觀、冷靜，控制情感，讓其蘊含其中而產生內斂效果，判斷與評價在描述與分析中自然呈現。《張愛玲傳》在這個方面的處理是恰當的。在樸素的文字表述中，讓人感到材料的豐富，論述有據，事實的描述中有情思的騰躍，分析與評價之中有被控制的情感。內在的熱情與表述的冷靜，達到平衡。他的感情是收斂的，直抒胸臆的文字并不明顯。這對一個資深“張迷”，對沉于張愛玲及其作品數十年的作者并不容易，他的一部分生命價值已經與對象融為一體，他對傳主的熱愛毋庸置疑，卻能夠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拒絕華美的辭章與浪漫的抒情。這是“傳記”的辭章。

四

作家創作論、作家評傳、作家傳記，是三種密切相關又有所不同的文體，其寫作有內在的文體要求。三者都需要把作家、作品當作一個整體來把握，但在寫作時創作立場與角度是根本不同的。作家創作論，是以作家的作品為基本論述內容，即使有作家創作縱向的發展線索，不同階段的作品評析仍然是主體內容，基本內容，作家的生平、個性與思想，是理解其作品的背景材料，由“知人”而更深入地“知其作品”。作家評傳，則既要對作品有深入評析，又要對作家生平與思想等傳記材料有充分的把握與分析，兩者有機結合，又評又傳，“傳”與“評”相互映照，加深對作家與作品的理解。作家傳記，則重在作家的生平與思想，對作品的分析成為理解作家人生、個性、思想的重要資源，由“知其作品”而更深入地“知人”。“作家創作論”與“作家傳記”兩者切入角度與各自的指歸相向而立，“作家評傳”則處于“作家創作論”和“作家傳記”兩者之間。

這似乎是常識，但在閱讀與歸類時，相當多的讀者會出現對這三種文體認識模糊的現象，從而影響到對作品的理解。筆者寫過一本《走進荒涼——張愛玲的精神家園》，常被一些文章歸于張愛玲的“傳記”，其實那是一本作家創作論。在這三種文體的寫作中，由于種種原因，作者處理不當，也會給嚴肅的作者造成遺憾。有的“作家創作論”堆砌了太多的作家生平與思想材料，使得應成為主體內容的作品評析被淹沒了，反而弱化了“作家創作論”作者對作品的深入分析。有的“作家傳記”對作品的評析又過多，一些對理解作家個性、思想的分析作品的文字占據了太多的版面，讀起來感到旁逸斜出過多。

《張愛玲傳》無疑是一部作家傳記著作，在寫作立場上并不含糊，大量的作家生平材料實證，客觀冷靜的創作態度，以及樸素淡雅的文字風格，使這部著作的傳記特征鮮明地呈現了出來。但是，部分對作品的分析在這部著作中，還是不時有旁逸斜出之感，顯得有所失衡。這不是因為作者對“傳記”這一文體認識不足，而是因為作者對張愛玲的研究是從其作品研究開始的，時間最長，研究深透，在寫作《張愛玲傳》時，他舍不得割愛。假如作者舍得割愛，文字再精煉些，書的厚度可能會小些，也許流傳、閱讀會更廣泛。讓更多的讀者理解張愛玲，是每一個張愛玲研究者的愿望。是為苛求。

[作者單位：滇池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