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伴隨著與中國大陸交往的增多，以擁有先進文化的中國為基準點，日本列島的人們很早便有了“自身處于東方的意識”。公元600年，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國書就說：“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日出處天子”這種表達，在我看來，其實已經隱含了“日本”，即“日之本”。

“日本”這個國號亦即國名產生于何時，在日本史學界是一個爭論不休的難題。

從文獻史料的視點，中國的文獻在唐代以前并沒有發現“日本”國名。11世紀中葉前后成書的《新唐書》，在《東夷傳》中有這樣完整的記載：“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后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唐高宗在位的咸亨元年（670）是一個時間坐標，“更號日本”是在咸亨元年以后。這與《史記正義》所說“武皇后改曰日本國”，時間上是吻合的。

日本方面的文獻，盡管養老四年（720）成書的《日本書紀》已有被訓讀為“ヤマト”的“日本”漢字表記出現，但學界研究日本國號起源時一般不將其作為證據。較早有明確記載的，當是菅野真道等執筆成書于延歷十六年（797）的《續日本紀》，于慶云七年（702）載：“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

朝鮮半島方面的文獻，1145年成書的《三國史記》中的《新羅本紀》卷六于文武王十年（670）十二月載：“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為名。”由于《三國史記》在編纂時參考了中國的文獻，所以從對“倭國更號日本”的時間與前引《新唐書》的670年完全一致來看，當是從該書移錄的史實。

根據上述史料，日本學界對日本國號產生時間的推測：一是在天武天皇期間（672—686），與天皇稱號同時產生；二是產生在從飛鳥凈御原令編纂的689年到《大寶律令》形成的701年前后這一過程；至于《日本書紀》在大化元年（645）七月條記載的頒發給來自高麗、百濟使者詔書中“明神御宇日本天皇”的寫法，被認為是經過了《日本書紀》編者的潤色。總之，各種文獻關于日本國號產生時間的記載，均未早于7世紀后半，亦即在670年至701年之間。

關于在這一時期產生的原因，日本學者大和巖雄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壬申之亂”讓作為小國的日本吞并了倭國，從而改倭國為日本。到了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國號更名日本之事通報給了唐朝。所以他認為日本國號的啟用當在684年稍前。審視這種說法的史料依據，其實還是來自《舊唐書·東夷傳》所載“或云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

從出土文獻的視點觀察，近年來，相繼出土三種石刻史料，也都出現了“日本”的字樣，因此頗為學界所關注。

一是2004年在西安發現的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墓志中明確寫到“國號日本”，因而是確定無疑的。這方墓志的文字出自同為遣唐使的日本人之手，時間是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這是目前發現的關于日本國號的比較確鑿的最早存世實物資料。

二是1992年現身于臺北古玩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這方墓志雖未見原石，但分析錄文所述事實，當非偽造，墓志寫道：“又屬皇明遠被，日本來庭。有敕令公與李懷遠、豆慮欽望、祝欽明等賓于蕃使，共其語話。”據臺灣學者葉國良考證，墓志這一段所述史實為杜嗣先受命接待遣唐使。由于墓志中還提到“上帝宗于明堂，法駕移于京邑”這一武則天行明堂禮的史實，因此在時間上可以斷定杜嗣先受命接待的是第八次遣唐使，到訪時間是長安二年（702）。墓志由杜嗣先之子撰于先天二年（713），這一時間也早于第九次遣唐使的來訪時間開元五年（717），因此，“日本來庭”的寫法不可能是出于后來的改寫。由此可以斷定，作為國家的“日本”記載，杜嗣先墓志也是真實無疑的。“日本”國號的實物資料，杜嗣先墓志的702年又比井真成墓志的734年提前三十余年，從而可以印證日本史學界的通常推測。

第三種出土資料也是在西安發現的，即由中國學者王連龍撰文披露的《大唐故右威衛將軍上柱國禰公墓志銘》，簡稱《禰軍墓志》。禰軍是百濟人，在唐朝做官，死于唐高宗儀鳳三年（678）。墓志中有：“于時日本馀噍，據扶桑以逋誅；風谷遺甿，負盤桃而阻固。”其中“日本”，如果確定是日本國號，則實物資料將日本國號的確立至少提早到公元678年，早于前述日本學界迄今為止的推測和現有的實物資料。遺憾的是，據我考證， 《禰軍墓志》中出現的“日本”，只不過是對東方的泛指（詳細論證參見澎湃“私家歷史”2018年6月30日《〈禰軍墓志〉中的“日本”并非國名》）。如此一來，日本國號的形成，又回到了通常推測的原點，即701年前后形成說。

其實，《新唐書·東夷傳》等中國文獻對于日本國號產生的記載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古代政權的國號形成可能并不像近代國家誕生之時那樣在短時間內擬定國名，而是經歷了一定時期的普遍認同。既然目前我們無法找到諸如政令發布那樣的確鑿史料來認定日本國號的產生，那么我們可不可以轉換角度來考察這個問題呢？

盡管《禰軍墓志》中出現的“日本”并非日本國號，但其意義則顯示了“日本”作為指代東方“日之本”的意識已經是由來已久，所以墓志作者才有可能嫻熟地使用這一詞語。

伴隨著與中國大陸交往的增多，以擁有先進文化的中國為基準點，日本列島的人們很早便有了“自身處于東方的意識”。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國書就說：“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此即認為自己處于東方，而大陸的隋朝處于西方。這條有名的史料見于中國文獻的多處記載。“日出處天子”這種表達，在我看來，其實已經隱含了“日本”，即“日之本”。進一步聯系到《日本書紀》中“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表達，根據日本學者的日本國號和天皇稱呼同時形成的見解，極有可能早在提交國書的公元600年之前，即六世紀末，“日本”這一國號已經產生。

在沒有確鑿明證之前，對于日本國號的產生，我們還可以另辟蹊徑。

眾所周知，主要來自漢語的日語音讀發音，除了大多是出于誤讀的慣用音之外，基本被歸納為吳音、漢音和唐音三種。吳音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從中國江南地區傳到日本的漢字音。“倭之五王”（中國史書記載的倭之五王，日本學界有基本比定：倭王瓉即仁德天皇或應神天皇、倭王珍即反正天皇、倭王濟即允恭天皇、世子興即安康天皇、倭王武即雄略天皇）頻繁向南朝派遣使者，以及“南朝四百八十寺”那樣佛教興盛所帶來的中日間交流，無疑對吳音的傳入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日語中的吳音詞匯有相當多是來自漢譯北傳佛經。

漢音作為唐代洛陽一帶的標準音，則是伴隨著中日之間第二次交流熱，由大量的遣唐使、留學生全面導入中國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帶過去的。

唐音則是宋元迄至近代傳到日本的漢字音。于是，日語漢字音所附著的時代因素與地域因素便成為我們考察日本國號產生時代的一個極好的視點。

日本的國名現有兩種發音表記。一種是漢字音讀的“にほん”或“にっぽん”，一種是以英語為主的歐美語言“ジャパン”等。這兩種發音其實都與漢字音擺脫不了干系。“日”的“にち”的發音就是來自吳音的入聲字。而“ジャパン”的語源據講來自《馬可波羅游記》中所述“黃金之國ジパング”。“ジパング”是不諳漢語的馬可波羅對元朝人稱呼“日本國”的擬音記錄。縱觀西方幾種語言的《馬可波羅游記》“ジパング”的表記，詞頭都對應為日語“ジ”。這個“ジ”應是“本日”的“日”的擬音“ジツ”。促音“ジツ”在北方元大都人口中脫落促音尾成為“ジ”。在日語的“日”字兩種音讀中，“ジツ”屬于漢音。

日本的國名現有兩種發音表記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如果日本國號產生于唐朝誕生將近百年之后，那么，其音讀發音理應為漢音“ジツ”才合乎邏輯，但為什么日本人舍時音而不用，卻用了一個古老的字音呢？推想開來，謎底就是，作為國號的日本，在漢音沒有成為主流語音之前，至少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最后時代便已經啟用。

還可以提供一個旁證是，一個名叫續守言的中國人，在百濟和唐、新羅作戰中成為了俘虜，后來被百濟在齊名七年（661）送到日本。后來續守言被持統天皇任命為音博士，專門教授唐朝的標準音漢音。這一個時間節點是在公元689年前后。這一事實體現的邏輯關系是，如果日本國號產生于689年以后，理應會采用當時大力提倡的漢音，而不可能是吳音。在資訊交流不發達的時代，日本這一國號到了公元600年才由使者傳達到中國的王朝。此時，在日本國內，日本國號大約已經使用了有一段時間。

通過漢字音對日本國號產生的考察，前述日本國書體現的國號暗示，其實是互為旁證的。納入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來考察日本國號的產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認識。伴隨著日本古代國家的形成與確立，才會產生對統一國號的需求。而公元五至六世紀正是被學界通常認定的古代國家的形成期。大量接觸并接受中國文化，最終建立了律令制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國號和天皇稱謂應運而生。這一歷史背景的回顧也在廣義上可以支持我的日本國號形成時間的推測。而通過日語漢字音的歷史考察，推測日本國號的產生時期，是日本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一個視點。

作為余話，還想附帶說說跟日本國號產生有關的一個有趣問題。“日之本”，亦即“日本”，是在日本列島內部產生的稱呼，還是來自外部的觀察？

在我看來，最初稱呼“日本”的一定不是出自日本列島內部。一個常識是，地球自西向東自轉，地球上的人觀察太陽，太陽都是從東方升起，日本人位于日本列島的觀察也不例外。然而，中國人從中國大陸一側觀察，日本列島方向正是太陽升起的東方。因此當來到中國大陸的日本人被問到從何處來時，日本人可能會指著日本列島的方向說來自那里。聽到這樣的回答，中國人也許會說，那是太陽的故鄉啊，亦即日之本。于是，身處中國大陸的日本人會領悟到，原來我們居住的地方是“日之本”。追溯“日本”這一國號的形成過程，可以推測大概會是這樣的經過。這是我的主觀臆測，但似乎也是合乎邏輯的。唐代詩人劉長卿寫給日本使者的兩句詩剛好描述了這樣的場景：“遙指來從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東。”

因為“日出處天子”的“日出處”，原本就是來自中國大陸一側的觀察。反過來說，如果從中國以西一側來看，中國又成為“日出處”。以類似“日出處天子”的說法來稱呼中國王朝的皇帝，在文獻中還居然真的可以找到。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的《北史》卷九七《波斯國傳》載：“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這是來自中國以西的觀察，與從中國觀察日本一樣。

其實，以太陽為參照物，以中國大陸為基準點的方位表記，不僅限于東方日本，南方的越南也是如此。西漢武帝時代，在越南中部漢朝政府還設置有“日南郡”，更是明確的標記。

日之本是相對于中國大陸而言的稱呼，這在古代日本人那里并無疑問。在平安時代成書的《弘仁私記》前多人長序文開頭就這樣講道：“日本國，自大唐東去萬馀里，日出東方，升于扶桑，故云日本。”在近代以來的日本學者也并不避諱這一事實，與古代日本人有著同樣的認識。曾任京都產業大學的所功教授指出：“‘日出處’、‘日之本’這樣的認識，是在日本列島內很難產生的想象，大概是從日本以西的朝鮮或中國向東方瞭望產生的。”另一位日本史研究者神野志隆光也指出：“日本這一稱呼很可能就是產生于中國的世界觀，因而日本的國號才被唐朝所接受。”

（作者為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