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當代中國的知識生產格局中，類似“女性文學”[1]研究這樣的新興知識領域值得關注：一方面，借助對“女性”這一特殊的“人”的維度的強調，“現代”意義上的女性文學研究在新時期中國的興起，很大程度上開風氣之先，[2]較早體現了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對“人”的認識和理解的變化，以及試圖在更為復雜多元的社會文化格局中重構文學/人文知識的努力；另一方面，女性文學研究在之后的發展中始終偏于一隅而未能對主流文學研究以及更大層面的社會文化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情形，也表明新時期以來以新的“女性”/“人”的想象為基礎的“新”的政治正確性，要想真正接通地氣，改變已有的知識生產狀況并介入社會文化進程，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

可以說，女性文學研究的遭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新時期以來文學研究試圖回應當代社會文化語境所形成的新的探索及其問題所在，值得進一步討論。要理解女性文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作為前提，顯然需要首先回答這樣一系列問題：女性文學研究為什么會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出現，它到底承載了當時怎樣的對“女性”/“人”的理解，又是如何回應社會文化變遷對知識生產轉型要求的，等等。

圍繞上述問題，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女性文學研究的發生及其對新時期人文知識重構的介入：以張潔發表于1979年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載《北京文學》1979年第11期）為創作個案，結合相關文學論爭，來分析文學領域如何借助愛情敘事，一定程度上支撐了強調“情感”維度的80年代女性“個人”正當性的確立；以朱虹發表于1981年的《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載《世界文學》1981年第4期）及其衍生研究為理論個案，來討論學界如何譯介域外“婦女文學”資源，并將其轉化為本土女性文學研究方案；以李小江為80年代的研究者個案，來探討女性經驗如何經由文學研究而進一步被知識化和理論化，參與當代女性研究知識體系的構造。本文希冀通過以點帶面的方式，在上述文學事件所形成的綜合性視野中，討論女性文學研究復雜的知識構成及其所折射的新時期人文知識的多元面向和內在癥候。

一、“女性”正當性的確立：歷史轉折中的愛情敘事及其討論

要討論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的發生，作為前提，像張潔、張辛欣、張抗抗、宗璞、戴厚英、遇羅錦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發表的一批表現個人情感的作品，[3]顯然是無法繞過去的。這不僅是因為，這批作品以對女性情感尤其是愛情的強調，突破了以皈依集體為旨歸的“前三十年”女性作家的書寫格局，更為重要的是，這批作品還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開啟了新時期以來以個人主體為中心的女性文學乃至主流文學的書寫大幕。那么，作為敘事符碼的“女性”是如何產生出來并獲得正名的，女性書寫的內在邏輯轉換又是如何完成的，由此形成的“女性文學”又與歷史轉折之間形成了怎樣的關系，等等。上述問題因為涉及了當代文學/知識轉型的核心要害，值得進一步探討。

可以以當時最受矚目的《愛，是不能忘記的》[4]為例，來把握一下“女性文學”如何在歷史轉折中脫穎而出并建構其正當性的。這部小說主要是從女兒姍姍的視角，呈現其母親鐘雨有點另類的愛情故事。作為故事的講述者，姍姍一開始就強調了自己“卅歲”而未婚的大齡姑娘身份，凸顯其與同齡的共和國之間的反差，這一身份設定，彰顯了新一代女性企圖從“前三十年”致力打造的國家認同中抽身出來回到日常生活中去的愿望。在這樣的敘事人視野中，鐘雨的形象也就顯得相當復雜：作為女性，鐘雨“生得并不漂亮”，擁有“沒有什么女性溫柔的低沉的嗓音”，但又充滿了知識分子“優雅、淡泊”的氣息；作為母親，她顯然并不是一個成功的范導者，傳遞給女兒的更多是“一生里總是伴著許許多多的失敗”；作為作家，“文章寫得也比較美”，但她真正的作品卻是從未發表的私密情感記錄《愛，是不能忘記的》。可以看出，在鐘雨身上，既有對“前三十年”的婦女解放經驗的承襲，包括對傳統女性氣質（如溫柔）的否定，對既有的賢妻良母格局所規定的母職、妻性的規避，對工作婦女身份的自覺接受等，也有與新時期性別文化觀念較為一致的內容，如對知識女性的偏愛與首肯，對個人世界神圣性的建構與守護，等等。由此，鐘雨的形象具有了特定歷史內涵所賦予的內在張力，既被命名為“痛苦的理想主義者”，而暗含了對“前三十年”烏托邦氣息的一種保留，也可以被隱喻為“夾在書頁里的那些已經枯萎了的花”，而代表著新時期文學對被壓抑的現代知識分子浪漫傳統的一種招魂。

由這樣的主人公設定出發，鐘雨與老干部欲說還休的婚外戀故事也就具有了豐富的解讀空間。可以注意到，男主人公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來自他那成熟而堅定的政治頭腦，他在動蕩的革命時代的出生入死的經歷，他活躍的思維、工作的魄力，文學藝術上的素養……”細究這精神力量的構成，既有面向公共空間的革命思想與實踐，也有屬于私人范疇的知識分子式的修養、愛好等，男主人公的魅力大致糅合了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革命性與筑基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性這兩個不同的維度，從而體現出小說嘗試整合“五四”以來分別立足于個體與社會的兩種不同愛情話語的企圖。男、女主人公的精神結構基本吻合，由此奠定了兩人相戀的基礎。但需要注意的是，相似的精神結構似乎并沒有產生兩情相悅的平等愛情關系，鐘雨更多用崇拜乃至單相思式的方式，二十多年來熱烈而卑微地仰視著對方，但“其實，把他們這一輩子接觸過的時間累計起來計算，也不會超過廿四小時”。肉身在戀愛現場“缺席”，甚至只能用文字、想象等方式來模擬事實上不存在的相戀場景，使得這場苦戀一方面以情感的自主性與純粹性，彰顯了鐘雨極其強烈的女性主體意識；另一方面，當這種主體意識是以高度克制的，甚至是無我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時候，又會因為其封閉性和靜止性，使其完成度飽受質疑——這不僅是在情感世界內部，甚至還會讓人懷疑鐘雨作家身份的有效性——如果注意到鐘雨的那篇《愛，是不能忘記的》盡管袒露了“一顆灼人的、充滿了愛情和痛苦的心”，但仍然只是自言自語、無法面世的私人札記的話，那么，鐘雨是否可以經由寫作而成長為具有行動力的歷史實踐主體，顯然也是存疑的。

從深層次看，這一愛情故事還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道德倫理的轉換問題。鐘雨之所以愛而不得，并不是得不到男主人公的情感回應，而在于男主人公擁有革命時代形成的特殊婚姻——因受惠于老工人的舍命掩護，“他，出于道義，責任，階級情誼和對死者的感念，毫不猶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另一個因素則是男主人公在1969年因為質疑“理論權威”而慘死。在這樣的情節設計中，鐘雨殘缺而凄婉的愛情故事，指向就頗為復雜：一方面，處在“第三者”的位置上，這樣的愛情顯然不僅對革命倫理而且對傳統民間倫理都有所僭越，很難得到普遍認同；另一方面，這樣的愛情因為女主人公極度克制并付出了一生的幸福，且并沒有對老干部的婚姻家庭造成實質性破壞，又比較容易被諒解。更為重要的是，在反思“前三十年”激進左翼思潮的歷史轉折期，這樣的與宏大歷史存在緊張關系的愛情，很容易被看作歷史車輪碾壓下的一種個人性代價而獲得同情。正是在母親心路歷程的映襯下，女兒姍姍從個人出發的愛情選擇就顯得理所當然，這構成了對“法律”“道義”“責任”“義務”等面向公共空間的精神倫理規定性的一種反思甚至是顛覆，最終成為其以“告別革命”的姿態接續母親精神遺產進而建構新的自我，開啟新時期的重要依據。陳曉明因此總結為“這是對貶抑人的倫理學發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張潔的感傷情調卻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敏銳觸角，它給‘大寫的人’注入了情感內涵”。[5]

可以發現，《愛，是不能忘記的》提供了一些關于愛情、婚姻乃至倫理道德的富有爭議性的看法，這構成了1980年前后文學批評激烈交鋒的焦點所在。黃秋耘比較早肯定了鐘雨式的愛情的正當性，提出：“為什么我們的道德、法律，輿論、社會風氣……等等加于我們身上和心靈上的精神枷鎖是這么多，把我們自己束縛得那么痛苦？而這當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6]在他帶有明顯歷史創傷的視野中，“愛情”作為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與階級、集體、社會等聯系在一起的法律習俗、倫理道德等，則被看作是打上了“前三十年”烙印的“精神枷鎖”，需要警惕甚至被拋棄。唐摯肯定小說“渴求擺脫鐫刻著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習慣、情感、規范和傳統，渴求擺脫那散發著市儈氣息的、庸俗的婚姻關系，渴求精神生活高度和諧、高度豐富、高度一致的純真的愛情”，[7]進一步將精神性的愛情與世俗性的婚姻對立起來，并將婚姻與私有制勾連在一起，與作者張潔的創作意圖形成了直接的呼應：“恩格斯曾經說過：‘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我的這篇小說，就是想用文藝形式表達出我讀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體會”[8]。需要注意的是，從邏輯上來看，他們顯然又與恩格斯的分析大相徑庭——如果注意到“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這一說法，其實是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契約式婚姻所得出的結論，[9]那么，唐摯他們對“愛情”的肯定，便因脫離了特定的歷史語境而成了一種在邏輯上有問題的簡單挪用。這樣的挪用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顯然在他們看來，這樣的“愛情”可以超越特定的階級性并指向普遍“人性”，以此為切入口，就可以指證“前三十年”社會在“德性政治”的維度上已經遭遇了危機而需要被切割，同時，可以以退回到“自然人”的方式為人道主義思潮爭取浮出歷史地平線的機會。

作為討論的另一方，有一些批評家并不認可鐘雨式的愛情，而更強調建立在階級認同基礎上的婚戀的正當性。李希凡認為，不能簡單地將“愛情”從“道義”“階級情”“同志愛”等范疇中抽離出來，并視為與之截然相對之物：“當年，在無產階級‘道義’的感召下，他能夠把階級情、同志愛轉化為愛情，并毅然獻給‘那位姑娘’，試問，什么樣的愛情能比這種愛情更高尚！”[10]在他看來，“愛情”需要與特定的社會歷史內容聯系在一起考察，老干部那種建立在階級情誼基礎上的愛情更有現實根基。肖林則進一步指出老干部的婚姻有穩定的基礎：“老干部是出于階級情誼和妻子結合的，他們在斗爭中共同親密生活了幾十年。他們基于斗爭生活的婚姻有何市儈氣息？有何庸俗？又在哪里鐫刻著私有制度的烙印呢？”[11]可以發現，李希凡等人對老干部婚姻的肯定，不僅強調了愛情所應有的現實煙火氣，更凸顯了愛情不僅是“情”，還有與“恩”“義”等日常倫理相連通的一面，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恩格斯有關無產階級婚姻愛情的觀點，即“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的前提下，才會有可能產生共同的“人性”，進而形成真正的愛情乃至平等的兩性關系秩序。[12]在立足于階級/集體倫理的愛情觀映照下，鐘雨這種偏于知識分子個人立場的愛情被認為是缺乏現實根基的，尤其是與社會主義倫理道德不符的。[13]

從表面上看，雙方的爭議落在“愛情”上，實質卻體現了隱藏在“愛情”背后的對社會意識形態理解的巨大差異性。這當然與作品本身對“愛情”的“社會寓言”[14]化處理有關，如喬以鋼就指出：“那時女作家們講述愛情故事的動機并不單純，因為在愛情書寫的表層下，往往潛在地將20世紀50年代至 70 年代的國家倫理秩序作為批判對象”，[15]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爭議體現了文學研究在回應70年代后期歷史轉折時所出現的內部分化甚至危機——無論是黃秋耘等人借助知識分子的創傷愛情所建立的斷裂性史觀，還是李希凡等人通過堅持階級認同式婚戀所表現出來的連續性史觀，都企圖用相對簡單的方式來處理復雜的歷史轉折對于文學知識轉型的挑戰，他們更多的是在個人情感與共同體倫理、自然性與階級性、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等多重二元對立關系中，選擇了其中一端作為自己的站位，而沒有去好好處理更具挑戰性的二元對立結構問題，因而只是折射了過渡時期意識形態的爭斗乃至分裂，沒能導向更具統合性的社會文化構造。

伴隨著李子云、吳黛英、劉慧英、金燕玉、盛英等一批女性研究者陸續介入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的討論，一種立基于“女性”的文學研究維度逐漸形成氣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上述討論的延伸和轉移。早在1980年，李子云就試圖從女作家的創作角度來把握《愛，是不能忘記的》，認為其“不失為一篇有新意、有特色的作品”，但她并不認同張潔所謂“痛苦的理想主義者”的說法，認為鐘雨式的愛情理想與當下現實生活距離太遠，無法“與大多數人的迫切需求相統一”[16]。數年后，李子云又認為《愛，是不能忘記的》這一類側重于“表現內心”的作品，雖然是基于女性本身的氣質及傳統道德對于女性的規范而產生，但“打破了文學無不直接表現政治、政策方面的重大問題的單一局面。……特別是打破了幾十年來不允許接觸有關人性問題的禁忌”。[17]有意思的是，其后李子云的評價又發生了變化，她肯定《愛，是不能忘記的》揭露了“存在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但又“并不贊成諸如以女性的觀點重新改寫歷史、組合社會等主張”，更批評女性文學將“婦女或人的自我意識”簡單理解為“性愛的意識”，實際上具有“某種程度的貴族化傾向”[18]。在這一系列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等作品的評論中，李子云對“女性文學”研究維度的建構呈現出鮮明的介入現實的意識：一方面，通過對女性問題尤其是女性情感問題的凸顯，一定程度上賦予了女性文學反思“前三十年”歷史創傷的功能；另一方面，盡管承認女性問題的特殊性，但又不因此主張女性問題需要被優先處理，而希望它與其他人群的訴求能形成一致，這實際上又很大程度地承襲了基于“人民性”的思考格局，從而保留了“前三十年”的理論積習。在這樣復雜的關系處理中，大概可以感覺到李子云試圖以“女性文學”維度探索兼顧“斷裂”與“延續”的新的文學研究范式的努力，但同時她也表現出了某種耐人尋味的左右徘徊性——如何在“斷裂”與“延續”的博弈間尋找超越二元對立的合適站位，如何在女性的特殊利益訴求和大多數人的普遍訴求之間尋找讓渡空間，如何使之真正具有理論生產性而不是流于和稀泥。在新的總體性社會意識形態尚未建立起來的前提下，這樣的“女性文學”研究顯然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獨自推進這些難題的解答，反而可能因為在“女性”與“大多數人”之間游移不定而很難得到普遍認同。

與李子云有所不同，吳黛英對于《愛，是不能忘記的》等作品的關注，主要落在“女作家特有的筆調”上，并用“孤獨者”“感傷”“內心世界”等具有女性本質主義色彩的概念來加以描述，[19]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之前討論的意識形態色彩，將研究格局從社會文化場域轉移至相對封閉的女性文學領域。在其后的論文中，吳黛英正式使用了“女性文學”這一新概念，來研究包括《愛，是不能忘記的》在內的女作家作品，并歸納出了新時期“女性文學”的一系列特征：“多日常生活的細波微瀾，多女作家們所熟悉的普通平凡的小人物，多家庭、婚姻、友誼這樣一類與人生比較接近的題材和內容。總之，女性作家一般來說比較喜歡并擅長于寫‘小題材’、‘小人物’和‘小事件’”。《愛，是不能忘記的》之所以仍然被認為是“成功之作”，在她看來，是因為女作家的創作具有“從兩性間這種生理和心理的差異出發”的“情大于理”的特點，而學界應該對這一特點保持理解與認可。[20]可以說，通過對《愛，是不能忘記的》等作品的評析，吳黛英大致給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女性文學”理解，即以具有本質主義意味的女性“自覺意識”為立足點，將與時代社會有所區隔的“寫‘小題材’、‘小人物’和‘小事件’”作為“女性文學”的基本追求，以“情大于理”當作女性作家處理自身站位的合法依據。[21]經過這樣的降維處理，“女性文學”便以承認既有文化積淀所造就的“女性”特殊性為基點，在很大程度上蛻變成了“女性”自己的文學，由此規避了李子云將“女性文學”置于社會意識形態重建格局之中而可能遭遇到的理論挑戰，并將社會轉型思潮對于文學研究范式轉換的要求置換為文學場域內部秩序的重組，邊緣的、情感的、審美的“女性”敘事逐步抑制并取代主流的、理性的、現實的宏大敘事的過程。

還有一些女性文學研究者則試圖通過凸顯女性“自我發現”和“自我表現”的重要性，在《愛，是不能忘記的》這一類作品中探尋更為激進的女性文學研究空間。劉慧英認為這些創作“標志著女性自我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是女性要求有人的尊嚴、平等的表現”[22]；金燕玉進一步將張潔所書寫的另類愛情從特定社會語境中抽離出來，視之為女性主體建構的表現，并賦予其可以凌駕于倫理道德體系之上的正當性，指出：“對所謂‘變心’‘背叛’行為已不是用通常的道德去簡單地進行判斷和譴責，而是用愛情的尺度去衡量和剖析，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23]盛英則將愛情放大為一種女性特有的情感力量，并將其放在人性與政治性彼此對抗的格局中而予以肯定：“張潔銘記《愛，是不能忘記的》，她率先把愛情題材從單純的政治文化模式中走出來，進入到更高的人性追求中”。[24]在這樣的“女性文學”研究格局中，伴隨著女性立場的日益彰顯，鐘雨式的愛情被逐漸從原先的道德倫理爭議性抽離出來，與一種相對獨立的女性自我意識的生發勾連在一起，其關涉的議題復雜性被進一步收縮，最終被納入與現實政治文化相對立的抽象的“人性”覺醒格局中，從而以對女性個人的肯定為出發點，以私領域獨立于并且優先于公領域為邏輯架構，建構出了女性及女性文學可以從歷史地平線上噴薄而出的依據。

可以說，上述幾種對于《愛，是不能忘記的》的分析，從不同的方向致力于為作品中的女性及其情感遭際正名，并試圖為既有的文學研究體系添上“女性”維度。這一努力，既包含著對之前婦女解放實踐及其文化表述的一種反思，即“針對50—70年代婦女解放理論的性別觀念及其歷史實踐的后果”，希望“從‘男女都一樣’的文化表述中分離出來”，試圖“將性別差異正當化”，[25]更為重要的，其中還體現了歷史轉折對于文學研究話語重構的需要——置身于社會分化/觀念分化所帶來的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緊張對峙格局中，“女性文學”的出現，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階級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之后，為紆解既有政治文化格局中的社會意識形態爭議難題，通過對建立在新的身份政治基礎上的個人及文學命名方式的探索，潛在地指向新的文學共同體甚至社會共同體的建構。但另一方面，“女性文學”研究內部對于女性及女性文學的不同理解及其各自所面臨的問題，也表明，無論是選擇介入、降維還是轉移，“女性文學”研究的探索盡管別開新路，但如何在歷史脈絡中有效承接好既有理論難題并創造性地加以推進，并不能一蹴而就。

二、“婦女文學”的建構：域外資源譯介及其本土化努力

與“女性文學”創作及批評的發生形成某種呼應，域外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女性文學研究資源也在這一時期逐漸進入中國，構成了討論當代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興起的又一個值得關注的維度。如果說在歷史轉折時刻，“女性文學”創作更多是以文學的方式來回應歷史與現實之間復雜的接續/斷裂關系的話，那么，女性文學研究資源的譯介顯然并不只是簡單的知識植入或復制行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別求新聲于異邦”的知識選擇、重組，甚至再造的意味。如何在“譯介政治”的視野中來把握域外女性文學研究資源的進入，呈現被大而化之的西學東漸這一描述方式所遮蔽的知識轉型的復雜性以及隱身于其后的知識生產者的各種細致考量，也成了討論20世紀80年代女性文學研究興起乃至人文知識轉型所需要重視的問題。

1981年，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朱虹發表了《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26]，第一次較為系統地介紹了19世紀后期以來美國的女權運動與婦女文學的發展狀況，特別是梳理了“婦女意識”這一后來被廣泛使用的概念，被認為是從理論上為“現代”意義上的女性文學研究在新時期中國的發生提供了鏡鑒。之所以會有這篇論文，按照朱虹的回憶，緣起于她的域外訪學經歷。1980年，作為“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中斷聯系30年后的第一批訪問學者之一”，朱虹來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學，“記得當時讀過E·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盡管她談的是英國女性文學的傳統，但對我的啟發不僅限于英國，也不僅限于文學，而是啟發了我從性別角度而來的‘女性意識’，這為我打開了新的研究空間。”[27]該論文因此可以被看作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西知識生產重新互動的結果，它從“婦女文學”這一特定領域折射了處在歷史轉折中的中國學界如何從特殊的歷史站位出發，汲取異域新知，進而調整既有人文知識體系的過程，值得關注。

《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一開始就指出：“當前婦女文學的熱潮是六十年代后期女權運動引申出來的”，由此從三個方面對美國“女權運動”這一“婦女文學”的前提展開了分析。首先，將女權運動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左翼運動低潮聯系在一起進行考察，認為，因為“無產者”這一概念的失效與退場，才使得“婦女階級”可以作為一種新的替代性名稱/力量粉墨登場，女權運動因此可以納入左翼革命的脈絡中，被視為對其的一種差別化的接續與發展。其次，朱虹注意到美國女權運動“從歷史淵源來講，可以說起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運動。最早的婦女運動也是婦女爭取參加廢奴運動的權利”。這一歷史追溯，使得女權運動又與黑人民權運動這樣的少數族裔抗爭運動勾連在了一起，因此，它被認為既分享了亞文化特有的對于主流文化的抗爭性，又在亞文化內部與之對抗并成為一種反動。再次，文章認為美國女權運動興起最根本的緣由，還在于“機械化的發展與教育的普及”所導致的婦女處境的變化，即“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似乎獲得了“平等的就業機會”，但“美國生活方式本身又迫使她必須呆在小家庭里為消費而奔跑”。在巨大的雙重壓力下，“既操家務又有職業”的“超級婦女”們普遍產生了對現實的不滿以及試圖改變自身處境的強烈愿望，促使女權運動最終成為可能。

擱置在上述討論格局中，美國女權運動的內涵就顯得相當駁雜：一方面，女權運動盡管立足于婦女群體，但其實它與其他抗爭性社會運動之間存在著疊合、交錯、替代等諸種關系，這使得它既可以大致被歸總在左翼思潮之內，又不局限于此，既與階級問題、種族問題等有關，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對其的反動乃至克服，可以被看作是社會“總體性”變革運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引入“超級婦女”作為女權運動興起的主要依托力量之后，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女權運動就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具有整體意義的“婦女”運動，而更應被看作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群體自我賦權的運動。在此前提下，階級、種族等維度顯然都將被排除在外，女權運動社會關涉度因此相當有限，正如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所批評的，白人女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婦女們可以超越民族和種族的界限形成政治聯合的可能性”。[28]這樣的對女權運動興起緣由的梳理，在邏輯上顯然是具有纏繞性的。

基于這樣的背景分析，《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在主體部分對“婦女文學”及“婦女意識”概念所進行的討論，也就相當耐人尋味。作者指出，“婦女文學”對“‘女權運動’和‘婦女研究’作出了有力的反響”，“促成了學術研究重新發掘和評價文學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過去文學史對女作家的貶低和忽略”。作為評價“婦女文學”的主要標準，“婦女意識”這一核心概念至關重要：“婦女研究圍繞的一個中心觀念是‘婦女意識’，婦女文學的批評標準也還是‘婦女意識’”，如何理解這一概念因而成為該論文的重點所在。朱虹認為，“婦女意識”作為“一個橫跨國界、種族和社會存在的抽象概念”，來源于法國女作家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從存在主義視域對婦女問題的發現。很大程度上，“婦女意識”被認為是婦女之為婦女的本質規定性，但長期以來由于受男權壓抑，處在“第二性”境遇中的婦女，其“婦女意識”逐漸喪失。要恢復婦女真正的“自我”主體角色，就需要喚醒、激活甚至重構“婦女意識”。從具有鮮明女權主義色彩的先驗的“婦女意識”出發，英國女作家伍爾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被認為是提出了“以‘婦女意識’為中心的文藝觀”：“婦女的特殊生活條件決定了她在觀察世界和分析性格方面的特點以及這種特點決定她在創作中最適合采用的體裁”，倡導“創造一種有自己的特點的婦女文學”。這里的“婦女意識”顯然帶有本質主義特征，具有與男性世界相區隔乃至對立的色彩。有意思的是，朱虹在其文章中指出，學界對“婦女意識”的理解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因認識到文藝領域中存在著的“歪曲丑化的婦女形象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需要反映在文藝中的結果”，開始將美學問題與政治經濟學的闡釋打通，“婦女文學”研究由此具有了回應現實的意識，在此基礎上嘗試走出形式主義批評藩籬，“與現實緊密結合”，進入了20世紀30年代的“左傾的文藝批評傳統”，并指向了“一個文藝批評中的根本問題，即作家的社會存在、意識形態與創作的關系……所以，也可以說‘婦女意識’角度的批評還多少是屬于歷史主義和社會學觀點的批評”。據此，“婦女意識”這一概念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社會歷史維度，而具有了某種可以嵌入歷史/現實結構的理論生產性。

可以看到，在朱虹的視野中，“婦女意識”主要源自先知先覺的知識女性及其創作的“婦女文學”，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之前將美國女權運動的主體定位為“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群體的說法相一致。不同的是，《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勾勒了“婦女意識”從抽象的觀念層面到文學敘事層面，最終到政治經濟層面的復雜遷徙與轉化過程——這既可以被看作一個概念史意義上的語詞不斷被歷史化的過程，也可以被視為由其統領的文藝創作及批評實踐不斷尋找對話乃至斗爭對象，從而其內涵逐漸豐富起來的過程。由此，“婦女意識”似乎可以擺脫因為定位在“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群體而產生的本質主義預設，在一定程度上打通自我與現實、觀念與實踐、文藝與政治等一系列二元對立項，并通過婦女文學及婦女文學批評而找到接通地氣進而拓展當代知識生產的有效路徑，從而大致彌合了之前關于美國女權運動分析中所產生的悖論。

作為一種印證，《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的后半段還以“婦女意識”為依據，對19世紀后期以來的美國婦女文學的發展軌跡進行了歷史分期，認為：第一代作家以伊迪斯·沃頓（Edith Wharton）等為代表，“大部分用傳統的眼光看待世界，她們寫出了婦女在狹隘天地中的苦悶，但還缺乏明確的作為女性的自我意識”；第二代作家以弗蘭納里·奧康諾（Flannary O’Connor）等為代表，“更明確地譴責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婦女的處境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第三代以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等為代表，“抗議的基調更尖銳，把婦女問題跟全社會的不合理狀況，甚至跟人類存在的荒誕狀態聯系起來，而且有更多的心理深度”。可以說，朱虹以“婦女意識”的發育程度為標尺對三代女性作家的區分相當清晰，并借助具有社會進步論意味的線性歷史描述方式，一定程度上探索了建構不同于主流文學史的“婦女文學史”的可能性。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婦女意識”，其內涵相對靜止固定，主要與女性自我的發現，批判男女不平等，呼喚建立在良好兩性結構基礎上的社會正義等內容勾連在一起，很明顯屬于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現代女權主義的范疇。這樣的“婦女意識”，顯然還沒能真正“嵌入一個特定時期”，“把發生在女人身上的事和時代的其他發展聯在一起”，[29]并依據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與文學形態相應地發生變化。憑借這樣相對固定的“婦女意識”直接去評判婦女文學的發展歷程，就會面臨類似于瓊·斯科特（Joan W. Scott）所提出的“去歷史化”的質疑：“到底‘婦女’是一個單一的范疇，還是一個具有極大差異的范疇？到底‘婦女’是先歷史而存在，還是歷史所形成的社會范疇？”[30]當抽象的概念無法與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結合而被賦形的時候，概念與作品、立場與語境、當下與歷史之間的不匹配甚至斷裂也會是顯而易見的，因而，作者對于“婦女意識”這一概念的具體使用，并沒有真正貫徹其在理論史層面所希冀的那種開放而流動的建構主義思路，“婦女意識”概念也就沒法擺脫其優先于并且凌駕于現實之上的位置預設，由此出發來評判婦女文學和建構婦女文學史在操作層面就會存在隔膜而帶來問題。

大致來說，《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以“婦女意識”為核心展開的對于美國女權運動和婦女文學的譯介，致力于建構一種不同于主流的另類文學理解并努力賦予其正當性，但在概念內涵的把握、邏輯的推演乃至理論框架的設定等方面，仍然留下了一些問題。這固然體現了美國婦女文學在其崛起過程中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理論深描的困難，但如果引入譯介學的視野來加以考察的話，那么或許可以說，隱藏在這些問題背后的像朱虹這樣的譯入地學者特定的問題意識、知識結構與文化選擇可能更值得關注——對朱虹而言，“婦女文學”到底意味著什么；她所理解的“婦女文學”與典范意義的“婦女文學”是否一致；“婦女文學”的譯介對其既有的知識結構到底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等等。

正是在這樣的追問下，《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與作為其學習藍本的美國學者肖瓦爾特的《她們自己的文學——英國女小說家：從勃朗特到萊辛》[31]之間的關系，在“影響的焦慮”的意義上，就有必要進行清理。可以注意到，盡管后者討論的是19世紀以來的英國女性寫作，但是兩者之間的相似性還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說都努力論證“女性寫作”（或者說“婦女文學”）作為“一種亞文化的產物”如何“在與占優勢的主流文化的關系中演變”，并逐漸浮出歷史地表，最終“不帶性別痕跡地參與文學主流”[32]，比如說都強調“女性意識”（female consciousness）之于“女性寫作”的重要性，“寫小說的女人從來都是有自我意識的，只是她們很少作出自我界定”。[33]再比如說，兩者都分別將近百年來的英美女性文學劃分為三個時期，雖然具體劃分時限略有不同，但還是可以明顯看到《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的劃分標準基本參照了肖瓦爾特。[34]

需要指出的是，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值得關注的差異性。首先，肖瓦爾特并不認為存在著一種“集體”意義上的“女性意識”，而更強調“女性意識”具有代際性特征，是每一代女作家在其特定的歷史境遇中形成的自我意識。

“

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代女性作家都發現自己并沒有歷史，被迫再次重新發現過去，一次又一次地鍛造屬于自己性別的意識。

”

其次，她并不認同那種本質主義意義上的“女性文學”理解，認為所謂“‘女性文學’應自覺地共同專注于清晰地表達女性經驗，并‘在自身驅動力’的指引下進行自主的自我表達”的說法，是值得反思的“女權主義烏托邦思維”的產物，更應該“寬泛地看待女性文學傳統，把它同更大范圍內女性自我意識的演變過程、同任何一個少數群體在與主流社會的關系中找到自我表達方向的方式聯系起來”，“女性文學”因此并不簡單地等同于“女性主義文學”。[35]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她認為女性文學研究“考察的并非天生的性別態度，而是在特定的地點和時間段內，女作家自我意識轉化為文學形式的方式”，由此大致歸納出了英國女性文學經歷的“女性的（Feminine），女權的（Feminist），女人的（Female）”三個發展階段，但頗有意味的是，她特地強調了女性文學史甚至女作家個人創作軌跡的多元性，無法被納入到單一的線性歷史描述框架中。[36]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參照，就可以發現，盡管《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歸入《她們自己的文學——英國女小說家：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跨國傳播譜系中，但是其在概念界定、邏輯架構乃至歷史觀念等方面，還是呈現出了某些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異質性，如對于“婦女意識”的女權主義維度的格外強調，對于“婦女文學”研究與左翼文學批評關系的關注，還有對于文學線性描述模式的偏愛等。這些異質性因素表明，譯介者并沒有完全蟄伏在母本典范的陰影下，而是一定程度上對其有所保留、選擇甚至改造的，這正可以被視為譯介者在本土語境中形成的主體性的一種體現。但因此而出現的諸如名與實、史與物、內與外等尚未進一步理順的問題，也意味著，譯介者試圖賦予歐美婦女文學知識體系的新的闡釋維度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外在于這一體系而有待于進一步完成的，或者更準確地說，譯入地的問題意識與譯出地的知識資源尚未很好地對接、碰撞與整合，產生出新的更有闡釋力的知識范疇。

這樣的具有過渡意味的“婦女文學”理解，顯然折射了歷史轉折期人文知識體系方興未艾的變動狀態，其后會如何演變，在反哺的意義上又會給學術生產帶來怎樣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可以以朱虹20世紀80年代前后對于《簡·愛》闡釋的變化為例，來看看被譯介進來的“婦女意識”及“婦女文學”如何演繹出了更為明晰的發展軌跡，并影響了研究者的知識構成與價值判斷。在發表于1979年的《〈簡·愛〉——小資產階級抗議的最強音》中，朱虹將簡·愛定位為有“人格和尊嚴”的“英國小資產階級婦女的典型形象”，認為這一形象代表了英國小說中的“新式主人公”，通過她，小說一方面樹立了“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世界的豐富、人（哪怕是孩子）的感情和尊嚴的不可辱不可犯”的時代精神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對英國貴族資產階級統治的不合理性，對他們所代表的價值的空虛和虛假進行了強有力的揭露與抨擊”，并“深邃激越地控訴了踐踏人的價值、浪費人的生命的資本主義制度”。由此，她認定小說的主要價值在于代表了當時的進步力量對不平等社會秩序的反抗：“當英國工人階級在文藝上還沉默的時候、當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提到日程上的時候，簡·愛式的抗議確實起到抨擊現存秩序不合理性的戰斗作用”。[37]

在1987年發表的《〈簡·愛〉與婦女意識》中，簡·愛的意義則主要被朱虹認為是以“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這樣的現代婦女意識顛覆了“家庭中的天使”這樣的傳統理想婦女形象，簡·愛的故事成為自覺挑戰男性中心主義歷史書寫的“‘她’的故事（her story）”：“透過表面上規范化的故事程式，《簡·愛》全書激蕩著婦女對男性壓迫著的憤怒抗議和要求男女平等的呼聲”，并指出《簡·愛》的“婦女意識”體現在三個方面：“揭露、控訴男性的壓迫；與‘家里的天使’模式針鋒相對，塑造作為強者的正面婦女形象；真實地描寫婦女的天然感情”。她認為小說的最大貢獻在于呈現了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它把這部小說第一層次的社會意義推向縱深，挖掘出階級社會貧富對立背后的一種更廣泛、更有普遍性的矛盾，即男性對女性的壓迫”。[38]

對照兩篇論文，可以發現，朱虹對于《簡·愛》的討論，大致經歷了從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向女性文學研究范式的轉型，借助“婦女意識”這樣的理論發明，她將簡·愛從反抗資產階級價值觀的小資產階級典型代表還原為反抗四位男性壓迫的女性強者。這一處理，在女性立場上顯然要比《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更為激進，在社會介入度上卻有所退卻——朱虹顯然已經不再糾結于是否要在“婦女意識”中嵌入社會內容，也不再討論“婦女文學”的時代意涵，而更多想要強調“理直氣壯地把女人當作女人來描寫”，甚至要“充分而大膽地描寫女人的‘偏見、觀念、激情和規范’”，才能“真正在文學中確立婦女的主體意識”。[39]當“婦女文學”最終蛻變為這樣的邏輯設定時，當然可以說，它在某種程度上為新時期中國的文學研究體系重構提供了一個新的資源和參照，但不同的闡釋語境、不同的問題意識、不同的理論脈絡碰撞所形成的異質性，顯然還是沒能成為構想新的在地化知識生產的起點，相反，“婦女文學”話語在自覺不自覺地終止了與時代社會的對話之后，很大程度上蛻變為一種似乎可以自成一體、自我繁殖的獨立邏輯，從而封印了其內蘊的革命性能量。類似于“婦女文學”這樣的域外理論資源的進入，到底是拓展了知識生產的縱深度，還是會因為用一種研究維度簡單替代另一種維度而產生新的研究盲區，仍然是值得商榷的。

三、從女性文學研究到婦女研究：個人經驗知識化的多元路徑探索

進一步討論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的發生問題，可以發現，作為鏈接知識與社會的中樞，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女性在知識轉型中的作用值得探討——她們如何理解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歷史轉折，如何將自身的經驗“文學化”乃至“知識化”，如何在新的知識生產格局中推動“女性”這一新的立場/資源浮出歷史地表……在這一過程中，個體經驗中的“女性”、認知范疇中的“女性”與知識生產中的“女性”到底構成了怎樣的關系，無疑是觸及“女性文學”研究乃至女性研究肌理深處的核心問題。可以以當代中國婦女研究奠基者之一的李小江為個案，來看看女性個體經驗如何進入文學研究，并在知識/學科的分化與整合中最終轉化為具有“轉型中國”特點的婦女研究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更強調以“婦女”而非“女性”為旨歸，顯然涵蓋著李小江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性別文化理解。

在個人回憶中，李小江提供了一個頗具文學色彩的自我成長故事，并將之作為一個個案來回溯婦女研究在新時期中國女性知識群體興起的現實/情感基礎。作為與新中國共同成長的一代，1951年出生的李小江其童年記憶明顯打上了“前三十年”婦女解放實踐特有的烙印：“小時候我比一般男孩子還‘野’，喜歡爬樹、翻墻、打彈弓，不喜歡穿鞋，更不喜歡梳頭”，同時，這也指向了“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所內蘊的性別意識的缺失：“在一個‘平等’的社會環境中，要自覺認識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困難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卻不認為‘她’有什么特殊含義，不知道‘她’與男人有什么不同”。也因此，“生為女性”的自我身份覺醒被定格在了一個特殊時刻，一個父親在“文革”中挨批斗同時也是在場的女兒月經初潮的重合時刻：

“

一時間，黑色的墨汁和紅色的血仿佛交織在一起，無情地將我拋擲在做女兒的憤怒和做女人的屈辱中……那時，我恨自己生為女性。[40]

”

這一富有戲劇性的場景敘述，傳遞出了相當豐富的信息：于歷史洪流中觀看父親被辱的創傷體驗顯然成了女性意識覺醒的一種催化劑，但對女兒角色的自覺認同，使得這種覺醒并不是以類似挑戰父權制這樣的子女一代慣常的方式來進行的，而是以父女聯盟的方式來共同應對外部世界的殘酷，這使得女兒的覺醒更多帶有反抗國家父權制而非家庭父權制的意味而具有了特定的時代內涵。疊合于其上的月經初潮的慌亂與恐懼，無疑以身體為中介，既提示了成長時刻的到來，又宣告了生理意義上的“男女平等”的不可能，也指向了對“前三十年”婦女解放實踐中性教育缺失的反思。

有意思的是，在李小江的敘述中，構成其從事婦女研究直接動力的，并不是上述的個人創傷經驗，而是新時期初期基于自身經歷所發現的相當不愉快的“婦女解放”陷阱：

“

一個新的陷阱，一個雙重角色、雙重負擔、雙重人格的當代女性的陷阱[41]

”

李小江的這一說法充滿了張力，一方面她意識到了在“前三十年”“男女平等”話語影響下的個人成長道路，使她形成了“獨立的人格”，“獨立的行為方式和價值標準”，并將事業作為實現個人價值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婚姻和生育”這樣的事件的發生，又使她領悟到為人妻、為人母的女性日常生活角色的無可替代性。因此，所謂“雙重角色”陷阱的說法，其實頗為糾結，既彰顯了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認可了“前三十年”婦女解放實踐之于其個人主體性的塑造，也表現出了她在反思這種主體性構造過程中對基于身體經驗的“女性”自我意識的一種強化。

從這樣的個人“生命體驗”出發并試圖想要回應，1979年，李小江選擇了攻讀“西歐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意欲以文學研究的方式來為自己也為同時代的婦女群體“尋找歷史”。[42]此后，她陸續撰寫了一批以“文學中的婦女和婦女形象”為主題的論文，這些論文或者聚焦歐美文學關于社會轉型中婦女困境的描繪，[43]或者分析二戰后日本女作家對于種族歧視中婦女屈辱命運的揭露，[44]或者討論當代女性文學中職業婦女所面臨的“女性雄化”“角色緊張”“尋找自我”等問題，[45]或者呈現中國婦女創作傳統的發展軌跡及其現代演變，[46]或者探究文學創作模式中的性別差異，[47]等等。可以發現，這些論文議題豐富，視野開闊，試圖征用古今中外各種文學資源來把握婦女生命的真相。有意味的是，在這里文學其實只是研究對象或場域，而具有“現實感”的婦女問題才是分析的出發點。這樣的討論，顯然并不是在文學內部打開的，而更多的是從外在的婦女維度進入，因而結論往往是以這樣的文學社會學形態出現：

“

西方各國的現代婦女文學，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中產階級發展壯大的正常產物，是婦女覺醒的文學。而中國的現代婦女文學，則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環境中，一場革命運動的產物，它超前于社會基礎出現，是覺醒婦女的文學。[48]

”

因為在女性文學研究中旗幟鮮明地將回應自身“身為女人”的困惑的預設放置其中，李小江所希冀的“婦女”與“文學”的結合，因此具有強烈的現實情懷與政治性指向，這顯然與當時大多數學院派女性文學研究者更注重“審美文學性”的研究站位有所區別。從這樣的設定出發，她逐漸意識到，文學價值并不等同于社會價值，[49]文學領域無法只是接受社會維度的考量和質詢，僅僅從文學入手，很難真正觸及“女人的生存原因和歷史命運”。[50]

基于這樣的認識，李小江逐漸領悟到文學研究乃至人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必要性：

“

女性的問題實則是人自身的問題：與人的進化同步，與人的存在同構。對女人的認識，必須借助科學的方法（盡管它是不完善的）去反思人類的全部存在，并將牽動著眾多的乃至整個人文學科。[51]

”

這一反思頗有意味，既發現了就婦女論婦女的研究視野的有限性，又暗示了僅從文學這樣的情感/審美產品進入婦女問題領域可能產生限制與盲區。至此，以“婦女”為原點，探索對“人”的整全性理解，并在此基礎上打破女性文學研究的藩籬，在“學術”和“政治”的雙重視野中，建立具有多學科共同參與的“婦女研究”（婦女學），才成為其嘗試在更大的知識生產格局來學術化個人經驗的一種選擇。[52]基于這一建立在人生經驗基礎上的學術道路探索，李小江的“婦女研究”所表現出的問題意識、研究立場、邏輯理路等，便呈現出了某種與學院派女性研究有所區別的獨特性。

比如，分析新時期婦女研究勃興緣由時，李小江會推己及人，特別關注知識女性的“女性意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知識婦女對十年浩劫乃至歷次政治運動中婦女特殊命運的反省和對女性角色扭曲的控訴，特別集中地表現在新時期早期女作家的作品中。解放以來長期壓抑的女性意識終于萌發，是以發出‘女性的聲音’和女性的困惑面諸社會的”。在此基礎上，她認識到：“作為真正的婦女解放運動，除了政治、經濟等等的社會變革和保證之外，必須伴之以一場意識和文化的革命”。基于對女性文學作品表達的“女性意識”的深刻認同，李小江敏銳地發現了在社會生活場域展開的“前三十年”的婦女解放運動所存在的婦女群體自身意識/性別文化觀念缺失的問題，并將之作為新一輪婦女解放的主要突破口。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強調了“女性意識”覺醒的重要性，但她是將“女性意識”放在“政治、經濟等等的社會變革和保證”的前提下來討論其推進的可能性的，是將其作為“婦女解放”整體系統工程中的一環來看待的，并沒有將其孤立起來而與歷史相割裂，相反，因為認識到“中國的婦女解放是特定的歷史范疇中特殊的意識形態產物……中國婦女解放和西方女權運動出自完全不同的兩種根系”，因而“女性意識”更多被認為是她們這代人經歷了“男女平等”的社會生活之后所需要解決的新問題：“即使是在男女平等的社會生活中，婦女仍然有自己的不同于男人、而且也不希冀與男人等同的需求和問題”。[53]在這一認識框架中，“女性意識”作為一個反思“前三十年”婦女解放史的概念，仍舊是試圖被嵌入歷史實踐之內而不是從外部來加以理解的，但這一概念如何在強調自身與“男女平等”話語對峙的同時，建立起二者之間新的內在關聯，從而使其獲得不同于域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知識體系那種“女性意識”的新內涵，仍有待補充。

比如，在思考新時期初期婦女問題的特點和形態時，李小江會自覺地以研究者站位的移動來呈現不同的婦女問題理解方式：一方面，她認識到改革是“多年來求之不得的好事”，“沖擊著政體中的官僚主義、理論界的教條主義、經濟上的平均主義和每個人的惰性”，但另一方面她也發現改革“沖擊著女人”：“我們不能不正視女性在社會生產中的生理問題和生育問題；在實力競爭中，婦女普遍素質偏低和雙重角色性質，顯然于女人及包容女人的企業競爭不利”，然而，婦女所遭遇的這一系列問題“卻往往不被人們看作社會問題，而是婦女自身的問題”，之前她所遭遇到的“雙重壓力”問題因此被理解為婦女對此處境的一種被迫應對，并不是自愿選擇的結果。一方面，她依據“社會主義理想原則（平等原則）”認可了國家對婦女解放的有力扶助，使得“我國婦女的社會解放程度很高”，但另一方面，“從社會生產力發展”出發，她又認為處在社會分工弱勢地位的婦女被排斥、被貶低，是有現實依據的。當李小江將婦女問題放置到“改革”“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等不同格局中時，其復雜性以及處理難度就被呈現出來了。如何打通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隔閡，突破“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自我發展的努力”這樣的女性立場預設，在更有現實感的視野中去探索更有包容性與針對性的處理方案，顯然構成了新的挑戰所在。[54]

再比如，在探尋新時期婦女研究資源上，李小江一開始就明確將馬克思主義婦女學說作為理論起點：“我從事婦女研究的起點并不是西方女權主義經典理論，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婦女、婚姻、家庭的論述”。由此出發，她強調要將中國婦女解放區別于西方女權主義：“中國婦女解放不同于西方女權運動，具有‘立法超前’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而不是女權主義運動的結果”，[55]并認為“婦女解放是人類的一部分，婦女解放是不能與人類解放分開的。只有當人類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了完全的解放，整個社會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時候，婦女才能在最終意義上獲得解放”，所謂“婦女解放的標準……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56]因而，當代中國的婦女理論“主要任務已經不再是單純地呼吁女權，也不是召喚婦女革命，而是以婦女的社會性解放為起點，在觀念中向人類本體回返”。[57]盡管如此，結合中外婦女運動實踐，她又發現“婦女解放”概念不能完全被經典理論所涵蓋：“婦女走上社會并不等于解放”，“階級解放不等于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不等于婦女解放”，“生產力發展不同于婦女解放”，[58]通過將“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及相關范疇進行切割，李小江所屬意的婦女研究在立足點上實際又與馬克思主義婦女學說有所區別。在上述邏輯架構中，可以看到，婦女解放作為人類社會解放重要構成的一面得到了凸顯，這顯然是呼應了馬克思主義婦女學說的基本觀點，但同時又強調了婦女解放的特殊性，將具有“人的、性的、情感的”這樣“有性的人”[59]作為婦女解放的目標，便與新時期“人道主義”思潮形成了某種曲徑通幽的呼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著以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來反思甚至替代階級論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意味。這樣的內在悖論，某種意義上正是折射了歷史轉折期意識形態的含混性。[60]

從個體經驗出發又能有所突破而形成與社會現實對話的自覺意識，從文學研究出發反思“前三十年”婦女解放實踐的教訓又汲取了馬克思主義婦女學說的相關資源，強調宏大視野中的婦女問題的思考又往往注重女權的伸張……作為新時期中國婦女研究的草創者之一，李小江的個人經歷、知識結構、時代站位、認知方式等充滿了各種富有意味的矛盾與張力。一方面，這些矛盾與張力的存在，意味著她對于婦女以及婦女研究內涵和特點的把握，并不完全合乎邏輯，但也需要看到，那些溢出知識生產邏輯的矛盾與張力，因為對應了歷史轉折期特有的既混亂雜糅又元氣淋漓的社會文化狀況，而具有某種需要珍視的接地氣的性質以及各種有待于進一步挖掘的可能性，這很可能意味著她比其他局限于知識內循環的學院派女性研究者更為深入地把握住了歷史轉折時期婦女研究的根基所在，正如王玲珍所指出的“這種具體的歷史、社會體驗具有質疑和抗衡抽象、跨體制、跨歷史的普遍性價值的潛質”。[61]但另一方面，如何突破這些矛盾與張力，形成更具有整合性乃至超越性的研究視野，進而在促動婦女研究更為有效地與時代社會對話的基礎上，探索更有現實針對性的理論生長空間，仍值得進一步思考。

如果結合李小江之后的婦女研究道路加以對照的話，可以發現，盡管她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婦女研究，在社會苦難中覺醒，它出現在十年浩劫之后——這與西方國家婦女研究高度文明的社會條件不同，中國婦女研究的萌生，是以男女平等的社會生活為起點的，這又與西方女權主義的產床不同”，[62]但是，從知識女性出發對于女性立場的堅守以及在此前提下對所有有可能妨礙婦女解放的因素的警惕和反思，使她在之后的婦女研究中更愿意倚重“女性自我意識”“主體性”“知識分子”等概念，也更為注重個體化的女性主體建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民間的婦女研究”。在日趨抽象的二元對立格局中，就會很容易形成這樣的對20世紀80年代婦女運動的意義闡釋：“作為自主的主體，中國婦女的‘女性意識’真正覺醒；作為有獨立意志的社會群體，‘女人’真正站立起來”，[63]從而又在很大程度上與學院派婦女研究者殊途同歸。基于這樣的判斷，在“分離”的意義上來處理新時期婦女研究在學術與現實中的位置就不可避免：“在理論上，從傳統的婦女解放理論中分離出來；在學科建設上，從傳統的人文科學規范中分離出來，單獨立項；在現實運動中，從國家塑造婦女的傳統中分離出來，并與西方女權主義運動保持相當的距離”。可以說，李小江總結的這三個“分離”的說法，標志著其所引領的婦女研究最終還是與以往的歷史實踐、知識生產格局乃至婦女運動傳統進行了切割，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其建構起了邏輯嚴密同時也是帶有自我封閉意味的理論架構，并使其在特定意義上成為無本之末、無源之水。因此，盡管她一直希望中國婦女研究能“與西方女權主義運動保持相當的距離”，[64]但三個“分離”所導致的其與本土婦女解放歷史實踐以及理論傳統的明顯疏離，卻不期然地在90年代與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相攜而來的域外女權主義/“社會性別”理論[65]形成了某種默契，并為后者的長驅直入乃至取而代之打開了方便之門。

四、余論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梳理，本文大致勾勒出女性文學研究作為一種新興知識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興起的基本情形：《愛，是不能忘記的》以具有“社會寓言”意味的爭議性愛情，借助歷史轉折的悲情宣泄，強力驅動被宏大敘事壓抑的知識女性以悲劇形象重返歷史舞臺，通過為其反常的個體性情感敘事賦予某種正當性，一定程度上為女性文學乃至新時期文學以“去政治化的政治”姿態突出歷史重圍提供了某種依據；《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立足于對美國女權運動及婦女文學的介紹，卻分明投射進了作者在乍暖還寒的新時期初期“放眼看世界”時所特有的矛盾與糾結，因而其所著重譯介的“婦女意識”概念，會在抽象的典范與具體的語境之間徘徊不定，使得以此為核心的“婦女文學”很大程度上要在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尋找平衡，既需要生產異質性又需要克服異質性，這樣的兩面性構成了其特殊的理論邏輯起點；作為“共和國一代”，李小江從個體生命經驗出發的對于婦女文學及婦女研究的理解，既植根于新中國婦女解放實踐脈絡內部的經驗與教訓，也寄托了其希望走出“性溝”而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目標的努力，其內在的多重張力以及企圖有所切割/彌合的努力，相當程度上體現了變動時代知識的碎片化、學科領域的分化及重建新的人文知識的艱難。

可以說，女性文學研究在崛起過程中，大致處理了歷史與現實、中國與西方、經驗與知識、學術與政治等幾個重要的問題域，而這些問題域，也正是歷史轉折中的文學乃至人文學科普遍需要面對和處理的重大挑戰。應該說，女性文學研究以一種相對特殊的知識生產方式，為新時期中國的文學乃至人文知識體系的重構提供了自己的方案——它不只是簡單疊加上了“女性”這一新的學術維度，更為重要的是，試圖以具有復雜的歷史-現實意涵的“女性”為切入口，呼應并推動諸如“人”“人性”“人道主義”“新時期”“現代化”等一系列概念/思潮的建構，并由此支撐多元人文知識存在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建筑在這樣的知識構造基礎上，女性文學研究在新時期后期逐漸走向“跨歷史的、普遍性的，不以經濟生產模式的變化而變化”[66]的抽象化存在的事實，又表明，如何擺脫淪為學院知識生產內循環產物的命運，進一步從歷史實踐層面凝練出更有回應性的人文知識構成，在此基礎上激活其內蘊的活力與生產性，使其具備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所說的“文化唯物主義”的品格，真正成為能夠與總體性的社會歷史進程相輔相成的力量，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有待完成的復雜而艱巨的任務。

 

注釋

[1] 在當代中國知識生產格局中，存在著諸如“女性文學”“婦女文學”“婦女書寫”“女性寫作”等多種名稱，本文不準備對這些相似概念加以辨析并統一為今天通行的概念名稱，而希望保留這些概念名稱以呈現歷史風貌。需要說明的是，在通常情況下，“女性”與“婦女”這兩個概念的所指基本一致，如在翻譯領域，“女性意識”與“婦女意識”一般都翻譯自“female consciousness”，但不同時期譯入地的知識話語流變會導致不同的譯法，本文第二部分所涉及的“female consciousness”，朱虹的翻譯（1981年）與韓敏中的翻譯（2012 年）的不同，可以印證這一點。但也有學者較為強調“女性”與“婦女”這兩個概念的社會歷史意涵有所差異，而會在使用上有所側重，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討論的李小江就更愿意使用“婦女研究”概念，而不是今天更常見的“女性研究”概念。

[2] 吳黛英認為“女性文學”是“新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和喉舌”。吳黛英：《新時期“女性文學”漫談》，載《當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 4期。

[3] 這批作品包括：宗璞的《我是誰》（1979 年）、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1979年）、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1980年）、張辛欣的《我在哪里錯過了你》（1981年）、張抗抗的《北極光》（1981年）、戴厚英的《人啊，人！》（1981年）等。

[4] 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載《北京文學》1979 年第11期。以下段落中對該文的直接引用，不再一一注明。

[5] 陳曉明：《勉強的解決：后新時期女性小說概論》，載《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3期。

[6] 黃秋耘：《關于張潔作品的所想》，載《文藝報》1980年第 1期。

[7] 唐摯：《純真愛情的呼喚》，載《文匯增刊》1980年第2期。

[8] 孫五三：《一個普通人———記女作家張潔同志》，載《青春》1980 年第 7 期。

[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82頁。

[10] 李希凡：《“倘若真有所謂天國……”》，載《文藝報》1980年第 5期。

[11] 肖林：《試談〈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格調問題》，載《光明日報》1980年5月14日，第4版。

[12] 恩格斯指出：“這一代男子一生中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得婦女的獻身；而這一代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也永遠不會再出于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于男子。”參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 84—85頁。

[13] 楊柄：《據說，“愛”是不能忘記的……》，載《當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 1期。

[14] 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 57頁。

[15] 喬以鋼：《新時期女性文學的愛情書寫與現代啟蒙敘述》，載《長江學術》2006年第1期。

[16] 李子云：《深刻細致，但也要寬闊——談張潔的創作特色》，載李子云：《涓流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 25—31頁。

[17] 李子云：《女作家在當代文學史所起的先鋒作用》，載《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 6期。

[18] 李子云：《她們正在崛起——序香港三聯書店編〈大陸女作家作品選〉》，載《小說評論》1988年第 5期。

[19] 吳黛英：《張潔小說藝術特色初探》，載《求是學刊》1981年第 3期。

[20] 吳黛英：《從新時期女作家的創作看“女性文學”的若干特征》，載《文藝評論》1985年第5期。

[21] 吳黛英：《新時期“女性文學”漫談》。

[22] 劉慧英：《談女作家作品的主題傾向》，載《當代文藝思潮》1982 年第 3 期。

[23] 金燕玉：《論女作家群——新時期作家群考察之三》，載《當代作家評論》1986 年第 3 期。

[24] 盛英：《大陸新時期女作家的崛起和女性文學的發展》，載《理論與創作》1993年第 5期。

[25] 賀桂梅：《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一個歷史輪廓》，載《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 2期。

[26] 朱虹：《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載《世界文學》1981年第 4 期。以下段落中對該文的直接引用，不再一一注明。

[27] 孫繼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早期探路人——訪著名英美文學專家、翻譯家朱虹教授》，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 5月 30日，第2版。

[28] ［美］貝爾·胡克斯：《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曉征、平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頁。

[29] ［美］伊沛霞：《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胡志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頁。

[30] ［美］瓊·斯科特：《女性主義與歷史》，載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65頁。

[31] 美國學者肖瓦爾特所著的《她們自己的文學——英國女小說家:從勃朗特到萊辛》（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1977 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主要討論了19世紀以來的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近二百位英國女小說家的創作。

[32] ［美］伊萊恩·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英國女小說家：從勃朗特到萊辛》，序言“這二十年：重返《她們自己的文學》”，韓敏中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

[33] ［美］伊萊恩·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英國女小說家：從勃朗特到萊辛》，第2頁。

[34] 肖瓦爾特將英國女性文學分為三個時期：“出現男性筆名的19世紀40年代到1880年喬治·艾略特去世的這個時期定為‘女性階段’（the Feminine phase）；把1880—1920年，或說爭取婦女選舉權的時期定為‘女權階段’（the Feminist phase）；把20世紀20年代至今定為‘女人階段’（the Female phase），當然，1960 年左右進入了自我意識的新階段”。參見［美］伊萊恩·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英國女小說家：從勃朗特到萊辛》，第10—11頁。

[35] 同注[32]，第 2頁。

[36] ［美］伊萊恩·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英國女小說家：從勃朗特到萊辛》，第9、10頁。

[37] 朱虹：《〈簡·愛〉——小資產階級抗議的最強音》，《讀書》1979年第5期。

[38] 朱虹：《〈簡·愛〉與婦女意識》，載《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5期。

[39] 同注[2]。

[40] 李小江：《家國女人》，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5頁。

[41] 同上，第7—8頁。

[42] 李小江認為“文學”在尋找女人的歷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由于女人在社會生活中失落，哲學中沒有女人，史學上也沒有女人的位置，那么誰記載了女人呢？就只有文學”。參見劉寧、劉曉麗：《從婦女研究到性別研究——李小江教授訪談錄》，載《晉陽學刊》2007年第6期。

[43] 這方面李小江發表的論文有《試論〈人間喜劇〉中的老處女群》，載《河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 年第2期；《勃朗特姊妹的創作背景》，載《河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 期；《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載《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 2期，等等。

[44] 李小江：《日本當代女性文學的典范——〈非色〉》，載《外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 2期。

[45] 李小江：《當代婦女文學中職業婦女問題——一個比較研究的視角》，載《文藝評論》1987年第 1 期；《尋找自我：當代女性創作的基本母題》，載《文學自由談》1989年第 6期。

[46] 李小江：《中國婦女文學的歷史蹤跡》，載《文藝評論》1986 年第 5 期；李小江：《覺醒中的困惑——早期現代女作家與莎菲女士》，載《文藝評論》1986年第 6期。

[47] 李小江：《“圣母—夏娃”與“救世主—撒旦”——有關創作模式的性別差異問題》，載《外國文學研究》1989 年第4期。

[48] 李小江：《覺醒中的困惑——早期現代女作家與莎菲女士》，載《文藝評論》1986年第6期。

[49] 李小江：《婦女研究與婦女文學》，載《文藝評論》1986年第 4期。

[50] 力石：《尋求完美與和諧：訪著名婦女學研究者李小江》，載《民主與科學》1990年第3期。

[51]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頁。

[52] 1987年，李小江在鄭州大學成立了國內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標志著“婦女研究”正式進入學科化、體制化進程。李小江：《婦女研究的緣起、發展及現狀——兼談婦女學學科建設問題》，載《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 4期。

[53] 李小江：《告別昨天：新時期婦女運動回顧》，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4、5、34頁。

[54] 參見李小江：《改革與中國婦女群體意識的覺醒》，載《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 4期。

[55] 李小江：《家國女人》，第15、31頁。

[56] 李小江：《人類進步與婦女解放》，載《馬克思主義研究》1983年第2期。

[57]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 22頁。

[58] 李小江：《改革與中國婦女群體意識的覺醒》，載《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 4期。

[59] “有性的人”是李小江發明的概念，“它既不同于傳統哲學中對抽象的‘人’的泛論，也不同于女權主義對女性‘人’的張揚”，指“作為生物個體而相對獨立的人，總是以其特定的性別身份存在于人類社會中”。參見李小江：《婦女研究在中國》，載杜芳琴、王向賢（主編）：《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在中國：1987～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8—9頁。

[60] 有關新時期“人道主義”討論的情況，可參見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 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一章“‘回到十九世紀’——人道主義思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1—114頁。

[61] 王玲珍：《重審新時期中國女性主義實踐和性／別差異話語——以李小江為例》，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 6期。

[62] 李小江：《婦女研究在中國》，載杜芳琴、王向賢（主編）：《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在中國：1987～2003》，第 7頁。

[63] 劉寧、劉曉麗：《從婦女研究到性別研究——李小江教授訪談錄》，載《晉陽學刊》2007年第 6期。

[64] 李小江：《家國女人》，第16頁。

[65] 具體論證可參見宋少鵬：《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婦女——為什么中國需要重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批判》，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12期。

[66] 王玲珍：《重審新時期中國女性主義實踐和性／別差異話語——以李小江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