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京故宮 乾清宮 正大光明匾 順治題

戰國時期至秦朝的文物杜虎符

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蘊含著“合”的系統辯證思維。書法同其他藝術相互聯系、相互融通，彼此吸收借鑒、各取所需，或者結合形成統一和諧的整體。觀察那些攜帶著遠古氣息的藝術經典，有獨立呈現的書法形式，也有書法同其他藝術的完美結合，這是詮繹“合”的文化精髓的樣本，也是書法史上的重要一脈。“合”的系統辯證思維，是閱讀和認知中國書法傳統的一個重要方法。

漢字基因：書法同其他藝術融通的文化紐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字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標志。殷墟甲骨文距離現在3000多年，3000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真正的中華基因。”漢字是中國文化的根脈和紐帶，深刻影響著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生成。

書法具有附著文字的根性，是凝結生命之道的精髓。這使得它成為一切藝術的基礎語言，從古至今貫穿和滲透于藝術的創造活動中。我們的古人創造漢字，已經將豐富的文化內涵賦予字形之中。漢字作為物象的符號，對應萬物形態。藝術創作視萬物為審美對象，審美對象的精神化呈現即為藝術化形態。如此，書寫漢字便具有了進入藝術的天然優勢，與繪畫、青銅、舞蹈、建筑、環境、佛教、陶瓷、印章篆刻、文玩等諸多門類藝術，產生密切的共融、對應或轉借的關系。因此，作家、書畫家蔣彝說，中國許多種藝術品上面寫著字，有的是為了填補不雅觀的空白，有的是為了使圖形更為完整，也有的是為了增添某些含義。例如，我們常常在繪畫和雕刻品上，甚至在墻上和柱子上寫上一首詩或者記敘文，連最小的古玩上也喜歡刻上一兩個字。觀察這些藝術品，里面典藏著歷史的過往與流脈，流淌著奇肆千年的漢字古韻。

漢字書寫作為語言符號元素，象征藝術品的意義。鐫刻或書寫的漢字是視覺語言符號，而語言符號是人類思想、感情、知識交流的重要傳播媒介。當文字、書法附著于兼含藝術因素的器物、金石或建筑之上，器物、藝術品等便成為文字、書法應用的對象，文字、書法則是器物、藝術品等相關信息的記錄和表達中介。例如，唐虞三代，刻鑿或鑄造于鐘、鼎等宗廟祭器物和樂器上的銘文，以簡短的文字配合莊重美觀的造型，成為原始禮樂文化的組成部分，記錄的內容與當時社會，尤其是王公貴族的活動息息相關，多為祀典、賜命、征伐、圍獵及契約之事，表達或象征祈福與政治愿望。秦漢時期“以石代金”，刻石書法乃成其大觀，是傳播詔告、律令、典籍而又最經得起時間洗禮的藝術形式。據研究學者估計，僅以原石或拓本的形式保留下來的中古時代的石刻史料，就超過7000件。有的金石器上文字多、書法美、布局好，文物價值極高。至今保留的山川古跡中，大都有宏美的書法躍然于匾額、楹聯或石碑之上，使環境藝術現場的情景得以聚焦，懷古的氣氛得以點醒。在臺北陽明山流泉下方，有一塊“萬壑煙聲”的石刻，夏天雨季水量大時，泉水奔濺如煙，其聲如萬馬奔騰，轟然盈耳，“萬壑煙聲”是十分貼切的形容，因此刻石于此，讓游客見景會意，正是書法與環境藝術的結合。

漢字書寫作為空間造型元素，影響藝術品的面貌。書法之“像”植根于文字之“形”，而書法的字型與繪畫、雕刻、建筑等藝術的圖形、造型聯系最為密切。比如，“周朝的篆書銘文和同時代青銅器上的圖案極為相似。在漢代，隸書、楷、行書和草書都已流行，線條的形態在同時代的圖畫中與這四種書體中有明顯的類似之處。漢瓦和漢鏡上所刻的字和圖案，同樣遵循漢代書法的原理。”中國雕塑、雕刻所表現出的那種極端天真質樸的風格，不能不說是從碑版書法中獲取靈感的結果。這種傳統得以延續至今，許多雕塑、繪畫融入了書法面與線的空間結構，被稱為隱性的“書法”。

漢字書寫作為內涵表達元素，提升藝術品的意境。漢字書寫是構成綜合作品意境的點睛之筆，也是詩、畫、環境藝術等意境的呈現手段。比如在中國畫中，經常配上題簽，書與畫相得益彰。在藝術史上，詩書合一更為常見，書法以詩文為文本、詩文以書法為載體。那些以諸子百家、古典文學、佛教經文為基礎文本書寫、鐫刻的藝術品，書法藝術與語言藝術彼此為用、融合為一，是傳統書法創作的主流形態，只是這些作品究竟是稱為書法還是詩文有時難以完全區分。例如，秦石鼓文及秦始皇出巡的七刻石等都是四言文學銘文與秦小篆有機結合孕育的結果。曹魏禁碑催化了墨跡的盛行，書法開始舍棄秦漢的豐碑巨額而走向寫本。寫本不論從語言學角度，還是從美學角度而言，都達到了極高水平，產生了以《蘭亭序》為代表的大量意境超逸、精彩斑斕的詩書結合藝術品。《石門頌》摩崖既是具有較豐富思想內涵和文學價值的“頌體”作品，也是一部重要的書法藝術瑰寶。曲水流觴、詩書雅集、臨壁題詩都是書法與文學緊密結合的活動。同時，文學藝術對書法也具有反哺作用。書法與文學、宗教藝術的節奏和意味相生相發，影響著書寫者揮毫的抑揚頓挫、和諧變化乃至思維模式、自我情趣。

從書法同其他藝術結合融通的展示形式看，有的是以書法（文字）為主體。例如，環境藝術中的摩崖，在一個相對完整的空間中來鑿刻文字，都是針對書法作品本身；有的則是書法（文字）作為其他藝術的配屬形式。例如，龍門造像題記，書法（文字）是在一塊塊佛造像雕刻之下所做的標記、標識，屬于依附性的，但仍能看出漢字在藝術融通中的紐帶作用。

中和思維：書法同其他藝術融通的審美核心

“中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國文化結構的深層核心，影響著中華民族千百年的傳統審美。“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詞義本身而言，“中和”，既指不偏不倚， 合乎規矩，也包含結合、融合、合作。“中和”體現在藝術審美上，就是追求“和諧”與“自然”。明代項穆以“中和”為書法藝術的最高審美理想，在他的《書法雅言》中不僅設專篇講解中和，在其他各篇中也隨時闡發。他講的是書法藝術本身。而書法同其他藝術融通、綜合，則是秉承和體現“中和”思維、實現美美與共藝術造境的可行路徑。青銅銘文、造像題記、建筑匾額、景石條文以及寫山、寫陶等，原本是實用為主，在美感上看似無意，但在“中和”思想和其他藝術的背景下，產生一種“實用起、審美歸”的主客觀結合效應，真力彌漫，頗耐玩味，越品越有味道。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其特殊的面目、技法和韻律。

一是“生動靜止”的形式美。所謂形式美感，就是強調藝術的視覺效應。從一般意義上說，書法的形式美感，主要是通過墨色的濃淡以及布局的疏密對比來呈現，是一種通過線條的騰挪跌宕而產生的動感節律。書法同其他藝術結合，又具有不同于通常書法樣式的視覺化追求，這主要緣于圖（物）文互現的視象結構，使其增添了一種宏觀構成關系的靜態秩序感，是一種“生動的靜止”。像精美銅器、古典建筑、環境藝術，以意象為主要特征的詩詞、器物精品等，配上精妙設計的書法，小中見大，形樸神異，視覺傾向突出，具有特殊的觀賞價值。

二是“隨行賦意”的個性美。個性是藝術美的精髓。書法同其他藝術相融通的作品，場景感強，是個性化唯美追求與道法自然的活筆活勢的有機統一。書法創作者把自家精神氣質貫穿其中，又依書法所附著的圖（物）激發的靈感進行創作，書寫雖然呈現出很多不穩定性，但正是這種不穩定性，產生了很多意外，令人驚喜和著迷。深入揣摩深厚凝重的《鄭文公碑》、自然率真的《瘞鶴銘》、高遠渾穆的《泰山經石峪》、縱逸飛揚的《石門銘》等書作，我們會有一種深切的感嘆：那個時代的先人，根本就沒有什么條條框框的束縛，只是融入環境藝術、石刻藝術，書寫、鐫刻出一種自然、超俗的山林氣、蒼茫感。當代書法家鮑賢倫描述了自己寫陶的體驗，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現實地印證古人創作的這種美感：“寫陶給了我鮮活而強烈的感受。當我手扶陶罐把筆涂寫于弧圓起伏、粗糲不平的陶面上時，已丟失了往昔書齋揮寫的從容優雅，只能變通筆法、隨機處理字形，一切服從‘就便’原則。”說是在創作，更像在干活，感覺自己就是古時匠人。如說“不計工拙”那是假的，欲工而不能，反賜得些許匠氣拙意。

三是“氣象正大”的內質美。書法同其他藝術結合特別是地域文化場所中的書法，如昭告性的牌、頌功性的碑、形制性的匾、標志性的額等，具有文化藝術的品鑒意義、點醒主題的烘托意義、無言之教的象征意義，都是能聚得攏氣場、點得亮美景、壓得住臺面的功夫字。這類書跡，內容大多為《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四書》等典籍和名人詩文中的名句，既莊嚴又清正、浩氣。它的書寫平中見奇、樸中見色，主流面貌、氣象是方正謹嚴、博大沉雄，端莊、溫潤、雍容、敦厚，展示出深厚的文化積淀和人文底蘊，透出蒼茫的“古意”、“古氣”、“古趣”。今天我們品賞鐘鼎銘文，依然能捕捉到寓于其中的宗教觀念和情感象征意義。透過秦官印（篆刻）的方正威儀，會為其顯示的突出政治性格而肅穆敬畏。駐足古建筑的匾額前，我們會感悟到一種中華文化“知行合一”“無為、無聲”之示范。

四是“正相契合”的韻律美。書法美的基礎源于力的平衡與和諧，主要是指微觀上書法的節奏和人的心理節奏同步、運筆與思想共鳴、線條與情緒共振的狀態。而以其他藝術形式為載體的書法除了這一特質，書寫時必須從整體上考量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每一筆、每一字都力求與題寫的場合、內容、環境和對象等因素相契合、相表里，成為詮釋和凝練主題、情感的點睛之筆，體現一種形質統一的“韻”。因為藝術品有嚴肅莊重者，有崇禮尚義者，有大氣磅礴者，有和合平靜者，有典雅渾穆者，有風流多韻者……凡此種種，可謂千姿百態。以此為載體的書法與之相協調、相生發。比較森嚴的場所，書風溫柔敦厚、雍容端莊、平和正大，氣息古樸肅穆，體勢雍容，襯托出威儀之勢。比較閑適的場所，內容比較雅致，書風相應也灑脫。即使是題銘、題款、題簽書法等小作品，也是藝術品靈魂的外化，與藝術品精神內涵契合，讓觀賞者依稀感到意象的相同之處，有時幾乎是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比如，廟宇題字，用的是中正雄渾、凝重有力的字風，與主體格調和傳達的主旨相匹配。以篆字為元素，表達主題的遠古、權威、誠信和文化積淀；端莊、規范的楷行書風格，彰顯肅穆、安靜和威武；隸書，形態悠閑從容，表現節奏緩慢、舒展的主題；草書尤其是狂草，具有龍飛鳳舞和先聲奪人之勢，裝飾性強，效果好。書法家游刃有余地駕馭各種字體的形式，使書寫同藝術品所要表達的主體精神、氣質相配合，藝術性十足。

歷代寫經、寫碑、寫瓷等作品，有的藝術元素含有量高一些，我們稱之為藝術品，而更多的是藝術元素含有量低一些，書寫者大都名不見經傳，歷史上也留下他們的痕跡，被稱為古拙、自然等美的作品。但無論哪一個類別，都具有書法同其他藝術形式融通的“中和”美，構成一種特殊的審美類型。藝術家熊秉明在論述書法與雕塑的高度融通時說：“北朝造像題記應該和造像一起觀察欣賞。我們雖然不能確定書寫者就是刻像者，但題記的鐫刻痕跡非常顯著，硬化了書寫的筆意，造像的峻拔瘦硬風格和書法的斬刻風格完全一致。在雕刻的成就上，北朝造像多數達到了極高峰，但不幸的是文人向來把雕石視為工匠的藝術，于是被忽視了。盡管造像和題記同刻在一塊石壁上，他們只看見文字，未看見造像。清代碑派書家把題記發現了，仍然遺忘了雕刻……相反，西方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對北朝石雕給予極高的評價……而他們則忽視了題記。”

日用理念：書法同其他藝術融通的價值追求

“日用即道”是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的哲學命題，他認為大道就在日常之中。這種日用理念在中國傳統藝術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中國書法并不單純是文人的雅事，它在歷史演進中同繪畫、雕刻、陶瓷等其他藝術一樣，都經歷了一個從廟堂走進民間的過程，滲透在所有社會生活場景之中。而在生活境遇中，書法與其他藝術聯系最為緊密、用途最為廣泛。究其原因，書法是線條的“抽象”美，這種美往往隱匿在形態的中間或后面，而由繪畫、雕塑、詩歌等配合則更能產生藝術感染力。通俗而又出塵、實用而又唯美的中國書法，在融入其他藝術、融入生活中，也拓展了自身的價值實現空間。

一是這種融合使公共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文化是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人類思想和生活行為的結晶，是精神文明的體現。而書法與其他文化藝術結合，則更充分地顯示了中華民族文化藝術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強烈的地域特色，反映了濃厚的生活氣息，形成一種融時空性和藝術性于一體的完美藝術。在古代，無論是皇家建筑還是民間建筑，均重視利用中國書畫藝術裝點環境，強調"翰墨風雅"傳情達意的境界。地域文化是綜合性文化藝術場所，對于提升文化品位、彰顯地理特色，作用尤其突出。書法作品納入其中，成為固定的、長久的公共審美對象，具有反復而持續的長效作用。那些名勝古跡上的書法標志，體現了民族個性化氣質。作為地域文化要素的書法題記、題詩、題銘、題賦、題聯及題字等，體現著文化的傳統意蘊。汨羅江畔的“屈原碑林”、成都的“杜甫千詩碑”，以書法石刻藝術為主體，集書法、篆刻、雕塑、園林、碑刻為一體，散發出獨有的人文內涵，深刻影響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這種融合使宣傳教化更加打動人心。明代項穆《書法雅言》說：“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圣賢之學術，至于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誡，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歷代統治者十分看重利用詩書合一、書畫合璧、書丹刻石等形式以藻飾禮制，宏協教化；論者謂為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上世紀20年代，洛陽陸續出土了一批大小不等的《熹平石經》殘石，成為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中國近代考古學奠基者羅振玉《石交錄》云：“近年出土漢刻，于學術關系最巨者，推洛中所出《熹平石經》。”這部石經的價值在于，“它是印刷術尚未發明時代的，經官方審定的儒學經典著作的標準版本，可藉以校正后世傳抄訛誤”。書法與其他藝術結合極大地強化了宣傳教化功用。

三是這種融合使器具裝飾更加古香古色。與書法結緣最自然、搭配最合適的是那些常用、耐用、有欣賞價值和收藏價值、且流傳后世的器具，如陶瓷、木石和金屬玻璃器皿等等。將書法鐫雕、鑄刻、印染、描繪于諸多日常藝術品之上，被廣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讓人心生愉悅，又給使用者的生活帶來很多改變，提升了普通人的審美情趣。一些文化含量較高或藝術性較強的書籍圖冊，用書法題簽，烘托出鮮明的個性和分量。魯迅先生對駕馭書法藝術游刃有余，汲取古代各種字體形式來裝幀現代書籍。書法的白紙黑字、抽象線條、中鋒用筆，以及它的無限的造型能力和寬闊的韻域，對建筑、器物設計來說，既是簡捷元素，又是思維參照。

四是這種融合使娛樂怡情更加品位高雅。造型藝術通常是靜態藝術，難以再現事物的運動發展過程。然而中國書法講究的不僅僅是結果，還有書寫的過程。書法與音樂演奏相似，當觀看書法家揮毫作書之時，不一定關注他書寫的文本，而是注意他酣暢淋漓的動作。書法家寫下片紙只字，讓觀眾體驗著“心物交融”“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狀態，淺吟低唱、沉醉其中，經歷瞬間精神修為的儀式，體味不同的韻味，而獲得一次不同的審美經驗。在一些群聚性娛樂活動中，書法創作者健筆書寫、盡成妙趣，增強了文化意味。

余論：當代書法召喚“合”的思維基因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只有差異性的共存才能構成矛盾。而這種矛盾又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源泉。歷史上，文字、書法在其他藝術品和器物上的應用，對書法的演進發展產生了孵化和助推作用。比如商代的金文是最早的古漢字與雕刻造型藝術的結合，開啟了中國書法藝術獨立發展的道路。魏晉之間，在文學藝術的滋養下，書法出現第一次高峰。元代開始的畫上題跋、明清時期融書法篆刻、辭賦詩文、建筑藝術于一體的匾額，使書法得以走進尋常百姓家。當然，書法同其他藝術融通的媒質和方式，是隨著生產力發展與文化風尚的變化而變化的。當一種題刻、書寫載體不再適用社會生活與人們的精神需求，就會被其他形式所取代，它的某些要素被新的形式吸收。當它與社會生活又找到新的契合點后，又可能煥發出新的生機。如果說造紙術發明前，書法與青銅藝術、石刻藝術等結合是當時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的歷史產物，那么紙媒廣泛應用以后，書法在其他藝術品、器物上的應用，則是薪火相傳的藝術傳統。

書法史在近現代以來發生嬗變，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西方文化的滲透，傳統書法賴以生存的文言詩文語境和文化氛圍隱退，書寫工具的改變進一步使得書法實用性削弱而變為純粹的藝術，傳統書法在自我蛻變的同時，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也表現出一種新型關系。當代生活中，實用意義削弱的書法需要找到合適的生存土壤，特別是文化藝術氛圍。沒有相諧的文化藝術氛圍，孤零零的書法就會顯得格格不入。重視書法自身的發展規律及藝術獨立性是必要的，但過分強調則容易導致負面效應，阻礙書法創新發展，使書法藝術原具的綜合性減弱，書法由此走上一條脫離大眾的偏僻小路。

新時代是藝術融合發展的契機。我們應提倡和鼓勵書法與各藝術門類彼此借鑒，融通互進。近年來，許多書家摸索書法融入大文藝的路子，有效拓展書法公共文化服務，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比如，軍旅書家在為兵服務中，將邊塞詩詞、部隊精神、榮譽稱號等創作成雄渾蒼勁的詩書畫合一作品，躍然于史館匾額、軍史長廊和營區刻石之上，使部隊特色文化得以聚焦。

書法融入其他文化藝術，應堅持“宜融則融、能融盡融”，做到融機制、融平臺、融策劃、融產品、融理念，既不能簡單混合，也不能機械結合，更不能生硬捏合，尤其要搭上新媒體、新技術的快車，堅持“合”的傳統思維和“以用戶為中心”的互聯網思維，開拓更多藝術疆域，在文化建設中更好釋放書法獨特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