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春（1907.12.30-1951.12.30），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新聞出版家，文藝評論家，語言學家，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創始者和奠基人之一。1907年12月30日出生于山西省陽城縣固隆鄉東四侯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范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初，在長治由戎子和介紹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1939年7月，調入長治行政第五專署，創刊《黃河日報》（路東版）并任主編，開始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42年7月，調入中共中央北方局政策研究室，兼任《華北文化》總編輯。1943年9月，華北新華書店與華北《新華日報》分設，任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主任。1945年6月，創辦通俗性綜合雜志《新大眾》，任社長。1946年2月，被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任命為華北新華書店總編輯。1946年6月文聯大型綜合性月刊《北方雜志》創刊，任編委。1948年3月印刷出版了晉冀魯豫版《毛澤東選集》。1949年2月3日隨葉劍英同志第一批進京，任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新聞出版部副部長兼新聞出版處處長，負責接管北平的報社和出版部門。3月15日，《新大眾報》遷入北平，改名《大眾日報》出版，任大眾日報社社長。7月15日創辦《工人日報》。10月1日參加開國大典。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1年12月30日逝世。

1949年1月31日，硝煙還未散盡的平津大地，紅日冉冉升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王春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葉劍英第一批進京，出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新聞出版部副部長、新聞出版處處長。

3月23日，中國革命的統帥部從西柏坡動身，離開了建軍22年來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向北平進發。這是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就在出發這一天的上午，臨上車前，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談話中堅定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這段話所包含的歷史內涵重逾千鈞，這是一代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對行將到來的輝煌勝利所預作的心理準備，也是當勝利之師即將跨進歷史凱旋門時發出的警世箴言。

硝煙中，從太行山走出來的新聞出版家王春，帶著歷史賦予的使命“進京趕考”，在他生命歷程最后三年中，用手中的筆飽蘸著全身的熱血，一筆一畫地書寫著自己的信仰與寄托。

一

1949年3月初，《新大眾報》全班人馬坐馬車從河北平山出發到高碑店坐火車進京。當提前進京忙于接管任務的社長王春在北平西總布胡同30號門前見到剛進京的同事們時，大家面前站立著的王春滿面春風，意氣風發，可身子骨卻又瘦了不止一圈。

進京后，《新大眾報》更名為《大眾日報》。放下行李，沒等收拾安頓停妥就要出報。盡管社長王春、總編輯馮詩云及主要負責人趙樹理、章容、曲躋武、苗培時、彭慶昭等，都是原太行山《新大眾報》的原班人馬，但王春給大家講的第一件事還是如何認識、理解和執行“變”與“不變”。天在變，地在變，人在變，事在變，報紙服務的對象在變，思想觀念更要變，唯一不能變的是“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原來《新大眾報》是一個區域性的小型農民報，三日刊，北平《大眾日報》則是面對全國工人群眾的日報。雖然在進京前后吸收了一批大學生和知識青年，加上接收新生報社時留用的一些人員，滿打滿算也不過50來人。人力不足可用加班加點彌補，設備短缺、財力不足卻給王春和他的同事們增加了不少難處。雖然由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決定，通過軍管會將《新生報》全部財產撥付大眾日報社使用，但圍城之前新生報社社長李誠毅已將該報的印刷設備、紙張等資產運往香港或分散倒賣。到接管時，除了兩座平房院落、幾臺平板印刷機、勉強可以出報的銅模、字架外，剩下的大多是些破爛東西。報社的經費奇缺到只夠買刊印一天報紙的錢。每天都得等賣完當天的報紙后，把錢收起來才能去買第二天的印報用紙。盡管困難重重，但在王春的帶領下，北平《大眾日報》還是與《人民日報》《北平解放報》并列，成為北平當時的三大報之一，并且和《人民日報》《北平解放報》同時，在1949年3月15日出版。

根據“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了城市”的方針，從《大眾日報》的發刊詞來看，為工人群眾辦報的思想是明確的，要起“兩個工具一個講臺”的作用。這就是“幫助工人及一切勞動人民參加國家政治與國家建設的工具，學習革命知識與文化的工具。同時它又是工人及一切勞動人民發表意見的一個講臺。”為了把發刊詞里提出的“兩個工具、一個講臺”落到實處，雖然身體不好，王春還是經常親自或帶著記者到基層作調查，北平、天津、唐山的不少廠礦都曾留下了他的足跡。進京初期，他在和疾病搏斗中，堅持不分晝夜地工作，胃病的折磨使他在戰爭年代沒得吃，和平時期又吃不下，任憑饑餓啃噬他的生命。他只能以孜孜不倦的工作抵御身體上難耐的痛苦，每天都要把報紙的清樣從頭到尾、從要聞到副刊乃至廣告，一字不漏地讀過一遍、兩遍甚至更多，一旦發現問題，無論文章內容、遣詞造句、版面編排，甚至是標點符號，都要慎重修改。報紙辦好了，受到工人群眾和領導的認可，他高興；報紙辦得不好，或者出了紕漏，他就很難過、很內疚，認為這是沒有完成好任務，很失職。

北平《大眾日報》出版發行四個月中，在王春的帶領下，全體工作人員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把新生報社這個爛攤子收拾起來了，到1949年7月，不僅能夠排報，還能排書。其次是在天津、唐山等處成立了辦事處，并在華北和東北的某些地區發展了通訊員組織，和工人群眾有了一定的聯系。再次，經過四個月的鍛煉，編輯部和經理部兩個機構已逐步健全，改變了初期的忙亂現象。《大眾日報》的后期還增加了幾個副刊。在支援開灤礦工針對資方的斗爭中，在宣傳北平開展制造100輛電車的運動中，報紙有了一定影響，也迎來了《工人日報》的誕生。

二

1949年7月15日，《工人日報》在北平誕生。這是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并親題報頭的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的第一張全國性日報，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報，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全國政權偉大勝利的一種標志，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驕傲。王春榮任第一任社長。

文運與國運相牽，國脈與文脈相連。接過這副沉甸甸的擔子，王春感受到的除了光榮、自豪，更多的是壓力。

1940年，為紀念“二七”罷工17周年，張浩主持創辦的《中國工人》（月刊）創刊號在延安問世。毛澤東特地為該刊寫了發刊詞，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說：“我希望這個報紙好好地辦下去，多載些生動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既已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為了發揚革命傳統，繼承延安精神，《工人日報》發刊詞里引用了毛澤東這兩段話。王春把這兩段話當作辦好《工人日報》的宗旨與追求，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踐行。他身體力行，經常拖著瘦弱的身軀，入廠房進車間走街串巷調查研究。有時又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正襟危坐，不茍言笑，思考著工作的進展和任務的完成。

現實中，一開始幾個帶根本性的矛盾就擺在面前：全國性與地方性；工人報與一般報；讀者對象中工人群眾與工會干部，等等。再加上在首都北京辦報，中央和國際的重大新聞不能不登，登多了，就不能突出工會專業報紙的特點，如果對所有新聞都去改寫，要求通俗化，像原來《新大眾報》那樣，可現在是全國性的日報，時間緊迫，根本不可能。

上有領袖的期盼，下有矛盾重重。壓力之下，王春知道只有奮斗才是出路。拖著十分孱弱的身體，他刻苦努力地學，腳踏實地地干，大膽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充滿了積極進取的激情。他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從不推卸責任，隱諱自己的短處。有一段時間，報社的主要負責人每天都在夜以繼日地圍著報紙連軸轉，全總的許多會議參加不了，時不時地發生一些報社和領導機關脫節的情況。全總領導對《工人日報》的狀況不太滿意，報社對全總領導也有一些怨氣，感到全總領導雖然對報紙積極支持，但是原則要求多，具體幫助少。這些問題引起了全總領導對工人日報的關注和重視。全總主席辦公會議、常委擴大會議接二連三地于1950年2月8日、2月9日、2月16日、2月25日討論《工人日報》的問題。會上會下，王春在與領導和群眾的交流中，總能坦陳自己的思想觀點乃至缺點和錯誤，并迅速糾正，同時他也每每為報紙仗義執言，有時甚至言辭相當激烈，但卻讓大家明白了什么才是無私的精神底蘊，看到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爭取繼續前進的執著情懷。著名作家老舍就曾在悼念王春的文章中寫道：“他有光明磊落的態度，知道的必說出來，說錯了不怕批評。”

王春和報社的同事們相處在一起，有著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絕不是一般的世道人情，而是同志之間的階級感情。由于王春在他們中間年歲較大，又是領導，大家都把他當成老大哥和先生，遇到什么問題和困難都愿意和他商量和討論，請他給予指導和分析。他也和大家一樣，總會把心里的事情向大家說道說道，是“事無不可對人言”的謙謙君子。有時他也會和大家產生意見分歧，爭辯起來，甚至弄得臉紅脖子粗，相互不愉快地走開。但是過不了多久，在王春的寬廣胸襟感召下，大家又會自然而然高高興興地湊到一起來暢談，各自審視和檢討自己因為疏忽或偏頗而留下的錯誤和遺憾，把意見達成一致。對于報社的年輕人和基層通訊員來說，王春那和藹可親的面孔，誠懇忠實的言談總是像多年未見的兄長和老師一樣吸引著大家。每當年輕人在工作和寫作過程中遇到問題和困難向他請教，他總會不厭其煩地反復解釋：如何掌握思想，如何選擇材料，如何表現主題，如何寫才能使人感動，才能有教育意義……一點一滴地把他的寫作經驗介紹給大家，并鼓勵年輕人越多寫越好，不要急于發表，也不要怕退稿，應當多多參閱別人的作品，豐富自己的生活和語言，日久天長自然會有進步。他那些簡明扼要而又懇切的言辭，總能給大家很大的啟發和幫助。

從1949年2月進京到北平《大眾日報》初創；從北平《大眾日報》到7月15日《工人日報》創刊；從創刊到1951年元旦擴大為對開4版——整整兩年時間，王春嘔心瀝血、滿腔熱情、竭盡全力，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下孕育了《工人日報》的誕生，見證了《工人日報》的成長。歷史表明，王春無愧于中國工人階級這第一張日報的締造者之一。

40年后，王春的老戰友，時任《工人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的馮詩云曾在報紙《創刊前后》一文中深情地說：“萬事開頭難，《工人日報》一直延續出版到今天，我們這些曾經在《工人日報》待過的人……不能不懷念《工人日報》最早的負責人王春同志。”《工人日報》第二任社長陳用文也曾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回憶》一文中深切懷念王春、趙樹理、顏天明、章容等和他一起為《工人日報》付出了心血和生命的老同志，他說：“我覺得這些曾經與我們共過艱苦共過歡樂的同志，他們的名字應該永遠載入《工人日報》的史冊。”

三

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工人日報》的老人們之所以40多年以后還念念不忘王春，正是因為王春那病弱之軀在那些不平凡的日子里一直在負重前行，其所迸發出來的激情一直在發光發熱。

在王春出任《工人日報》社長近兩年時間里，他不僅全身心地傾注于《工人日報》，而且兼任了北京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執行委員、北京市文聯籌委會委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新大眾出版社負責人、《說說唱唱》編委、全國總工會編輯出版室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農用陰陽合歷全書顧問等十多個社會職務。他把每一個兼職都當主職做，當實職干。王春的戰友，時任北京市文聯副主席王亞平曾在《王春悼歌》中寫道：

在我們隊伍里，你工作的最起勁；

像一個行軍的戰士，向著目的猛進。

把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這一年公開報道中王春的一些足跡展現在世人面前時，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春的勞累與勤奮——

1949年5月8日，新華社北平電：平津兩地新聞工作者在北平集會，就編輯、采訪、經理等新聞業務，及如何加強各報紙之間、報社與通訊社之間的互相合作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和經驗。會上決定此后每月召開“平津新聞工作會議”一次。王春參加了這次會議和此后每月召開的“平津新聞工作會議”。

9月21日至30日，王春列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10月1日，王春登上天安門觀禮臺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0月3日，王春和朱德、陸定一等中央領導一起參加全國新華書店工作會議。

10月15日，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在前門箭樓成立，王春被選為執行委員。

1949年底，為了配合毛主席訪蘇，鞏固中蘇兩國邦交，發展中蘇人民友誼，適應當時國際形勢，王春撰寫了《中蘇關系史說本》，在《工人日報》連載，后收入1950年3月20日出版的《說說唱唱》第三期。

1950年1月，《說說唱唱》創刊，主編李伯釗，王春任編委。

1950年初，王春所著《故事新講》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1950年春節，王春任顧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農用陰陽合歷全書》出版發行，發行量達120萬冊，很受廣大人民群眾歡迎。

1950年5月28日至5月31日，王春參與籌辦并出席了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同時王春還寫下不少文藝評論及時事評論，《評“新曲藝眾書”》等多篇文章曾在《人民日報》發表，《語文四病》等手稿仍幸存于世。

如此密集的勞累就是鐵打的身板都難以承受，可是王春承受了，而且是以一個多種疾病集于一身的病體承受了。

四

1950年12月21日，王春卸任工人日報社社長一職，轉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盡管病魔纏身，這個瘦削、冷靜的人，對工作卻依然無比熱情，執行上級交代的任務又無比堅決，黨叫干什么就很認真地去干，并要干好，干出成績來。

出版社的工作對王春來說熟門熟路，早在太行山上出任華北新華書店總編輯時，他就主持出版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袖的政治理論著作，趙樹理、范文瀾、陳荒煤、于黑丁、阮章競、章容、苗培時等作家的通俗文藝作品，還有許多普及政治理論知識、文化教育知識、生活生產知識的讀物。他還主編了被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出版的三種毛澤東選集中按年代順序編輯、篇幅最多、內容最豐富、裝幀最美的晉冀魯豫中央局版《毛澤東選集》。在工人出版社創辦初期，他繼承了根據地搞出版發行工作的優良傳統，特別推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遺余力地學習、宣傳、貫徹執行，一直努力獻身于文化大眾化的實踐。他為太行山上的文化大眾化、通俗化傾注了心血，也把這些通俗化、大眾化的傳統、作用、經驗直接帶到《工人日報》和工人出版社，并有了更新更大的發展和創造。

王春編的書、寫的書、出版發行的書，無一不是為了應時代之要，為百姓之需。《美國侵華史話》及它的改編本《仇人美帝》就是一個典型實例。1950年6月25日，朝鮮國內戰爭爆發。9月15日，美軍在朝鮮半島西海岸的仁川大規模登陸。與此同時，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臺灣。10月19日傍晚，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由此展開。為了配合抗美援朝運動，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激發全國人民抗美援朝的志氣、決心和信心，王春撰寫了《美國侵華史話》。王春對美國侵華史實的探討表現出深厚的歷史和理論功底，對美國長期以來的倒行逆施的歸納展現出嚴謹的治學作風，對美國乃至世界大勢的分析體現出寬廣的國際視野。王春筆下的美國侵華史，文筆犀利，句句中的，吸引著我們回到具體細微的歷史生活情景里，去理解現實生活從何而來。他立足全球和歷史的視野，關注中國歷史的原貌和走向，并且適時地跳出自我的圈子，冷靜地旁觀，導出新的認識和思考。書中王春改變了講歷史的陳舊語俗，既沒有“正說”歷史的因乏味而難懂，又沒有“戲說”歷史的因趣味而失實，不乏專業性極強的精當論述，而更為人們所熟知的是語言的生動和內容的精深。全書沒有一個注釋，沒有一處大段引文，全是給普通讀者看的大白話，讀起來一馬平川，娓娓道來，余音繞梁。為了順應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啟發少年兒童對美國侵略者的認識，王春將《美國侵華史話》改編成中小學生讀本《仇人美帝》出版發行。同樣的主題，兩種版本，兩個書名，為了大讀者和小讀者的差異，王春在書中運用了不同的文法與技巧，以淳樸的文字把兩本書都寫得淋漓盡致，讀之快意酣暢。

現將兩本書的開頭照錄如下，以證其實。《美國侵華史話》開頭寫道：“美國，在世界的那邊，咱過白天，它過黑夜。腳板對腳板，中間隔著兩萬四千里厚的大地球……咱對它挨不著，掛不上，他卻隔著幾萬里要來侵略我們。”

《仇人美帝》開頭寫的是：“伯伯叔叔當志愿軍去了，到朝鮮打美國強盜，因為美國強盜正在朝鮮殺人放火。哥哥姐姐參加軍事學校去了，學會駕飛機，學會開軍艦，好解放咱們的臺灣，因為臺灣正被美國強盜占著。

“咱們的日子是安靜的，美國強盜偏要來破壞咱們，咱的領土是完整的，美國強盜偏要割咱們的一塊。強盜這樣狠，不打怎么能行？因此，咱們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看看，聽聽，這話寫得多么生動、精彩，字字句句“明確、尖銳、流暢、簡練、通俗”，識字的看得懂，不識字的聽得懂，看了聽了誰都會受感動、有行動。這就是王春“以筆為槍，以紙為陣”的魅力。

王春“生為百姓仆，逝亦大眾魂”。最能體現他一生為大眾“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是，他去世前的幾個月還著手編大眾字典。對此，他的同學和摯友趙樹理在悼文中有一段生動而又深情的描述：“大眾文藝，只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個部分，實際上他全面關心的是大眾文化，這方面我也舉個例：前幾個月，他著手編大眾字典，往往面對著一個字坐一夜，好像一個老和尚坐在那里參禪悟道，有時候則亂打電話找人問計……‘老趙，一點兩點的‘點’字怎么解釋？照幾何學上的定義講大眾不懂；離開那個講又錯誤……詞性又很不統一，一點、 兩點、重點、要點、優點、缺點……點頭、點句、點豆腐……點綴、點心……算了算了，究竟分幾義，讓我慢慢數。請你給我出個主意，用什么語匯來解釋？’已著成的成稿，看起來果然淺顯易懂，各盡其意，的確是群眾學文化的一部很好的工具書，可惜才著到一半他就病故了。”

要知道，王春用盡心血編寫這部大眾字典時，已是肝癌晚期，同時還患有肺病、胃病、十二指腸潰瘍等病癥。在醫院里他照常讀書、看報、寫作，而且管“閑事”。他發表自己的看法，總是頭腦清醒地提出中肯的意見，同事們經常忘了他是病人。進京三年，他一直帶病工作，不論白天黑夜，不管肝、胃疼到什么程度，他總是一個勁工作，經常見他左手撫著肚子，右手拿著筆，一條腿屈在椅子上，半蹲半坐著，手中的筆不停地揮寫，一寫就是幾個鐘頭。他去世前一個星期，老戰友苗培時、章容到北京醫院去看望他。大家都隱隱感到他的病情很嚴重了，但他還是忍著腹部疼痛，不停地說這說那。這時醫生叫他去拍片，旁邊的人誰也沒想到，他還不要別人幫扶，自己下了床，站起來，披上衣服，然后坐上車子到X光室去。他去世之后，每當談到這些事，大家都驚嘆他生命力之頑強，贊嘆他為黨的新聞出版事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直至油盡燈滅……

1951年12月30日，王春因肝癌在北京醫院逝世，走完了他44年短暫而急促的一生。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日報社、工人出版社、北京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會等單位推定劉寧一、張磐石、平杰三、楊獻珍、戎子和、趙樹理等23人組成王春同志治喪委員會。

1952年1月5日，《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同時在頭版報道了王春逝世的消息。

3月10日，王春安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3月29日，北京《新民報》設立追悼王春同志特刊，發表康濯、王頡竹、王彭壽、曹菲婭等同志的悼念文章。

3月30日，《工人日報》設立追悼王春同志特刊，發表老舍、趙樹理、王亞平、苗培時、章容等同志的悼念文章。

5月2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為王春立碑紀言。

70個年頭匆匆逝去，歷史的天空依然閃耀著王春鮮活的面容和他那份用生命寫就的“答卷”。他為黨和人民的新聞出版事業不懈奮斗，死而后已的堅定信仰和獻身精神，一直在提醒后來人，“趕考”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