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說：“陜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實驗區。”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自豪地說：“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中共落腳陜北之后，苦心經營這片土地。毛澤東說，邊區一定“要做得比全國都好，不但成為抗戰的堡壘，而且要成為模范的抗戰堡壘”“使邊區成為民主的模范，推動整個國家的民主化”。“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在全國的意義與作用。”

共產黨人以篤實之學風，辦黨，辦政權，辦人民武裝，辦群眾組織，辦工農業生產，辦文化教育，辦一切革命事業……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對家國未來的想象在延安有聲有色地展現，中國共產黨文化在邊區開花結果。

在延安的模范示范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減租減息，建立民主政府。于是在同一個中國，出現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一邊是貪官多、漢奸多、難民多、乞丐多、傷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貧窮，污穢，灰暗；一邊是“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延安開政治新體，以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和鮮明形象出現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

毛澤東號召自力更生

“敵人要困死、餓死我們，我們怎么辦呢？”毛澤東問道。

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從1938年底開始越來越嚴實，他們建立起西起寧夏，南沿涇河，東至黃河的封鎖線。邊區不能生產的商品，比如棉花、紙張、大米、食糖和火柴等日用品都進不來了，更不用說醫療器械、工業設備和武器裝備。同時，大批進步青年突破封鎖線，涌入延安。邊區財政遇到嚴重困難，生活用品奇缺。

毛澤東風趣地說：“現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條道路，應該選擇哪一條？第一條是把革命隊伍解散，都回家當老百姓。”話音剛落，整個會場哄堂大笑。

毛澤東也哈哈大笑：“看來你們不同意把革命隊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條道路，叫做束手待斃，就是坐著不動，等候餓死。”講到這里，毛澤東雙臂交插，向胸前一抱，做個束手無策的姿態，又一次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

毛澤東繼續講下去：“看來第二條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們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著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條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全邊區各行各業一齊行動起來，參加農業生產。人人都有兩只手，勞動起來樣樣有，用我們的勞動，戰勝經濟困難，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學習和業務工作，還要改善生活。豐衣足食，吃得飽、穿得暖，要滿面紅光，兵強馬壯，只有這樣，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這是毛澤東1938年12月在抗大干部晚會上作報告的場景。

“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垮臺的。” 國民黨封鎖，共產黨反封鎖。為了擺脫民困軍愁，防止坐斃危險，黨中央、毛澤東組織開展大生產運動。

陜甘寧邊區的生產運動最早是從八路軍留守兵團開始的。

八路軍主力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之后，留守在陜甘寧根據地的部隊稱為“留守兵團”。留守兵團每人每年發一套粗布單衣，一套襯衣，一雙布鞋，根本不夠穿用。在兵團里，戰士們褲子的兩個膝蓋都是大補丁，上衣的雙肩也是兩大塊補丁，口袋破了撕下來補窟窿，很少見到衣服上不打補丁的戰士。夏天，只有一件單衣，臟了，就在河里洗一洗，人在河里泡著，衣服在岸上晾著，等八九成干就穿上，遇到敵人襲擊等緊急情況，穿上濕衣服就上陣了；布鞋更是舍不得穿，鞋幫子穿爛了補幫子，鞋底子磨穿了補底子，一雙布鞋補到兩斤來重，還舍不得丟掉，更多的時候是穿自己打的草鞋。有的戰士落雪天氣仍在赤腳下操。給傷員包扎傷口的繃帶，洗了再用，反反復復地用，長的變成短的，白的變成黃的，還舍不得扔掉。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1938年7月，留守兵團發出通知：

（一）立即創辦各種合作社，以盈余紅利來改善部隊生活。

（二）大力種植各種蔬菜，不但要能立即自給自足，且應儲藏一部分過冬。

（三）開設磨坊，喂豬、養羊、做豆腐、生豆芽。

（四）九月底之前，做到全部戰士能打草鞋，除現用之外，每人要一雙以上；并盡量發動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十一月底做到全部自給，并存一雙以上。

（五）在節省之伙食內，抽出存洋一部，收買羊毛、駝毛，分給各班戰士，織成毛襪、手套、毛鞋等，保證十月底每人各樣完成一雙。如能自打毛背心、毛衣褲則更好。

（六）提倡戰士自己縫補破衣，自上襪底。

（七）對事務人員，加緊節約教育，防止浪費。

指戰員在戰斗和訓練之余，從事農副業生產，種菜、養豬、打柴、做鞋襪等。不到半年，勞動的汗水不僅換來生活的改善，還補充了部分軍需物資。革命者自己動手，創造自己的家業，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發現這個典型之后，大力宣傳推廣。

1939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提出“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邊區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逐漸開展起來。

1939年4月，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說：“歷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干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你們讀書叫學，開荒叫農，打窯洞做鞋子是工，辦合作社是商，你們又是軍，你們是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個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識和勞動結合起來，可算是天下第一。”

倡導生產運動，提高勞動的光榮感，建設全面發展的新人，這是毛澤東的獨特之處，中共的高級之處。一手拿槍破壞舊世界，一手抓生產與建設，這太厲害了。

南泥灣：從爛泥灣到好江南

唔！嘿喲開荒！嘿喲開荒！唔！嘿喲開荒！嘿喲開荒！你流血，我流汗，前方后方拼命干喲！耕田要趕好天氣，下種要乘春雨期喲！加勁咳喲！苦干咳喲！多生產咳喲！鋼筋鐵骨不怕難喲，用力拉喲！用力拉喲！沒有牲口，沒有牲口，能干的漢子賽過老牛。能干的漢子賽過老牛，嘿喲開荒！嘿喲開荒！反攻咳喲！勝利咳喲！靠苦干咳喲！流血流汗全為抗戰喲！

這是《生產運動大合唱》（塞克詞，冼星海曲）中的一個片段。

1939年8、9月間，黨中央把王震的359旅從前線調回陜北，加強“河防”，防止日軍侵渡黃河。后來，為防止國民黨軍隊從南面進攻延安，朱德總司令到延安東南的“爛泥洼”看地形，幾乎走遍了所有山頭溝川，發現這里土質肥沃，森林茂密，百姓稀少，就向毛主席建議，讓部隊在那里屯墾自給，有仗打仗，不打仗時就開荒種地，發展生產。邊區政府建設廳工作的樂天宇是毛澤東長沙一中的同學，他和朱德司令員一起考察了“爛泥洼”，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認為很有開墾價值。朱總司令說：“我看可以給它起個名字，叫它南泥灣。”

359旅進駐南泥灣，叫響“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口號，風風火火地開展起大生產運動。

南泥灣縱橫一二百里，荒山野嶺，豺狼虎豹出沒。當地有歌謠曰：“爛泥洼呀爛泥洼,荒山臭水黑泥灘。方圓百里山連山,只見梢林不見天。狼豹黃羊滿山竄,一片荒涼少人煙。”部隊進駐之后，住的是用樹枝野草搭成的漏風、漏雨、漏光的“三漏”棚子，吃的多是粗糧加野菜。沒有生產工具，戰士們就搜集廢鐵，從被廢棄的廟宇撿來破鐘，還到敵占區去破壞敵人的鐵路，把上千斤重的鐵軌從敵占區用肩膀扛回來，制造出鐮刀、斧頭、鐵锨、鋸子等。他們就這樣兩頭不見日頭地苦干，開荒種地，蓋房子，建工廠。

墾荒的土地上，歌聲、口號聲、镢頭刨地聲、斧頭伐樹聲、磨刀霍霍聲、燒荒的噼啪聲，組成了一部大生產交響樂。丈把高的狼牙刺被連根挖起，蝎子草被掃個精光，老蒿子被攔腰斬斷，貓兒草被翻個根兒朝天……野羊嚇得亂跑，野兔驚得瞎鉆，大狼夾著尾巴離開，豪豬逃出了地洞，貓頭鷹睜開兩只眼睛驚叫，一個破窯洞里竄出兩只金錢豹呼嘯而去……戰士們把青岡樹籽揀起來，拿回去當養豬的飼料；把樺樹皮剝下來，做簍子、籃子、箱子；樺樹皮還能當寫字的本子，上面畫上“紅桃”“梅花”“方片”“黑桃”，就是一副撲克牌。翻松古舊的土壤，挖到黨參、黃柏、柴胡等藥材，收攏在一起，賣給合作社。晚上，燒起一堆堆篝火，點上一盞盞松明子燈，開會、唱歌、學習、總結生產經驗。戰士們自豪地說，我們在打狼牙（刺），坐皇帝（荒地）。

359旅還創造性地開展勞動競賽，評比勞動模范，調動官兵開荒的積極性。評比時，既要丈量開墾土地的數量，還要檢查開墾的質量，比如刨土的深度，土塊是否翻轉，草根是否砍斷等。

排長郝樹才在清泉溝開荒生產中，用頭刨地速度比牛拉犁地還快，一連三天，天天保持開荒四畝以上的紀錄。甘泉麻子溝一個叫馬長福的農民，不相信郝樹才一天能開荒四畝多，提出用牛和他比賽開荒。比賽開始！郝樹才不到三個小時，就征服了一畝半荒坡，而馬長福的牛卻臥倒了。郝樹才以為是牛累了，自己也坐下來吸了一鍋旱煙。準備繼續比賽時，馬長福的牛卻吆喝不起來了。郝樹才說，別著急，我等著，讓牛緩一口氣。過了一會兒，牛還是吆不起來，郝樹才等人跑過去幫忙，把牛拉起來，牛剛站起來，又撲通一聲摔倒在地，口吐白沫，當場死了。原來馬長福為了贏得比賽，讓牛吃得太飽，勞動中又鞭打快牛，牛連撐帶累，倒地而亡。馬長福扯下自己頭上的白羊肚手巾，摔在地上，氣惱地說：“可惜啊，這可是一頭剛長成的牛犢。”有人禁不住開玩笑說：“耕牛賽不過郝樹才，活活給氣死了。”毛澤東從359旅上報的材料上得知這件事，寫了三個字：氣死牛。

在359旅的模范帶頭下，大生產運動在邊區大規模開展起來。

“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縣長聯席會在邊區小禮堂召開。突然，天空烏云翻滾，電光閃閃，一聲巨響，雷電從東面屋角穿入會議室內，所有到會人員受巨雷震動，頭腦皆暈，有人逃出禮堂，有人在禮堂里喊“救命”。林伯渠主席立即指揮救人，將禮堂里沒有跑出來的一個一個抬出來。開始大家以為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后來才弄明白是被雷打了。延川下縣代縣長李彩榮當場死亡，還有幾人被雷電擊傷。

這天，一個農民的一頭毛驢也被雷電擊死，這個農民逢人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邊區保安機關就把這個農民抓了起來。

西北局書記高崗報告毛澤東說，把罵主席的人抓起來了。毛澤東一聽，讓高崗趕緊通知把人放了。

有不滿者，有異見者，不全是壞事。許多鳥叫，比無鳥世界或一鳥獨鳴要好一些。誰也不能夠截斷天下人的舌頭。毛澤東想到的是：老百姓為什么說“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共產黨做了什么錯事引起老百姓的反感？

經過調查發現，這一年公糧征多了。1941年，陜甘寧邊區總人口有136萬多人，吃“公家飯”的人有7萬多人，還有8100多匹騾馬牲口，一年征20萬擔糧，人均負擔約14升。老百姓負擔過重，對共產黨、對毛澤東有意見。

毛澤東深知，黨群關系處理不好，影響黨的威信，影響群眾生活，影響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想到，在一年前召開的陜甘寧邊區農工展覽會上，毛澤東就說過，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是黨的活菩薩。

中共中央決定，減征公糧，把1942年的公糧由原定的19萬擔降為16萬擔，同時，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

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專門說到這件事。他說：“1941年邊區要老百姓出20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家說，唉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毛澤東接著說，“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毛澤東通過正確處理“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言論，推動大生產運動，開展精兵簡政，減輕農民的負擔，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贏得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自然也防止了“雷劈”。

政治中的“鹽”

正在處理“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這個輿情，邊區主席林伯渠、秘書長謝覺哉與邊區中央局書記高崗懟了起來。據說，林伯渠氣得拿著斯大林煙斗直敲桌子。

爭論的焦點是邊區的鹽運政策。

陜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一是征繳救國公糧，一是外部援助。1940年冬，國民黨政府完全停發了八路軍的薪餉、彈藥和被服等物資，并以重兵對邊區進行軍事包圍和封鎖，加上延安地區連遭自然災害侵襲，1941年中共中央面臨延安進駐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困難。邊區北部盛產食鹽，鹽的收入是邊區政府除公糧之外的最大收入，邊區對外出口的90%是鹽。可以說，沒有鹽，邊區將無法運轉。如何把邊區北部的鹽運銷出去？

高崗堅持實行“官督民運”政策。西北局成立以高崗為主任的運銷委員會，組織全邊區開展“馱鹽運動”，把它當作迫切的中心任務。各縣、區、鄉、村四級分別成立運鹽總隊、大隊、小隊、組，實行帶有軍事化的半強制性管理。這種半強制性的“官督民運”，增加財政收入見效明顯，但強行組織勞力，拉老百姓的毛驢搞運輸，也增加了邊區群眾負擔。

林伯渠、謝覺哉等主張鹽的運銷應由政府管理，實行自由貿易，減輕民賦，即使有所強制，也應以政治動員為主，群眾壓力為限，而不應該把運鹽變成軍事性質的行動。

雙方爭執不下，都急得出汗了。汗是咸的。

高崗擔任邊區黨的中央局書記，又是陜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年輕氣盛，自恃政策見效快，也就沒有很好地同兩位革命老人進行溝通。林老、謝老畢竟代表邊區政府，且年高德劭，是革命前輩。兩位老人感覺到高崗對他們的意見不那么尊重，便有了些肝火，徑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澤東那里。

黨政之間發生矛盾，這也是一個警報。毛澤東在1941年的夏天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來化解這個矛盾。

此事比較棘手。為緩解邊區財政困局，必須實行“官督民運”的運鹽政策。毛澤東支持高崗等人的做法，但又不能無視林、謝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減輕稅賦的初衷，更何況二老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毛澤東想來想去，從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來化解這場政策爭論。

從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給謝覺哉以及林伯渠寫了10封信，數次長談，做好兩位老人的思想工作。

——控制事態蔓延。毛澤東叮囑林、謝二老，“除對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說自己的不同意見外，勿對他人尤其下級人員說不同意見，以免影響執行與造成更深的分歧。”這是控制知情范圍，以防擴大矛盾，影響大局。

——指出二老不足。“勿只注意現行政策的缺點或錯誤方面”“要注意現行政策的成績與正確方面，我覺得二兄在這點態度上是不足的。”毛澤東沒有因為林、謝是革命老人就對他們的意見加以遷就，而是從判斷事物的方法論上直言二老的不足，希望他們不要以先入為主的成見來看待鹽運政策。

——亮明自己態度。毛澤東表示，現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得更大”。就是說，先這樣干下去，試對或試錯；“勿只從絕對性設想（即只設想現行政策完全是錯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對的）”，指出另外的選擇也未必就走得通。毛澤東態度鮮明。

——敦促高崗堵漏補缺。毛澤東支持高崗的“官督民運”，但他并未放過高崗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為此，毛澤東督促高崗及時跟二老溝通，“把事情把關系弄得好些”。還把謝覺哉反映鹽運政策弊端的材料轉給高崗等人，提醒他們，材料反映的“情形是很壞的，是否屬實？你們有此類調查否？是否你們所得的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實際則基本是壞的，即是說運鹽是行不通的”。根據毛澤東的要求，高崗等人立即組織調查，并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承認運鹽工作確實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點，并進行糾正。

——從思想方法上開導林、謝二老。毛澤東擔心他們礙于“毛主席”的面子，難從心底里服氣，8月5日又推心置腹地給謝覺哉寫了一封信：

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后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過去的一些“氣”，許多也是激起來的，實在不相宜。我因聽得多了，故愿與聞一番，求達“和為貴”之目的。

這些話，跳出鹽運政策的是非，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說明，由我推人，推心置腹，詞意懇切，謙恭有禮。毛澤東提出的“各去所偏，歸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這兩句話，堪稱對待工作分歧時，化解思想情緒的法寶。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這些信，對林、謝二老的觸動是很大的。

——向林、謝二老表達研究邊區財經的心得和觀點。毛澤東這段時間花了不少精力研究邊區和國統區兩方面的經濟材料。中央政治局或書記處開會，幾乎每次都要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和鹽運政策。8月6日，毛澤東致信謝老，提到要打破邊區財經困局，一是發展經濟，二是出入口平衡，“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據此以觀今年鹽的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同時，毛澤東謙恭有禮地說自己的見解或許還不深刻，二老“覺得有錯誤，即祈毫不客氣，一一指正，以歸一是”。

最后，毛澤東在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等問題作了系統發言，涉及鹽運政策的爭論，他正式表態：“平衡出入口，要使鹽大量出口，現在采用組織人民運鹽的官督民運辦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運鹽要不違農時，進行政治動員，組織勞動力。”前面肯定了高崗，后面的兩句話吸收了林、謝二老的意見。

延安的山坡上，山丹丹花、薔薇花綻放著鮮艷的花朵。毛澤東將兩邊的爭論加以平衡和綜合，吸收雙方合理的部分，如鹽入水，效果極佳地化解了矛盾。鹽的爭論就此結束。

后來，謝覺哉寫了一首詩，題名《在范亭處談毛主席的思想方法》：“道在不沾兼不脫，思能入舊又全新。萬流爭赴虛如海，一鏡高懸凈不塵。踐實體誠非別術，沉機觀變競通神。公余一卷延園靜，又是梨花壓葛巾。”這其中包含著他對毛澤東高超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切身體會。

1942年9月，為進一步協調邊區政府與中央局的關系，毛澤東又采取了一個重要的措施：派工作經驗豐富的李維漢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臨行前，毛澤東交待李維漢如何做好邊區的工作，特別叮嚀說：“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李維漢一下子認識到，毛澤東是把延安當“首都”、當模范來建設的。

“三三制”和“一元化”

前方的抗戰激烈地進行著，邊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也在日本人的轟炸和國民黨的包圍中探索和推進。

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士參與抗戰，在陜北邊區及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一種嶄新政權——“三三制”政權，這是一個更具包容性、代表性的民主政權。“三三制”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在人員構成上實行“三三制”：

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

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

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為他們聯系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我們這樣做，對于爭取小資產階級將有很大的影響。

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取，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重要的步驟。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

毛澤東為何把他思考的這種制度叫“三三制”？或許是從《易》中受到的啟發。《易》是“一分為三”的根，《易》中包含“三極之道”（《系辭上》）。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分為三”以及“三合一”是個復雜共同體。

1940年4月，“三三制”開始在邊區及“新區”推行。“新區”是指八路軍進入國民黨防區的地區。“共產黨員在敵人后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該采取我黨中央所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無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

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各議員小組提出的常駐議員和政府委員候選人名單中，共產黨員人數較多，于是謝覺哉、馬文瑞等12名黨員自動要求退出政府委員候選人，蕭勁光等6名黨員退出常駐議員候選人，后經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從39名候選人中選出18名政府委員，其中共產黨員占7名，略超過三分之一。此時，共產黨人徐特立當即聲明退出，經大會通過，以黨外人士白文煥遞補。開明紳士李鼎銘被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職演說中說，共產黨“很愿意大公無私，做到精誠團結”，各黨派、無黨派人士應“互相信任、互相親愛”“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這抗戰建國的事。”

李鼎銘先生是米脂人，是位開明紳士。他推崇孟子說的“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他說，今日“王”字是要不得了，但是斷章取義，這個意義，還可用得。他對共產黨治理下的邊區頗為滿意，認為社會主義是“天公地道的主義”。他提出的“精兵簡政”為中共中央所采納。

李鼎銘剛進入“三三制”政府時，工作極其認真負責。凡是要他主持的會議，事先他都要把會議的內容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弄得清清楚楚，以便心中有數，要他畫“行”簽發的文件，他也仔細審閱，字斟句酌，絕不含糊、虛應了事。

實行“三三制”之初畢竟缺乏經驗，也沒有一套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制度。革命者一度把李老當客人看待，表面上客客氣氣，實際上對他的職權不夠尊重。李鼎銘對自己是否有職有權，非常重視。有一段時間，他在政務會議上，不論是否當會議主席，總是很少發言。他不發言，其他黨外人土也緘默不語。有時，林伯渠主席主動問他：“李鼎老有什么意見？”他回答：“俺嗨不哈，俺沒意見。”但到會議形成決議，批發行文時，他又不肯畫“行”。可見，他說“俺沒意見”，實際上是很有意見。

邊區“三三制”政權建設拉響了警報。李鼎銘的態度，實質上反映了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如何實行民主合作，如何相處共事的問題。毛澤東曾經幫助邊區處理黨政關系，林伯渠深受教益。現在林伯渠主席需要面對的是邊區政府內部的矛盾，即政府主席與副主席的關系問題，也就是黨內與黨外的關系。他叼著斯大林煙斗一口一口地吸，他覺得這是比拉響防空警報還要嚴重的一件事情。他越想越感到問題緊迫，就囑咐政府秘書長李維漢找李鼎銘先生開誠布公地談談。

一個晚上，李維漢專程登門拜訪李鼎銘，一見面就說：“鼎老，我這個秘書長不能當了，我要辭職了。”李先生忙問為什么，李維漢說：“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氣，我這秘書長怎么當？”他希望李鼎老對邊區領導和他本人多提意見。這番話把李鼎老積蓄已久的意見引發出來。李鼎銘見李維漢態度誠懇，便坦率地說：“我原本不愿意出來做事，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演說的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才出來的。任職后，政府開會要我主持時，只臨時給我一個條子，什么都不跟我說，我怎么辦？政府下達命令、指示，要我畫行，有的內容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怎么辦？現在同級把我當客人，下級把我當傀儡。黨上有包辦，政府不能決定政策。我這個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李維漢意識到李老說出了心里話，忙向他作了自我批評，并立即向林伯渠作了匯報。林伯渠立即召開黨組會議，對黨內有些不尊重李鼎銘的同志作了批評。經過認真討論，商定了幾項切切實實的改進措施。林伯渠帶頭執行黨組決定，經常主動去征求李鼎銘先生的意見并商量工作。各廳、處、院輪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匯報工作。每次政務會議事先要取得李鼎銘等人的同意才開會。由副主席簽署下達的文件，必須事先向他說明內容并取得他的同意。平日多接近、多談心、多交換意見，等等。如此一來，李鼎銘很高興，態度完全變了，不做客人而做主人了，不再講“你們黨上”如何如何，而講“我們政府”如何如何了。

“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力”“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 毛澤東如是說，如是行。“三三制”政權的成功實踐，打破自家的關門主義，以開闊的胸懷包容和吸納各界人士，是民主政治的大膽嘗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進行了初步探索并積累了豐富經驗。

同時，更具權威、更具效率的“一元化”得到加強。所謂“一元化”，就是黨領導一切，就是政治上化分散為集中。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王稼祥起草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其中明確規定：“根據地的建設與民主制度的實行，要求每個根據地的領導一元化”“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這是“黨領導一切”“一元化”概念第一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出現。“一元化”將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設中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勞動模范”

陜北老百姓把勞動叫“受苦”，自稱“受苦的”。在邊區延安，勞動不再是“受苦”，勞動不僅僅是為了自己，而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成為無上光榮的革命事業。生產勞動像前方打仗一樣，是革命的政治任務，是革命斗爭的有機組成。先進的生產勞動者也像戰斗英雄一樣，成為勞動英雄。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表彰了經濟建設中成績顯著的359旅、延安縣委縣政府和延安南區合作社，以及王震、習仲勛等22人。毛澤東格外高興，提起毛筆，為3個單位和22人一一親筆題詞。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暨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與第三屆邊區生產展覽會在延安南門外隆重舉行。邊區各系統、各部門、各單位選出的200余名勞動英雄及模范生產者參加了大會。寶塔山下的會場上，彩旗在耀眼的陽光下隨風飄揚。主席臺前排放置著吳滿有、申長林、黃立德、李位、馮云鵬、張振財、劉玉厚、趙占魁、郭風英、張芝蘭、賀保元等勞動英雄的大幅肖像畫。勞動英雄佩戴大紅花，在喧天的鑼鼓聲和三萬人的掌聲中，進入會場。主席臺上的勞動模范，面對臺下歡呼的手臂，站在眾人的掌聲中，那一個個黝黑的面孔喜悅著、激動著，長滿老繭的雙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大會表揚和獎勵了185名勞動英雄，其中25人獲特等獎勵，每人獎金3萬元。這是農民從來沒有過的榮耀。著名抗日將領續范亭激動地說：“向勞動英雄代表致敬，比向老師行禮、向家長行禮都要快樂，他們才真正是人民的代表。”他說，“自己50歲了，第一次看見勞動成為英雄這樣的事情。”

勞動成為英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勞動英雄的榮譽跟榮耀，使“勞動光榮”的號召更加深入人心。毛澤東說：“艾青、丁玲你們會寫文章的同志，要去寫這些模范們；古元你們這些畫菩薩的畫家們，要去畫這些模范們。”

邊區第一號勞動英雄是一個叫吳滿有的農民。

吳滿有，陜北橫山縣石灣鎮麻地溝村人，從小就給人放羊。1928年橫山大旱，他攜老婆孩子逃荒到延安城東60多里的吳家棗園，租地耕種，打柴傭工。迫于生計，他將11歲的大女兒賣給北峁村一個張姓獨眼龍，又以5升糜子將3歲的小女兒讓人帶走。貧困交加中，妻子病餓致死，他因短繳捐稅被官府衙役抓進牢獄，捆綁吊打。幸虧1935年底中央紅軍來到延安，他被釋放出獄，分得一架荒山，實現了勞動致富。1941年，他家開荒種地33坰，收糧34石，為了感謝共產黨，他繳公糧14.3石、公草1000斤，購買公債150元、公鹽代金665元。莊上的人對他說：“老吳哥，你出得太重了，減掉些吧！”他說：“革命時期，八路軍保衛咱們的邊區，人家在前方流血，我們不過只多流些汗，虧你還好說重？”莊上的人佩服他的見識，都跟著他學，踴躍交公糧。

1942年初，在延安縣各區區長檢查春耕聯席會上，柳林區區長介紹了吳滿有的事跡：“地種得多，荒開得多，糧打得多，繳起公糧來踴躍爭先，數量既多，質量又好，是一個抗屬，模范的農村勞動英雄。”《解放日報》記者莫艾抓住了這條新聞線索，隨即到吳家棗園采訪了吳滿有。

4月30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莫艾的長篇通訊《模范農村勞動英雄吳滿有，連年開荒收糧特多，影響群眾積極春耕》，報道了吳滿有的事跡。《解放日報》同時還配發社論《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號召全邊區農民們“抓緊時機，努力開荒，努力生產，向吳滿有看齊”。

典型引路，是毛澤東的一個領導方法。他看到了這篇報道，在一個鬧警報的下午，專門在自己住處與記者莫艾進行了一次長談。毛澤東說，只有自力更生，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才能沖破國民黨的經濟政治軍事封鎖，堅持抗戰到最后的勝利，這是宣傳吳滿有的意義之所在。

5月6日，《解放日報》再次發表社論《吳滿有——模范公民》，進一步發掘吳滿有這個典型的意義：“他能夠把自己的命運跟邊區群眾的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能夠把自己的命運跟昨天的土地革命、跟今天的民族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是典型的抗戰中的模范公民。”

1942年底，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干會議上講話，充分肯定吳滿有。他說：“吳滿有已是一個富裕農民了，他因為得了過去蘇維埃政府與現在邊區政府的利益，他已把他自己的命運與共產黨、八路軍、邊區政府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毛澤東引申開來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還有許多同志的頭腦沒有變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他們只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在目前陜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

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報》再次發表社論《開展吳滿有運動》。

吳滿有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農民英雄。毛澤東親筆為他題詞“天下有名”。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勞動最光榮”的口號響徹邊區。從延安開始，各地開展“勞動競賽”，評比“勞動模范”，召開“勞模表彰大會”……這是中國鄉村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景象。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勞動競賽”“勞動模范”（簡稱“勞模”）“勞動英雄”“義務勞動”“勞動鍛煉”“勞動大學”“過勞動關”等這些詞語，在漢語中也是嶄新的，體現了一種嶄新的價值觀。

豬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一次，留守兵團負責人向毛澤東報告工作時，講了許多成績。毛澤東不耐煩地說：“成績，成績，成績！用不著說這么多了，有成績是應該的，現在的問題不是講成績，而是找缺點。”毛澤東要求：“在軍隊黨與地方黨的關系中，應更多更嚴格的要求軍隊黨負責任。如遇爭論糾紛，應更多地責備軍隊黨。”“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關系，一般應多要求多責備軍隊干部。”

一天，毛澤東召來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蕭勁光，對他說：“蕭勁光，你是個大知識分子啊！”說罷，讓蕭勁光退下。毛澤東關注邊區的黨政關系、軍民關系，他用這樣一種獨特的方式“責備”軍方，令蕭勁光反思。

蕭勁光惶惶然：這是毛主席拉警報、敲警鐘啊！

這些日子，延安老是拉響空襲警報。“延安的天塌下來，有蕭勁光同志撐”，這是毛澤東要蕭勁光做好邊區的保衛工作。“你是個大知識分子啊”，這是毛主席的批評。蕭勁光知道，自己有些時候不那么尊重西北局書記高崗，引起毛主席的不滿意。其實，他跟高崗之間的一些小矛盾都是軍政日常工作中的小小摩擦，沒想到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從軍民關系中的小矛盾看出軍民關系的大問題。蕭勁光這樣一想，連忙向毛主席作檢查，同時謀劃“擁護政府、愛護人民”活動。“雙擁”顯露雛形。

軍與民，軍與政，歷來是一對矛盾，各自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在延安及根據地，有的干部和群眾應付、埋怨軍隊；軍隊方面也有不尊重地方，侵犯群眾利益的現象。對于后者，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因為我們的飯是他們做的，房子是他們蓋的，我們要軍民合作。八路軍有兩條規矩，一條就是官兵合作，一條就是軍民合作，大家親親密密團結起來……”毛澤東對軍隊從嚴約束。

1942年12月底，當聽到有的同志向他反映陜甘寧邊區一個老百姓給一個分區司令員提意見時，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是天大的好事！那個老百姓很有覺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氣，受當兵的欺負，他們敢怒不敢言。現在他敢向我們一個分區司令員提意見，敢批評這位‘長官’，你們看這有多么好！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

為了進一步密切軍政、軍民關系，從1943年開始，陜甘寧邊區開展“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簡稱擁政愛民）和“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簡稱擁軍優抗）運動。1月1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關于擁護軍隊的決定》，確定1月25日至2月25日為邊區擁軍運動月。

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和政治部1943年1月25日發布了《關于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決定》和《關于擁政愛民月的工作指示》。2月1日，八路軍留守兵團公布《擁政愛民公約》，一共十條，這是中共軍隊歷史上第一個擁政愛民公約，并確定從2月5日至3月4日為擁政愛民運動月。

“雙擁”運動率先在延安興起，在陜甘寧邊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要求各抗日根據地在1944年農歷正月普遍地開展擁政愛民、擁軍優抗（抗日軍人家屬）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并規定以后每年農歷正月普遍舉行一次。

“雙擁”運動找到了密切軍政、軍民關系的載體和抓手，久而久之，成為革命傳統，成為革命儀式，成為革命文化。

共產黨如何把自己的“表情”交給老百姓仿效？

“陜甘寧邊區的人口，大約是150萬，活躍于這塊舞臺的共產黨員，據說只有4萬人。4萬個黨員統治著150萬的人民。這就是說，在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后面，幾乎有40個老百姓跟著他走。他們用什么方法帶著這大批的民眾走上共產黨的道路呢？他們憑著什么本領，把自己的表情教給老百姓仿效呢？”

這是一個記者的提問。這位記者叫趙超構。

的確值得發問：這里被國民黨鐵桶般封鎖，這里時刻面臨日本飛機轟炸，這里土地貧瘠，這里的老百姓卻安居樂業，過著比國民黨統治區的老百姓更為舒心的日子。共產黨施展了什么“魔法”？還有，中共建立了抗日根據地，共產黨與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聽共產黨的；國民黨也想和老百姓套近乎，可老百姓不聽國民黨這一套。共產黨施展了什么“魔法”，讓老百姓跟著自己走？

記者趙超構的答案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發揮作用。

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讓人民當家作主人，每到一地，首先聯系和爭取群眾，走群眾路線，關注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努力使黨的政策、權力的規訓與群眾的意愿契合一致。“群眾路線”的確是非常不一般的路線。

什么是群眾路線？

1943年6月，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對群眾路線進行了精辟概括：“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中共的群眾路線，指明了黨與群眾的關系。毛澤東在七大的主要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闡述了群眾路線。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毛澤東總結和發明了“群眾路線”，制定出動員和組織群眾的“路線圖”。

記者趙超構對中共的群眾路線，有個比較詳細的認識。他說，執行這樣戰略的人，把“群眾”分作三部分：

其一是“積極分子”，其二是“中間的游疑分子”，其三是“落后分子”。假如把抽象的群眾描繪成具體的形象，那就是雞蛋形的，兩頭小，中間大。換句話說，中間分子最多，積極的和落后的都占少數。成功的群眾工作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憑借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這是共產黨對于群眾的認識論。

根據這認識，共產黨先在群眾中配備干部作為“領導核心”，以這個核心為樞紐，轉移四周的群眾。

……核心的任務，不僅在團結積極分子和爭取其他分子。它必須通過骨干，將群眾中分散零亂的意見愿望集中起來，加以硏究整理綜合，化為有系統的方針與意見，而后又向群眾宣傳解釋，使這種方針化為群眾的意見，“并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同時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方針是否正確”，再集中，再整理，再向群眾推行，循環地轉進，一次比一次增加經驗，一次比一次適合群眾，這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具體說明。

所以做著這樣工作的核心分子，除了須善于“聯系群眾”之外，還必須具有分析事實、總結經驗的能力。

趙超構能夠寫出上面這些話，大概是認真閱讀了毛澤東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中寫道：“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借助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

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內容豐富，它包括：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一切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支持群眾運動，愛護群眾的積極性，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后做群眾的先生；領導同群眾相結合，根據群眾的需要和自愿領導群眾前進；關心群眾政治上的進步，關心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共產黨員要密切聯系群眾，要做群眾的模范。

共產黨人以人民為父母，跟老百姓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他們與群眾打成一片，開展土地改革、減租減息運動以爭取廣大群眾，開展民主選舉運動，建立一套嶄新的基層政權機構。毛澤東說：“善于把黨的政策變成群眾的行動……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一個為人民服務的窮人黨、群眾黨，學習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開展群眾運動的特色鮮明地樹立起來。這里體現出共產黨思想的平民性，共產黨文化的高級性。

（本文有刪節。注釋略。）

胡松濤 作家，學者。著有《毛澤東影響中國的88個關鍵詞》《輞·王維》《〈心經〉初見》《民間的陽光》《嚼雪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