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6年3月，本文作者與魏隱儒先生在云南滇池合影

魏隱儒先生手書“小室無憂”

一

魏隱儒先生不是文學圈里的人。我知道他的大名已是在清華大學工作一年以后的事。

1983年6月10日，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開會，老師們匯報近期工作。我主要談了自己在讀書上的困惑。那時，我作為圖書館聯絡人，幾乎天天泡在書庫，對那里的古籍收藏比較熟悉，可惜沒有版本知識，面對著豐富的藏品，不知如何欣賞，更無從開展研究。我很誠懇地希望有老師給予指點。呂維老師當即表示說，她認識一位專家，是她過去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的同事，叫魏隱儒。呂老師還送了我一本內部印刷的《古籍版本鑒定叢談》，作者正是魏老。

回到宿舍，我一個晚上就把那本小冊子讀完了。書里的很多知識，令我大開眼界。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燈塔，眼前為之一亮。我發現，自己對中國古籍似乎有著一種天然的興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給魏老去信，表達從學的愿望。我說：

從呂維老師處借得您的大作《古籍版本鑒定叢談》，拜讀再三，玩味不已，深為您的學識所折服，私下甚渴望從學于您。又怕您見笑，不愿意收我這個不成器的學生。昨天，呂老師轉送您的這部著作，讓我不勝感激之至，情難自已，讀書中的很多疑團困惑，隨之煙消云散。目前，我是一個“書盲”。雖然讀了一些書，卻對古書版本、目錄、校勘之類的學問，知之甚少。我學的是文學專業，對古代文學興趣尤深。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基礎太差，就是上了大學，有四年的拼命苦讀，也僅僅是粗知大概。我南開大學畢業以后，深感學殖淺薄，頗不自安，茫然不知所從。而此時，我的興趣也越來越廣，古今中外，文史哲各類知識都強烈地吸引著我，但最能叫我夢游神往的，還是古代先哲留下的文化遺產。為此，我開始有目的地針對自己的弱點，廣泛吸收先輩治學的經驗，先從目錄、版本、校勘等文獻知識入手。但這個領域太廣泛了，真不知從何談起。……我現在雖然還是一個“書盲”，但我相信，如果您能給我機會，我一定會踏踏實實地按照您的指點，逐漸摘掉這個沉重的帽子，一定能夠學有所得、學有所用，那將是我最大的愿望。

魏老收到我的信，當天就寫了回信，對我勉勵有加：

躍進同學：

前幾天到呂維同志家去，（她）曾（向我）介紹您的刻苦學習（情況），（稱贊您）對文史哲各類書籍頗有研究，對于古籍版本、目錄、校勘等方面的論著也頗有興趣，是一位求知心切的有志青年。

今日頃接來信，拜讀之后，了解到您對文史哲方面的版本、校勘、目錄學的研究，下了很大功夫，讀了許多名著，有不少收獲，令人欽佩！您在學習各方面，既要求廣度，又要求深度，幾到“學然后知不足”。這是學習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來信中提到，讀了錢基博的《版本通義》，目錄、校勘都有啟發，唯有版本方面的書，讀后收效甚微。這個道理很簡單，缺乏實踐。過去一些名家論著，多是從理論到理論，廣引博征。僅憑這些，遇到實際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

版本知識，是來自實踐經驗，凡鉆研這門版本學的，大都有和您同樣感到的問題。但僅憑工作經驗，沒有理論指導，有些問題就不能突破。兩者是相互促進的。

拙著《古籍版本鑒定叢談》，談不上什么著述，只不過是在工作實踐中的一點心得體會，作為學習此道的初步參考。既不系統，也不全面，提出的問題，也非常粗陋膚淺。惠贈您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拋磚引玉，請您提意見的。我對此道也是半路出家，雖然苦攻了些年，也是收效甚微。不過，我很幸運，多年來掌管古舊書價格研究工作，工作崗位給了我很大方便，得有機會在書海中游泳，過眼善本無數，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可以理論和實際互相驗證。現在學習此道，日漸困難，因為書都藏在國家書庫，清規戒律很多。私人收藏，社會流傳無幾，看書不易，如何實踐？我因工作關系，倒是增加了條件，有些稀見的書，為要征求我的意見，倒要讓我看看，作出版本決定。

凡事“有志者事竟成”，如果有志于此道，不畏艱苦，時間長了，總會學出成績的。我雖學陋不文，但絕不保守，愿將所知“竹筒倒豆子”，與同道共同研討，共同進步。專此奉覆，祝您

進步

魏隱儒

83.8.8

魏老告訴我，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考入北平美術學院國畫系，師從李苦禪先生，對于書法繪畫的歷史以及紙張、印章等相關知識，頗有所得，為后來從事古籍版本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從中華書局調入中國圖書公司。1956年北京古舊書店公私合營時，他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古舊圖書，又參與了古舊圖書的定價業務，遂對古籍版本產生興趣。“文革”后期，魏老調到北京市文物局，從事文物古籍鑒定工作。由于有這樣的工作和研究背景，魏老在1978年被聘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委員兼副主任，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組織工作，主要負責集部的審核。在這期間，他到各地為古籍善本編目培訓班講授古籍版本鑒定的知識，呂維老師送我的《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就是1978年山西省圖書館印制的講義。

幸運的是，與魏老結識不久，他再次受命到清華大學圖書館核對古籍版本，住在清華大學校內的靜齋。那年的8月29日晚，我第一次去看望魏老，聊了一個多小時，晚上十一點多才告辭。老人家意猶未盡，又和我一起步行到文史教研組辦公室，繼續漫談。他回憶起自己幼年苦讀的情形，說只要永遠保持一顆經久不衰的上進心，總能做出成績。他特別強調知識面的重要性，并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加以概括。魏老說，讀書治學就像做菜，如果僅僅放香油，一定不會好吃。高明的廚子要用多種佐料調味，才能做出一道道好菜。他曾鑒定過一部手稿，印章是作者本人的，但字跡不是——魏老看過這位作者的字，因此能分辨出來。這種情況，或許有兩種可能，要么是作者請人謄抄，要么是書商為了抬高書價有意作偽。這說明，古籍版本鑒定必須具備多方面的知識。

一次，魏老拿出清人梁顯祖編《大呼集》八卷，告訴我說，這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初印本，乾隆時期編纂《四庫全書》時即遭禁毀。乾隆皇帝為什么對這部書如此忌諱？初印本可以為我們解讀清代思想文化的某些細節，提供一些有趣的資料。

魏老與文學研究所的吳曉鈴先生是親戚，經常到吳先生家做客，親眼見到吳先生手寫的戲曲小說目錄，積稿盈尺，殊為感佩。他對我說，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來的，沒有捷徑可走。

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真實可感的現場教學。

清華大學藏宋人馬括編《類編標注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有淳祐辛亥（1251）黃晷序，繼之為馬括記編刻此書經過。前集總目后“時景定甲子春栞于梅谿書院”長方墨印，比較醒目。景定系南宋理宗年號（1260—1264），據此可以著錄為宋刻，但魏老怎么看都不像是宋刻本。首先，字體是仿趙體，是趙孟頫字體盛行之后的痕跡；其次，墨印的位置很獨特，不合情理；第三，該書的行款、紙張等，都與元代后期（至少是大德之后）刻書風格相類似。魏老把我們叫到一起，把鈐有墨印的那頁紙單獨翻開，舉在光線下透視，這才發現破綻。原來，書商把“泰定”的“泰”字挖改為“景”字。泰定為元代年號（1324—1328）。景定甲子（1264）與泰定甲子（1324），一屬宋，一屬元，相差了60年。書商在挖改處蓋印，反而欲蓋彌彰，露出馬腳。再查《書林清話》，知道梅谿書院確是大德年間才成立的。

1985年，魏老聽說天津古籍書店有一批古籍要出售，替清華圖書館牽線搭橋，利用他的人脈，僅花費兩萬多元，就買了不少善本書。其中，有一部俞樾（號曲園）批校趙一清《水經注釋》，才三千多元；還有一部鮑廷博（字以文）批校的《劍南詩稿》，用好幾種顏色批校，非常精美，售歸北京圖書館收藏。他為此惋惜地說：“北圖控制得緊，歸善本室收藏，不容易借出來。”還好，翌年2月，我在北京圖書館看到了此書的縮微膠卷，總算一飽眼福。

俞曲園批校趙一清《水經注釋》藏在清華，我得以方便閱讀。此書底本為光緒六年（1880）蛟川華雨樓張氏重鋟板，凡四十卷、二十四冊，每卷下有“俞樾”及“曲園叟”白文印。據周云青所撰《俞曲園先生年譜》(載《民鐸雜志》1927年第九卷第一號)，俞樾于同治十二年（1873）在蘇州馬醫巷西頭定居，始號曲園老人，時年53歲。而張氏于光緒六年刊刻本書時，俞樾60歲，則俞樾之批校此書，至少在60歲以后，可以說是其晚年所批校者。

關于這部批校本的流傳情況，魏老指示我從倫明(字哲如)《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葉恭綽（字裕甫，晚年別署矩園）《矩園余墨·紀書畫絕句》等文獻中查詢資料，得知此書于1926年由廣東著名藏書家徐紹棨（字信符）重價購進，庋藏“南州書樓”。徐紹棨曾著有《廣東藏書紀事詩》行世。其子徐承瑛（字湯殷）校補并續作《廣東藏書家生卒年表》，跋語中稱其父“雅好藏書，節衣縮食，廣求旁搜。公余課暇，日親蟫蠹，手自丹鉛，孜孜不怠”。可惜，南州書樓的藏書后來漸漸散出，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購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根據這些材料，我撰寫了《俞曲園批校〈水經注釋〉初讀瑣記》（載《書品》1999年第1期），作了扼要的介紹，姑且可以看作版本學研讀的一點收獲。

二

1983年11月，教育部決定在部分高校開設研究生班課程，學制兩年，畢業后到單位寫論文，然后回來參加答辯。高校來的考生，可以帶工資上學，學成后回到原單位工作。

我趕緊查詢專業目錄，了解到杭州大學招收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生。知道這個消息到考試，時間只有三個月。就像時光的輪回，我當年報考大學，知道消息到考試，也是三個月。我最初很猶豫，想放棄報考。魏老不贊同放棄。在教研組各位老師的幫助下，我最終報考成功。

入學不久，我向魏老匯報學習情況，魏老回信說：“到杭大古籍所學習是大好事，……你們所長姜亮夫是名家學者，他的一個得意門生叫崔富章，80年和我在北京一起搞善本目錄，在浙江圖書館工作。今后如需到浙江圖書館看書借書，可以介紹幾位同志，提起我來，可能給點方便。有兩位負責人何槐昌、吳啟壽，還有兩位同志曾來京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審工作，和我同搞集部（我可另信介紹）。”魏老的話，讓我心里有點底了。

在杭州大學古籍所的課程中，版本學是很重要的一門課。當時，古籍所計劃請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主任崔富章講授，由于種種原因未能成行，我就向所里推薦了魏隱儒先生擔任主講老師。

1985年3月18日，魏老給我回信說：“今天接到研究所的（王榮初）邀請信，明確提出為16個碩士研究生講授版本學20課時左右，著重講辨識版本知識技術，也要涉及雕印發展史，安排在4月12日至27日。我認為時間合適，今已復函應允。現正準備教學資料和古書殘葉及復制書影等。三五日內去北大推遲他們的講課日期……”

4月11日，魏老乘火車來到杭州，我和張涌泉、顏洽茂等同學前去接站。那些天，我們白天聽課，晚上陪同魏老聊天。我的同學周崇堅擅長書畫，每次見面，所談多是這方面的話題。魏老說，練字要從魏碑開始，不拘一家。學畫先從《芥子園畫譜》入手，最后師法自然。清代以來，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李苦禪四人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叫我們特別注意他們的藝術成就。在講學期間，魏老還為我們作畫。他送了我兩幅畫：一是《蒼鷹振臂，一擊萬里》，一是《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魏老在杭州大學講學期間，正值《中國古籍印刷史》出版，他題贈給同學們人手一本。閱讀之后，我撰寫了《繼往始能開來》評介此書，文章后來發表在《讀書》1987年第8期，記錄了我那時的學習心得：

根據文獻記載和現存實物來看，我國雕版印刷約創始于七八世紀之交，迄今已逾千年之久了。雖經歷代天災人禍的厄劫，所存古籍仍復不少。若以最保守的數字來統計，當至少也在十萬種左右。這是我國古代燦爛文化的淵藪。瓊漿玉液，蕩流無垠，令觀之者目隨神往，移晷忘倦。數十年來，魏隱儒先生以極大的熱情沉浸乎藝苑之源，網羅放失舊聞，薈萃珍本秘籍，其新著《中國古籍印刷史》，辨彰清濁，掎摭利病，乃是作者潛心研討多年后的結晶。

本書作者曾在北京中國書店供職多年，飽覽群籍。近年又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工作，所見愈廣，所得日多。因此，慕湘先生在給是書作序時說：非作者這樣識多見廣之人，不能成其書；非中國書店這樣曾大規模收購古書，客觀上給作者提供深入研究的機緣，亦不能成此書；非五、六十年代古書一度繁榮的特定時代環境，亦不能成此書。從這個角度看，作者是幸運的。然而，作者的勤奮也是驚人的。僅從該書所涉及的廣博內容，就足以證實這一點。既然是勾稽古代雕版印刷史，當然總要講到于敦煌發現的唐人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剛經》，總要講到五代時馮道校刻《九經》以及畢昇發明的泥活字，王禎發明的木活字和明清以來盛行的銅活字。但除了講述這些雕版與活字印刷發明與流變外，該書還上溯甲骨文、金文、竹帛、石刻等，以探尋古籍印刷的淵源。不僅條分縷析地論述了歷代刻書的得失以及饾版、拱花、套印等印刷技術的發明，還廣泛涉獵了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乃至藝林掌故、刻書工匠和歷代藏書家生平事略，等等。確實，這部書從書籍印刷史的角度，給我們展示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極為光彩奪目的側面。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如此豐富的材料絕大多數都是由作者逐一經眼過錄的，因而翔實可信。作者在占有這些資料時，盡可能做到廣采博收，不輕易放過任何有意義的新材料。

其次，這部書史論結合，識見精審，從中可以尋繹古代文化嬗遞之跡。作者總是盡可能緊密結合每一時代的歷史背景、學術源流來論述雕版印刷情況。譬如明代刻書字體的變化，就與當時歷史背景息息相關。正德年間，一些文壇盟主諸如前后七子等倡導復古，一時成為風氣。于是，佞古泥宋，翻刻了很多宋版書。字體也由元末明初的趙體字（孟頫）變為規規矩矩的宋體字。這當然是時代風尚使然。至于清代樸學的興起，刻書之蔚然成風，這也是由特定的社會環境、學術背景所決定的。在這方面，該書也有不少精到的論述。

難能可貴的是，在結合史實的基礎上，作者還能以極其豐富的實踐經驗考鏡版本，匡謬補闕。先生早年追隨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研習書畫，數十年如一日，未曾中輟，因而對歷代書畫源流、紙張墨跡等爛熟于心。這些扎實的功夫極有助于版本鑒定。先生每每能在“觀風望氣”之余，力辟眾惑，使很多疑難問題渙然冰釋。如元代劉廷幹刻北周盧辯撰《大戴禮記注》和元代丁思敬刻曾鞏《元豐類稿》，《楹書隅錄》均著錄為宋版。作者根據字體、版式、紙張等“幫手”，反復檢討，正確地劃定了刻書時代。一九五七年中國書店訪得藍印活字本《毛詩》四卷，查《天祿琳瑯書目》據避宋諱，定為宋泥活字本。作者深不以為然，從筆墨、字體風格等多方審查，確定這部書應當是明正德嘉靖年間所排印的銅活字本。這類精審的論斷在書中隨處可見，足以發蒙解惑，啟迪來學。作者另撰有《古籍版本鑒定叢談》《書林掇英》等專書，于此問題論述甚詳，此不贅述。

本書個別論述似有待斟酌。如介紹清代學者顧千里的校勘成就，卻只字未提他的一個最著名的校讎理論“不校之校”，即只是考求正確的字句，而不主觀地輕易改動古書，似有遺珠之憾。另外，本書校對也有欠精審。

后來考慮學位論文選題時，我又向魏老求教，他回信說：“到杭大古籍研究所學習是大好事，確實增長學問，最后取得學位。您風華正茂，又愛好文史古籍，付出點力氣是值得的，也應當。……關于畢業論文的兩種方式，我同意選第二種，即點校古書，它實用，現正在進行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的大量工作是點校，寫文章則是詩文評。”他不贊成寫空洞的詩文評類的文章。

在那期間，魏老還介紹我與同行聯系。他在1985年11月3日的信中說：“前幾天接上海方承（字任之）來信，提到和您取得聯系，他說給您去信之后不曾接到回音，但愿和您經常聯系。方承很用功，寫了不少東西，現正忙于他的《中西回歷對照表》（原信如此——編者注）的編寫。為人很誠實，待人很熱情。我這次由杭、甬去滬，一家人為我忙碌，許多事由他替我代辦了。”按照我的習慣，對于所有來信，應是有信必復。方承沒有接到我的復信，可能是寄丟了。這種情形在當時并非少見。

三

魏老晚年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參加各種書畫活動，幫助出版社審閱相關書稿，還要到各地講課。老人家每次來信，常常描述自己“近來也忙得亂了套”。

他在1984年11月1日信中說：“沒有金剛鉆，卻攬了許多瓷器活。我有個想法：研究學問和書畫，不但要讀書，還要走路，到各處見識見識，大有好處。可是外出多了，就影響正常的安排。為印刷工業出版社編的《印刷詞典》的古籍詞條，四月作了決定，至今不曾坐下來寫，總覺得一年的時間可以完成，所以就拖下來了。書畫的外債又很多，我還在準備年底年初在天津舉行一次畫展。……因能力有限，顧此失彼，只能是盡力而為。”

魏老忙，還有一項內容，就是講學。

他在1985年9月25日信中說：“自暑假一面之后，我即忙于為上海書畫出版社審閱一本書稿，至今尚未交卷。……9月5日至20日舉行了書畫展覽，本來籌備時間倉促，一切從簡，萬未想到有如此良好的社會效果，中央電視臺于9月6日為我拍攝了會場實況，于當日晚間新聞播放；7日中午又重播一次。《北京晚報》為我刊發消息，《石家莊日報》也發表了《隱儒與苦禪》的文章，《西安鐵道報》也刊載了我書寫的字條，并委托北京鐵道報記者對我進行了采訪。”

在那封信中，魏老再次提到《書林掇英》一書：“下半年本想坐下來整理我歷年積累的資料，成為《書林掇英》一書，但還要去北大圖書館系為幾個碩士研究生授課，圖書館同志們列席旁聽，將安排在10-12月。”同年11月13日，魏老又來信說：“北大鄭如斯教授也來邀請，最后決定去北大圖書館系，為研究生講授版本學，暫安排一個月，由十一月第一周開始，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去北大講課。北京市文史館也送來聘書，聘為特約研究員，希望每周去一次。這些社會活動把我的時間占去不少，弄得每天很緊張。”

每次參加活動回來，魏老還要回復大量的來信，也占去很多時間。有一次我去看他，見書桌上有一摞信件，至少二三十封，他說都必須一一回復。他曾對我說：“我有一個原則，來信必復，而且爭取及時回復。如果對方有事，總愿及時得到答復，這是一般常情。即便是無事，僅僅是問候，也是為了了解近況。我常對人說，我有個處世原則：有言必信，無欲則剛，和似春風（待人），肅若秋霜（對己）。給人辦事，受人之托，要有始有終。辦不成的要有個交待。幾十年來如此，所以朋友們都待我很好，我有了問題，也都幫助我。”

四

最叫魏老念念不忘的，還是那部凝聚他多年心血的《書林掇英》的整理工作。

數十年來，魏老到各地訪書，隨身總帶著筆記本，隨時記錄一些有用的資料，包括序跋、刻工人名、藏書主人、款式、裝訂等相關信息，積累了數十本筆記。我到魏老家求教，有些問題記不確切，他就翻出這些筆記，給我具體的解答。我多次聽他說正在整理這些筆記，書名也想好了，就叫《書林掇英》。

可是魏老總是忙，停不下腳步。在昆明，我們還有一次不期而遇。

1986年3月28日，我應清華大學趙立生老師的邀請，直接從杭州飛到昆明，在昆明工學院參加《中國文學史》及《作品選》統稿會。高等教育出版社為高校理工農醫類專業的學生組織編寫了一套教材，由趙立生老師主編。他請老同學廖仲安主審《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請劉世德主審《中國文學簡史》。會后，趙立生、廖仲安、李思永等一起參觀大觀樓、筇竹寺等地，后來在海埂公園，居然遇到魏老，叫我喜出望外。原來，他正和另外一位書畫家代表首都美術界在云南慰問邊防戰士。

那天，陽光燦爛，朵朵白云像棉花團一樣，似乎觸手可及。魏老站在碧藍的滇池邊，清癯的身影、飄散的白發，還有那身不變的藍咔嘰中山裝，定格成一幅難忘的畫面……

但是魏老依然步履匆匆。

從云南回來后，他給我回信說：“時光匆匆，昆明一別，彈指間，又是一個多月。我于4月12日飛返北京。回來后，積壓信件待復，瑣事繁擾，一連串開了幾個會，還要重看上海科技出版社為我改訂了的《出版史話》書稿，為幾個單位和學校作慰問老山前線邊防戰士的報告。5月15日到清華大學附小作報告，便中去看望呂維同志，趙立生老師將我們在昆明的合影轉送給我，我已函謝。……我將于6月9日去濟南，參加李苦禪先生紀念館開幕典禮。又接青海圖書館館長來信，邀去為之審定館藏書畫，約于6月下旬前往，去半月至廿天。8月份要去承德為河北省圖書館舉辦的培訓班講課，我的生活仍在忙亂中度過。因此，‘不用揚鞭自奮蹄’。雖然退休，從無寂寞之感。”

那年8月初，我去魏老家看望他，見書房懸掛著“小室無憂”的字幅，我表達了羨慕之情。魏老于9月4日復信給我，還隨信寄來一幅字。他說：

那天來舍下，天氣正悶熱，匆匆即去。頃接印刷工業出版社給我一張復印件，一看是北大圖書館系（留校碩士研究生）姚伯岳同學寫的評《中國古籍印刷史》的文章，復印一份寄您作參考。囑寫“小室無憂”寄上補壁。

前幾天有兩位記者到舍下采訪，不約而同的分別在8月26日的《冶金報》《中國旅游報》發表文章。《冶金報》題為《苦禪門人魏隱儒》（撰文郭學文），《中國旅游報》為記者劉江，題為《小室無憂筆意新：魏隱儒其書其畫其人》，同時刊出畫作《幽篁清韻》（竹子麻雀），還報導了《古籍版本鑒定叢談》。我為（中國）臺灣《中外雜志》寫了一篇《吾師李苦禪其人其畫》，他們用括弧注（大陸著名書畫家、古籍版本學家）標題，影響很大。這些，為我作了有益的宣傳。收到信后，告知我，免掛記。祝

近好。

魏隱儒

1989.9.4

這是我和魏老的最后一次通信。魏老的豁達、通透，充分體現在這四個字中。

此后，我曾多次到魏老家看望他。那時，電話不普及，沒有辦法事先約定，除非提前寫信。我也沒有什么特別重要的事，不好意思寫信約定時間，往往隨意前往，結果常常不遇。魏老的忙，是顯而易見的。

最后一次到魏老家，大約是在1993年7月。

記得是魏老的女兒給我開門，我說明了來意，她含糊地說：“他走了。”

那一瞬間，我還以為他又一次外出了。魏老的身體很棒，很少聽他說有什么頭疼腦熱的事，總是風塵仆仆，精力旺盛，怎么會說走就真的“走了”呢？

我知道他還有很多研究計劃沒有完成，那些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數十本筆記更需要整理。于是，我趕緊追問他的那些筆記的下落。他女兒說，前些日子，有一家河南出版社的編輯把筆記拿走了，說是要整理成書。我當時心里一驚，覺得這批寶貴資料，很可能會散佚。很多文化名人的資料，就是這樣消失的。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果然沒有任何相關消息，我心想，這批資料很難問世了。

直到2010年春夏之交，我到琉璃廠逛書店，意外看到了熟悉的書名《書林掇英·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由李雄飛整理，八十多萬字，大開本印刷。我喜出望外，趕緊買下來，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展讀開來。

書前有著名學者黃裳和楊殿珣的序。楊序作于1993年9月3日，黃序作于1993年12月15日。看來，當年已有整理出版此書的計劃。兩序后，是魏老信中提到的那位“姚伯岳同學”的序，題作《丹青凝風骨，絕學傲書林》。

楊殿珣先生的序言說，《書林掇英》所記錄的古籍善本，除明清之外，有宋刻本一百四十種、遼刻本五種、金刻本四種、元刻本一百一十種、明饾版印本一種、清磁版印本二種、清鈐印本一種、太平天國刻本一種、高麗刻本四種、日本刻本二種。這些版本，放在大圖書館中也許算不上鎮館之寶。但是，《書林掇英》的著錄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版本敘錄，寫法不同。藏書家的寫法，通常著錄刊刻時代、行格版式、刻工姓名、刻書牌記、紙質印章等，經眼實錄，確然可據。學問家的敘錄多是歷代著錄，輾轉征引，紙上談兵，難以落實。魏老的著錄，有藏書家的特點，都親自目驗，且關注的范圍更寬，注意到一些藏書家忽略的細節，再查閱相關資料，推斷作者的生活年代，考察書籍的流傳經過以及相關的掌故，意味雋永，兼有藏書家和學問家敘錄之長，避免了匠氣和空疏。

從賈文忠的跋和李雄飛的后記中知道，此稿命運多舛，輾轉各處，屢遭棄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廖生訓先生慧眼識珠，2007年與魏老家人聯系，確定了出版意向，并約請李雄飛先生整理此稿。李雄飛先生雖未見過魏隱儒先生，但出于對古籍整理事業的熱愛，放下手頭的工作，悉心整理。又是三年過去，在魏老謝世17年后，此書終于得以問世。2013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又出版了《書林掇英·魏隱儒近現代文獻資料所見錄》，與上書合為姊妹篇。作為魏老的追隨者和一個普通讀者，我要向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向李雄飛先生表達誠摯的謝意。

當然，這是一部未經作者系統整理的筆記，體例尚不統一，文字長短各異。有些內容，魏老可能還沒有來得及整理記錄。例如，我曾親自陪同魏老查閱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曾查閱鄭若曾《籌海圖編》，前有胡宗憲的序，后來很多著錄將胡宗憲誤成作者。這本書有嘉靖版、隆慶版、天啟版。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本是隆慶本的唯一全本，魏老因此非常推崇；還有前面提到的俞曲園批校本《水經注釋》等，也未曾著錄。

魏隱儒先生1916年出生，1993年因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78歲。1983年，我第一次拜見魏隱儒先生時，他68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從一個側面，見證了這位古稀老人忙碌的身影。我想，如果不是那樣奔波，憑他老人家的身體條件，加之琴棋書畫的頤養，他在家里安享晚年，健康長壽是可以期待的，《書林掇英》的整理工作也一定會做得更加圓滿。可惜，這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在1993年6月2日那天戛然而止了。

作者簡介：劉躍進（緩之），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評論》雜志主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漢魏六朝文學和秦漢文學等，出版學術著作有《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秦漢文學論叢》《秦漢文學編年史》《門閥士族與文學總集》《中古文學文獻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