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1954年日內瓦國際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會見卓別林大師時，請他欣賞的中國電影是《草原上的人們》。這部電影是根據瑪拉沁夫的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改編攝制的。這部作品使青年作家瑪拉沁夫一舉成名，成為新中國蒙古族敘事文學的開山之作，開拓了“草原文學”流派的先河。這在全國文壇引發新奇、歡欣與轟動的效應，受到廣大讀者與專業人士的熱評、贊譽與檢驗。電影插曲《敖包相會》也流年經代，廣泛傳唱。

從這個節點出發直至上世紀60年代初，瑪拉沁夫才情噴涌，勤奮耕耘，創作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暴風雪中》《歌聲》《琴聲》等30多篇小說，《草原晨曲》《祖國啊，母親！》等多部電影和報告文學《草原英雄小姐妹》。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他又創作發表《第一道曙光》《活佛的故事》和《愛，在夏夜里燃燒》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說。1952年開始醞釀構思，1956年定稿出版的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是瑪拉沁夫的代表作。作品問世數十年以來一版再版，深受各民族讀者喜愛。有多位杰出的專家學者出版發表過研究《茫茫的草原》的專著，其間還有四篇成功的博士論文。從共時性、歷時性各方面來看，《茫茫的草原》都臻萃為經典性作品，奠定了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卓越地位。

“經典是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每一次重讀經典，都是一次發現的航行”（卡爾維諾）。最近，筆者重讀了作家出版社剛剛發行的《茫茫的草原》上下部完整版，并與作者深入地進行了采訪交流。在這里僅從幾個維度及側面，追溯一下瑪拉沁夫在文學創作經典化道路上探索、跋涉的蹤跡及其寶貴經驗。

深入生活，珍藏體驗，尋覓感覺，講述記憶。1963年，老舍贈予瑪拉沁夫條幅，稱贊他為“草原千里馬，慷慨創奇文”。1964年，鄧拓在《內蒙吟草》的詩中，用“茫茫路，奔走小牧童。千里草原飛駿馬，洪爐煉就一身紅，努力寫英雄”來贊譽他。大師前輩們的詩句，真中有幻，靜中有動，不僅隱喻驚嘆瑪拉沁夫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也呈現了他世遠年深的人生經歷與文學求索的影像。瑪拉沁夫從15歲投身革命隊伍開始，在接受革命道理與英雄戰士熏陶洗禮的同時，組織與部隊盡量創造條件，提供機會，因應他的文學天賦進行培養，促進他的成長。瑪拉沁夫在內蒙古地區解放戰爭的歷程中，通過斗爭生活與戰地采訪，積累了豐富的令他感動與記憶的人和事。這成為他烈火般創作熱情的驅動力量與珍貴素材。他在重頭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性格都有鮮活的人物原型。內蒙古騎兵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成部分和鮮亮標志之一，在新中國及內蒙古自治區建立，在維護國家團結統一等方面都付出過犧牲，榮立赫赫戰功。開國大典時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的騎兵方隊就是由這支部隊的戰士組建的。這成為幾代內蒙古各族人民的光榮記憶。《茫茫的草原》中騎兵師政委蘇榮的原型，就是對作者言傳身教，并親自安排他繼續學習的騎兵師女長官烏蘭。

瑪拉沁夫的創造，總是在深入生活中尋找藝術靈感，從感觸最深的地方動筆，從發現美的原點出發。1954年4月擬好《茫茫的草原》大綱后，志在寫成精品。為此，他從北京返回內蒙古，直奔察哈爾大草原，在明安旗掛職深入生活3年。1958年，國家決定建設規模僅次于鞍鋼的包鋼，得到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援。“這里從此不荒涼，鋼城閃光芒”，“我們將成鋼鐵工人，把青春獻給包鋼”。瑪拉沁夫創作的電影《草原晨曲》及其插曲，正是當時各民族青年，也是瑪拉沁夫像張開雙翼的神馬飛向包鋼、建設包鋼和書寫包鋼熱誠與激情的真實寫照。瑪拉沁夫在這一年把戶口、組織關系都轉到包鋼，在這里扎下了根。在一天夜里，他被施工機器的轟鳴聲震醒后，興奮地爬起來坐在窗臺傾聽與觀察，直到天邊映現曙色。這促使他構思動筆并成功地創作了《草原晨曲》。瑪拉沁夫經常說，我向往追求的不是生活的文學，而是文學的生活。他這話的意涵，可以理解為文學不在于表現生活，要旨是再現生活。照搬生活往往矮化文學的崇高屬性與審美品格。瑪拉沁夫在保留、過濾和提煉素材的同時，聆聽遼遠的聲音，開拓深邃、詩性的情境。1951年，瑪拉沁夫參加工作隊，到遼闊、美麗與富饒的科爾沁草原做群眾工作。剛到那里不久，一位休產假的牧民婦女斗智斗勇，捉住越獄逃犯的動人事跡轟動了草原。瑪拉沁夫深受觸動，萌生以這個素材寫一篇小說的沖動以后，一是沒有匆忙動筆，二是沒有去直接采訪那位英雄婦女，而是廣泛深入地觀察了解草原牧民當家做主人的整體風貌，體驗時代社會保衛勝利果實、肅清殘余敵特的濃烈氛圍。寫作中又反復過濾打磨，借鑒經典作家的經驗，力求簡潔精練，把42000字的中篇小說，濃縮成14000字的短篇小說，這就是作品《科爾沁草原的人們》之生成。這種文學本體性的自覺遵循與嚴謹的創作態度，規避了時代環境未必典型，導致作品僅是一時一勢生活語境的附和或者虛假的標配，甚至造成把文學創作貶抑地視為好人好事的浮泛宣傳。因而，作品得到《人民日報》具有文學高度的評論：“寫了新的主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現實生活中先進力量，用新的倫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

文學創作經典化之路，不可或缺的途徑是學習錘煉語言，開闊文學視野，刻苦閱讀名著，專心學習經典，汲取創作經驗，提高寫作技巧。原本不懂漢文漢語的瑪拉沁夫從15歲開始學習漢文。他通過學習漢文學習文學，又通過閱讀文學學習漢文，并摸索出學習漢文的獨特方法。但他也始終珍惜自己的母語，精通蒙文蒙語。漢文、蒙文的書法都頗具功力。他在兩種語言間穿梭，互補互促，相得益彰。在書本與民間擷取并融合各種語言的無窮奧秘與優質元素，在創作上形成語言的新奇性、豐富性、超越性與流動性。在組織的安排下，瑪拉沁夫1946年到內蒙古自治學院學習，1962年到丁玲任所長和導師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在這六七年及其后的歲月，無論是在院所，還是工作之余，他的決心與行動就是克服困難、創造條件讀書、讀書、再讀書。沒電、斷電時，他點油燈讀書，有時沉浸讀書時只睡兩個小時。當年，有位同事大姐送給他一件繳獲的日本軍大衣，他立即賣掉購買蠟燭用以照亮讀書。當初，他如饑似渴見書就讀，選擇性并不強。當后來得到與他創作意趣、藝術感覺有共鳴、相契合的書籍時，他簡直讀到走火入魔的境地。然而，文學創作是講求藝術追求與個性的。當談到閱讀名著與自身創作的關聯時，瑪拉沁夫認為，既使令人崇拜與敬仰的作家作品，如果與自身的創作題材、創作志趣不大對路時，你也會有陌生與疏離之感，文學創作忌諱的是盲目追隨與蹩腳模仿。他坦言，最早使他產生親近感的作家是蕭軍、惠特曼、杰克·倫敦與屠格涅夫，而令他震撼并被其征服的作家則是肖洛霍夫。精讀《茫茫的草原》以后，讀者應該會體會到肖洛霍夫式的恢弘構思、廣闊豐富的草原情境、復雜跌宕的人物命運、深邃的時代內涵與強烈的藝術魅力，也能領略到《八月的鄉村》那樣對苦難的真實描繪，還能感受到杰克·倫敦的粗獷與惠特曼的激情之藝術氣質。

1962年，茅盾在評論瑪拉沁夫作品的萬言長文中說：“瑪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積累，同時他又富于詩人的氣質，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風格——自在而清麗”。瑪拉沁夫的作品被翻譯成英、法、俄、德、日等多種文字，走向了世界。雖還不能輕言《茫茫的草原》，可以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屠格涅夫的《白凈草原》、契訶夫的《草原》以及艾特馬托夫的《草原和群山的故事》等相媲美，但《茫茫的草原》確已呈現出與之相近相似的藝術風貌與品格。這無疑是獻給中國與世界文壇的華彩篇章，成為新中國“草原文學”的范本。

瑪拉沁夫傳承、遵循的是中外現實主義文學的優秀傳統，自覺追索、踐行的是恩格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之創作原則與美學理想。作為入黨74年的老黨員，瑪拉沁夫對于黨性與文學的本體性、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清晰的時代意識與文學表達的藝術性、民族性書寫與家國情懷等諸方面的辯證統一關系，都有哲理性和正向性的把持與堅守。這既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上，也滲透于他的文學管理工作中。他在文學領域擔任過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等重要職務，在各級領導崗位上，他犧牲個人創作的時間與精力，嘔心瀝血、竭誠盡智，在推動民族文學事業的發展，在培養一代又一代民族文學新人諸方面居功至偉、貢獻卓遠。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是他率先同其他幾位少數民族作家一道，把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推向新的發展繁榮。同時，也豐富與扮靚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景觀。

“共時性”與“歷時性”本是結構主義語言學術語。原義是說人們集體意識的認同，與沒有覺察到的相互關系之聯系性及持久性。把這個借用于文學評論上，則是指代經典性作品誕生時為一個文化群體與廣大讀者所接受和喜歡，并可以流年經代地產生更加廣泛的認同與影響。隨著時光的推移，相信瑪拉沁夫及其創作會在更大層面造成積極影響，成為我國當代文學推動性與豐富性的一個元素。同時，以瑪拉沁夫等為代表的優秀民族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也為國家全面的發展進步，為中華民族精神共同體的建構提供了寶貴的人文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