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脫貧攻堅，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向全國人民、向全世界做出的莊嚴承諾，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重大的主題之一，因之，這也成為當下文學創作最為重要的命題之一。在面向這個命題展開文學想象的時候，既需要我們克服過去多年以來所形成的某些創作習慣和審美慣性——比如基于對主流意識形態不同認識所形成的現實迷惑和基于對歷史、人性的迷戀而導致的歷史迷茫等，更需要在這種克服中從視角和邏輯起點上實現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為新時代建立新的審美原則。在這樣的背景下，王華的長篇新作《大婁山》，或許就能為這種新的審美原則提供更為切實的注解。

《大婁山》講述的故事發生在脫貧攻堅進入最后的決勝階段，土平縣縣長姜國良在完成了本縣脫貧攻堅任務后調任鄰縣婁山縣，繼續帶領全縣開展脫貧攻堅工作。小說從婁山縣整體脫貧展開敘述視角，選取了碧痕村、月亮山和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金山社區作為三個“敘事點”，并以此為觸角向外不斷勾連，藝術地再現了中國脫貧攻堅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波瀾壯闊的現實畫卷。小說著重刻畫了婁婁、陳曉波、李春光、王秀林、周皓宇這群普通的英雄形象，他們有的是當地的基層干部，有的是返鄉大學生，有的是駐村第一書記，有的是志愿者。盡管出身不同、身份各異，但他們都將熱血灑在了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都犧牲在了脫貧攻堅奔小康的路上，在他們的身上所呈現出的責任與奉獻、日常與忘我、平凡與擔當正是這個時代精神的具體寫照。作者通過小說敘述，挖掘了作為本位工作的一般責任、作為基層干部的平凡人生、作為社會中人的日常生活在初心使命的指引下，向更高層面進行價值轉化的政治根源和精神根源。這部作品表達了對這群最為普通的英雄們的一種最崇高的敬意。應該說，這是在一種深刻體認基礎上的真誠表達。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說道，“在脫貧攻堅斗爭中，1800多名同志將生命定格在了脫貧攻堅征程上，生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脫貧攻堅殉職人員的付出和貢獻彪炳史冊，黨和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大婁山》正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這段話的鮮明、生動的文學注釋。

一直以來，王華的創作總是向下潛行，她對底層和民生的關注以及由此生發的對社會結構和廣大民眾生存質量的追尋，成就了她的從散點出發而聚焦整個社會發展的能力。特別是，從近年的創作來看，王華越來越主動地擁抱大時代的變遷，自覺承擔起了記錄時代的文學使命。《大婁山》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小說完成于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之際，它把新時代重大的政治主題納入創作視野，既繼承了開啟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所確立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寫作范式和審美規范，繼承了以《山鄉巨變》等經典作品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道路，又能夠結合自己的創作特點，確立了符合時代特征的審美原則。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自覺地將政治使命、政治任務乃至政策納入到創作主題，融入到日常生活當中，并以此結構起整部小說。小說開篇就寫到姜國良到異地擔任縣委書記、代縣長，不是喜悅而是憂心忡忡，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到那里繼續開展脫貧攻堅工作，這雖非他所愿，但他別無選擇。整個故事以此為核心展開。在這個故事中，作者沒有刻意強調中央的要求和國家政策，特別是沒有以所謂的文件或會議精神的方式來傳達某種理念，但讀者又無時不刻地感受到了強烈的政治和政策信息。其實，作品中所精心描述的苗寨的文化開發、整體搬遷和時時刻刻懸在他們頭上的“檢查”“評比”和資料準備，又都全部凸顯了在脫貧攻堅過程中所有工作和行為的政治和政策屬性。它所提供給我們的經驗既不是生硬的政治動員和政治概念，也更不是欲說還休、遮遮掩掩的刻意回避，而是帶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的基于對脫貧攻堅戰背景下所形成的日常生活。當然，這個日常生活不是扶貧對象的，而是姜國良們的和那些犧牲了生命的基層干部、第一書記和志愿者的。這樣一種藝術思考和寫作方式合理地把握了文學作品在呈現政治活動時所可能帶來的爭議，為我們提供了新鮮的經驗。

二是與此前或者同類創作相比，作者在對筆下的人物進行描摹時，不是聚焦在或刻意聚焦在人性的本能上，更不是以所謂的人性的深度挖掘來展示艱難性、復雜性和內心的自我搏斗。曾經在很長時間里，人性成為衡量一切文學的標準，特別是在人性的本能傾向中，多年以來我們投入了很多精力，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挖掘了某些文學的特質內涵，但這顯然不是人性的全部，也不是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學話語體系的全部。人性中的社會傾向也許更能在價值層面展現出真實的自我。在小說《大婁山》中，面對著脫貧攻堅的艱巨任務，面對著大山深處的窮苦鄉親，也許適合營造那種人性中的本能傾向，但作者始終注意著敘事上的克制，她常常通過展示那些普通的英雄形象所流露出來的社會屬性來喚醒人性中的溫暖、陽光和力量。在這方面可以說縣委書記姜國良這一形象非常具有典型性。姜國良從鄰縣到婁山縣任職是有牢騷的，在面對月亮山村民不理解黨的政策拒絕搬遷時是有憤怒和無奈的，在面對花河鎮的扶貧問題時也是有“恨”意的，這些都是他作為一個人的正常反應，特別是當母親住院、病亡時，期望能夠陪伴母親、送母親“上山”的愿望都是盡人子之責的本能反應。但作者并沒有放大這些，相反作者表現了作為動力和慣性的責任、信念和黨性如何指引著他向既定的目標邁進。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了《大婁山》向“十七年”紅色經典致敬的某些傳統，這是可貴的。

三是小說《大婁山》在塑造英雄群像的過程中也對關于英雄的觀念進行了重塑。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英雄的“事跡和精神都是激勵我們前行的強大力量”。在中華民族的語境中，雖然英雄的精神和價值一脈相承，但在不同的時代，體現英雄的精神和價值的方式卻是可以因時而異。就脫貧攻堅而言，可以有轟轟烈烈的雄心壯舉，也可以有默默堅守和奉獻的日常工作，而后者可能更加符合生活的本色。在《大婁山》中，作者王華正是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待英雄的。也就是說，從審美的角度而言，她更加強調了英雄的日常性和平凡性。比如，在小說中，我們不能說那些犧牲的同志不是英雄，但除了王秀林外，我們又很難列舉出那些犧牲了的人到底有哪些壯舉。比如，婁婁犧牲于返程途中的車禍，李春光犧牲于勞累后一場睡眠中的心源性猝死，而周皓宇的犧牲則是源于一次野豬的意外沖撞……但是我們又不能不說他們的犧牲是有價值的，是有激勵意義的。正是由于他們的犧牲，才有了龍莉莉、彭語和周以昭等人的前赴后繼。可見，這種平凡的英雄及其所呈現出的精神價值同樣是有穿透力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華幾乎沒有在描述他們犧牲的那一刻上浪費筆墨，也沒有在這些細節上進行糾纏，常常像閑筆一樣一帶而過。這樣的改變和創新，一方面契合了對奮斗在基層的英雄的日常性界定和確認，另一方面也為我們的英雄想象留下了空間。從藝術性的角度來說，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四是小說也在文化反思和交融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文化發展命題。一個民族作家的創作最終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化上，一個民族地區的脫貧攻堅也不可能不在文化層面有所回應。在這個意義上，雖然表面上看小說《大婁山》書寫了脫貧攻堅和英雄的故事，但延伸性的思考卻是通過脫貧攻堅來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文化反思的角度來說，小說著重描寫了月亮山村老一代人對易地搬遷的沉默和抵觸。在作者引導讀者一步步向這種抵觸的深處探究的時候，我們發現其真正的原因卻在于他們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精神家園的堅守以及這種堅守與文化再造之間的糾葛、沖突。小說以迷拉、丙妹在搬遷后仍可回山探望（喂狗）和守護神樹為通道，為民族文化的接續和傳承提供了隱喻。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角度而言，小說用大量的筆墨描述了丙妹不僅能夠開口說話，而且能夠通過茅人節、唱山歌等方式廣泛參與不同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特別是小說所鋪陳的另外一條線索，為救苗族山民而犧牲的扶貧干部王秀林之女王亦男與丙妹之間的少年友誼，也為未來預設了無限希望，這些勢必會在現代化進程中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小說在敘述風格上并未刻意追求地方性色彩，但其清新質樸的語言，簡潔流暢的細節描摹和穩健成熟的敘事架構卻處處體現著民族風、地方味，這進一步增強了閱讀的趣味和藝術感染力，不失為新的審美原則的重要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