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記：記憶，好像早晨愛人離別后枕頭上柔軟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過的證據。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溫度，忍不住伸手去撫摸它，把臉貼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卻發現那凹印已經走樣，失去了他的痕跡。記憶也好像一個犯罪現場，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踐踏了那些手印足跡，丟失了真相。我們的頭腦總是不停地把記憶里的碎片邏輯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訪，都似乎令它離原始印象更遠一些。我從很年輕開始被各路記者采訪，不少過去的事，已經被反復敘述，變成了翻版的翻版，連我自己也很難看清它們的原貌。也許，要保持原始的記憶，唯有不去觸動它。

有一日，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過多調用過的記憶，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猶如昨天。我企圖把它們寫下來，或許人們能看到我在枕頭上留下來的那個凹印。

我從小臉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還懼怕人群，不是一塊演戲的料。如果在我十四歲的時候，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沒有偶然地出現，我今天會在哪里？

不過仔細回憶起來，在看了電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親大衣柜的鏡子前，對著鏡子模仿李秀明說電影里的臺詞。也許那份莫名的沖動，就是我未來樂章的第一個音符。

每個星期天我們一家都會到奶奶爺爺家吃午飯，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通過我姑姑的一位朋友，來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見到過一張父親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沒跟我多說什么，也沒有留下吃飯就走了。幾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廠面試，不過那時還沒有面試這個講法。武導演只是說，去廠里讓其他人也見見你吧。

記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節，上海人稱“兩用衫”，就是春秋兩用的衣服。我一共有兩件兩用衫，一件軍裝，還有一件淡色帶粉紅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廠之前，母親、姥姥和我反復討論了兩件衣服的利弊：軍裝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釘子勾破打了補丁；娃娃衫可愛，但是缺乏無產階級艱苦樸素的風格。最后決定“不愛紅裝愛武裝”。

到上影廠后我被領到一間辦公室，里面站著、坐著有五六個大概是副導演的人。我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審視過，但是勇敢地抬頭看著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也許就是我那副樣子吧。其中一位問，有什么可以為我們表演的嗎?這么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把我問住了。小學期間我是學習委員，課余愛好是打乒乓；中學我是射擊隊的運動員，還負責出黑板報，實在沒有可以拉出來就表演的文藝節目。尷尬了一會兒后，我說，我為你們背誦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吧。周圍的人也許有點吃驚，都沒反應。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這個想法是怎么出現在我腦子里的，沒等他們回答，我就朗朗地開始了。那時我和母親每天準時開無線電聽英語課程廣播，《為人民服務》也是那樣學了以后背下來的，我非常引以為豪。我無法想像在場的人對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這樣被選中去演電影《井岡山》里的小游擊隊員。

攝制組到共青中學去借調我的時候，副導演和制片主任順便看了看學校的其他女同學。老師為他們推薦了學校講故事組的一位同學，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長了濃密的睫毛，還會說一口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我突然覺得受到威脅，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個職業給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是偽劣品。或許，這份不安全感是與生俱來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時鞭策我。回頭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圖把自己從偽劣品變成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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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門的墻外原來是上海的一條運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許多座橋，我家在楓林橋邊。

北洋政府時期，第六混成旅旅長何豐林被任命為淞滬護軍使，成為上海最高軍政首腦。那時肇嘉浜以北為法租界，以南為中國地區。他到任不久就在鄰近的交通路（現平江路）兩側蓋起了幾棟西式樓房，“護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公署”相繼遷入辦公。又籌銀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條通向沈家浜路（現醫學院路）的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橋，以何豐林的名字將這一橋一路命名為豐林橋、豐林路，這一帶遂為上海華界的政治中心。

1927年奉系張作霖在京成立安國軍政府，隨后上海特別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設在交通路舊道署內，年底就將交通路改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為平江路），豐林路改為楓林路；1930年代市政府遷移江灣后，市政府樓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樓轉讓給上海軍醫事業委員會；上海淪陷時期，這里曾為汪偽政府辦事機構的一部分，也是一個血腥的屠殺場地；抗戰勝利后，這里成為上海醫學院的生活區，市政府樓成為上醫幼兒園，而外交大樓則為家屬院。

我家的地址雖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幾條街的人都稱我們弄堂為“外交大樓”。弄堂口有兩扇大鐵門，大門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著一個瘋子，他經常圍著院子自言自語地疾走，病重的時候，就被綁在他門前一棵大樹上吼叫掙扎，令我膽顫心驚。

原來十棟房子住十戶人家，“文革”開始后，一下子搬進來好幾十家。又過幾年，我家的房子里搬進來五戶人家。每家每戶放在廚房里的醬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畫了線，記錄每天用掉多少，別人如果偷用，馬上可以察覺。

客廳里搬來一家蘇北人——父母、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們經常爭吵，還罵臟話，但日子過得生龍活虎。我經常偷看他們的舉動，偷聽他們的對話，偷聞他們廚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們一下子煮了好幾鍋黃豆。我心想，這么多，吃不完餿了多可惜啊。這些黃豆的命運，變成了我在那幾個禮拜最關注的事情。接下來，它們被碾碎，拌了佐料，又被裝進兩個開水燙過的壇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沒有黃豆的蹤影，我心里充滿疑惑。終于有一天，壇子又出現了，里面的黃豆都長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氣味充滿了整棟房子。他們一家人有說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黃豆捏成一塊塊餅，放在竹匾里在花園里曬。后來我從他們家小女兒那兒打聽出來，他們原來是在釀制鮮醬油。

飯廳里搬進一家三口，進門出門、燒飯上廁所都低著頭。沒人知道他們的姓名或者職業，沒人看見過他們的眼睛或聽見過他們說話，就連小毛頭都似乎沒有哭聲。后來他們家一個崇明阿婆也搬了進來，在廚房里帶孩子，我總是看見她把飯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爛，再吐出來放到小毛頭的嘴里，覺得她不懂衛生。

一層的臥房原來是我哥哥的房間，“文革”開始后他被送到徐家匯奶奶爺爺家，那臥房成了上醫“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后來司令部搬走了，住進來一戶寧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幾回我看見阿婆送給姥姥寧波帶來的莧菜梗。姥姥平日從來不跟搶房子進來的人打交道，但她還是收下了寧波阿婆的禮物。她垂涎一切發過酵的臭食品。

樓下三戶加上亭子間的人家，合用樓下的廁所和樓梯口的暗廳，他們都把自家不怕偷的東西放在那廳里占地盤。蘇北人和寧波人兩家，經常為這些合用的空間吵得不可開交。有一次兩家打了起來，一陣打罵后，蘇北人家的二姐和寧波人家的媳婦，一個揪頭發一個咬耳朵僵持住了，誰也不放過誰。我和哥哥站在樓梯上往下看，黃黃的電燈泡下，只見頭發從頭皮上被生生揪下來，鮮血從耳朵根流下來滴到地板上，驚心動魄。

住進亭子間的是一個護士，她的個子跟我這個六七歲小孩差不多高。這讓我有點困惑，就問她，你是大人還是小孩？她不回答我，只是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濃重，我便決定她不是個小孩。很快，她結婚了，但她丈夫很少在家，每個月只來住幾天。這個丈夫每次來都帶來板鴨、火腿、鰻鲞、筍干等稀罕食品，掛在我們樓上晾衣服的竹竿上，兩三天后那些東西又都不見了。父母議論他是溫州來滬跑單幫的，跟這個護士結婚就是為了在上海有個落腳點。后來護士大肚子了，爬那半層樓梯回家變得越來越艱難，每次丈夫回來她都要罵他，開罵前總是大聲叫他：同志啊！

最后搬進來的是一對醫生，住下不久生了一個女兒。他們占用的是姥姥跟公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臥室，帶有單獨衛生間和一只大壁櫥。姥姥搬出那間房間后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酮就口齒不清地在這間房門口，詛咒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有時她會服了藥之后去浴缸里泡著流淚，好像只有在這種半清醒狀態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媽媽總是拿著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那以后的幾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我下課回家，就看見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鋪著花毛巾，母親矜持地坐在另一端。這間屋本來有一個陽臺和兩扇寬敞的窗門，但是陽臺被封起來給哥哥用了，房間里面就變得很暗。他們坐在曖昧的光線里，不說什么話，一坐就是個把小時。有幾次，我進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蓋上，緊緊地摟著我，撫摸我的身體，貼著我的耳朵說，長大了一定要跟他兒子結婚。我雖然還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觸摸是猥褻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蓋上，忍受著，等著母親說，妹妹去做作業吧；或者，妹妹去曬臺收一下衣服。有時候，這位叔叔的兒子也跟著來我家，母親總是讓哥哥教他畫畫。我們都知道，叔叔是母親的領導，是可以保護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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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是江青親手抓的“長征三部曲”當中的一部電影，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檔案都需要她通過，演男主角的朱時茂是她定的，導演成蔭也是她從八一電影制片廠調來的。第一次見成蔭導演，我坐上了他的紅旗牌轎車，車窗上薄薄的窗簾半關著，我從一個完全陌生的視角和構圖望著街上劃過的腳踏車和行人，懷疑自己在做夢。坐紅旗牌轎車是極少數人才能享受的特權。

我在電影里演一名游擊隊員，好像只有一句臺詞，也可能還有些其他臺詞，但我的記憶里只有這一句:“老羅叔叔，井岡山丟了。”劇本注釋了，是要含著熱淚，用顫抖的嘴唇說的。我整天在攝制組辦公室外面的走廊，對著一扇窗反復練這句臺詞。可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含著熱淚，更別說顫抖的嘴唇了。這讓我非常苦惱，并且越來越沒有信心，不知怎樣才能不辜負導演、制片、父母和我對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制片主任畢立奎跟我說，攝制組要解散了，所有從其他單位借調來的人，都要回原單位了。我的第一反應是松了一口氣，這回不用熱淚盈眶、雙唇顫抖了。接著馬上就被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襲倒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在組里的這段時間，我每天早上騎車進廠門上班，自己覺得已經是上影的員工了。現在讓我夾著尾巴回高中讀書，實在太沒勁、太沒面子了。而最嚴重的問題是，回學校就意味著畢業后要去插隊落戶。我終于有點熱淚盈眶雙唇顫抖的感覺了。畢立奎見我不出聲，笑著問，你不想回學校嗎?我搖頭。他說，張瑞芳在為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愿意去，我會把你的關系轉到劇團。我拚命點頭，在短短幾分鐘里，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當時我還不知，《井岡山》劇組解散，是因為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遷正在最高層發生，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即將垮臺，她領導下的“長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場序幕。

就這樣，我進了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我們一共十八個男生和六個女生，據說都是徐景賢按照江青要求的“一號形象”，指示上影廠從各地招來培訓了去“占領銀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純正，沒有文化背景的工農兵。班里只有我一個高中生。

劇團離我家一站路，我把鋪蓋、臉盆、熱水瓶等綁在腳踏車上，推著車跟姥姥一起步行走到宿舍。我被分配在雙層床的上鋪，姥姥害怕我睡著了會滾下來，又回家拿了一根長繩來，繞著床頭床尾的鐵桿做了一個網狀的圍欄。

下鋪的同學叫閔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時候，我就干脆跟她在下鋪一起睡。我倆都愛吃零嘴，夏天常到劇團對過的煙紙店買斷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錢一根，斷成兩截的三分錢一根，我們跟店里的人講好了，把斷的都給我們留著。

劇團在一個大院里，那里有幾排破舊的平房，還有一個過去天馬電影制片廠的舊攝影棚。院子當中是一大片雜草叢生的空地，空地邊上有一個小湖，那里經常回蕩著憂傷的小提琴音樂。后來我們知道，平房里有一間，住了一位上影廠的作曲。他的女兒每天要練四五個小時的琴，有時候我們還能聽到她的爸爸訓她、打她的聲音。伴隨著琴聲的還有一個總在刷刷刷掃地的身影，那人的長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疊在凌亂的背景上。很多年后我才偶然聽說他是一位叫賀路的導演，是上官云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點，我們穿著劇團發給我們的棉布燈籠褲，開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體訓練，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聲開嗓門，找丹田共鳴。記得有一個老師跟我們說，大笑的時候用的就是丹田氣，我們可以用大笑來感受橫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們瘋狂的笑聲。晨練后，我們到食堂吃早飯，飯后開始正式上課。我們當中有兩三個農場文工團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數是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文藝表演的，普通話都說得很勉強，更別說用丹田氣了。排練小品的時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對視，只好互相看著額頭或鼻子。

我們這批叫床頭柜“夜壺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翹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兒化韻。對于郊區的同學，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當時的臺詞老師有林臻和喬琪，他們油印了手抄的繞口令教我們——

學好聲韻辨四聲，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須找準，開齊合撮屬口形。

雙唇班報必百波，舌尖當地斗點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積結教堅精；

翹舌主爭真志照，平舌資則早在增。

擦音發翻飛分復，送氣查柴產徹稱。

合口呼午枯胡古，開口河坡歌安爭；

嘴撮虛學尋徐劇，齊齒衣優搖業英。

前鼻恩因煙彎穩，后鼻昂迎中擁生。

咬緊字頭歸字尾，不難達到純和清。

老師說，這條繞口令是發音的要領口訣。“咬緊字頭歸字尾”就是要我們牢記吐字歸音這一最重要原則。我們便每天念幾十遍、一百遍，練到舌頭發硬。以至于幾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將它倒背如流。

林老師很耐心，他針對上海郊區農村來的同學的問題，自己編寫了一條繞口令——

杜五虎，無父母，五虎訴苦不孤獨。

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無出路。

老師請一位寶山來的同學站起來念這條繞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無戶母。

為了加快我們普通話的熟練程度，老師要求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也不說上海話，這讓我們很不習慣，甚至到食堂打飯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們拿著飯盒排隊，心里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譯成普通話，有時候吃不準發音，就會跟后面同學說，你先買。食堂的大廚是一位姓余的導演，做完飯，他就在窗口為我們打飯，有時劇團的其他演員也輪流來食堂勞動。我們打飯就像見考官，當我們把炒茭白說成“草高白”，把一兩粥說成“一兩豬”，把番茄炒蛋說成“番茄炒痰”的時候，他們會糾正我們。大家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這直接關系到我們的前途。但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還是忍不住要笑到彎腰。

當然，對前途最至關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話，而是思想意識。我們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強調艱苦樸素，抵制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負責我們思想意識的老師姓王，是個善良的“老左”，經常找同學談心。但眾所周知，被王老師找去談心，就意味著思想意識出現了問題。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兩用衫里面穿了領口有蝴蝶結的襯衣，王老師見后便找她談心，跟她說，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這樣的衣服?你可是共產黨員，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學搪塞說，這是睡衣，我沒來得及換下來。王老師也不戳穿她，只是語重心長地說，這個地方是個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們再也沒見過那件漂亮的襯衣了。還有一個姓程的男同學，從家里帶來一雙锃亮的新皮鞋，跟上還釘了金屬，走起路來很響亮。我們跟他說，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師要找你談心嘍。他說，王老師問起皮鞋的話，我就告訴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廠發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師低頭看了一眼男同學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氣跟他說，小程啊，我們好久沒有學習啦。男同學立刻語塞。王老師走開后，他氣急敗壞地跟我們說，冊那，她不問我鞋，只說好久沒有學習啦，我沒辦法回答了。

我因為年齡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當回事，所以有點逍遙法外。記得姥姥曾經來劇團找王老師，了解我在培訓班的情況。王老師說，劇團對“小陳沖”挺滿意的，唯一的問題就是交友不慎，跟閔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風不正，不是一個好榜樣。對于這一批評，我只是一只耳朵進，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閔安琪不是階級敵人，我不用劃清界限。

那段時候，我跟閔安琪形影不離，就連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總是用食物勾引她，說，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釀。

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倆想逃離課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奮勇踏黃魚車去廠里拉冷飲回劇團。黃魚車是當年最常見的人力三輪拉貨車，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沒有騎過。劇團和上影廠大概五六站公車的路程，閔安琪先從大木橋路歪歪扭扭地騎到了徐家匯，我說我來換你吧。沒想到我一上車龍頭就歪了，直沖著馬路當中一輛42路汽車撞去。黃魚車一路失控，我還一路在哈哈大笑，結果被42路車的司機大罵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尋死啊？”

王老師只跟我談過一次心，是讓我不要跟男同學瘋瘋癲癲。她再三跟我強調，這種表現如果不及時糾正的話，將會導致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其實，我只是愛跟每個愿意打球的男同學打乒乓，總是打得不亦樂乎，滿臉通紅。同學們就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輩子最無憂無慮和開心的時候，既不用做家務，也不用做功課，還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時我們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總是汗淋淋的，頭發也甩得亂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歡我的同學看見我邋里邋遢的樣子，提醒我說，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個人衛生。他的話非但沒讓我難堪，反而讓我覺得受到關愛，很溫暖。我在這兒就叫這位同學M吧。M長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細膩。那時我情竇初開，跟他在一起心里就非常甜蜜。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當年的舊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發信問候。我們聊了一些同學們的近況、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問他，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對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說，哎，我倆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倆，那是多遙遠的過去啊。他說，我這兒還留著好幾封你寫給我的信呢，等下次見面還給你。我有些驚訝，居然完全忘記了給他寫信的事。又覺得感激，他還留著它們。停頓了一會兒后，他說，記得《歡騰的小涼河》嗎？我想起來了，那是我們剛進培訓班不久，老師說廠里有個攝制組需要群眾演員，我們可以去參與拍攝，得到寶貴的現場經驗。那天我們演的第一個鏡頭，臉上需要有興奮和激動的反應。攝影機橫移劃過我們的時候，攝影師說，這個小孩臉上還蠻有戲的。我興奮激動的表情就更真實了。

M接著說，那天拍完戲，我們坐大卡車從金山回上海。你在車上睡著了，臉曬得通紅。我就想這個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開始注意你的。還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間里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后，沖進我們寢室，熱得把滾燙的臉貼在書桌的玻璃臺面上去冰，說熱死了熱死了，鼻子上還在冒汗。M的話讓我感動，畢竟，世上有幾個人記得你十五歲的樣子？

…… 

（全文見《上海文學》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