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遵憲，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歷任駐日參贊、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贊、新加坡總領事等職。黃氏工詩，尤其喜以新事物熔鑄入詩，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其為“詩界革命”之杰，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贊譽其為白話文始祖。他的“革新之詩”以深邃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為基礎，反思清朝政治腐敗、國貧民弱的原因，求索中國開明法治、富裕強盛的道路。矢志不渝而又曲折婉轉的心路歷程，令黃遵憲的文學變革主張和詩歌創作走向時代前沿，留下了革新思想和豐富經驗。

“通文字之用”

黃遵憲面對晚清文壇、政壇，針砭時弊，首先指出知識界、文化界中語言與文字脫離的弊病：“語言者，文字之所從出也。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的嚴重脫離，帶來諸多不便，特別是溝通交流方面的困難。他認識到晚清中國在語言文字教育上存在著不利于現代化的種種缺陷，如：方言歧出，語音紛紜，有礙普遍地交流；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不統一，語言呈萎縮、僵化之象；文字難認、難寫、難知等，與時代的發展所要求的文化普及不協調。黃遵憲在《梅水詩傳序》中以客家話的來源與發展為例，認為客家話源于中原古音古韻，與格律詩體式創作的要求相符合，于是在嘉慶道光年間文風最盛時期，操客家話的人們普遍能夠作詩。黃遵憲認為這就是語言與文字相合利于普及推廣的確證。

黃遵憲對于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系有多重思考。一是語言與文字之間的源流關系，語言與文字何者具有第一性的問題。黃遵憲認為：“文字者，語言之所從出也。”語言為文字之源，言文一致，兩者融會貫通。二是語言與文字分離的原因，語言因為地域不同、時代遷移而變異，語言靈活流動，而文字凝固穩定，語言與文字的分離在語言自身發展的內部變得不可避免。三是語言與文字相合的實用功能，“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對此，黃遵憲提出要以推廣普及教育為手段，提高識文認字的能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培養新的國民，以求“皆能通文字之用”，強調文字必須回歸到其作為信息記錄與傳播手段之功用。

“我手寫吾口”

“其述事，以官書會典方言俗諺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舉吾耳目所親歷者，皆筆而書之。要不失為以我之手，寫我之口云。”黃遵憲喜融新事物、言新思想于舊體詩中，既沒有簡單摒棄傳統文學資源，也沒有突兀張揚自我而撕裂傳統與個人之間的歷史連結，而是突出了書寫者作為個體的主體性、獨立性與自主性，并以此為中心處理古與今、傳統與個人、集體與個體、歷史語言與時代語言、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落實到具體的文學創作，就是在“述事”時不說空話套話、陳詞濫調，應當確有其事、言之有物，強調對于當世當時的書寫，強調對于“我”之所歷、所聞、所見的書寫，強調詩之“極盡求變”，反對“陳陳相因之語”，反對繁文縟節的文人習氣，主張詩歌文章的經世致用。黃氏的全部詩學立場，在于書寫者主體性的完整實現，批評泥古不化、受古拘牽。

為了使得詩歌“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踐行“我手寫吾口”，黃遵憲率先把方言及其中的俚俗之語整合進詩歌。他倡導以“流俗語”入詩，“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后人，驚為古斕斑”。黃氏深刻認識到了普遍的、群眾的文學語言，是如何在歷史的錘煉中化粗為精、變俗為雅的。因此，他對民間歌謠中的方言俚語極為重視，他深刻地指出：“十五國風，妙絕古今，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學士大夫操筆為之，反不能爾。以人籟易為，天籟難學也。”黃遵憲晚年在給梁啟超的信中提出要創制一種“斟酌于彈詞粵謳之間”的“雜歌謠”體，并嘗試創作了諸多具有嶄新思想內容，而且表現形式極為自由的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舊體詩向白話詩過渡的足跡。

“精衛無窮填海心”

黃遵憲的一生，正處在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期，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與政治變革在他心中掀起了軒然大波，他懷著滿腔悲憤，將時代寫入詩中，“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的愛國主義精神始終貫穿詩作。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險惡形勢，黃遵憲題詩道：“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用犀利剛勁的筆鋒，深刻地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貪婪野心和卑鄙手段，喚醒民眾；面對祖國的大好河山被敵人踐踏，看著洋人“載我金錢去，百帆復千箱”，祖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洋人橫行，白銀外流，黃遵憲在《書憤》中哀嘆“未聞南北海，處處扼咽喉”；面對中日甲午之戰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他的愛國思想愈加熾烈，這一時期創作的一批詩歌，如《悲平壤》《東溝行》等詩篇，有入木三分的刻畫，有猛烈無情的鞭撻，有憤怒的揭發和控訴，有深沉的愛和憎，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意志，聲裂金石地震撼著讀者的心弦。

變法圖強是他詩歌的重要主題。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晚清，黃遵憲清醒并深刻認識到，只有變法才能改變中國內憂外患的命運。為此他努力探索救亡道路，提出了鮮明的變法主張，推動了戊戌維新變法思潮的興起。他還與梁啟超等創辦了《時務報》，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宣傳“地方自治”，參與創辦宣傳維新的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使湖南成為全國率先推行新政的維新典范。黃遵憲的詩歌忠實地表現了那個時代先進知識分子的愛國熱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實記錄了中國在那個歷史階段的許多震撼人心的事件。表現了新時代的生活，新時代的要求，新時代的文化風貌、政治風云，反映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滲透著現實主義精神，貫穿著反帝愛國圖新的精神。

“吟到中華以外天”

黃遵憲作為外交活動家馳騁亞歐美各大洲之間，自謂“百年過半洲游四”，他的詩歌創作，擁有包羅中外的廣博視野，不拘泥局限于傳統風格，但講求推陳出新，批評復古派“步步追摹，終不能自成一家面目”，講求在藝術方法上繼承現實主義的戰斗傳統，而在表現方法上“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不被定字定句的框子束縛住，勇于創新，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為追求目標，努力要使我國古典詩歌的舊傳統、舊風格與新時代、新內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風格能夠和諧地統一起來。黃遵憲詩中常出現蒸汽、電光、照相等時代性的事物，其意境的新穎和復雜，正是瞬息萬變的時代和矛盾重重的社會的縮影。

黃遵憲的詩歌能以世界為視角審視人生與歷史，將“詩史”精神熔鑄進詩。他一方面對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瘋狂推行的殖民政策和種族政策予以抨擊，為世界上被壓迫受奴役的民族伸張正義。另一方面，對包括廣大僑胞在內的一切被壓迫被奴役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與關懷，表現對人類命運關懷的寬廣胸襟。在《逐客篇》中，黃遵憲寫道：“吁嗟五大洲，種族紛各各。攘外斥夷戎，交惡詈島索。”對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種族主義政策所造成的弱小國家分崩離析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對處于分裂狀態之諸國人民的苦難，寄寓了深切同情。

黃遵憲的文學變革主張與詩歌創作對梁啟超等維新派代表人物有深刻的影響，梁啟超譽之曰：“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不僅高唱“詩界革命”，而且還擎起“文界革命”的旗幟，大力倡導“俗語文學”，將“文界革命”與思想啟蒙聯系在一起，將其作為傳播文明思想，是國民的起點，與后來的五四新文化文學思想有著潛在的、一脈相承的關系，開辟了中國新文化發展的新階段。不能不說，黃遵憲的詩歌，是這一文學變革理論綱領最早的實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