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深情回顧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展望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莊嚴宣告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奮斗目標邁進。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我們黨從誕生那天起就高度重視文化工作，決定指導工人運動，創辦工人學校及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做好宣傳工作，并陸續創辦《向導》《勞動周刊》等。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實現民族復興偉大目標的進程中，充分發揮文藝的重要作用，有效實現了不同時期的歷史使命，促進了文學事業的發展進步。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證明了這一科學的論斷。

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完善了自己的文化文藝理論體系

黨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既是黨的領導者，又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旗手。他們建立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組織，創辦《新青年》等新文化報刊，倡導文學革命，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毛澤東在湖南組建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瞿秋白不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黨的文化工作的具體領導者、創作成就突出的作家。新文化運動期間，大量共產黨員與進步作家、文化工作者組建、參與了各種新文學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狂飆社、春雷社等，創作了大量優秀之作。共產黨人鄧中夏、蔣光慈等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文學的主張，沈雁冰開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方法闡釋文學現象。一時之間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無產階級文學風潮，并引發了“革命文學”的論爭。

1930年，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作家左翼聯盟成立，團結了當時大部分最重要的作家，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并出現了諸如魯迅、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周揚等具有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理論家。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救亡圖存成為這一時期最為急迫的任務。不論是在黨建立的抗日根據地的作家，還是淪陷區的作家，愛國熱情得以激發，團結動員民眾抗戰成為最急迫的任務。他們組建各種文藝社團、組織，創作了大量表現抗戰的作品。1942年，中共中央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系統論述了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成為黨在文藝理論建設方面最重要的成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工作掀開了嶄新的一頁。隨著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組織的完善，作家們煥發出新的創作激情。1956年，毛澤東同志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成為我黨領導科技、文藝工作的重要理論依據與政策綱領。1979年，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與國務院致祝詞，指出新時期文藝工作的任務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并要求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這些論述成為黨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領導文藝工作的綱領。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之后，總書記又有許多相關的講話、回信等發表，科學分析了文藝領域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事關文藝發展的一系列帶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問題，是我黨在新時代文藝理論的新收獲，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新發展，是指導文藝工作與文化建設的綱領性文獻，進一步體現了我們黨對文化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

正是在黨的領導下，百年來中國的文學藝術不斷探索，努力創新，一路繁花，逐步形成比較完備的理論體系，逐步完善了工作的體制機制，不斷地涌現出優秀的作家藝術家，不斷地創作出代表不同歷史時期藝術高度的優秀作品與高峰之作，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寶庫中的瑰麗之花。而中國的文學，在百年求索奮斗的歷程中，為民族的復興大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歷史發展變革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文學總是敏銳地表現出引領時代風潮的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文化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也正因此，百年來的中國文學成為中國人民推動歷史進步的思想先導。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人民一直在尋求崛起之路，但都沒有真正解決中國的方向、道路問題。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李大釗、陳獨秀等在傳播新思想、尋找新道路的同時，積極推動新文化運動。陳獨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等，李大釗發表了《什么是新文學》等。魯迅等倡導新文學的作家先后發表了包括《文學改良芻議》《關于〈小說世界〉》《人的文學》《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等文章，從理論上闡釋文學革命的任務、新文學的方向等重大問題。同時，一批努力體現新文學宗旨的作品涌現出來。小說如魯迅的《吶喊》《彷徨》，詩歌如郭沫若的《女神》，其他如《這也是一個人？》《斯人獨憔悴》《沉淪》《嘗試集》《蕙的風》等均產生了重要影響。蔣光慈的《短褲黨》、茅盾的《蝕》三部曲等直接描寫革命者的活動。這些作品在形式上采用白話文，內容上表現普通人的命運，在價值表達上揭露舊思想舊制度對人的壓制扼殺，呼喚建設光明自由的新中國，體現出強烈的反封建、反專制，爭取人性解放的精神，代表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抗日戰爭爆發，各地的作家或投筆從戎，走上戰場，或奮筆疾書，喚醒民眾，不僅在理論上探討抗戰期間文學面臨的救亡使命，而且創作了大量表現抗戰的作品。如茅盾的《第一階段的故事》、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丘東平的《第七連》、夏衍的《春寒》等。特別是那些先后來到各根據地的作家們創作的作品尤為引人注目。詩歌如艾青的《北方》，田間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何其芳的《北中國在燃燒》等；小說如吳奚如的《肖連長》《汾河上》，劉白羽的《五臺山下》，柳青的《地雷》，姚青苗的《中條山的杜鵑花》等；散文如丁玲的《臨汾》，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黃鋼的《我看見了八路軍》等，真實表現了中國人民團結抗戰奪取勝利的歷史圖景。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的文學創作表現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的偉大歷史，奠定了新中國文學的基本審美范式，亦為新中國文學的發展積蓄了力量。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作家們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即將發生的變化，以自己的創作呼喚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一方面是出現了一批對極“左”路線反思批判的作品。除天安門詩歌運動這種群眾性詩歌創作外，劉心武的《班主任》，陶斯亮的《一封終于發出的信》，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古華的《芙蓉鎮》，成一的《頂凌下種》，張石山的《镢柄韓寶山》等表現了極“左”路線對社會與人的命運造成的傷害，以及蘊藏在人民群眾中追求正義期望發展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作品殷切地呼喚改變僵化的機制，變革社會生產結構，以實現快速發展，被視為改革文學。其中如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柯云路的《三千萬》《新星》《夜與晝》，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等，以文學的方式揭示出中國歷史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勢。總體來看，在百年中國發展變革的各個重大歷史時期，文學從未缺席，總是能夠敏銳地感受到時代將要發生的變革，急切地呼喚著新的時代的到來，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

在實現民族復興的百年征途中，文學生動地描繪了中國人民奮斗建設進步的宏偉歷史畫卷

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是文學創作的崇高使命。百年以來，中國文學生動形象地表現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革命、建設、改革與新時代奮斗進步的歷程。新文學初期，魯迅的《狂人日記》《祝福》等描寫了舊中國普通民眾在精神與肉體上遭受的扭曲、壓抑，揭示出改造舊中國的歷史必然。在《藥》《故鄉》等作品中又進一步表現出對未來的期待與希望，顯現出中國進步的潛在力量。他的一系列雜文充滿了理性激情與戰斗力量，直指現實生活中一切落后的、僵化的，甚至是逆歷史潮流的現象，具有充沛的批判性。茅盾的一系列鴻篇巨制，展現了中國在上世紀的萌動與變化。特別是他史詩般的《子夜》，描繪了傳統中國的衰亡與現代中國到來的艱難。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一個家族的歷史現實為聚焦點，揭示了舊中國、舊文化、舊禮制的衰落，以及在其中孕育的新生活、新生命與新希望。

抗日戰爭期間，作家們從不同角度來表現面臨生死存亡的中國之紛繁萬象。其中有舊軍隊、舊制度、舊思想的荒謬、乖戾、無望，如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張天翼的《華威先生》，錢鍾書的《圍城》等；也有民眾在時代風潮的熏染激勵中逐步覺醒抗爭，如蕭紅的《呼蘭河傳》，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鍛煉》，巴金的《火》等；還有表現普通民眾在國難時期對民族尊嚴的堅守與對最后勝利的向往，如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特別是一大批直接描寫抗日戰爭的作品受到了廣泛歡迎。其中有根據地作家創作的諸如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孫犁的《荷花淀》，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等，后方作家如張恨水的《虎賁萬歲》等。

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現了大量表現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優秀之作。如《紅日》《紅旗譜》《紅巖》《青春之歌》《風云初記》《三千里江山》《鐵道游擊隊》《平原烈火》《敵后武工隊》《烈火金剛》《林海雪原》，以及《誰是最可愛的人》《百合花》《黨費》等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三里灣》《創業史》《山鄉巨變》等表現農村土地革命與合作化運動的作品，以及《上海的早晨》《百煉成鋼》《青春萬歲》等現實題材的作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呈現出新的繁榮。對現實生活的表現仍然是其主潮，《平凡的世界》《抉擇》《國家干部》《蒼天在上》《中國制造》《大雪無鄉》《分享艱難》《車間主任》《人世間》等直面現實，表現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變革與人的命運的變化。另一些作品則從文化的層面切入，力求對現實生活有更為深刻的表現，如《白鹿原》《笨花》《秦腔》《古船》《這邊風景》等。可以說，中國文學基本上勾勒出近代以來中國發展變革的歷史進程與精神演變。其中不乏能夠代表一時期藝術高度、思想深度的優秀之作。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中國文學則以生動的形象、深刻的筆觸表現了這一壯麗斑斕的偉大歷史。

在篳路藍縷的探尋追求中，中國文學深刻地描繪了中國人民精神世界與文化形態的演變與精神圖譜

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中國文學的深刻之處在于它在描寫人民群眾創造活動的同時，極為生動、細膩、深刻地描繪出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形態。這種精神形態既有一以貫之的維度，也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出來的時代特征。魯迅的《阿Q正傳》正是中國處于被欺辱被宰割的歷史背景下以“精神勝利”的內心“幻相”來虛幻地拯救自己的無望表現。為了喚醒民眾，改變社會，魯迅犀利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東西，如麻木、自大、扭曲、保守等等。但是，魯迅也是一個對中國未來抱有殷切期待的戰士，是一個相信中華民族擁有未來的執火者。他在夏瑜的墳上置放了一個花環，以示國人中仍然存在著清醒者、前行者；在故鄉看到了下一代所具有的活潑、天真、淳樸，以及由此而來的希望。在著名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魯迅充滿激情地指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在《家》中，巴金深刻地描寫了舊式大家族中被封建禮教扭曲的人生，及其精神世界的痛苦、期待。同時，也表現了在新的時代潮流中，新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精神世界在舊家庭中的滋生、發展，預示著新的生命所擁有的光明未來。在趙樹理的一系列作品當中，不僅表現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革，也非常生動地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在普通民眾，特別是農民身上的表現與變化。他們的行為取舍、價值選擇、倫理關系、道德準則等既有歷史意義的延續，又在新的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蛻變。

在新時期以來的眾多作品中，出現了一些描寫時代背景模糊的傳統社會形態下人們生活狀態的作品。這些作品具有文化反思的意義，但又不局限于此。類似于《爸爸爸》《小鮑莊》《古船》《厚土——呂梁山印象》等，往往設定一個具有恒定意義的生活場景，以圖從某一具體的時空表現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文化形態。這些描寫與新文學初期具有文化意義的反思不同，其隱含的對照標準是“現代性”，而不是批判。它們期望能夠通過這樣的描寫進一步對民族文化有深刻的認知，并尋找到通達現代社會的文化途徑。

新文學以來的創作中也出現了大量的從歷史文化資源中尋找民族精神中最具光亮與華彩內涵的作品，以為人們克服困難走向未來提供精神支撐。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棠棣之花》等創作于抗日戰爭時期。他認為重要的不是追求外在歷史事實的真實，而是內在歷史精神的真實。在這些作品中洋溢著理想、信念與崇高之美，是中華民族精神品格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屈原》中的“雷電頌”從藝術手法上接續了《女神》中強烈的個性抒情色彩，但更強調社會政治理想的實現，亦表現出詩人價值選擇的演化，以及對時代精神的表達。

在劉慈欣的科幻小說《流浪地球》《三體》等作品中，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描寫非常突出。盡管作者敘述的是現實中并未發生的“故事”，但卻非常強調人的行為中顯現出來的精神力量。其精神文化的基本底蘊更多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生命活力的部分。《三體》中的執劍人羅輯具有明顯的“道家”色彩，但又是一個能夠拯救人類的積極的行動者。他以“天下”人類命運為己任的行為亦具有明顯的“儒家”特點。章北海是一個具有堅強的意志、非凡的洞察力、超乎常人的韜略的身上流淌著一支“偉大軍隊”血脈的軍人。他們在人類將遭遇毀滅性災難的時刻，甘于犧牲、英勇奮斗。不同地域、國家、民族的人們團結起來，形成了命運共同體，共同拯救地球，為人類的未來尋求出路與希望。無論如何，中國文學在表現中國人民奮斗歷程的同時，亦生動地描繪了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從覺醒到創造，從僵化到復活，從立足現實傳統到走向現代未來，描繪出了中國精神嬗變創新的華彩篇章。

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征程中，中國文學不斷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現代品格與民族風范的審美形態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中國文學發展進步的重要原因。一百年前，面對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現實的歷史重任，中國文學引時代之潮流，開啟了改造舊文學、建設新文學的革命性轉化。這種對舊文學的革命，不僅表現在文學的內容方面，也表現在文學的形式、語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講，實現從文言文向白話文的轉變似更艱難。盡管新文學的形成首先是白話文的勝利，但仍然面臨著許多艱巨的任務，如為什么寫的問題、寫什么的問題、怎樣寫的問題、寫成什么的問題等等。新文學初期的作品在表現形式上還有明顯的舊文學的影響。語言的生澀古奧，或片面追求白話化帶來的欠典雅、不凝練現象，承續傳統文學文體模糊的特點等等。之后在更多地接受外來文學影響，主要是歐美文學的影響后，體現出極為明顯的歐化傾向。這種現象也導致新文學局限在知識分子范圍內，難以被更廣大的民眾接受。文學界對這一現象表示出極大的關注，出現了許多相關的討論。作家們的創作亦開始發生變化。從內容來看，表現普通民眾生活的作品逐漸增多；從創作手法來看，重新審視傳統文學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以增強文學作品的吸引力成為風尚。這種努力至抗日戰爭時期開始取得重大收獲。以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戲劇《白毛女》、詩歌《王貴與李香香》《漳河水》等為代表，標志著中國新文學在完成了對舊文學的革命之后，逐漸完成了民族化、大眾化，并為之后的創作奠定了審美基礎，延續至新中國文學審美形態的確立。

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文學的審美再一次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對國外文學作品以及理論研究的譯介，中國文學的創作觀念、表現手法、藝術形態等均發生了嬗變。多樣性、個性化，以及“與世界接軌”情結的表現突出，各種類型的探索先后出現。這可以視為中國文學不斷創新，拓展表現手法的積極努力。同時，一些作家開始反思自己的創作，明確宣布要向傳統回歸，要從民間文化如戲曲、傳說、曲藝等藝術形式中汲取有益成分。這種向外又向內的轉化表現出中國文學不斷調整適應的嘗試探索，亦是中國文學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努力。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外文學在相互借鑒中的相互作用與影響。上世紀初期，當“意象派”詩歌強調借鑒中國詩歌的“意象”來改變西方詩歌繁綿堆砌的風氣時，恰被正在美國留學的胡適所注意。他認為“意象派”詩歌具有清晰生動的特點，其在形式上追求具體性等與自己的詩歌理念多有相似之處，因而在其《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文章八事”，強調突出“意象派”代表詩人龐德倡導的詩歌要靠具體的意象，寫具體性等要求。這種文化資源由本土外傳，并由外回歸的“雙向影響”現象對中國文學審美的構建產生了重要影響。事實上并不僅僅是“意象派”如此，諸如伏爾泰、卡夫卡、黑塞等均有這種“雙向影響”的現象，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審美演化現象，也是中國文學審美形態構建的重要規律。總之，經過百年的探索實踐，中國文學的審美形態發生了重要變化，逐步形成了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借鑒外來與我有益成分，適應現代發展要求，解決現實需要的審美品格。具體而言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突出的人民性。人民是文學的主人公，是歷史的創造者。文學必須表現人民的創造、情感、愿望、理想。二是充沛的民族性。既要積極繼承民族傳統審美中仍然具有活力的成分，還要表現民族文化之價值體系，以及民族精神世界的豐富性、創造性。三是有效的開放性。不畫地為牢、固步自封，亦不照抄照搬、囫圇吞棗。積極地、批判地接受其他與我有益的表現元素、藝術理念，并使之轉化為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呈現。四是強烈的現實性。文學要深刻地表現現實生活，為現實中的人們提供精神引領、價值支撐、審美啟迪。五是鮮活的多樣性。不斷創新，不斷探索，尊重各種有益于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提升人們的情感世界、增進社會的發展進步與人民的團結共進的探索，形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藝術形態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前，中華民族呈現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今天，中華民族向世界展現的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大復興。在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中國文學仍然肩負著崇高的歷史使命，仍然需要以“趕考”的姿態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中國走向復興的偉大實踐為文學提供了斑斕多姿的舞臺，我們必將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高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