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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老街

清晨，當城市開始喧囂忙碌起來的時候，距離南京一百多公里的高淳剛剛蘇醒。只有八百多米的高淳老街，卻濃縮了自宋以來歷代建筑的精華，被譽為“金陵第一古街”。十多條巷弄沿老街橫向排列，形成了魚骨狀的街區格局。青瓦白墻間，少了一些都市的塵囂，尋常巷陌處，多了幾許水鄉人家的溫婉。

高淳東鄰蘇州、無錫，西接安徽，自古就被譽為“日出斗金、日落斗銀”的魚米之鄉。

高淳之高，在其眼光放得高遠；高淳之淳，在其心思始終淳樸。災難過后，艱難度日的高淳人沒有放棄重建家園的決心，人們形成了一個習慣，只要賣上一捆柴或一筐魚，總會從牙縫里省出一點錢來，置幾塊磚買幾根木料留著，農閑時間，人們在密密麻麻的水網中一擔擔運土、一磚磚壘堤，像燕子銜泥般重建家園。

歷史終究沒有遺忘這片良善之地，時代也不會拋棄這些淳樸之民。多年后，一條嶄新的街道再度出現。明弘治四年，高淳獨立成縣，老街成為縣衙所在地，比以往更加繁華熱鬧。乾隆皇帝下江南時，就曾游歷高淳，當年御用的水井至今還陪伴著老街人的生活。

幾百年的時光沒有改變老街的格局，蜿蜒的街道好似錢兜的形狀，寓意著“聚財興旺，前程無限”的好風水，從審美上來說，也有移步換景，別有洞天的感覺。沿街前店后宅的磚木騎樓，是典型的徽派風格。從建設之初，老街人就把對生活的美好向往融入進一磚一瓦中，直到今天，還能在門梁木雕上看到“文武財神”“招財進寶”“福祿壽三星”的形象。

吳家大院原是吳氏家族的祠堂，也是老街人商量大事的地方。1938年6月的一天夜晚，一位操著外地口音的客人來到這里，揮毫寫下一首《東征初抵高淳》，他就是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蘆葦叢中任我行，星星漁火水中明。步哨呼覺征人起，欣然夜半到高淳。”這首詩記錄下了新四軍第一次來到高淳時的情景。

第二天，老街四千多人全都聚在了一起，聆聽陳毅的抗日救國演講。在此之前半年，他們剛剛經歷過人間地獄般的“南京大屠殺”，國破家亡的屈辱和絕望籠罩著所有人。共產黨的抗戰主張，讓他們一下子看到了擺脫“亡國奴”命運的曙光。

高淳人接納了這支年輕的隊伍，先后把三千多名子弟送去參軍，以極大的奉獻精神支持著人民子弟兵。

抗戰時期，高淳老街成為新四軍茅山根據地和皖南總部的重要中轉站。一次慘烈的戰斗后，新四軍傷亡極大，為了不影響整體行動，部隊決定讓五十多位傷員就地養傷。為了避開日偽軍拉網式的掃蕩，高淳人把傷員藏進固城湖的蘆葦蕩里。艱難的生活使傷病員的身體惡化了。消息傳出來，鄉親們非常著急，他們冒著被日偽軍發現的危險，半夜偷偷給戰士們送去糧食。

子弟兵為人民浴血奮戰，高淳人傾其所有支持他們。僅在一次戰役中，高淳就有6000多名支前民工把60萬斤大米、1300擔小魚、12000條毛巾、6000雙軍鞋和1萬塊大洋送上前線。這些錢和物資幾乎是他們全部的家產，有些甚至是來年的種子。國難當頭之際，高淳人深明大義，如同他們的先輩一般做出了選擇。

直到今天，每當說起往事，87歲的吳河水老人都會滿臉的自豪。

今年90歲的梅位炳，當年跟著師傅為新四軍做軍鞋，從此學得了一門手藝。解放后，他在老街開了一家布鞋店，手工縫制的布鞋舒適透氣，街坊鄰居都喜歡找他做鞋。改革開放后，高淳老街成為小有名氣的商業街區，梅家老布鞋也成了“名牌”，上了電視、報紙，還被熱心人介紹到網上，銷量越來越大。高淳人不屑名利之爭，要的只是內心那份知足常樂的滿足。七十多年過去了，梅位炳老人成為了聞名遐邇的老師傅，但卻始終過著淡然從容的日子，用手中的一針一線，縫出了老街人的淳樸與善良。

在高淳老街，還有許多像梅位炳這樣的手藝人，他們守著一份老傳統和舊情懷，以一種近乎執著的態度延續著數百年來的風俗。

將臺堡

秋日的暖陽透過淡淡的晨霧，灑落在六盤山西麓的將臺堡鎮。一大早，人們就在院子里忙乎起來，擦拭鍬鏟，準備農具。十月的將臺堡，正是馬鈴薯收獲的季節，田間地頭都是忙碌的身影。鐵耙揮動間，一顆顆馬鈴薯破土而出，將臺堡人堅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帶給他們豐收的喜悅。

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縣的將臺堡鎮，地處黃土高原腹地，左鄰葫蘆河，右靠馬蓮川。當年，這里的先民們在黃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長的時光中，這些土堡漸漸被風雨剝蝕，鐫刻下歲月的滄桑。如今，將臺堡人圍繞著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雖然古鎮的樣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濃郁的西北風情卻始終沒有改變。暖暖的日頭下，三三兩兩的老人臨街而坐，孩子們在一旁嬉戲玩耍，閑話家常間，娓娓道來的是古鎮的往事，祖上的榮光。

對于古鎮里的人們來說，家園的安寧就是他們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歷史的長河中，每當有外敵入侵，將臺堡人總會挺身而出，浴血沙場；而戰爭平息后，他們又竭盡全力建設著自己的家園。

歷史上，憑借著地理優勢，將臺堡成為一處重要的通商口岸，內地的茶葉、鹽巴、布匹源源不斷地運往這里用以交換關外的馬匹、牛羊。隨著商隊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將臺堡逐漸熱鬧繁榮起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大地開始了一場劇烈的變革，紅色革命的星星之火開始化為燎原之勢，這座有著千年歷史的小鎮又一次迎來了新的蛻變。

在將臺堡古鎮的中心廣場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紅軍會師紀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和第二方面軍歷經千難萬險來到這里會師，標志著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也讓更多的人知道將臺堡鎮這個地方。

1936年10月，賀龍、劉伯承、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在將臺堡勝利會師。這座有著保家衛國傳統的千年古鎮迎來了一支人民的軍隊。

在紅軍到來之前，將臺堡一直處于紛亂和動蕩中。當地軍閥割據，土匪橫行，經常有軍隊到鎮里搶糧草、抓壯丁，搞得人心惶惶。為了讓當地百姓了解紅軍，戰士們挨家挨戶宣傳政策。白天，他們在古鎮里幫著打掃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鋪一個草墊子，睡在街頭。紅軍嚴明的紀律、良好的作風感動了將臺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陸續回到家中，雖然生活十分困難，但他們依舊拿出所有的糧食送給紅軍。

在古鎮里至今還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軍民魚水深情的歷史見證。

當時，將臺堡只有一眼小水泉，當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緊張。紅軍駐扎下來后，看到這種情況，便決定不給百姓添麻煩。

那段日子里，戰士們不但每天要往返數公里去葫蘆河挑水喝，還組織了一支隊伍，在原來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十多米，建成了這口水井。西吉縣文化館館長劉成才說，這個井打成以后水量很旺，為當地的百姓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為了紀念紅軍，就把這個井叫作“紅軍井”。

如今，將臺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來水。但是，人們還是特意保留下這口水井，并且在旁邊寫上“飲水思源”四個大字，提醒著后世的人們銘記歷史，不忘恩情。

紅軍在將臺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卻在當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紅軍為國為民的初衷、為百姓謀福利的一舉一動，讓有著保家衛國傳統的將臺堡人感同身受，也讓他們對美好生活充滿了向往。當紅軍離開的時候，有上百名古鎮居民跟隨紅軍參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對于那段紅色往事，古鎮人至今難以忘懷。在紅軍會師的紀念碑前，經常有人獻花，來緬懷那段紅色歲月。如今，遠離戰爭硝煙的古鎮，又迎來了一次新的發展機遇。

當紅色的記憶融入千年的古鎮，將臺堡便有了不一樣的底蘊和氣度。“紅粉”是古鎮最有特色的小吃，當年，紅軍到來時，見這里盛產土豆，但百姓卻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條色澤發黑，口感粗糙。一些來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鄉的制作技術教給了古鎮人。從此之后，將臺堡生產的土豆粉條不但晶瑩剔透，還十分美味，成為家家戶戶最喜愛的食物。古鎮人也因此親切地把它稱為“紅粉”，既是對紅軍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紅紅火火。

楊柳街

位于遵義市中心的楊柳街，是一條充滿著紅色記憶的街區。遵義會議陳列館、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紅軍遵義警備司令部舊址……老街上的一塊塊匾額無不訴說著當年的楊柳街曾蘊育出了怎樣一顆熊熊燃燒的革命火種。

每天，老街上都會迎來無數游客，他們穿著紅軍軍裝，在這里緬懷難忘的革命歲月，也感受著這方土地譜寫出的恢宏樂章。

每當說起遵義，人們都會想到那段戰火紛飛的崢嶸歲月。當年，紅軍在長征的途中輾轉來到遵義，就是在我身后的這座小樓當中，召開了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直到今天，楊柳街的人們依然把這段紅色的記憶視作珍寶，無比珍惜，而這段歷史也讓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人愈加想要親近它，走進它，了解它。

楊柳街歷史文化街區東起鳳凰山，西至老鴉山腳下，北起新舟壩，南至萬里路，占地面積達4.67平方公里。

八十多年前，一群滿懷理想的年輕人，曾走進這條老街。他們的到來，不僅改變了這條街的命運，更是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主力紅軍為了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長征初期，敵人調集重兵四處圍追堵截，紅軍損失慘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中國革命陷入了最危險的境地。1935年的1月，紅軍渡過烏江，抵達了遵義。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開大門一看，幾千紅軍就在街邊睡著了。他們五天沒睡覺了，強渡烏江，老百姓就對這支部隊高看一眼，哪有過這樣的部隊，半夜進來不擾民、不進群眾家，不喝水、不吃飯，悄悄地睡了。

紅軍的到來，讓遵義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軍隊，無論購買生活用品，還是看病就醫，只要是需要交易的買賣，紅軍都堅持付銀元。街道上張貼著“無事不進群眾家”“洗澡避女人”“不隨地大小便”等八項入城紀律，彰顯著這支疲弱之師崇高的道德力量。這讓遵義人一下子對這支隊伍親切了起來。

1月9日聽說中央縱隊進城，三千老百姓自發地打著鑼鼓、放著鞭炮、拿著三角旗歡迎“朱毛紅軍”進城。

為了迎接紅軍進城，遵義人民以最高的禮遇在當時的豐樂橋接官廳用清水和鏡子擺起了香案，贊譽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清如水，明如鏡。老百姓自發組織起來，為紅軍籌集資金，充實軍費。藥店老板捐獻藥品和醫療器械，籌辦“太平洋醫院”，救治紅軍傷病員。遵義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陽，讓一直處于被動的紅軍，在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溫暖。

當時在楊柳街住的有周恩來、朱德、秦邦憲、張聞天。

一條老街，無盡溫情。楊柳街人無私地接納了紅軍，讓紅軍得到了一段寶貴的短暫休整時間。

1月15日晚上，在楊柳街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開了一次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中共中央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結束了“左”傾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如今，這座二層小樓被改建成了遵義會議陳列館。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人都可以在這里追憶歷史。而楊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經歷成為了一個獨特的紅色記號，在遵義乃至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閃耀著光輝。

歷史之所以選擇了這里，絕非偶然。

遵義古稱播州，位于貴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貴高原的南詔國起兵叛亂，原屬大唐的播州被叛軍占領，為了收復失地，朝廷下詔招募驍勇之士，組織軍隊前往征討。當時的會稽太守楊端聽到消息后，決定領旨參戰。當時，朝廷派給他的兵馬不足四千，楊端便召集了與楊氏家族血脈相連的八姓家丁。

臨時拼湊起來的部隊缺乏訓練，武器裝備也非常簡陋，軍事實力遠不如敵軍，戰事一旦失敗，楊端將面臨整個家族的沒落。

在楊端的帶領下，這支原本毫無勝算的軍隊跋山涉水，向播州前進。由于路途遙遠，抵達播州境內時糧草已經消耗殆盡。

當時，播州百姓飽受叛軍侵擾，早已苦不堪言，見朝廷大軍前來，百姓們紛紛“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他們不僅為軍隊提供糧草，還紛紛參與到對抗敵軍的隊伍中。歷經兩年浴血奮戰，民心所向的楊端終于收復了被南詔占領的播州。

一場軍民協作的平叛戰事讓播州挺直了脊梁，也從此開啟了楊氏“世襲播地，永鎮邊陲"的土司王朝史。

在楊氏家族統治播州的720多年間，歷經29任土司，“守箕裘，保疆土”的家訓，世代影響著楊氏子孫。為了讓當地百姓休養生息，過上安穩日子，楊氏后人將播州治所遷到了今天楊柳街所在的地方。他們組織當地百姓，學習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開荒種田，興修水利，以楊柳街為核心的播州城逐漸發展起來，成為西南大郡，被譽為“播州盛世”。

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為避戰禍，來到大山深處的遵義，聚居于楊柳街一帶，他們賦詩作文，講學授徒，一時間，遵義城文風興起。對讀書的重視，對先賢的尊崇，不僅讓老街人才輩出，更是培養出一批批憂國憂民之士，“公車上書”的舉人中，就有13位遵義人簽下了名字。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正是在這樣一片文風熾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懷天下的楊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磚白瓦的建筑帶著濃郁的歷史氛圍迎面而來。走在這樣一條有著鮮明紅色印記的老街上，好像隨意地推開一扇門，都能和曾經來到這里的那些愛國志士熙來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那些驚心動魄、撼動人心的故事，始終不曾被人們遺忘。

“五四運動”爆發后，雖地處西南，交通不便，但遵義人沒有落后于時代。“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如刀”。一批接受先進思想的遵義籍學生，紛紛向家鄉寄回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書籍，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從楊柳街開始向整個遵義城廣泛深入地傳播開來。

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楊柳街人也沒有退縮。進步青年雍文濤以哥哥開辦的書店為掩護，向外界秘密出售進步書刊和馬列著作。

進步思想的傳播，讓地處偏遠的遵義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種。人口只有四萬多人的遵義城區就有三千多從事地下活動的共產黨和進步學生，這為紅軍的到來和“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紅軍到達遵義后，需要大量的宣傳品，楊柳街上的“李記”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務，這份《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布告》就是當年的歷史見證。

然而形勢突變，紅軍匆忙離開了遵義，十幾張重要資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沒來得及帶走。紅軍離開后，敵人對楊柳街開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紅軍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動上交，一旦發現就要處死。由于給紅軍印刷過東西，“李記”石印社成為重點清查的對象。

李炳文大兒子李孟常說，他父親也很害怕，那些資料底稿還放在他父親家里面。前邊門面上來搜了之后，他父親在前面應付。后頭，就是他母親聽到來搜來了，就急中生智，馬上把另外一個帽筒的米倒在裝了資料的帽筒里頭，米就把那些資料覆蓋了，就看不出有資料在里頭。

敵人在石印社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卻一無所獲，只得無奈地離開。當紅軍再次來遵義時，李炳文夫婦主動找到紅軍，把資料交還給了他們。

紅軍離開遵義后，有些負傷、犧牲的戰士卻永遠留在了這里。為了讓這些異鄉的英雄們能有一處長眠之地，楊柳街人自發組織起來，把紅軍烈士的遺體掩埋好，悉心守護著。三千多位紅軍烈士的名字，永遠地鐫刻在紀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在曾經的那段艱難的歲月當中，老街人敞開胸懷，與遠道而來的紅軍休戚與共，共同創造了和平與安寧。今天，當我們漫步在校園當中，會看到孩子們在操場上自由歡樂的身影，聽到教室里傳來的陣陣讀書聲，會覺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過。然而，當我們把時間追溯到1937年，會不禁感慨，這樣一方寧靜的課桌曾是多少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事情。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遵義因地處重慶和貴陽之間，成為抗戰時期連接前后方重要的運輸線之一。浙江大學的師生，先后經過四次搬遷，最終選在楊柳街落腳。

心底無私的老街人接到浙大要遷來的消息后，專門成立了接洽浙大的委員會。當時在戰事與災荒的雙重影響下，各種生活必需品價格飛漲，老街人決定“每日以當日最低價供給”浙大三擔大米，并且允諾，緊急情況下優先保障浙大師生使用。在自身住房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遵義人為浙大師生讓出250多間房屋，并且在城西專門規劃200 多畝地，提供給浙大辦農場。

剛剛落戶楊柳街時，浙大有一名教師，三名學生患上了肺結核，由于醫療條件有限，被傳染的師生越來越多，老街上的中醫朱誠中主動提出為浙大病人診治。

戰爭年代，藥品稀缺且極其昂貴，但是朱誠中卻沒有收取任何費用。

當得知人工氣胸術對治療肺結核病很有幫助時，朱誠中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又從朋友那里東拼西湊，購買了一套氣胸設備。

七年的時間里，楊柳街人用無私的胸懷接納和幫助著受難的同胞，使得浙大在戰亂中保全了下來。

戰爭過后，楊柳街恢復了往日的寧靜與祥和。青石板路歷經了歲月的磨洗，在時光的流逝當中，見證了老街厚重的過往。而心底無私的胸襟與氣度也隨著時間的流轉被深植在了老街人的心底，在今天又被賦予了新的歷史內涵。

李光老人從小在楊柳街長大，1935年紅軍到來時，這個只有14歲的放牛娃，報名參了軍，和5500多名遵義的熱血青年踏上了漫漫長征路，南征北戰，東擋西殺，終于換來了天下太平。1985年，李光離休后，每月從工資中拿出一大部分捐給家鄉的教育事業，先后向十多所中小學捐款超過六十萬元。

老人對孩子們十分慷慨，對自己的生活卻從不舍得多花一分錢。

歲月蹣跚了老人的步履，光陰卻沒能改變他的信念。如今已經98歲高齡的老人，雖然因身體原因已不能言語，但他的目光中卻閃爍著那如同當年參加紅軍時般的堅定。

“只要還活著，就不會放棄幫助孩子。”一句承諾，三十年堅守。

為了感謝老紅軍的捐助，遵義的原桂花小學、海龍中學分別更名為李光小學、李光中學。如今，三萬多名義工散落在遵義的大街小巷，他們用實際行動踐行著公益之路，把老人播撒下的希望種子和紅色精神薪火相傳。

太平鎮

太平古鎮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譽，歷史上，它曾經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貿易重鎮，如今，它是遠近聞名的旅游小鎮。人們來到太平鎮，不僅僅是為了欣賞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質樸的古鎮風情，還為了追憶和感懷古鎮曾經擁有過的光榮歲月。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陳列館中，矗立著一組雕塑。一個是神情專注、書寫標語的紅軍戰士，一個是憨態可掬、舉著木桶的小男孩。這個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92歲高齡的車盛寅老人。

從古藺縣電力公司離休后，車盛寅回到了太平鎮，騰出自家老屋，籌建了“紅色見證”展覽館，為過往游客義務講述他當年親身經歷的故事。

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熱鬧的太平古鎮異常冷清。空蕩的街道，只剩下年僅九歲的車盛寅和他的父親車在田。因為鎮上的居民聽說有一支部隊要來，感到恐慌，都躲進了山里。車家父子由于身體原因，行動不便，只好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留在鎮上。沒多久，一支紅軍的隊伍走進了古鎮。

車盛寅家當時是做小本生意的。紅軍來的當天上午下雨了，房子有點兒漏，父親拿盆去接。有個紅軍就問，老大爺，您在做什么？他說我房子漏了。紅軍說讓我看看，他就爬上去給補好了。

紅軍的舉動讓車在田十分感動，他覺得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隊。于是，他給躲在山里的鄉親們傳遞消息，讓他們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來了，鎮上又重新熱鬧起來。

慢慢地，紅軍嚴明的紀律和對百姓真誠的情感打動了太平人，古鎮居民開始把紅軍當成了朋友、親人，不僅把他們接到自己家里居住，還拿出平時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給戰士們使用。古鎮人像過年一樣，煮上了一鍋鍋雞蛋，端出熱騰騰的茶水，招待這支在長征途中疲憊勞頓、需要休整的隊伍。

由于紅軍人數眾多，古鎮人讓出沿用千百年的會館和廟宇，騰出自家商鋪和院子，為紅軍提供了指揮和備戰的場地。紅軍總司令部駐地設在漁翁廟，臨時醫院駐地搬進了朱家大院，毛澤東住在榮盛通鹽號，彭德懷住進了劉家的四合院。與紅軍同心同德的太平人，為中央紅軍在艱苦歲月提供了一處溫暖的港灣。

為了治療部隊傷員，古鎮的居民們組織起來，設立了臨時醫院，鎮上的醫生們都義務出診，免費施藥。作為古鎮上有名的老中醫，胡大成也參與其中，救治了不少傷患。

胡大成用祖傳的創傷藥為紅軍治療槍傷，效果十分顯著。雖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醫療費的病人，他也會免費治療，但是對于他家的祖傳秘方，卻始終守口如瓶。

古鎮居民胡兵說，因為爺爺在行醫的時候，曾祖父告訴過他，秘方不能夠告訴任何一個人。最后他和奶奶商量，第二天紅軍要走的時候，他把秘方送給了紅軍。

胡大成和家人說，紅軍是為天下百姓謀福利、謀幸福的軍隊，幫助紅軍，就是幫助自己。贈予祖傳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戰士的生命。

胡大成的情義讓紅軍十分感動，臨別時，紅軍把一本珍貴的西醫醫書送給了他。如今，這本醫書被珍藏在古鎮的博物館中，成為太平人民與紅軍隊伍深情厚誼的歷史見證。

慷慨熱情的太平人與遠道而來的紅軍相處融洽，在那段艱苦的征程中，古鎮人敞開胸懷，把紅軍當作親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戰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來，成為人民軍隊最堅實的后盾。

紅軍在太平古鎮得到了有效的休整，為四渡赤水，實現戰略轉移等來了時機。1935年3月20日，毛澤東命令紅軍迅速從太平渡、九溪口、二郎灘第四次渡過赤水河。

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兩萬紅軍要在短時間內強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況下，只能想辦法搭橋過河。但是，在寬闊兇險的河面上，人們很難快速搭起一座長橋，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個獨特的辦法。

古鎮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為支點，船與船之間用纖繩和船艄連接，兩端固定在岸邊的巖石上。

鎮上的居民紛紛拆下自家的門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塊塊門板被人們鋪在了木槳和纖繩上，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太平人就為紅軍搭起了一座約6米寬、150多米長的浮橋。

1935年3月21日，紅軍主力軍從這座浮橋上渡過赤水進入貴州，當紅軍最后一支后衛隊通過浮橋后，古鎮人又冒著槍林彈雨，幫助紅軍把西岸四川一側的繩索砍斷，整列浮橋隨著湍急的河水漂走，斷了敵軍的追路。

在紅軍長征的關鍵時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運和紅軍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歷史的轉折點，他們與人民的軍隊站在一起，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馬牧池

馬牧池位于山東臨沂市北部，沂蒙山區的核心地帶。

沂蒙山位于山東省中南部，這里不僅是革命的老區，也是世界著名的長壽養生圣地。“馬牧池”是過往軍隊在汶河邊上建造的飲馬的池子。它群山環繞，易守難攻，常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是兵家必爭之地。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山東人民，以沂蒙山為根據地，發動了抗日武裝斗爭，大批的共產黨員從延安轉戰來到山東，八路軍115師師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進入沂蒙山區。

這里又有多少革命的火種被撫育成長。鄉親們把從牙縫里擠出來的糧食做成好吃的給革命戰士的孩子們吃。他們心甘情愿地為革命戰士撫養孩子，解決他們上戰場作戰的后顧之憂。

八路軍的到來，讓沂蒙山區的人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他們為人的高尚品德。八路軍戰士為老百姓挑水，打掃院子，這一切讓當地的百姓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大姑娘小媳婦第一次走進學堂讀書識字，并且有了自己名字。根據地的減租減息政策惠及當地人民，在國統區、敵占區每畝地要交八十、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據地僅需要交十幾斤。

駐扎在馬牧池的八路軍發動群眾、組織生產建設，提防敵人的進攻。當敵人來冒犯時，八路軍首先保護的是老百姓，其次才想到的是自己。由于常年奔波在外地的孩子，會出現營養不良，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這種情況，于愛梅的奶奶向徐向前司令員建議，成立地下托兒所，烈士和干部的子女被分散到農戶家撫養。

在于愛梅母親張淑貞的眼里，革命戰士的孩子就是由大家來共同撫養，即便是自己不吃不喝不睡覺也得把革命戰士的孩子養大：這是革命得以繼續的根啊！羅東進出生三四個月就被母親帶到山東，被張淑貞撫養。70多年過去了，羅東進將軍提起這件事依然感動不已，難以忘懷。羅東進將軍回憶當時自己就是被這些大爺大媽像大鳥喂小鳥一樣口對口地喂養。當時送到張淑貞家的孩子有幾十個，從七八歲到剛出生三天，孩子大小不一，張淑貞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戶打聽，誰家有正在哺乳的婦女，讓幫忙人乳喂養。

由于孩子多，僅有的奶水不夠，張淑貞就讓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糧，把細糧留給八路軍的孩子吃。她先后哺育過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軍后代，但自己唯一的兒子由于無力照顧而不幸夭折。

張淑貞老人告訴自己的女兒于愛梅：八路軍都在前方打仗，有的已經成為烈士，他們的根不能斷，自己還年輕還可以再生。（前線打仗犧牲了的話，那就斷了根了。）

這些被鄉親們帶大的孩子，長大后在馬牧池有一個共同的“娘”，為了讓娘過上好日子，安度晚年，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他們的這些“娘”卻不愿離開故土，更不愿給“孩子們”添麻煩，他們覺得八路軍在前方為老百姓賣命，老百姓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是應該的。

當然這些孩子們對于“娘”的養育之恩銘記在心。農歷九月十三，是“娘”張淑貞105歲壽辰。孩子們都會回到牧馬池為她過生日。如今，“娘”當年一口口養大的孩子們，也大都七八十歲了，他們決定用一場特殊的儀式來給“娘”過這個生日。

他們特意從北京趕過來給娘過生日，祝福革命老媽媽生日快樂。

馬牧池是一座擁軍愛軍的歷史城堡。當年沂蒙山的老百姓們就是住在這種由石頭砌成、茅草做屋頂的尖頂圓形的“團瓢”。為掩護革命戰士和保護傷員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有一位叫明德英的啞女，她和丈夫在一片樹林旁搭起一間團瓢，以種地為生，她家的房子就是在抗戰期間被日本兵放火燒了。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偽軍包圍了駐扎在馬牧池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部。戰斗一直持續到第二天中午，當時就有八路軍小戰士身負重傷。明德英出去挖苦菜碰到，把小戰士背回了家。后來才得知他的名字叫莊新民。面對流血過多、奄奄一息的小戰士，她顧不了很多，用自己的乳汁一滴一滴來喂他。在那個封建思想還很嚴重的年代，一個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革命戰士，這足以見證軍民魚水情，她當時把小戰士當做自己的孩子來救治，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偉大無比的一種舉動。

明德英雖然不會講話，但她心里特別清楚八路軍就是自己最親的人，而日本鬼子進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在她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為了不讓敵人發現受傷的傷員，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個空墳里。并且讓丈夫殺了家中僅有的兩只雞，做成雞湯，一口一口地喂給莊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婦的精心照料下，半個多月后，莊新民就傷愈歸隊了。乳汁喂傷員的故事后來被改編成舞劇《沂蒙頌》，廣泛傳播。

當年，在沂蒙山區流傳著這樣的話語：“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一個親骨肉送他上戰場。”八路軍115師，短短一年多時間就發展到七萬多人。革命的火種一點點在這片土地上蔓延。當地的老百姓也把自己對八路軍戰士的親情一點點加深，變濃。

“家家有紅嫂，村村有烈士”在馬牧池是一件常見的事，八路軍舍身為民，百姓心里像明鏡一樣。他們知道沒有八路軍來保衛國家，保護百姓，那么百姓將會成為日寇腳下的草木，后果不堪設想。

馬牧池人也竭盡全力去幫助八路軍，和他們并肩同行傾盡全力地支持著人民的軍隊。汶河在靜靜地流淌著，如今雖已波瀾不驚，但它仍然在戰爭的煙火中波濤洶涌不止。

1947年5月，陳毅、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包圍了國民黨整編74師，發動了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汶河是戰斗的必經之路。為了讓部隊盡快過河，婦救會長李桂芳接到了緊急命令，五個小時內，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橋。然而，村子里的青壯年男人都去參軍了，只剩下年邁的老人、孩子和婦女。情急之下，李桂芳找來32名婦女，抬著自家卸下的門板，蹚進冰冷的河水中，臨時架起了一座“人橋”。她說水最深的地方到肚臍，她們分組，四個人一個門，門接門，人靠人，搭起來了。

在這爭分奪秒的時候，戰士們趕到河邊，看到曾經給自己送飯做軍鞋的大娘姐妹們，用肩膀扛起的“人橋”，都驚呆了，誰也不忍心踏上這座“橋”。有的戰士說他們不能踏著婦女同志的肩膀過河。李桂芳勸他們不要猶豫，在這個關鍵時刻，時間就是勝利，堅決要求大家踩著“人橋”過河。

五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位上漲。32位沂蒙紅嫂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用自己孱弱的身軀扛著門板，也扛起了一條通往勝利的通道。戰士們一個個踩著“人橋”過去了，但紅嫂們卻被這冰冷的河水沖擊留下了傷痕，有的流產，有的殘疾，有的終身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

這些紅嫂都是當地一個個隨處可見的平凡人，然而她們身上體現出來的無私和勇敢的精神卻至高無上。正是沂蒙豐厚的歷史文化和這片土壤養育了這樣愛憎分明、寬厚豁達的優良傳統。

在接受我們采訪后不久，如今，參加過“火線橋”的32位女人都相繼離世。李桂芳老人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歲。但她們身上發出的光永遠照亮在在馬牧池的天空。

“紅嫂”在沂蒙地區是一個光榮而偉大的稱呼，而“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這只是她們的一個普通的名字。但是她們被人們統統親切地稱為“沂蒙紅嫂”。正是這些普通的紅嫂們，在后方用普通的手推車為革命的勝利撐起了一片藍天。

當時的沂南縣一共只有28萬人口。但在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和淮海戰役中，卻出動了小推車一萬多輛。有很多支前民工默默跟隨部隊渡江，完成任務后又悄悄消失在茫茫人海，守著自家的老宅和幾畝薄田，過著清貧卻安心的日子。

在馬牧池90歲以上的老人有95人，百歲老人有三位，他們幾乎都參加過支前。老人們常說，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其實正是她們大公無私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安定和福報。

如今走在這古樸、樸素、青石相依、茅草相伴的地方，回顧往昔崢嶸歲月，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今天的幸福離不開昨天老一輩的舍生忘死的付出，所以倍感幸福和珍惜幸福是歷史留在這片土地上的最好的莊稼。

竹溝

竹溝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交界地帶，因地處偏僻的山區，自然條件差，歷史上，這里的人們大多從事笨重的體力勞動。

行走在古鎮中，一座座古色古香的豫南民居，向人們講述著這里過去的歲月；歷史上無數次反抗壓迫的斗爭，讓竹溝人形成了不甘屈服、勇于抗爭的精神。革命年代，竹溝被人們稱作“小延安”，從這里走出了無數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仁人志士，如今在古鎮里，“竹溝革命紀念館”和“竹溝革命烈士陵園”，依然記載著那段難忘的崢嶸歲月。

1919年，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竹溝展開了激烈的反帝反封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京漢鐵路沿線成立了鐵路總工會，實施罷工和北伐，大批竹溝人也匯入進了這股革命的洪流當中。1926年，共產黨員楊靖宇回到老家確山，組織農民武裝，以竹溝鐵匠為主的確山縣紅槍會武裝得到迅猛發展。

國民大革命失敗后，豫南各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即使在那種腥風血雨的年代，竹溝的革命火種也從未熄滅。當時的中共鄂豫邊區省委書記、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政委王國華，在面對中共河南省委已不存在、各級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以竹溝為根據地，聯系散落各地的同志，把鄂豫邊工委與豫西南黨組織合并，組成鄂豫邊省委，開展起革命事業。

當時的王國華發動大批竹溝鐵匠，建立農民赤衛隊，發動游擊戰爭。為了方便聯絡，王國華親自制定了接頭暗號“開荒”。在當時的革命者看來，“開荒”就是要有拓荒者的勇氣，不怕犧牲、敢為人先，在革命的空白區，在敵人的腹地，播撒下革命的種子，讓星星之火燎原。

“開荒”的形式多種多樣，他們經常喬裝打扮成叫花子，身背高高的背簍做遮擋，手打“蓮花落”作為暗號，在白色恐怖區秘密串聯黨員、群眾。為了武裝游擊隊，他們常常冒險在各處的廟會上扮演看戲的群眾，在敵人人困馬乏的時候找準機會，奪取槍支彈藥。

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影響了無數人，得到了竹溝百姓們的無私支持和大力幫助。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竹溝為中心的桐柏山區根據地建立了起來，成為南方八省十四處游擊根據地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竹溝逐漸成為河南人民抗日戰爭的指揮中心。193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就在竹溝古鎮上建立了起來，劉少奇、李先念等從延安來到竹溝，領導豫、鄂、皖、蘇地區黨的工作，并開展多期干部訓練班。新四軍二、四、五師從竹溝誕生，成為華中抗日的主力部隊，被視為追求民族獨立的“中流砥柱”。

1939年，劉少奇回到延安以后，在做《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報告時，講到這篇文章正是在竹溝修訂完成，并說延安有黨的領導，竹溝也有黨的領導；延安有抗大，我們這里有黨訓班；延安有延河，竹溝有大沙河；這里真成了“小延安”。

從那以后，竹溝便有了“小延安”的美名。戰爭年代，先后有兩任國家主席、四位副國級領導、60多位省部級干部、100多位將軍，在竹溝古鎮工作過。

如今竹溝的古街被命名為“延安街”，而竹溝的鐵匠精神和革命斗爭精神，則演繹出一幕幕新時代開拓進取的華美篇章。

戰爭的硝煙慢慢散去，古鎮人走進了新的時代。在經濟發展的浪潮中，面對資源匱乏，地少人多的困境，竹溝人再次鼓起了勇氣，走出大山去開拓市場，寫下了一個又一個傳奇故事。

竹溝革命紀念館廣場上，一群中學生正用竹溝人自己制作的小提琴，表達對竹溝革命烈士的緬懷和追憶。用和平年代的琴聲，向開墾出這片和平土地的先烈致敬。

當勇于開拓、敢為人先的傳統文化與紅色革命文化融入一體，竹溝人譜寫了一曲曲奮斗的贊歌，描繪出一幅美好的生活畫卷。它勾起人們對青山綠水的鄉愁，也喚起了那些流淌在人們血脈深處的紅色記憶。這古老的文化血脈，穿越歷史，走向未來。

郭文斌，著有暢銷書《尋找安詳》《農歷》等十余部；有中華書局版精裝八卷本《郭文斌精選集》行世。長篇小說《農歷》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短篇小說《吉祥如意》先后獲人民文學獎、小說選刊獎、魯迅文學獎。作品被簽約譯向20多個國家。央視540集紀錄片《記住鄉愁》文字統籌、撰稿、策劃。提出安詳生活觀、安全閱讀觀、底線出版觀、祝福性文學觀。捐贈圖書逾三百萬碼洋。現任寧夏作協主席；為中國作協全委；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被寧夏黨委政府授予“塞上英才”稱號，被評為"60年感動寧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