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馮驥才，男，當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國小說學會會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等職，現任中國文聯榮譽委員、國務院參事，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新時期文學初曾以《雕花煙斗》《啊！》《神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小說蜚聲文壇。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馮先生自由徜徉在文學、繪畫、書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諸多領域，且皆有建樹。近年來文思泉涌，新作不斷，頗引文壇注目。

一

我的遭遇緣自一次在海外不幸的車禍。那天，從早晨一上車我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種不祥說不清道不明，反正心里邊撲撲騰騰，總好像要出點事。事后，叫我最后悔的是通過一位巴黎當地的華人，請來一個導游兼司機小宋先生。據說他曾在非洲一國的領館做過二等秘書，精通法語，是位跑遍法蘭西的“法國通”，可是那天一上路我就覺得不對，他竟然連公路上的路牌都看不明白。那些年還沒有GPS，他看地圖的架勢有點像看天書。不過，我這次車禍誰也不怪，完全是我自己找的。我在巴黎開過了會，還有幾天時間沒什么事兒，忽然想用兩天時間往巴黎的西邊跑一跑，我最想去的是兩個地方，一個是位于諾曼底勒阿弗爾吉維尼的莫奈故居；另一個更遠一點，是世界遺產圣米歇爾山。我在一張圖片上看過這個圣米歇爾山，一個從海中聳起的小山峰，上邊全是古老的建筑；峰頂是一座尖頂教堂，簡直就是神話中的景象！我非要去看看不可！然而，由于這個冒牌的法國通幾次迷路，我們的車在田野和丘陵中來來回回兜了許多圈子，到了吉維尼，莫奈故居已經關門，只有扒著門縫才看到在莫奈畫中常常出現的那座輕盈的彩虹一般的日本橋了。小宋安慰我說，從圣米歇爾山回來途經這里時，還可以再來看。于是我們在村子里找到一家土耳其飯店，吃一頓歐式的“肉夾饃”，然后接著趕路，可這時天已經黑了。小宋似乎根本沒有去過諾曼底這邊。他總走錯道，錯了就得繞回來重走，我的心開始發毛，他的心幾乎亂了。我說：“是否找個旅店住下來，走夜路不安全。”

就在我說這句話時，他忽然說：“不對，我又走過了，應該拐出去。”他說這話時，聲音有些慌亂。

我坐在小宋旁邊副駕駛的位置。我發現，車子右邊有一個出口。車子開得正快，馬上就要離開這個出口。小宋擔心錯過這個出口，猛地向右一拐。這種行車在高速路上是絕對違規的，沒等我制止，只覺得身后邊一個巨大的黑影疾飛而至，跟著一片炸開似的刺目的光亮和一聲毀滅性的巨響，我感覺我像飛了出去——不知是我從車子里飛了出去，還是我的靈魂從我的軀體中飛了出去，同時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清醒過來時，身體已經被固定在一張床上躺著。我的意識有點奇怪。一方面我很清醒，聽得清周圍的一切聲音，看得清周圍各種醫療器具，還有幾位身穿白大褂、戴著口罩的外國醫生與護士。我還知道自己因為車禍受傷躺在這里。我對車禍時死神降臨那可怕的一瞬極其強烈。可是另一方面我的所知卻好像微乎其微，無論我去想什么，腦袋里都像是空的，想不起任何一個與自己有關的人來，也想不起任何事情來。比如車禍，我對車禍的感覺記得雖然極其清晰，但因何車禍，就一點兒也不知道了。我好像不會想了，難道我失去了記憶？

一個藍眼睛、中年、男性的醫生走到我的病床前，問我是誰，叫什么？他用的是英語。我本能地用中國話回答他：

“我想不起來了。”

他表情為難，聽不懂我的話，轉而用英語問我：

“你會說英語嗎？”

我竟然用英語回答他：“是的，我會。”我使用的英語還很熟練。

藍眼睛的醫生笑了，他說：

“好。我是你的醫生拉方丹。請問你的姓名？”

不知道為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叫杰森。”我用英語回答。可是我為什么說自己叫“杰森”？我曾經有過這個英文名字嗎？誰給我起的這個名字，我完全沒有記憶。

比這個還構成麻煩的是，當我用英語告訴拉方丹我是中國人時，他很驚異。他接著問我一串問題，比如我的姓名，我是中國什么地方人，我的手機號或郵箱地址，我認識的人，我到法國干什么來的，我認識哪些法國人——哪怕一位也行，我都一無所知。拉方丹找來一位中國面孔的人與我交談，我們之間除去語言上毫不費力，但我什么信息也不能給他。我像一位外星來客。

經過許多努力，拉方丹告訴我必須面對一個可怕的現實。我是在法國西部高速公路上一次慘烈的車禍的受害者。我幸免于死，肢體健全，但面部已毀，必須接受整容。但警方在現場找不到我任何的身份證明。我自己精神雖屬健全，但頭部在撞擊中出現了失憶，而且我的失憶很徹底，一片空白。現在很難說能否恢復。

他還說我同車的伙伴在車禍中被撞得血肉模糊，警方也找不到他的身份證明，而我們所坐的汽車的車牌竟是假的。拉方丹說：“我們找不到你任何朋友與家人，我們只能認定你是‘杰森’，鑒于你受傷的嚴重，我們必須給你馬上動手術，同時給你整容。如果你同意，你的手腕骨折，無法簽字，我們需要你用錄音來認可。”他說，“你只要說‘我同意對我進行外科手術和整容，我叫杰森’就可以了。”

我同意了，用英語把他要我說的話說一遍，最后說：

“我叫杰森。”

此后，我完全不知道接下來的事。只知道自己在麻醉劑里昏昏沉沉睡了很長時間，這時間沒法說清，醒來后面部和手腕依然密密實實纏著繃帶，身體不準翻動。拉方丹每天都來看我，探問我的感受，我身上每一種痛苦與不適的消失，都換來他的一種很熨帖的微笑。他還領來一位鼻子尖尖、瘦瘦，戴著金絲邊眼鏡的醫生看我。他說他叫馬克，是我的整容醫生，他蹺著大拇指說：“馬克是我們醫院最出色的整容師。”于是，我開始對我的面孔有了期待。我最關心的不是我被整得是否漂亮，關鍵是否像我。可是我的記憶現在仍是一片空白，我憑什么斷定馬克是否“重現”了我？

過了一些天，揭曉的日子終于來到，拉方丹、馬克，還有這些天護理我的醫生護士圍著我，眼瞧著馬克像魔術師那樣帶點神秘感地揭開蒙在我臉上最后一層紗布，跟著引起一片驚呼、歡喜和掌聲。他們向馬克祝賀，也向我祝賀。一位護士拿著鏡子豎在我的面前，我朝鏡子里一看，天啊，我感到從此我和原先的自己告別了。雖然我完全不記得自己本來的模樣，但鏡子里是一張純粹的地道的外國人的臉。隆起的眉骨下一雙深陷而略帶憂郁的眼睛，高高鼻子下厚厚的嘴唇。一位年輕的護士說我很像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是呵，我的整容師是法國人，他想象出來的臉一定是法國人的臉。如果你叫一個法國畫家隨便畫一個人物，他畫的人物一定是法國模樣，決不會是中國人的模樣——這是必然的！我完蛋了。

當我抬起頭來時，我發現馬克、拉方丹等滿屋子的人，都望著我，等待著我的感受。不知為什么，我竟然非常肯定地說道：

“我是杰森。”

于是，快樂充滿了大家的心。

二

我說我是杰森，那么杰森是誰？我不知道。無論我怎么想，對杰森這個名字由何而來，都毫無印象。“杰森”這兩個字，在我記憶的荒地上只是一個不知由來的碎片。它是不是我上學學習英語時給自己起的名字，或者我曾經是一個混血兒，原本就有這個英文名字，不然我的英語怎么說得這么好。真正的語言屬于一種“本能”，不屬于記憶。正因為我的中國話更是這樣一種本能，所以我確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可是——僅此而已，現在我連自己的中國名字都不記得了！否則，我會順著這名字倒回我的記憶鏈。

失憶意味著什么？現在我才知道，一個人只有自己的經歷才是自己的，因為你經歷中的一切都真切地保存在你的記憶里，不會保存在別人的記憶里。如果失去了這個記憶，你還有什么？只剩下一個肉體，一個軀殼，一個沒有內容的生命。雖然記憶不是實在的東西，一旦你失去了它，生命就變成空的！

我現在就是空的。我失去的決不僅僅是自己過去的一切，更失去了一切活著的意義、目標、欲望。這比死亡還可怕。死亡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結束，失憶是一種活著的死亡。我幾次感覺把握不住自己了，我要瘋，要發狂，我想跳樓。

我之所以能活下來，完全由于巴黎一個純民間的人道主義救援組織的幫助。這組織中有三位天使：一位名叫賽琳娜的婦女和兩個中年男子——毛磊與雨果。他們都是有工作的人。賽琳娜是在政府機構工作的職員，毛磊是一家四星級旅店的清潔工，雨果是一位西裝裁縫。他們對我做的事純屬公益。他們對我的遭遇非常同情。他們對我的幫助既有物質上的，更有心理上的。應該說，我一度難以擺脫的失憶之痛把他們擾得終日不得安生，但他們個個都是我的最具耐性的心理醫生。可是，誰會對別人的精神和心理這么當回事？他們天天與我聊天，一直聊得我眉頭舒展才放下心來。我被他們的人道救援組織安排住在拉丁區一座古老的教堂后邊一間狹小的平房里居住。天天至少會有一個人來陪我。幫助我料理生活，并與我一同在我受損的大腦的縫隙里尋找殘存的記憶。一天黃昏我和他們在塞納河邊散步，我忽然說：“好像在我的家鄉也有這樣一條從城中穿過的河。我好像有一點感覺了。我的城市很大。”這是一年多來，我第一次有了“記憶歸來”的感覺。這一瞬間，我的感覺很神奇。

他們三人一下子把我擁抱起來。賽琳娜還感動得哭了。好像這是她自己的事情。

雖然，這個感覺只是在恍惚之間，瞬息冒出來，又瞬息消失，卻給了我活下去的信心。我第一次抓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我這三位朋友認為最好的找回記憶的辦法，是我回到中國去，回到自己的城市里。只有在自己曾經生活的環境里，才會碰到各種朝夕相處過的生活細節，甚至碰上熟人與朋友，從而喚回我失卻的昨天。他們三人都沒去過中國，便扎在圖書館里翻了許多地圖。經過再三研究，他們認為中國的兩個城市——上海和天津最可能是我的家鄉。雖然中國的大城市多緣于一條河，可是看上去更接近“穿城而過”的巴黎塞納河的，還是上海的黃浦江或天津的海河。可是我若去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護照，我的護照可能毀于那場車禍。怎么去辦？辦理護照需要各種身份資料，我都沒有。我只是由于遭遇一次慘烈的災難、失去記憶而滯留在異國他鄉的一個可憐人。

我的幾位朋友費了很大勁，千方百計給我弄來一本護照。當然，其中的奧妙我不能說。

當護照拿到手里時，我翻開一看，既欣喜，也悲哀。上邊的照片分明不是我，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外國人，但這正是我現在的模樣。護照上的姓名——杰森倒是與照片十分般配。杰森就應該是這張面孔。何況護照的首頁還寫著我的出生地是盧昂，出生日期是1966年8月8日。我感覺這個日子像是一個不祥的日子，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這一天歷史上發生過什么了。

我和我的三位朋友在太子街一家小飯店里密謀了我即將出行的計劃。我將以一個名叫杰森的法國人去往中國旅行。主要目標是兩個城市：上海和天津。每個城市一周，全部行程為期半個月。上海入境，天津出境。真正的目的是找到我的家鄉，找回我的記憶，最后找到我自己。我的三位法國朋友通過他們的人道救援組織給我提供一些經費，并上網訂好來回的機票和我將要去往的那兩個中國城市的旅店。他們各自從家里拿來一些衣物，給我湊足一個旅行者必備的行裝。他們很細心很盡力，連遇到感冒流行時必用的口罩都給我準備好了。雨果把他一直沒舍得使用的新款的阿迪達斯的雙肩包也送給我了。在戴高樂機場與他們分手時，賽琳娜對我說：“無論你找到還是找不到過去，你和我們都共同擁有未來。”這話叫我原本不安的心一下子踏實下來，我的眼睛也潮濕了。

我一坐上飛機就變得十分敏感，我好像打開身上所有神經的開關，留心各種意外觸動自己記憶的各種可能的跡象。于是，我發現我對飛機沒有陌生感，我以前肯定經常坐飛機，登機、下機、進關等等，因此這一切我全都輕車熟路。只是在排隊過安檢時，一位機場的值班人員過來對我用英語說：“先生，請您到‘外國人通道’那邊排隊接受安檢入境。”他很客氣。

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不是中國人，是“外國人”。我謝謝他，去到那邊排隊安檢。在過安檢時，一位值班的年輕的女工作人員用流暢的英語問我是否第一次來上海。我說：“是。”并說，“我是杰森。”她笑一下，說：“上海歡迎你，杰森先生！”跟著“叭”地在我護照上蓋圖章，我就這樣輕易地“回國”了。原先我一直擔心這本不知從哪里搞來的護照會給我找麻煩。如果有了麻煩，我會一切都無法說清楚，而且誰都無法說清楚。我會在整個地球上都是一個解不開的謎，一個麻煩。

我出了機場立刻找一輛出租車去旅店，我發現我做這些事時竟然也十分熟練。后來一位醫生對我說，人失憶的癥狀千奇百怪，有時只是失去某一部分記憶，其他記憶卻完整地保存著。這位醫生說，他見過一位頭部受到撞擊的女病人，傷好了之后，留下的后遺癥是失憶癥，但奇怪的是她失去的只是對“文字”的記憶，竟然再也看不懂任何報紙、書籍和一切東西上的文字。現在看來，我的失憶也是一部分。我對語言、文字、生活技能和行為方式的記憶都沒問題。我失憶的只是對“我”的記憶——當然，這是最要命的記憶。你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一無所有。這樣，你天天活著將從哪里開始？去向哪里？

開出租車的司機是一個瘦子，他很愛說話，但他的英語很差勁，愈說我愈聽不明白，我便用漢語說：“你跟我說漢語沒問題，我能聽懂。”

這瘦司機聽了大叫起來：“呀呀，你的中國話說得這么棒！如果我不看你的模樣，只用耳朵聽你說話。你就是我們中國人嘛！你在哪兒學的中國話？”他一興奮，漢語里邊便開始冒出一些嘰嘰咕咕的上海地方話，我聽不懂上海話。他卻一直不停地說、不停地向我發問、不停地叫我回答。這叫我很難堪，幸好旅店并不遠，車子一停，我幾乎是從出租車里逃進旅店的。

……

全文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