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他站在那里，凝望夜空，眼前顯現著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騰空而起的壯觀景象。

烈焰，映照著他執著逐夢的青春；驚雷，化作夢想成真時的歡呼。然后，只剩下 “CZ-1” 幾個字，直沖霄漢。只一眼，就讓他心潮難平。

那是銘刻在幾代中國人腦海中的光輝記憶——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拉開了中國人探索宇宙的序幕。

他叫詹奎，曾參與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控制系統從方案論證、設計試驗到發射成功的全過程，還以最年輕的一線技術人員代表身份參加了向周恩來總理的匯報。

一

當詹奎推開七機部一院（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十二所六室的門報到時，是1965年初。那時他剛從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控制工程系畢業。不久，七機部副部長錢學森在會上宣布，“651”工程正式啟動，將要研制發射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運載火箭則命名為“長征一號”（CZ-1）。

聽到這個消息，詹奎和他的同事們歡欣鼓舞：中國運載火箭又有了發射人造衛星的新使命！滿懷著對國防事業的深厚感情，他們全身心投入到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研制工作中。

十二所負責研制火箭的中樞神經——自動控制系統。面對技術上的空白、條件上的落后，大家沒有半分猶豫或退縮，一群年輕人邊學習，邊研究，邊實驗。

關于控制系統總體方案的討論會進行過很多次。不同主張的人有時會發生激烈的討論，甚至有的言辭比較尖銳。那一次次思想的交鋒、智慧的碰撞，讓詹奎至今難忘。

七機部部長王秉璋、副部長錢學森也都參加過討論會。他們的衣著很簡樸。當時兼任空軍副司令員的王秉璋常穿一件沒有軍人標志的布軍衣。他們在會上完全是一副普通人的姿態，通常都是靜聽，從不作指示，也不下結論。不認識的人會以為他們只是年長一些的普通與會者。也正是這樣寬松的氛圍，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充分發表不同意見。

控制系統各儀器部件及電纜網樣品生產出來后，詹奎所在的十二所六室一組就開始做系統實驗。一次，一組在實驗室做系統綜合實驗，反反復復結果仍不理想。組長牟學昇說服大家堅持做下去。大家連續做了三天兩夜，終于成功。這是最困難、最疲勞的一次實驗。實驗結束時，詹奎整個人像散了架，胃痙攣惡心，吐出來的都是黃水。

生逢其時，重任在肩。那是一段艱苦而又溫暖的歲月，再苦再累，沒有人退縮。強國的夢，支撐著他們迎難而上，義無反顧，踏上邁向星空的長征路！

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有人說，中國航天人不是神卻干出了神話般的偉業，不是超人卻創造了人間奇跡，這其中靠的是擔當與奉獻。

1970年3月的一天，詹奎接到通知：帶上圖紙資料及日常生活用品，到基地開會。當他趕到時，才知道上級要他隨運送衛星和火箭的專列出發去基地。“651”工程已進入酒泉基地的試驗階段，各設計制造方代表多數已先期抵達基地。

這是一趟保密程度極高的軍運專列。除詹奎等幾名技術人員外，乘車的只有警衛班、一名軍代表和總裝車間外廠組的幾位師傅。

50多年后，回憶起兼職當炊事員的老師傅，詹奎笑著說：他做的肉末雪里蕻特別好吃。只可惜他給得少，我沒吃夠過。他還回憶起另一件事。1967年，他母親病重，花去近1200元治療費用。當時一院已歸地方編制，不再發軍裝，他也沒錢買衣服。畢業分到酒泉基地的同學徐祝來京出差時，把準備上交的七成新軍裝帶來給他接著穿，再把他已不能再穿的破舊軍裝帶回去上交。

幾天之后，列車抵達酒泉基地，由基地接管。設計制造方代表密切注視官兵執行任務時的每一個動作，不放過星箭的任何一個細微反應。詹奎先后發現了火箭第一二級的級間分離線路故障、陀螺儀飄移數據不正常這兩個問題。

陀螺儀是對制造環境要求極高、制造工藝極復雜、造價昂貴的儀器。若調錯了飄移，就會造成火箭飛行偏差，后果不堪設想。為此，時任七機部軍管會第一副主任的楊國宇在會上對詹奎進行了表揚。

“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是周總理對工程質量的要求，也是航天人堅守的信條。在“651”工程實施過程中，有些人認為應該先進行長征一號的單獨（即不搭載衛星）飛行試驗，而楊國宇堅持讓長征一號的首次飛行就放衛星。

這種精益求精、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認真嚴謹，可謂是航天人的“生命”；不畏艱苦、無私奉獻、永不言棄的奮勇拼搏，可謂是航天人的精神內核。正是如此，才成就了航天人的高貴品質和非凡業績。

詹奎的大學同學張振河被分配在基地一部，在星箭測試時任操縱員，負責在控制臺上完成各種操作，對箭上控制系統進行檢測。他的愛人王書真大學畢業分配到武漢后，也調到基地。此后數十年，夫妻倆一直工作在大漠戈壁。張振河回憶說，當時很有希望趕在日本之前放衛星。但是在前期測試過程中，首次使用的氣浮陀螺出現抖動，需要發回北京，大家都很有壓力。錢學森安慰大家：能跑到日本前面更好，跑不到前面就跑后面去嘛，最終保證成功是第一位的。

在完成水平陣地全部檢測工作、將要轉入發射場時，周總理派一架伊爾-18大型飛機來基地，接主要負責人及一線技術人員代表到北京向總理領導的中央專委匯報。負責控制系統研制的十二所副所長沈家楠，平易近人，敢于放手讓一線技術人員挑重擔。他沒有去參加這個光榮難得的工作，而是指派詹奎作為一線技術人員代表參加匯報小組。

這是詹奎81年人生記憶中引以為豪、終生難忘的精彩華章。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能夠參與如此重大又無上光榮的科研任務，并能夠當面向周總理匯報工作，這是巨大的政治榮譽和組織對本人科研技術水平的高度認可。

三

上下同欲者勝。

作為新中國邁向太空的奠基工程、戰略工程，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對“651”工程高度重視，寄予深切期盼。

1970年4月14日晚，匯報會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由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主持，參加的還有國防科委副主任羅元發，王秉璋、錢學森，酒泉基地政委栗在山等。

匯報開始后，周總理先按名單點名，并一一詢問年齡、籍貫、畢業學校。總理點完趙岳琦、任新民，第三個就點到了詹奎。與會人員中，他的年齡最小，一個月后才年滿30歲。總理又問他是哪里人，詹奎回答是安徽人。

作匯報的主要是任新民，匯報過程中涉及的具體問題，就由相關的技術人員作答。詹奎作答的是控制系統計算機可靠性問題。靜聽匯報現場的問答，他對周總理嚴謹務實的作風感受深刻。一院一部的同志提到火箭燃料中氧化劑和燃燒劑的混合比誤差數據時，總理說，誤差大了，要精益求精，叮囑他們要向當時上海完成斷指再植手術的專家陳中偉醫生學習。

在測試火箭第三級姿態控制系統時，控制姿態的噴管會突然噴氣，測試的同志怕是漏氣，將這個問題提到匯報會上來。錢學森解釋說，這是非線性控制系統工作時的正常現象。簡單一句話，明白易懂，加上他權威專家的身份，總理放心了。

匯報中，科研人員提到兩個顧慮，一是運載火箭系統燃料中有劇毒物質，盡管研制及發射過程精益求精，也對可能失敗造成的后果采取了相應措施，但技術人員仍感到壓力很大。李先念副總理聽后，給大家吃了顆“定心丸”：“掉下來無非是個大炸彈，出了問題我們負責。”

匯報一直持續到午夜12點。結束后，匯報小組一行住在招待所，等待中央的決定。16日深夜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同意了發射方案。

17日凌晨4時，匯報小組乘專機由北京返回基地。

四

匯報小組回到基地，星箭及相關工作人員即轉到發射場。

負責火箭上控制系統綜合設計的有詹奎和陳錦龍兩人在基地。不論在技術陣地還是在發射陣地，他倆都共同參與，合作很好，但也有分工：詹奎側重在技術陣地，陳錦龍側重在發射陣地。發射前，陳錦龍進了地下控制室，坐在發射操縱員的旁邊。

隨著一聲“點火”口令，地面轟鳴，自火箭尾部噴出的烈焰排山倒海，宛如火山巖漿涌動不息，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搭載著“東方紅一號”衛星升空。那一曲雷與火、光與熱的雄壯交響讓詹奎和他的同事們歡呼雀躍、激動不已。

4月24日晚，我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順利入軌，發射過程完美！“東方紅一號”衛星在大小、體重、性能等方面均大大超過蘇聯和美國的第一顆衛星。

“東方紅一號”的發射，讓中國人自此叩開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門，更為后人創造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兩彈一星”精神，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優秀文化基因。

在1970年4月之前，中國衛星數量為零，而截至2019年，我國已經發射各類航天器500多個，在軌運行的超過300個。1999年9月18日，程開甲院士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時，他說：“寫在立功受獎光榮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數人，而我們核試驗事業的光榮屬于所有參加者。因為我們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萬人共同創造，我們的每一個成果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時至今日，一代代航天人仍堅持用行動傳達這樣的理念：人生愛國第一，齊心合力開拓宏圖偉業；人生奉獻為上，人人付出成就功勛偉業；人生品格為要，高貴品行迸發光芒萬丈。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長征一號的尾焰已消逝在湛藍長空，那耀眼的光芒卻匯入“兩彈一星”精神譜系，滋養著一代代有理想、有擔當的青年。

萬里長征，自有后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