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少數民族文藝的發展。黨早期的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沈澤民、鄧中夏、瞿秋白等對文藝與革命的關系都有論述。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中，明確將文藝納入宣傳的范疇，充分發揮文藝在宣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1929年《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在強調紅軍宣傳工作重要性的同時，特別指出了“革命歌謠”的重要性，從而促進了紅色文藝的發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維埃劇團、工農劇社等文藝社團，成為宣傳革命思想、發動群眾、鼓舞士氣的重要陣地。抗日戰爭時期，在內蒙古、新疆、寧夏、吉林等地，在黨的領導下，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的紅色文藝，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革命文藝實踐全面展開，少數民族文藝也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很多少數民族第一代作家都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在黨的培養下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關心、重視和大力扶持下，少數民族文學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升了中國多民族文學的整體發展水平。

早在1949年《人民文學》在“發刊詞”中就特別強調要“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文學運動，使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與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形式相結合，各民族間互相交流經驗，以促進新中國文學的多方面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黨把發展少數民族文學事業，作為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體現，出臺了若干扶持少數民族文學的政策，少數民族文學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獲得了較快發展。

1953年《中國作家協會章程》明確把發展各少數民族的文學事業，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任務之一。1956年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決議》中，又進一步指出，“發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學事業，以豐富和繁榮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學”。1958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啟動了“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的壯舉”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程，各民族文學傳統和文學歷史受到了高度重視。

正因如此，瑪拉沁夫、李喬、陸地、楊蘇、祖農·哈迪爾、饒階巴桑、克里木·霍加、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包玉堂、毛依罕、琶杰、韋其麟、康朗英、康朗甩等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和民間藝人茁壯成長，《茫茫的草原》《歡笑的金沙江》《鍛煉》《沒有織完的統裙》《百鳥衣》等一大批優秀作品脫穎而出。1960年，少數民族詩歌選集《我握著毛主席的手》，收錄了1949年至1959年間來自16個民族的28位作者的177首詩，展現了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成就。正如該選集的“出版前言”所說：“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十年來，各兄弟民族的文學由于民族得到了解放，由于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文藝方針的照耀，都獲得了新的生命，在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和繁榮的宏偉局面。”

黨和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學取得的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1953年，周揚在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上稱贊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出現了“新的少數民族的作者”，“他們以國內各民族兄弟友愛的精神，真實地描寫了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的新光景，創造了少數民族人民中先進分子的形象，他們的作品標志著國內各少數民族文學的新的發展”。1960年，老舍在《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總結道：“我國各少數民族中都出現了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在加強民族團結上，在提高人民政治覺悟與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上，在促進各民族文化的繁榮上，這些新文學也都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構建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的時代語境中，黨和國家積極創造條件，加快發展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學從而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民族文學》的創刊，使少數民族文學有了自己的國家級發表和交流平臺；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設立，使少數民族文學有了自己的國家級獎項；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制度化，使少數民族文學和各民族作家有了總結和交流創作經驗、明確創作方向的體制和機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的成立，使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有了國家級研究機構；各高校少數民族文學專業的設置，開創了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和人才培養的新格局。

各民族作家把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發展民族經濟，促進民族的團結，維護祖國的統一，作為文學創作的重大主題和神圣職責，愛國主義、民族團結成為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旋律。

益希卓瑪、高深、霍達、烏熱爾圖、扎西達娃等一大批作家杰出的文學書寫，深刻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生活發生的又一次歷史性巨變。各民族美美與共的生活圖景和對改革開放大潮的積極參與和回應，成為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潮。對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取得的成就和特征，翟泰豐曾在《迎接少數民族文學大發展大繁榮的新世紀——在全國第三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行了高度總結和概括，“弘揚愛國主義、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謳歌時代前進”，“始終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旋律”。少數民族文學在新時期的新發展，“增強了我國多民族文學的互補特色，增強了社會主義祖國民族大家庭的整體意識，體現了各民族相敬相愛、相互依存、互相吸收、共同發展的親密關系”。因此，“各民族文學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文學繁榮興旺的重要標志”。

進入新世紀，黨對少數民族文學又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一方面，黨和政府對繁榮少數民族文學高度重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物質保障。各族人民共同團結進步、各地區共同繁榮發展的偉大實踐，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源泉；另一方面，少數民族作家們緊貼時代脈搏，真實描繪少數民族地區發生的巨大變化，生動地反映了少數民族群眾的現實生活和精神風貌，反映了新形勢下人民群眾的生活觀念和思想情感。少數民族作家深入挖掘本民族文化資源，大力弘揚優秀傳統，熱情謳歌在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中平等團結、共同發展的情誼，創作了一大批思想性藝術性俱佳、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充滿愛國情感、深受各族人民喜愛的優秀作品。

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少數民族作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以文學書寫積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首先，人口較少民族文學飛速發展，較好地體現了中國多民族文學共同創造、共同發展的特征。《民族文學》多次舉辦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筆會，開辟人口較少民族文學專欄。內蒙古連續舉辦20屆“三少民族”文學筆會。“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也向人口較少民族文學傾斜。28個人口較少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

其次，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等，從政策、體制、機制三個方面，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和少數民族文學經典傳播，提供了全面保障。不同年齡段都涌現出了優秀的作家，這支創作隊伍可謂“四世同堂”。

第三，反映各族人民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風貌，表達各族人民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共同心愿，體現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展現各民族文學交流互補、共同繁榮的氣象，成為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旋律。

第四，以《格薩（斯）爾》《江格爾》《瑪納斯》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重大進展。一批少數民族史詩研究的標識性學者和標志性成果產生了世界性影響，為擴大中國學術話語的影響力和傳播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作出了突出貢獻。

第五，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與批評順應時代要求，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論壇”等一系列論壇中，少數民族理論批評界圍繞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民族政策與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母語文學創作、文學創作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學術問題展開討論。《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文學共和》《多民族國家的文化與文學》等一系列成果，以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觀，鮮明的多民族文學共同發展的理念，強調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為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創設的制度環境，客觀分析和總結了少數民族文學事業與國家發展互相依存的關系，深入討論了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國家知識屬性以及培養各民族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認同功能等宏觀理論問題。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少數民族文學承擔著更加神圣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少數民族作家要時刻把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牢記在心”，在時代精神和現代意識映照下光大民族文化傳統，準確地表達民族生活和民族經驗的新變化，創作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氣象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