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中國出現和享用留聲機最早的城市。年代老電影常有這樣溫馨的場景：那些摩登家庭的成員聚在一起，非常享受地聽著從留聲機傳出的美妙音樂或絲弦皮黃，臉上寫滿發自內心的愜意與歡愉。”當我以這樣的開篇在上海社科聯6樓大會議室作大會發言時，百余名代表中已有不少人投來疑惑不解的目光──難道這也算第三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上海”學術研討會的論文？

不過，接下來我講述的天津往事又很快引起全場關注：“誰能想象，近一個世紀前的天津，居然會有當時最為獨特的留聲機故事：1924年秋，天津裕元紗廠平民學校，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和農工部副部長，兩位20多歲的共產黨員，正在為工人們輕輕搖動留聲機的上弦手柄，唱片發出的竟是孫中山先生那帶有粵語口音的演講。傳播媒體的新奇在工友中不脛而走，以此為突破口加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力度與廣度，很快，就以這批工人為基礎，發展了共產黨員，建立了基層支部。1925年5月，這臺留聲機又來到如今已成為雄安新區一部分的容城縣，身兼國民黨一大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黨直隸省臨時黨部負責人的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將它擺放到白龍村小學和東牛村小學，為農民兄弟播放孫中山先生講解《建國方略》的錄音。時尚媒體入農家，革命道理喚農民，中共容城特別支部隨即建立。這些歷史細節中年輕的共產黨人，正是五四運動中的骨干力量──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天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的成立，正是佐證這一論述的典型案例。”

這次學術研討會是2019年6月下旬在上海召開的，筆者能有機會在上海講述天津的紅色故事，只因研討會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上海”的主題之外，又增加了“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一議題。

之所以要寫《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以天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中共天津地委的成立為例》這篇論文，除作為于方舟烈士后代應自覺講述紅色故事的責任使然，還因社會學專業課學習中，曾見美國社會學家魯思·華萊士和英國社會學家艾莉森·沃爾夫在《當代社會理論》一書中有這樣表述：“馬克思的理論是強大的，他告訴人們怎樣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組織。但是，有的批評家質疑：一個階級中的成員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希望集體行動的愿望有多大？階級斗爭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形成為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這樣的質疑當為世紀之問了，早在1848年，一個半世紀之前，《共產黨宣言》就曾開門見山地描述過這樣的質疑與圍剿，此后的詰難又何曾有過哪怕短促的停歇與減弱？

那么，中國共產黨──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在社會中形成的一個組織，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共同的利益即共同的奮斗目標？他們希望集體行動的愿望即理想與信念有多大？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形成為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正是帶著這樣的思考，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筆者向前述研討會提交了論文。沒有想到，不僅有幸受邀參會，還作為16名大會交流者之一作了發言，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講了三個天津故事。

首先是五四運動中受李大釗親自指導的天津學聯評議部部長張太雷和兩個愛國進步團體的故事。1919年，風云激蕩的年代。9月，就在“覺悟社”和“新生社”成立的當月，張太雷奉命赴京到李大釗身邊工作；同時，為聲援山東愛國斗爭，天津兩團體派員共赴北京。10月1日與七省市代表在新華門請愿時遭捕。是夜，覺悟社的郭隆真和新生社的王桐華共拘一室即“警廳女特別室”。關鍵時刻，周恩來率天津學生前往北京增援，于方舟鎮守天津與之遙相呼應。13日《益世報》發布周恩來起草的《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學校學生短期停課宣言》，罷課6天，聲勢強大，北京政府終于被迫釋放了各地被捕代表。繼而如《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第一卷）》所述：“在覺悟社、新生社的帶動下，1919年12月10日，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學生組成了新的學生聯合會。”以救國圖存的五四運動為肇端，天津一大批愛國青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就是他們在最大程度上擁有的共同利益，為了這個共同的奮斗目標，張太雷、馬駿、郭隆真、于方舟、安幸生、陳鏡湖、盧紹亭、辛璞田等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周恩來、鄧穎超則為之艱苦卓絕地奮斗了一生。他們或以壯烈犧牲，或以鞠躬盡瘁回答了社會學家“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共同利益”的質疑。

第二個是天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故事。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并被中國的先進分子所選擇。正如《李大釗傳》載：“大釗同志還于1920年夏秋之間幫助天津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發行了會刊。這時，周恩來同志等已決定去法國勤工儉學。在周恩來同志走后，大釗同志與于方舟同志等繼續保持聯系。這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是后來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前身，它從大釗同志那里接受經常的指導，對天津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起過重要的作用。”天津五四運動的骨干周恩來、張太雷、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安體誠、王貞儒、于樹德，以及于方舟等7名新生社成員，全部信仰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力回答了“希望集體行動的愿望有多大”的質疑。

第三個故事，是天津地方黨組織的建立。1924年9月，隨著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的正式成立，工運、農運、學運、婦運全面展開，也就出現了我在開篇講的那個留聲機的故事。

這些故事雖然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幾朵浪花,但卻可以折射出天津先進知識分子從愛國青年到共產黨人的成長過程，折射著從五四運動到中共早期組織建立的壯闊歷程。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中國改天換地的變化，不正是社會學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形成為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世紀之問的最好回答嗎？有趣的是，建黨100周年之際，又有國外社會學家認為如今中國的成功反而是在“對一種重要的社會學假設提出質疑”，這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教授于爾根·格哈茨2021年1月13日在《法蘭克福匯報》撰文指出的，“長期以來，社會學家們一直認為，由個人自決、民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福利國家等要素組成的自由社會模式是實現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理想之路。然而，中國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即使沒有西方民主，在共產黨領導下，也可以實現社會公民所珍視的中心目標。”從社會學家世紀之問的質疑，到質疑社會學家的一個假設，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成功，質疑的對象似乎正發生著引人深思的置換……

（作者系于方舟烈士曾外孫女，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