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黨史不僅僅是已經過去的革命史，黨史正在進行當中。我們的創作要和當下社會發展，黨的引領下的歷史和時代，以及和世界的關系密切關聯，呈現新的黨的歷史，呈現具有世界意義的、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記者：從十年前出版的《忠誠與背叛》，到去年出版的《革命者》，再到今年四月推出的《雨花臺》，這一系列寫作是有計劃的嗎？

何建明：其實沒有計劃?！吨艺\與背叛》2011年出版，當時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寫這本書的起因是我在重慶參觀紅巖紀念館，發現小說《紅巖》里寫的和現實中的真人真事并不完全一樣。特別是看到當時誕生在黑牢里的“獄中八條”，也就是羅廣斌在重慶解放后憑借記憶整理出同志們在獄中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寫成的《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深受震撼，今天看來，“獄中八條”對黨的建設和黨員修養等方面仍有非常重要的警鑒意義。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紅巖”的故事里體現出人性和黨性的復雜性，并不是我們想得那么簡單，要把它真實地呈現出來。

我寫這部作品的時候，重點要探討的是“忠誠”問題，忠誠無價，出賣了忠誠，必然走上歧途。只有絕對忠誠，才能永葆堅定的政治定力，在任何誘惑和考驗下站穩腳跟，把正方向，永葆本色。這是文學的啟示，也是歷史的真實。

記者：那么《革命者》和《雨花臺》呢？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海和南京可以說是斗爭最復雜和激烈的地方。

何建明：《忠誠與背叛》出版后，社會反響強烈。我是江蘇人，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南京的雨花臺，它擁有的紅色資源豐富程度，遠遠超過很多地方，是文學創作的巨大寶庫。2014年，我去雨花臺采訪，第一天到那兒，就準備去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惲代英就義的地方，結果半途遇到時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他建議我去寫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那一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以立法形式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于是我轉而去寫了《南京大屠殺》。

2014年春天開始，我踏訪多地追尋早年共產黨人的活動足跡，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是這段追尋的開始，在中國革命歷史中，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和早期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因其地位特殊、意義重大，犧牲的革命者難以計數，當我看到那些革命者留下的日記、書信等珍貴史料時，常常感動得不能自已?！陡锩摺肪褪窃谶@樣的情緒推動下寫成的。

但是雨花臺一直留在我心底。最開始觸動我的是丁香烈士的故事，她的經歷讓我想起了母親家族一段充滿傷痛的往事，在我心里，這位22歲就犧牲在雨花臺的年輕女性就像一個遠去了的親人，似乎與我生命中的一分子基因有關。我先把這個故事寫成了紀實體散文《雨花臺的那片丁香……》，在《人民日報》發表，引發許多關注。2020年初，我全身心投入《雨花臺》的創作中，終于使得這部長篇小說在今年世界讀書日前夕面世，向建黨百年獻禮。

回頭看這幾部作品，如果重慶的斗爭用“復雜”來形容，而上海和南京的斗爭可謂慘烈，如今上海到南京的高鐵只要一小時，但在中國共產黨剛誕生的1920至1930年代，從上海邁入南京，對于中共黨員來說就是跨越生死之門，也正是在這種殘酷的考驗之下，愈見共產黨人敢于犧牲的精神，和他們身上信念的光芒。所以我一直說，上海的革命史是最寶貴的，完全不亞于戰場上的革命史。

記者：報告文學寫作強調先期的采訪和材料的收集，你在追尋早年共產黨人的活動足跡的過程中有什么獨特的發現嗎？

何建明：收集資料、采訪這都是作家的基本功，最關鍵的是我對這些材料的理解和感覺。我選擇書寫的人物不是首先看他的重要性，而是看這個人物身上有沒有打動我、讓我感興趣的部分，打動我的人和事，也能打動讀者。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中有多少精彩、動人的故事啊，當你走近這段歷史，會發現這是個取之不盡的文學富礦。

2017年走訪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時，我特別注意到了陳獨秀和陳延年、陳喬年父子。今年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讓這兩兄弟為大眾所熟知，可當時他們只是難以計數的犧牲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和革命者中的一分子。但他們的故事讓我感動，這是兩個多么優秀的青年，一年內先后為革命捐軀，他們身上真正體現了革命者前赴后繼、不畏犧牲的精神。

《雨花臺》里寫到一個被捕的少年，敵人問：才十七八歲，不后悔嗎？他昂首挺胸地回答：殺一千次都不后悔！可轉頭，他對獄友說：現在死了有點可惜，我還沒有談過戀愛呢！寫《忠誠與背叛》的時候，我用了很大篇幅去敘述這些革命者在犧牲前做些什么，我發現有很多人都在寫詩，用詩歌來抒發自己的信仰，歌頌光明，鞭撻黑暗。這些都是很震動我的細節。

當你面對一個人、一件事，所有的材料都在那里，關鍵在于如何抓住一閃而過的感覺，把它敘述好，去完成它，實現文學的理想——把真實的東西呈現為藝術化，使得真實更精彩。報告文學的難度就在這里，它必須是真實的，但是要寫得活。

《革命者》里，我用黃炎培和他的兒子黃競武的故事作為開篇。我在看材料時發現，1949年10月1日正是黃炎培的生日，當時我激動得都快跳起來了。你想，一個老人，一生追隨孫中山革命，沒有成功，但最后他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71歲生日那天，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著新中國的誕生，多么有意義?？墒蔷驮谒膫€月前，他的次子黃競武的遺骸在上海原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監獄所在地被發現，在上海即將解放的前夕，黃競武為了保護屬于人民的財產，慘遭殺害。我想象當時黃炎培的心情，一方面是改天換地喜的極致，另一方面是痛失愛子的極度悲傷，這樣的解讀完全是文學的解讀，所以這個故事我是按照小說的方式來敘述的。

在《雨花臺》里，我寫到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鄧中夏，我抓住了他人生中的三個階段：第一個是五四前后的他，天之驕子，意氣風發，“偶像”級別的人物；第二個是他為中共一大的召開忙碌奔波，雖然因為工作需要沒有成為一大代表，但他實際上擔任了中共一大會議秘書長的職責；第三個是他被捕后，視死如歸，第二天要上刑場，前一天還在給獄友上黨課。革命者的事跡不是單向和獨立的，他們的血跡與足跡是融入歷史洪流的，我的書寫就是盡可能讓人物跟歷史風云走，讓人物的精神隨信仰而行，我在這些方面下功夫。

記者：我注意到你的寫作有很強的主體性，敘述者“我”常常會出現在字里行間。

何建明：是的，這是我寫作的基本觀點，我的愛、我的恨都在我的作品里，這可能也是我的性格所致，在寫作中一定要把自己放進去，我思考的問題，也同樣是讀者會思考的，我要帶給讀者同樣的情緒，把作家的現場感和直接情感融入文學中，這是對敘述對象的敬畏和親近感，對讀者來說，也是一種導讀。毫不夸張地說，我寫作寫到激動的時候會抽筋，高興的時候得意飛揚，痛苦的時候想跳樓，看到感人的人和事時真的會流淚。

記者：在你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里，反思性和批判性常常是評論家和讀者談論你作品時提到的關鍵詞。

何建明：其實在我看來，反思性、批判性與歌頌性并不是矛盾的兩極，真正好的作品不在于批判還是歌頌，而在于是否把故事講好了，是否能打動讀者，讓他們的靈魂感到震撼，受到教育。但我從來沒有放棄過批判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寫革命者就是為了批判不革命者。我常常會打一個比方，不同的題材以不同方式處理，就好像我們有時是以太陽的光芒照亮月亮冰冷的部分，有時是用月亮的寂寞感、冷卻感來反觀太陽的光線是不是太刺眼。

記者：這幾部作品推出之后，社會反響非常強烈。

何建明：這幾年，我去很多地方講黨課，有些故事說出來后，臺下的聽眾都會流淚，我想，這可能就是文學的魅力，把典型形象通過文學性的敘述呈現出來，這是黨史寫作一個特別重要的部分。

《忠誠與背叛》寫完后，我在想，黨史的寫法是可以探索的。一部《紅巖》，盡管作家用了小說手法，有些人物和情節并不完全與真實的歷史相符，但他完成了對黨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信念的凸顯，太教育人了，以至于很多人把它當成了真實的歷史，由此可見文學的力量。

以前的很多黨史寫作是從文本到文本，可讀性不強。而我在寫的時候，首先確保材料都是真實的、有出處的，然后用文學的手法把它敘述出來，效果很好。所以我提出，要讓黨史和革命史“立”起來、“活”起來，抵達人們的情感世界和靈魂深處，這樣才能實現“以史為鑒”“以史正人”和“以史育心”的目的。這樣的歷史才是鮮活的，有教育意義的。從我的這幾部作品的反響來看，黨史寫作的功效和魅力并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淡化，這是讓我很欣慰的。

記者：在《革命者》和《雨花臺》中，我們發現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和革命者中，來自江南的人士特別多，這是不是與江南文化中的某些特性有關？

何建明：確實，當時的江南經濟發達、文化昌盛，也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先行地區，各種思潮激蕩之處，江南地區的知識分子善于思考，善于創新，他們有自覺意識，有思考問題的意識，要走出一條路，紅色文化在這個地區醞釀、發展，是歷史的必然。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江南，這塊土地、環境確實適合知識分子革命，救國，實現自己完美的人生。

記者：在《雨花臺》之后，你是否還有計劃進行黨史的寫作？

何建明：我們要認識到，黨史不僅僅是已經過去的革命史，黨史正在進行當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這些年書寫過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以及上海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現，也可以說是“新的黨史”。我們的創作要和當下社會發展，黨的引領下的歷史和時代，以及和世界的關系密切關聯，呈現新的黨的歷史，呈現具有世界意義的、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這是我們現在和今后繼續寫黨史的意義，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呈現文學的價值。

記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近年來對于城市題材的關注，也可以視為一種新的黨史寫作。

何建明：可以這么說。我一直認為，中國作家對農村社會的書寫非常成功，但是對當下的和未來的城市認識不夠。寫完《浦東史詩》之后，我意識到，上海是一個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城市，它有革命的意義，有改革開放的意義，有從老城市到新城市的意義，也有從中國城市到世界城市的意義。我有一個判斷，對城市題材的書寫必定是21世紀中國文學的另一個高峰?，F在的世界變化得太快，過三五年就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我們對文學觀念也要調整，作家不能等著生活，有些事一閃而過，要抓住當下的生活，最觸動你感情的生活，把自己融入環境中，完成對世界的書寫，順勢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