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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以色列是個多民族國家，既以猶太人為主體，又同時擁有百余萬阿拉伯人和大量來自歐洲、中東、北非、俄羅斯等多個國家與區域的移民，擁有不同的文化傳承與文學遺產，在文學創作上也表現出強烈的多語種屬性與跨文化特征。尤其在全球化已成定式的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些特征體現得更為突出。本文嘗試從主流文學、阿拉伯作家和俄羅斯移民作家的創作，來審視這些特征。

關鍵詞 以色列文學 多語種 跨文化

以色列雖是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國家，但擁有一百多萬阿拉伯人、一百多萬俄羅斯移民以及來自歐美、中東、北非等多個國家和區域的移民，擁有不同的文化傳承與文學遺產，在文學創作上也表現為強烈的多語種屬性與跨文化特征。尤其在全球化已成定勢的21世紀，這些特征體現得更為突出，主要可以概括為：首先，作家隊伍的多元構成。新世紀的以色列作家既包括猶太作家，也包括阿拉伯裔作家；既包括本土以色列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創作語言并不單一，而是呈現出希伯來語（主體語言）和其他族裔語言（阿拉伯語、俄語等）并存的態勢；其文學內容既反映了對以色列或猶太身份的尋找與構建，又表現出各種文化與文明的沖突，包括移民文化與本土以色列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等。其次，以色列文學本體再度發生變革。如果說19世紀末期與20世紀初期希伯來文學中心幾經輾轉，從歐洲轉移到巴勒斯坦，在那里生根，發展與繁榮，為現代猶太民族國家的構建推波助瀾；那么到了21世紀的文化全球化時代，以色列人身份似乎已不再局限于單一的以色列人身份，或單一的希伯來人身份。相反，他們有機會將自己塑造為世界公民，借助背包文化、互聯網以及各種高科技手段到世界各地旅行，在多種文化混合體中尋求生存，重新建構了以色列的現實。以色列文學不再單純闡釋或批判以猶太復國主義為核心的現代猶太國家建構理念，而是在重新審視以色列國家的形成，并在延續猶太復國主義傳統的基礎上重新選擇意象、母題、敘事類型，以及一度被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排除在外的反文化現象，在主體文化基礎之外發展更為豐富的亞文化體系，從而形成對以色列身份的重新認知，且改寫了文學與文化邊界。

一、希伯來主流文學建構的坍塌與重建

以色列建國以來，其主流文學當然是用希伯來語創作、主要出自猶太作家之手的文學。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可以說是以色列文學遭受重創的十年。期間，十余位不同時代希伯來語猶太作家的領軍人物離開人世。他們當中，既有享有世界聲譽的阿摩司·奧茲（Amos Oz，1939—2018）、阿哈龍·阿佩費爾德（Aharon Appefeld，1932—2018）；第一代、第二代本土以色列作家和詩人的杰出代表阿哈龍·麥吉德（Aharon Megged，1920—2016）、海伊姆·古里（Haim Gouri，1923—2018）、納坦·扎赫（Nathan Zach，1930—2020）、哈諾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1926—2016）、約書亞·卡納茲（Yehoshua Kanaz，1937—2020）、約拉姆·卡尼尤克（Yoram Kaniuk，1930—2013）、伊扎克·奧帕斯（Yizhak Orpas，1921—2015）、阿瑪利亞·卡哈納-卡蒙（Amalia Kahana-Carmon，1926—2019）；也有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優秀中青年作家娜娃·塞梅爾（Nava Semel，1954—2017）、羅妮特·瑪塔龍（Ronit Matalon，1959—2017），乃至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阿米爾·古特弗倫德（Amir Gutfreund，1963—2015）。這些作家分別就希伯來文學中的某一特定主題，如猶太復國主義敘事、新型猶太人敘事、大屠殺敘事、東方猶太人敘事、女性敘事以及希伯來詩歌的革新與探索做出過重要貢獻，擁有不同程度的世界影響。他們的離去，標志著以色列建國以來當代希伯來文學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的解體。當然，他們當中有人因年事已高，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不再有新作問世，但多數人仍然筆耕不輟。

（阿摩司·奧茲和阿哈龍·阿佩費爾德，圖片源自Yandex）

舉例來說，自伊茲哈爾（S. Yizhar）和沙米爾（M. Shamir）在2004年去世后，麥吉德（Aharon Megged）成為第一代本土以色列作家的象征性標志，他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視角多集中在以色列社會的猶太人與同根系在這片土地的阿拉伯人之間的沖突，通過審視個體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與糾葛來反映廣闊的社會狀況和國家變遷。同多數當代希伯來本土作家一樣，麥吉德也十分關注“新猶太人”，即“本土人”的命運；不同的是，他經常運用犀利的筆鋒和強烈的諷刺手法，表達猶太人的睿智、人道與理想主義。他一生共有四十多部作品問世。創作于新世紀的《欲望之墓》（2013）標題取自《圣經·民數記》“貪欲之人的墳墓”，以優雅、睿智、善解人意的筆法探索愛情、家庭、救贖等問題。主人公喬納森對妻子懷有銘心刻骨的愛，但一直懷疑妻子曾背叛自己，他對妻子的渴望一再被對死亡的渴望所取代，引領讀者去思考人生的意義。

阿佩費爾德和奧茲是第二代以色列希伯來語作家，或稱“新浪潮作家”的杰出代表。作為國際知名的大屠殺幸存者作家，阿佩費爾德在21世紀依舊勤于筆耕，創作了《強大的水域》（2011）、《直至悲傷邊緣》（2012）、《我的父母》（2013）、《來自另一世界的女孩》（2013）、《令人驚奇的明朗日子》（2014）、《漫長的夏夜》（2015）、《震驚》（2017）等多部長篇小說和兒童文學作品，多數作品仍然承載著作家身為大屠殺幸存者的記憶。與以往不同的是，《來自另一世界的女孩》等作品已經將人物背景置于戰時，這在慣于將創作背景置于戰前與戰后的阿佩費爾德來說堪稱一個突破。

21世紀第二個十年，希伯來語文壇也表現出了作家間的代際交疊。這不僅意味著在亞·巴·耶霍書亞、大衛·格羅斯曼、梅厄·沙萊夫、埃德加·凱里特、奧莉·卡斯特爾-布魯姆、茨魯婭·沙萊夫、艾希科爾·內沃、利亞·愛尼、伊沙伊·薩里德等在以色列和國際富有影響，并或多或少譯介到中國的作家之外，還活躍著時至目前鮮為中國讀者關注的一些新面孔，比如西蒙·阿達夫（Simon Adaf）、薩米·貝爾杜戈（Sami Berdugo）、西拉·布魯姆（Hila Blum）和米哈爾·本-納夫塔利（Michael Ben-Naftali）、蓋伊·阿德等（Guy Ad）等。這些新作家，無論在作品體裁、種族、性別或宗教信仰上存在多少差異，但擁有共同的核心關切。其共同特征是具有跨文化身份，作品不再屬于一種單一的民族文學文化范式。在形式上，許多作家不再創作1990年代風行一時的中篇小說，而是致力于詩歌和長篇寫實主義小說創作；而一些女作家不再創作浪漫歷史小說（這一體裁在1990年代為許多女作家所追捧），而是致力于創作短篇小說，反映女性身份和女性權利，以及處于雙重邊緣地位的少數民族女性身份。他們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以色列社會與政治的聲音，盡管有的作家如阿德尚未得到應有的認知。

西蒙·阿達夫雖于1972年出生在以色列，但父母來自摩洛哥。他不僅是位富有天賦的小說家，而且是優秀的詩人和音樂家，是新一代東方猶太作家的杰出代表。近年來曾發表《莫克斯，諾克斯》（2011），《地下城市》（2012）（與《嚴霜》并稱為“朱迪亞玫瑰”三部曲），《結婚禮物》（2014），《偵探的怨聲》等五部長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2012年因長篇小說《莫克斯，諾克斯》獲以色列最高文學獎——薩皮爾獎。其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多種文字，被評論界稱作當今以色列最具創造力、最出色、最富挑戰性的作家之一。《莫克斯，諾克斯》這部作品中交織著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以色列南方小鎮一個男孩暑假到基布茲工廠的工作體驗，另一條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與一個老女人之間的情感糾葛。小說將世俗與宗教、邊陲地區與中心地帶、可靠嚴謹與虛假放蕩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標志著其創作的一個高峰。

米哈爾·本-納夫塔利1963年生于特拉維夫，身兼作家、翻譯和編輯等職，曾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學習歷史和哲學，并獲牛津大學當代法國哲學博士學位。他曾在以色列和海外出版了論文集、回憶錄、小說和文論，且將德里達、克里斯蒂娃、布雷頓、茨維塔耶娃等人的作品翻譯成希伯來語。近年來發表回憶錄《精神》（2012）、長篇小說《老師》（2015）和中篇小說集《火之裝扮》（2019）。《老師》獲2016年薩皮爾獎和2019年意大利Adei Wizo獎。小說主人公艾爾莎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英語老師，但她一直與人疏遠，對學生來說她就是個謎。三十年后，小說敘述人（她的學生）決定揭開艾爾莎的身世之謎，為她創作了一部具有虛構色彩的傳記，描述了她在匈牙利的童年、前往巴黎的旅程、婚姻、德國入侵匈牙利后的經歷、被帶到備受爭議的“救援火車”上，先是到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然后去往瑞士，以及抵達以色列后如何保持沉默，不留痕跡的經歷。小說落腳點其實還是以色列依然無法擺脫的大屠殺記憶與忘卻之間的糾葛。作家向讀者昭示，幸存者即使肉體能夠在大屠殺中生存，但精神已經垮掉。小說雖不是一部經典的大屠殺小說，但勇于承擔容易被遺忘的話題，表現出深受創傷的邊緣人的境遇。

薩米·貝爾杜戈出生于1970年，曾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學習比較文學和歷史，曾獲伯恩斯坦獎（2003）、以色列總理獎（2005）和紐曼獎（2007）等。他所創作的旅行文學以其觀察力和所指出的問題獨特而引人入勝。在21世紀，他發表了短篇小說集《世紀最后一個孩子》、長篇小說《土地上正在進行的故事》（2014）和《因為蓋伊》（2017）。《土地上正在進行的故事》入圍2015年薩皮爾獎，獲2016年庫格爾獎。小說主人公馬塞爾時年四十八歲，仍不知如何應對生活。他獨自住在臨時住所，與父親和姐姐（姐姐獨自撫養他六歲的兒子）疏遠。他從以色列北部出發向南旅行，去往一向被希伯來文學忽略的支線場所。其充滿獨創性的語言組合令人驚奇，且創造出了以色列文學中獨一無二的理論語言。他的長篇小說《因為蓋伊》（2017）復沓了游子還鄉模式，語言別具一格，復活了希伯來語中已經丟失的一些維度，被評論界稱為“最偉大的希伯來文學作品”之一。

除以上活躍的年輕作家，傳記小說、偵探小說、女性主義小說、科幻小說、準歷史小說等等文學樣式在21世紀以色列文學中都頗為流行。種種現象表明，以色列文學已進入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

提到傳記，不能不提奧茲。奧茲是繼阿格農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希伯來語作家。其長篇自傳體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2002）一向被視為新世紀希伯來文學經典。他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創作的短篇小說集《朋友之間》（2012），回歸他生存多年、記載他愛與黑暗故事的基布茲；而長篇小說《背叛者》（2014）則入圍2017年國際曼布克獎短名單，最后惜敗大衛·格羅斯曼。奧茲2018年12月去世后，世界各地為他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而紀念熱度剛剛減退，曾在特拉維夫開放大學任教的努里特·戈爾茨教授便在2020年冬季發表了奧茲傳記《在時光的流逝中失去了什么》，揭示了幼年喪母給奧茲人生所留下的創傷黑洞，并指出多年來他一直試圖通過愛來填充這一黑洞。奧茲遺孀尼莉也在撰寫《我的阿摩司》，追憶他們的共同生活。最近，奧茲次女、兒童文學作家佳莉婭·奧茲在其出版的傳記《佯裝為愛》（2021）中爆料奧茲在她年幼時對她毆打謾罵，在以色列和歐美引起軒然大波，其轟動效應堪稱“名副其實的文化地震”。本-古里安大學教授施瓦茨從文學批評角度稱佳莉婭的傳記是一部精心設計的傳奇劇，把家庭事務轉變為公共事件。

當代希伯來語詩歌創作也呈現出新思潮。一些詩人試圖追尋有意義的詩歌新路，與時下主流詩歌拉開距離。他們不再像納坦·扎赫一代詩人那樣反映國族體驗，而是試圖向阿爾特曼（Nathan Alterman）和格爾德伯格（Leah Goldberg）一代的詩歌傳統回歸，開始講究詩歌節奏與韻律。多麗·曼諾爾（Dori Manor，1971—）創辦的詩歌刊物《嗨》（Ho）便帶有強烈的實驗色彩，引起熱議。評論家赫施菲爾德（Ariel Hirschfield）稱這種回歸是個時代錯誤，這類詩歌矯揉造作，缺少領悟。而沙米爾（Ziva Shamir）教授卻持有異議，他認為曼諾爾試圖恢復詩歌的高貴地位，證明并非人人都可被稱作“詩人”。

曼諾爾是一位國際化的希伯來語詩人和學者，1993年創辦文學團體“Ev”，主張在古典與現代希伯來語之間尋找新的詩意交匯。曼諾爾已出版四部詩集，最新一部發表于2019年，繼續其開拓性嘗試，通過書寫愛、家庭與分離而進行大膽深入的靈魂探索，堪稱復雜的詩體自傳。曼諾爾曾獲以色列總理獎（2007）、車爾尼喬夫斯基翻譯獎（2008）、文化部文學編輯獎（2011）和耶胡達·阿米亥獎（2015）等。

二、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作家指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血統作家，他們多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人的后裔。這批作家的身份比較模糊，既被稱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又被稱作“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本文沿用國內學界慣例，將其稱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國早期，這些作家多用阿拉伯語進行創作，少數用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雙語創作。1960年代，以色列阿拉伯文學趨于成熟，當時的兩個代表人物為埃米爾·哈比比（Emile Habibi）和馬哈茂德·達維什（Mahmoud Darwish）。哈比比一直居住在以色列，并成為國會議員，1972年從議會辭職后專注于小說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悲觀主義者賽義德的秘密生活》被視為現代阿拉伯文學的經典之作。1990年哈比比獲巴解組織頒發的圣城獎，1992年獲以色列阿拉伯文學獎，其接受阿以兩個民族共存的態度備受爭議。達維什雖然在1971年移居到貝魯特，但與哈比比同樣被視為重要的巴勒斯坦-以色列作家，或者以色列阿拉伯作家。20世紀70年代，新一代阿拉伯語作家包括艾哈邁德·侯賽因（Ahmad Hussain）、馬哈茂德·納法（Muhammad Naffa）和薩爾曼·納圖爾（Salman Natur）等。

（埃米爾·哈比比和馬哈茂德·達維什，圖片源自Yandex）

在以色列選擇用阿拉伯語進行創作，首先表明作家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具有強烈認同，其次是因為他們均在以色列學校接受教育，因而對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態度充滿了矛盾。如果說早期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使用阿語創作是為了保持其獨立的民族身份的話，那么在21世紀用阿語寫作的青年一代作家則更多地是為了追尋民族記憶，比如出生于1975年的哈利海爾（Ala Hlehel）。他在新世紀登上文壇，著有長篇小說《馬戲團》（2001）、《再見阿卡》（2014）和短篇小說集《我與卡拉·布魯尼的秘密韻事》（2012），其出生地——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村莊在1948年被毀，他的許多作品浸潤著從祖輩和父輩那里繼承下來的濃郁鄉愁。

但不容忽略的是，在以色列也有一部分阿拉伯作家使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只是相對較少。考慮到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和地區多年不睦，以色列境內猶太社區與阿拉伯社區時常爆發沖突，使用希伯來語講述阿拉伯人的故事確實意味深長。這一方面表明這些作家與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社群拉開了距離；另一方面，意味著他們希望能夠在所居住的國家中與占主流地位的民族進行交流，希望以色列的猶太讀者能夠閱讀其作品，在以色列贏得話語權。

從以色列建國初年到1960年代末期，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猶太人之間充滿了敵意，使用希伯來語創作的阿拉伯作家寥寥無幾，只有艾塔拉赫·曼蘇爾（Atallāh Mansūr）和拉希德·侯賽因（Rashid Hussein）比較突出。曼蘇爾認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猶如在夾縫中生存。阿拉伯國家的人們因為這些作家不肯拋棄猶太國而將其視為叛徒，而以色列社會又把他們視為另類。

“六日戰爭”以來，以色列國家的地理版圖坐標發生了巨大改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在軍事實力上開始能夠與阿拉伯世界抗衡。與此同時，年輕一代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有的甚至是在以色列大學接受的高等教育，具備了自如運用希伯來語進行交流與創作的能力。這批阿拉伯知識分子不但選擇了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而且致力于把希伯來文學文本翻譯成阿拉伯語。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使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時，并沒有摒棄本民族的傳統語言和文化，這就形成了運用雙語從事文學創作的現象。這一時期活躍的作家有內姆·艾拉伊迪（Naīm ārayidī，1948—2015）和安通·沙馬斯（Anton Shammas，1950—）。沙馬斯的《阿拉伯式》在希伯來文學讀者群和學術圈里曾引起廣泛關注甚至爭論。小說以作家出生地——上加利利的一個阿拉伯小村莊為背景，書寫“猶太軍隊”對這個小村莊的占領與征服。這部小說的出現對促使希伯來文學接受非猶太作家的創作具有一種沖擊力量，尤其是作家的語言功底給許多猶太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自本世紀移居美國后，沙馬斯便很少再使用阿語或希伯來語寫作。內姆·艾拉伊迪是德魯茲人，生前主要從事詩歌創作，曾出版《這就是那個村莊》（1986）和《或許這就是愛》（1990）等著名詩集，以及希伯來語長篇小說《致命的受洗》（1992）。他曾多次訪問中國，且在以色列上加利利自己的宅邸接待過多位中國詩人和作家。作為雙語作家，他從未忘記自己是在兩個世界游走，他試圖得到兩個世界的認可，但難免會被阿拉伯世界視為背叛了阿拉伯文化。

薩義德·卡書亞（Sayed Kashua，1975—）與阿伊曼·西克賽克（Ayman Sikseck）是第三代以色列阿拉伯作家的代表，既表現出對以色列社會的同化，又體現了被歸化的阿拉伯人身份的復雜性。卡書亞生于以色列一個阿拉伯小鎮，曾在耶路撒冷科學與藝術高中讀書，后在希伯來大學攻讀社會學與哲學，是真正以色列教育體制的產物。他長期為以色列《國土報》撰寫專欄，并在美國高校任教，2014年移居美國。卡書亞的創作主張是向以色列人講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未來。但是，看到以色列青年襲擊阿拉伯人只因他們是阿拉伯人時，他感到了挫敗。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說集《跳舞的阿拉伯人》（2002）以自己的身世為書寫對象，包括鄉村、寄宿學校生活和不幸的婚姻經歷。第二部作品《留待黎明》（2004）揭示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逐漸惡化的生存境遇。第三部作品、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異鄉人》（2010）獲2011年伯恩施坦獎，該獎宗旨是獎給最富有獨創性的希伯來語小說。小說通過一位律師尋找妻子的秘密情人，反映出作家對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的探索。這種身份探索在其2017年的長篇小說《追蹤改變》中得以延續。主人公賽義德是一位代筆作家，給為以色列建國做出貢獻的猶太人撰寫回憶錄。他與妻子巴勒斯坦若即若離，象征了他與出生地的復雜關系。因回故鄉探望病危的父親，他開啟了自己的身份尋找之旅。作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他用希伯來語寫作，與家人用阿拉伯語交談，卻不知道如何講述父親的故事。作為代筆作家，他用希伯來語為以色列人撰寫猶太復國主義敘事，卻無法書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歷史與生存困境。在這個意義上，他再也無法借助回歸故鄉而回歸自己民族的歷史。

（薩義德·卡書亞與《耶路撒冷異鄉人》，圖片源自Yandex）

阿依曼·西克賽克（Ayman Sikseck，1984—）是文壇新銳，擁有希伯來大學的英語文學和比較文學學士學位。處女作《去往雅法》（2010）主要探討了民族認同和以色列仍在發展變化的社會結構問題。第二部長篇小說《血緣紐帶》（2016，2017年獲總理獎）是一部家庭小說。在這個家庭中，隱瞞和虛假猶如被詛咒的遺產代代相傳。主人公渴望與親人接觸，但一次次失敗。該書將讀者帶入小說人物在雅法、海法、加沙和加利利村莊之間的地理旅程和意識旅程。他們試圖尋找歷史真相，但終是徒勞。評論家卡爾德龍（Nissim Calderon）認為，《血緣紐帶》是一部富有深意的好書，講述了一個近年來用希伯來語撰寫的最為錯綜復雜的故事，越往下讀，越會對作家處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緊張關系的方式感到敬佩。

三、以色列的俄羅斯移民作家

以色列建國以來，曾經經歷了兩次俄羅斯移民高峰。第一次是1972至1979年，大約二十五萬俄羅斯人從蘇聯移民以色列。第二次是從1990至1998年，大約七十五萬人移民以色列。這些人移民以色列并非出于信仰與理念，而是蘇聯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而導致。如今，俄羅斯移民約占以色列總人口的12%。

俄裔移民在新國家里同樣面臨著文化與經濟困難，但他們在尋找工作、學習語言方面比其他族裔移民具有優勢，原因是現代希伯來語復興初期，俄裔猶太人本-耶胡達和當時一些富有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俄裔猶太知識分子參與到希伯來語新詞的創造中，有些希伯來語詞匯與俄語詞匯有近似之處。在職業選擇方面，俄裔猶太人相對靈活，因此他們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融入以色列社會。與此同時，他們也試圖保留自己原有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在以色列創造出某種帶有從屬色彩的俄羅斯文化，甚至為以色列的文化構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俄語猶太文化，包括教育、媒體、文學和戲劇在以色列較為繁榮。這是因為90%以上的俄羅斯猶太人認為，讓孩子了解俄語和俄語文化相當重要。早在以色列建國之前的20世紀40年代，便有尤里·瑪戈林等移民巴勒斯坦的俄裔猶太人使用俄語創作，但直至1979年代尤里去世，了解其創作的人仍然寥寥無幾。也就是說，數十年來，用俄語寫作的移民作家并沒有被以色列文壇所接受。20世紀70年代大規模俄羅斯移民浪潮之后，用俄語創作的作家逐漸增多。1970至1990年代，有大量蘇聯猶太移民作家的俄語作品問世。這些作家出生在俄羅斯，大多是成年后移民以色列，愿意用母語俄語進行創作，其中有早在蘇聯便已功成名就的亞歷山大·戈德斯坦等人。面對身份困境，戈德斯坦說：我們不是以色列作家，也不是真正的猶太作家。我們并不清楚自己是誰。也是因為語言障礙，一些優秀作家在以色列遠未得到應有的認知。迪娜·魯賓納（1953—）1990年移民，是當今最杰出的以色列俄語詩人與作家之一，其作品被翻譯成三十余種語言，主題涉及猶太人和以色列歷史、移民體驗、游牧經歷、以色列與俄羅斯文化的交融等諸多問題。盡管其作品直接反映以色列社會與政治問題，但不為以色列的希伯來語讀者熟知，反而在俄語世界受到人們的關注與尊重。

現代希伯來文學在形成階段無疑受到俄羅斯文學的重要影響，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希伯來文學先驅多數是俄裔猶太人。新一代俄裔作家甚至將俄語文學創作的新方法引入以色列，為以色列文壇帶來改變。而在以色列出生或長大的俄羅斯移民后代，純熟地掌握了希伯來語。他們是否愿意用祖輩的語言寫作，延續父母和祖輩故鄉的文化遺產，成為一個問題。而許多年幼的俄裔移民情愿用希伯來語創作，顯示出與以色列文化的融合姿態，這或許是為生存和發聲而采取的權宜之計。由于語言所限，以色列讀者熱衷閱讀的是翻譯成希伯來語的俄羅斯文學作品。

在這批俄裔作家中，阿龍娜·吉姆西（Alona Kimhi，1966—）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她生于烏克蘭利沃夫，八歲移居以色列。她畢業于特拉維夫貝特茲維戲劇藝術學院，是以色列目前具有國際聲譽的電影和戲劇演員。吉姆西1993年開始創作劇本、抒情詩和散文，首部長篇小說《哭泣的蘇珊娜》（1999）就深受俄國文學影響，將筆觸深入到主人公的靈魂深處，技巧嫻熟，富有獨創性，獲1999年度伯恩施坦獎和2001年度法國猶太圖書獎和以色列總理獎。

吉姆西發表在新世紀的兩部長篇小說《雌老虎莉莉》（2004）和《維克多與瑪莎》（2012）均表現的是俄國猶太人在以色列的生存體驗和與以色列人的關系。《維克多與瑪莎》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海法，主人公是一對從烏克蘭移民的十六七歲姐弟。因父母死于車禍，他們被送到寄宿學校，而后姐姐瑪莎又被送到基布茲。三年后，他們的外祖母凱特琳娜從蘇聯移民以色列，與兄妹相聚。此時正值以貝京為首的利庫德政府執政時期。在這樣一個處于分裂狀態的移民國家，姐弟二人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始終感覺自己是異鄉人。姐弟的成長與情感經歷也反映出了融入以色列社會的不同路徑：瑪莎具有反叛意識、強烈的身份意識和獨立人格，性格直率，很難融入以色列社會，于是她加入了一個放棄融入以色列的青年移民群體；維克多敏感而柔弱，渴望被認知，渴望取悅別人，比較容易為以色列人所接受。以色列評論界認為這是吉姆西最好的小說，認為作家以睿智、大膽、優美、反諷、有趣、細膩的筆法描寫了俄羅斯移民的生活，直擊以色列現實的內核，令人聯想起偉大的歐洲與俄國文學作品。

女詩人斯萬·巴施金（Sivan Baskin，1976—）生于立陶宛，十四歲移民以色列，學習過雕塑藝術和經濟學。2006年發表第一部詩集，追求形式革新，講究音樂韻律，強調詩歌創作中的重要環節是大聲朗讀。評論界對該作臧否不已。作家丹尼爾·奧茲（Daniel Oz）則贊揚巴施金的詩歌具有音樂性、幽默感和趣味性，創造性地融合了“高雅”與“通俗”。其第二部詩集《約拿的旅程》（2011）使人對其刮目相看。她就像一位文學旅人，既把特拉維夫作為中心，又關聯了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以及俄羅斯和法國的現代派詩人，甚至提及了童年的記憶。評論家埃里·赫希將巴施金稱為“21世紀希伯來語詩歌復興的中心人物”。第三部詩集《約拿單，我的姐姐》（2017，書名暗示了《圣經》中的約拿單）描繪了巴施金在立陶宛的童年，而“約拿單”則是巴施金童年朋友薩沙的代號。詩人巴科爾·瑟魯伊對此書表示贊賞，稱其將希伯來語和外國借詞混合起來，產生出了非凡韻律。

在小說形式上不斷探索的亞歷克斯·愛潑斯坦（Alex Epstein，1971—）出生于俄羅斯圣彼得堡，八歲移民以色列。他稱自己既是以色列作家、猶太作家，又是移民作家，出版有詩集、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有“以色列的新博爾赫斯”之稱。近年來愛潑斯坦致力于探索并嘗試數字小說、網絡小說創作，發表了《我將為下一個幻覺使用翅膀》（2012）、《重新計算愛情》（2013）和《來自作家的第一手資料》（2014）等作品。他認為，數字時代對文學、講故事的方式甚至書籍格式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綜上可見，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以色列文學不再拘泥于單一的文化現象與模式，也不再被迫消除以色列社會大熔爐中的差異，而是體現出多元文化特征。無論本土以色列人還是俄羅斯人，無論猶太人還是阿拉伯人，無論東方猶太人還是歐洲猶太人，都在創作中融入了多種文化元素。也許，隨著老一輩俄羅斯移民作家和以色列阿拉伯語作家退出歷史舞臺，其后人為融入以色列社會且渴望為多數讀者所接受而采用希伯來語創作，未來以色列文學的多語種特征將不再明顯；但新一代族裔作家、移民作家與來自不同群體的猶太作家在創作中體現的文化多元特征不會有根本改變。這一趨勢挑戰著希伯來文學乃是歐美文學遺產這一認知，為當代以色列文學提供了面向世界的模式。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