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存葆

《高山下的花環》

1984年謝晉導演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劇照

1982年7月19日凌晨，當時《十月》的編輯張守仁還在書桌前奮筆疾書，他難以安然入睡的原因是連夜審讀《高山下的花環》。翻完最后一頁稿紙，他像淘金者終于覓到了大金塊那樣，喜悅之情難以抑制，他寫道，“濟南軍區歌舞團創作員李存葆寫的《高山下的花環》，描繪的是南疆自衛還擊戰開始前，一個企圖走后門撤退到后方去的高干子弟，在戰友們的英雄行為感召下，終于留在戰場上，由落伍者變成為戰斗英雄的曲折故事……一部八九萬字的中篇，能寫活七八個人物，這是不容易的。《高山下的花環》文筆樸實，感情深厚，后半部有些篇章，讀來感人肺腑，催人淚下，震撼著、凈化著讀者的心靈。我建議將這部作品作為重點稿件，刊登在下一期《十月》的頭條位置。”

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這是一部難得的突破之作，這是一部我早就盼望的好稿，這是一部能給《十月》和作者帶來巨大榮譽的力作。” 《高山下的花環》在當時引發一場出版的奇跡，全國先后有74家報紙連載這篇小說，北京出版社的《高山下的花環》單行本，已印到158萬冊。當時國內有8家出版社出版此書，總印數達到了1100萬冊。作品更是被翻譯成日、俄、英、法等十幾種語言，美國嘉蘭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學系列叢書中，《高山下的花環》名列第五。另外這個故事還被改編成話劇、歌劇、京劇、舞劇、評劇等演出。1984年被導演謝晉改編成了電影，電影幾乎達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那么，《高山下的花環》是如何誕生的呢？

1979年春天，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以后，當時李存葆在濟南部隊政治部宣傳隊當創作員，在接到軍隊文化部組織到前線采訪的任務后，火速奔赴前線。李存葆作為一個隨軍作家，在當時的表現還是非常突出的，他不僅跟隨著軍隊作戰，而且還采訪戰爭中的英雄人物事跡，他詳細記錄那些戰斗方案、成果，以及英雄人物的壯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存葆記錄的這些方案都漸漸模糊了，反倒是那些“感情的碎片”越來越在他腦海里閃現，他“覺得描寫戰斗的過程較多，而揭示人物心靈的東西較少，可能是這些作品缺少感人的力量的根源”。正如評論家雷達的概括：“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農民式的外表下，掩藏著一顆極為靈敏善感的心靈。”對于苦難、自尊、道德、愛情以及人性的善惡，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我們驚訝。這個階段他寫的報告文學作品《將門虎子——記戰斗英雄蘭方虎》獲得了很多贊譽，但是李存葆對這些創作成果并不滿足。李存葆期望自己能夠尋求創作上的突破，他努力地回想在戰場上的經歷、英雄的事跡和那些最能打動他的故事，他想到了一件件觸及心靈的真實事件：

有一天，一群傣族姑娘在溪邊給前線送下來的烈士清洗遺體。當時這座傣家寨子里的青壯年都去支前了，給烈士穿衣入棺的事都由姑娘們來做。這時，有一位傣族老阿爹走過來，聲音顫抖地斥責姑娘們道：“你們怎么能這樣狠心……水太涼了。”姑娘們當即明白，連忙去燒熱水。

還有一次，李存葆去一座苗寨趕集，正好看到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要買一位老大娘的雞蛋，兩人在為價錢爭執，旁邊的人告訴老大娘說，這個小姑娘是用獻血的錢來買雞蛋送給傷員的。老大娘一聽，一下挎起籃子對小姑娘說：“孩子，你咋不早說，說了還用你花錢買，走，咱們把雞蛋送給傷員去。”周圍賣雞蛋的人一聽，也都默默地挎起雞蛋籃子給野戰醫院送去。

多年后李存葆回憶道：正是從這些普通民眾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感情，讓我努力把它融化到作品的字里行間。

他多次想到的是部隊欠賬單的問題，這在部隊很常見，“幾乎也都發現了欠賬的事。這些欠賬的烈士，清一色是從農村入伍的。他們有的來自河南，有的來自山東，有的來自十年動亂很兇的天府之國四川……”“有一個黨委搞了個統計數，連排干部犧牲后留下欠賬單的人所占的比例數相當大。”在當時的環境中，這個問題能不能寫，李存葆思考了很長的時間，他曾經反復琢磨這件事情，因為“欠賬單”的問題反映了十年動亂時期的過渡。

反復思慮之后，他將這些細節設計到了小說中：一個烈士的妻子拿著撫恤金，賣掉她結婚時娘家陪送的嫁妝，和婆婆一起，來到部隊替丈夫還債；一位指導員的遺書上寫著，他有一件嶄新的軍大衣，讓妻子留給10歲的女兒，等女兒結婚時當禮物；有一個班長在戰斗中立了二等功，復員時他把不多的復員費都還了賬，但還差15元，于是他把自己的一套新軍裝留下頂欠下的15元錢。

在某部采訪時，李存葆遇到這樣一件事：某部接到命令馬上要開赴前線，但團里有位干事接到調令要走。尖刀連的同志喊道：“他不是怕死嗎？叫他到我們尖刀連來！”于是，這位干事被派到尖刀連。后來他悔悟過來，在戰斗中立了功！李存葆在采訪時就有戰士說：這樣的事你應該寫一寫。李存葆就將這位戰士作為趙蒙生的原型寫在了小說中。

“由于這些，我便產生了創作沖動，鋪開稿紙拉了個結構。結構中的人物關系，梁三喜一家和趙蒙生一家這條線當時就有了，但其他的人物關系和現在的《高山下的花環》不太一樣。開篇寫了個引子，先引出梁三喜留下的欠賬單，接著便把生活面放在沂蒙山中去了。” 但是由于其他的材料準備不充分和“展現生活面的角度沒選準”，李存葆的創作很快就難以繼續下去了，因此，《高山下的花環》第一稿的創作就只能結束了。之后，李存葆回到了所在的單位。他幾次想要重寫《高山下的花環》，但是每每動筆，“總感到難度頗大，除了角度的選擇，還因生活交給我的那些素材的‘負荷量’沉甸甸的，我不能把他們寫得不痛不癢，這就遇到如何寫軍隊內部矛盾的問題。”

這個時候，他遇到一個矛盾，一方面前線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地打動著他，震撼著他的心靈，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不痛不癢”地處理這些問題，另一方面，他又擔心這樣具有“破壞性”的故事會給軍隊抹黑。如何把控這樣的寫作難題，當時的李存葆還沒有足夠的把握，只能繼續深入到生活中去。

這時新的轉機來了，李存葆于1980年2月參加了黨中央與中國作協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在這里，他受到啟發，確立了新的寫作方式，“這次對話對我重新思考構思《花環》有很大啟示，我集中力量思考如何在《花環》中把矛盾寫得尖銳一些，準確一些，深刻一些，特別是準確地反映矛盾，這是關鍵。不然，作品既不會尖銳，也不可能深刻。”

之后，李存葆重新構思了《高山下的花環》，“這期間，我數次跟軍內外年輕的同行們口頭談過《花環》的結構，當我講到烈士的妻子和母親用撫恤金還賬的情節時，對方總是眼淚汪汪地對我說：‘寫!趕緊寫出來！寫得更悲壯一些！世界上哪有這么好的烈士，哪有這么好的人民’。當我講到雷軍長摔帽罵娘的情節時，對方也總是鼓勵我：‘軍事文學應該有它獨特的風骨，要充滿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要寫得正氣凜然！’。”由此，《高山下的花環》結構成形了，李存葆還在漸漸豐滿小說的細節。

1982年春天，李存葆參加了全國軍事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會上劉白羽的發言讓李存葆收獲頗大，他寫道“這一次又提高了我的思想認識，對我在《花環》中表現部隊內部矛盾，有不少啟示。”

通過這次座談會的交流學習，李存葆采用了一種描寫矛盾的方法，“在寫《花環》時，我努力追求的是，對美的事物，采取實寫，重筆濃墨；對于丑的東西，進行虛寫，點到為止。在揭示矛盾時，寓熱情于無情之中。矛盾盡管很尖銳，但它主要展現的是廣大指導員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從梁三喜、靳開來對趙蒙生的痛斥聲中，從雷軍長甩帽罵娘的怒吼聲中，讀者可以體味到炎黃子孫那充滿正義感的美好感情。在‘欠賬單’和‘撫恤金還賬’的描寫中，‘欠’是虛寫的，‘還’是實寫的。‘欠’是意在不言，‘還’能打動人心。‘還’的實寫盡管‘悲’，卻有‘壯’，能充分展現梁大娘、韓玉秀這樣的老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對黨、對軍隊、對國家的一往情深；能夠描繪出我們民族脊梁的瑰麗的靈魂。”

確定了寫法之后，《高山下的花環》的故事和結構已經在李存葆的內心了，而機會也來了。張守仁回憶到，“會議期間，大會組織與會作家乘車到河北高碑店去看當地駐軍戰士打靶演習。大巴車上，與會的濟南部隊歌舞團創作員李存葆，和我坐在一起。我向存葆約稿。他向我講了三個題材：一個是《月照軍營》，是描寫軍人愛情生活的；一個是《英雄一生》，是敘述一位將軍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戎馬生涯；一個是《高山下的花環》，圍繞著一個邊防連隊戰前、戰中、戰后的生活，反映了當時社會上、軍隊內部存在的種種尖銳矛盾。我聽了他的三個題材，對《高山下的花環》最感興趣。”

《高山下的花環》醞釀階段雖然很漫長，但是長期的積累和思索已經產生了質變，小說的寫作反而并沒有花費太長的時間。會議結束以后，李存葆就參加了解放軍文藝社舉辦的小說讀書班，在班級里，他邊讀書邊思考，并且給小說的人物都做了列表。“從1982年5月20日動手寫《高山下的花環》，到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并于7月5日至7月18日改寫、謄抄完畢。當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北三環中路我家里，希望我盡快處理。”

毫無疑問地，《高山下的花環》很快得到了編輯部的認可，9月初就進入了《十月》雜志的印刷廠。正如張守仁所總結的，《高山下的花環》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功，是因為，“凡在思想、藝術上取得較大成就的軍事題材作品，大都跳出了戰術、戰役的狹隘圈子，由軍營、戰壕、前線邁向社會，引入后方，展現特定時代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風民俗民情的廣闊背景。”《高山下的花環》同樣也具有歷史的意義，正如軍旅批評家朱向前所說，“《高山下的花環》的文學史意義，不僅意味著軍旅作家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也意味著軍旅文學創作新局面已經開始，意味著以李存葆為代表的新一代軍旅作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