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 世紀輝煌 天津日報 天津市作家協會聯合征文 紅色百年話桑樓
前不久,我來到溫州市轄下的瑞安,探訪一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并不出名,卻很有代表性的地點話桑樓,1926年11月,第一個 “中共瑞安黨小組”成立于此。話桑樓前幾年剛剛重修,是座廊柱四圍,原木板壁,斗拱青瓦的兩層樓閣,明顯帶有本地永嘉學派道在物中,質勝于文的審美特征,現在這里是紀念瑞安革命先烈的紀念館,同時也是瑞安旅游的游賞佳處。我此次探訪話桑樓,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在溫州瑞安這種自古至今商業文化濃重,永嘉學派“經世致用,義利并舉”思想根深蒂固的地區,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作為引導并推動社會變革的思想潮流是如何生根發芽的?
這話必須得從遠處說起。話桑樓于1898年落成,是由晚清瑞安籍的致仕名臣黃體芳、胡調元等人籌資興建的。他們興建這座樓閣,原本是想當作鄉賢們詩酒流連的游賞佳處,以娛晚景,但誰也沒想到,這一年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論是朝廷政局還是社會思想都是大分野的一年。5年前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落敗,并于次年簽署了屈辱的《馬關條約》,這次戰敗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愛國者產生了深刻的刺激,特別是像溫州這樣的對外貿易發達、民眾視野較為開闊的沿海商埠,人們對先進思想和先進科技的學習愿望被激發起來,于是,出國留學和譯介外文著作便成為一時風尚。這種由知識分子自發形成的翻譯與傳播行動,其思想根源來自于對國家和民族的自覺擔當,也就是形成于宋朝,一千多年來根深蒂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觀念。然而,我們必須得保持清醒認識的是,在整個清末民初這二三十年里,對于家國天下的命運,對于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知識分子只是一直在中外各種思想潮流中反復摸索和苦苦找尋,并沒有形成共識。
話桑樓落成的1898年,便是著名的戊戌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發生了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戊戌變法”,二是發生了徹底斷絕當時知識分子維新幻想的“戊戌政變”。
最初落成的話桑樓中,有一副對聯“江山照尊俎,薲荇依地藩”。這是集南宋名臣,永嘉學派重要創始人之一許景衡的詩句,由黃體芳的兒子黃紹箕用篆書寫成。黃紹箕當時在北京任翰林院侍讀學士,為朝中清流派的重要人物,與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交往甚密。這一年,黃紹箕在翰林院即將散館授官,個人仕途一派光明,而朝政局勢卻正在發生劇變。他當時雖然沒有深入參與“百日維新”虛夸的朝政,但“江山照尊俎”的熱心是有的,對于維新的認識和思想見解也是有的。正因為如此,就在慈禧太后和榮祿發動戊戌政變前夕,黃紹箕得知此消息,迅速通知康有為,建議其東渡日本避難。此后,他便選擇了瑞安先賢們在政治抱負難以施展之時,多半會選擇的道路,出任京師大學堂總辦,著書立說,成為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從這個意義上講,“江山照尊俎,薲荇依地藩”這兩句詩,既像是黃紹箕本人的一語成讖,也像是晚清眾多知識分子思想和行動的寫照。
我在這里將話頭扯得如此之遠,是想說明中國人民在20世紀選擇了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共產黨,絕不是一時一事的利益抉擇,而是經過了幾十年、幾代人的多方嘗試與反復摸索之后的實事求是,是傳統文化“以天下為己任”的現代化表達。
人類對真理的追求就如同對真實和真相的追求一樣,首先需要打破舊有的迷惑與滯障,由新思想啟蒙,發現、體驗并實踐新思想,然后運用于對歷史發展的認識并參與其中。從戊戌變法失敗到兩年后的“庚子國變”,甚至到13年后清室退位,這一時期中國民間興起了一個“大翻譯運動”,中國的留學生和知識分子從日文、英文和法文中,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其中最為重要,對國人起到振聾發聵作用的一部著作,就是1898年嚴復翻譯并在天津出版的《天演論》。這部赫胥黎所著關于達爾文進化論的著作,算得上是對中國近代思想革命性的啟蒙,為日后孫中山等人國民革命思想的傳播與實踐做了適當的準備,而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和三民主義等國民革命思想的傳播,也同樣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生根發芽提供了恰當的土壤。
1905年,有個名叫林寶康的男嬰在瑞安出生,他便是日后“中共瑞安黨小組”的領導人林去病。1919年他考入瑞安中學,就在這一年,“五四”愛國運動由在北京就讀的瑞安籍學生傳播到了瑞安,瑞安中學的師生積極響應。在當時,能夠引發五四運動這樣的全國性愛國運動,除了國際國內諸方面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值得提及,就是報紙與期刊的傳播力量。當時中國各地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子,對進步書刊和進步思想的渴求之強烈,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例如,1919年1月,影響力巨大的《新青年》雜志刊發了李大釗的文章《庶民的勝利》,文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戰勝國的所謂“公理戰勝強權”的宣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中國民眾關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的認識起到了深入淺出的啟發作用。正是由于像《庶民的勝利》等許多進步文章的傳播,才始得青年人將注意力集中到民主主義和勞工主義等先進思想上來,然后將這種認識轉化為愛國主義行動。
五四運動中,瑞安中學的師生開展了一系列愛國行動,深深影響了一代瑞安青年。1922年,林去病中學畢業,在溫州大同女子小學任教,并于同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此前兩年,即1920年,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出版。毛澤東1936年接受斯諾采訪時曾經說過,他是在1920年秋讀到《共產黨宣言》的,這部著作成為他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同樣,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建立,作為黨的重要理論著作之一,林去病在1922年入黨的時候,必定也曾研讀過《共產黨宣言》。
現在我們回來接著談“話桑樓”,1925年7月,林去病回到瑞安,與10名同志一起在話桑樓成立“中山主義研究會”。在上世紀20年代前后,就像毛澤東在湖南參與創立“新民學會”一樣,全國各地的進步人士紛紛以讀書會、學會和研究會等形式,成立學習與傳播進步思想的地方組織。在話桑樓成立的“中山主義研究會”,是在國共合作的環境下,研習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原理。他們研讀的理論著作中,《共產黨宣言》必然成為主要內容。與此同時,他們還通過開辦識字班,上街講解時事等活動,在瑞安傳播進步思想,團結更多的進步同志。由于瑞安中山主義研究會的影響越來越大,他們曾經被同志們戲稱為“話桑樓派”。
1926年,林去病等人受溫州的中共黨組織委派,在瑞安發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同年11月,中共瑞安黨小組在話桑樓正式成立。第二年,該黨小組改建為“中共瑞安特別支部”,林去病擔任支部書記,并在話桑樓創建中山圖書館,作為黨支部的掩護和活動基地。至此,在這座風格獨特、傳統文化深厚的小城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讓瑞安的第一個中共基層組織正式扎下了根。
我走出話桑樓,再次細觀這座雅致的二層樓閣。林去病等瑞安籍的第一批黨員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犧牲了,他們都是最為平凡的中國共產黨人,然而,他們的不平凡之處在于,他們在那個迷茫的年代渴望真理,通過學習與傳播進步思想,不迷惑,不搖擺,并在他們獲取真理之后付諸行動,直至犧牲。他們對家國天下的主動擔當,他們對人生道路的凜然抉擇,著實令人欽敬。每思及此,在下不禁感慨萬千。
作者簡介:龍一,本名李鵬,1961年生于天津,祖籍河北省鹽山縣,畢業于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天津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地球省》《烹調愛情》《借槍》《接頭》《暗火》《代號》,小說集《潛伏》《刺客》《美食小說家》,小說理論專著《小說技術》等。小說《潛伏》《借槍》《代號》改編為電視連續劇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