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坐在北京木樨地那座住滿世紀老人的高樓里，我期待的文字常常穿越時空，翩然而至。它們引領我回溯和追憶，尋覓和緬懷，在一次次傾情呼喚中，沿著歷史的大河逆流而上，直至它的源頭。我發出的聲音可能很微弱，但我感到我是在對天空傾訴，對大地傾訴，對潺潺湲湲流向未來的時間傾訴，而這種傾訴，原來是如此幸福，如此快樂。”賀捷生在為《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的后記中如此動情地寫道。

她是賀龍元帥的女兒，是將軍，也是作家。生下來十八天，賀捷生就被父母用破衣爛衫一裹，放在馬背上的搖籃里，帶著去長征了。1937年，父親賀龍即將帶領駐扎在陜西富平縣莊里鎮、已由紅二方面軍改編的八路軍120師東渡黃河，深入山西抗日前線去與日本人交手，作殊死搏斗；母親即將被派往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怎么好帶孩子呢？

這時，正好有兩員南昌起義的戰將，千里迢迢地從湖南找到渭南，要求重返部隊參加抗日。賀龍報告給中央軍委，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希望他們返回湖南，從事兵運工作。賀龍把孩子委托給兩個部下，讓他們帶回湖南撫養。不幸的是，抗戰還未結束，兩位養父先后去世，賀捷生跟著養母孤苦度日，從洪江漂到乾州，正好她從前的家庭老師在著名的保靖八中任教，便以女兒的名義，把她帶去保靖隱姓埋名地讀書。幸運的是，后來她又回到了父母身邊，她的經歷，折射著中國革命所走過的艱難歷程。

因病幾進幾出解放軍總醫院，眼下的賀捷生仍未能脫離輪椅，很多時候連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寫作成了奢望。重要的，實在不能推辭的稿子，也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她說，只希望盡快好起來，因為實在還有太多的話要說，太多的東西要寫，必須與生命賽跑！

賀捷生

人 生

中華讀書報：從《元帥的女兒》和您的另一些自傳性文字中，我們知道您從小喜歡國文，有向世人傾訴的愿望。為什么在上世紀80年代才陸續讀到您的作品？

賀捷生：我只能說，我寫這些東西，是被我的身世逼出來的。當我在顛沛流離中長成一個小姑娘，身邊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早早懂得了生存的無奈和艱辛。因為時刻要提防陌生人的窺視和盤問，即使在老師和同學面前，我也沉默不語，總是躲在一邊做功課。正因如此，我的數理化底子沒有打好，只能勉強應付，國文卻出類拔萃，尤其偏愛在作文中傾訴心聲，抒發無法排遣的孤獨和郁悶，所以作文次次得“甲”，經常被當作范文在班里宣讀。老師和同學們怎么也猜不透，我小小年紀，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心思。

還有一個原因，保靖八中是抗戰初期從長沙遷過來的，教職工都是有見識的人，視野比較開放，在他們中間，廣泛流傳進步作家寫的新詩和新小說。我就在這個時候知道了丁玲是從湖南走出去的作家，讀到了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孤獨中，我異想天開，覺得我的經歷既曲折又奇特，將來要當一個像丁玲和林海音那樣的作家，把自己經歷的一切寫出來。

中華讀書報：從什么時候開始發表？父親知道您寫作嗎？

賀捷生：我一到北大讀歷史系，就有寫東西的欲望，常常有感而發地寫一些小散文。跟所有的文學愛好者一樣，文章寫好后，偷偷地投給報社的副刊，有小報也有大報，而且，專門投給在學校和大街上的公共閱報欄里天天張貼的那些報紙。稿子寄出去的兩三天，看看四下無人，像小偷一樣，緊緊張張地看我的文章是否發表了。

有一次，忘記了是哪一家小報，可能那里的副刊編輯是個心軟的人，給我發表了一篇小豆腐塊。我看到我的作品發表了，“賀捷生”三個字在報紙上印成了鉛字，喜出望外，馬上買了這張報紙，激動得一夜沒合眼。星期天回到家拿給父親看。父親看了哈哈大笑，說好好好，我女兒要當作家了。但他馬上又板著臉說，這張報紙太小了，你還不算作家，我們要上就上《人民日報》。父親也就這么一說，但被我深深地記在了心里，下狠心要上《人民日報》。不過，當我真正像模像樣地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的時候，已是幾十年之后。這時父親帶著滿腹的冤屈離開了這個世界。那天我捧著那張發表我作品的《人民日報》，淚流滿面，沒想到父親對我的期望如愿實現的那一天，他卻不在了，生活真是殘酷啊。

事 業

中華讀書報：80年代您轉向文學創作，有何契機？

賀捷生：時代就是契機。可以說，整個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最初那幾年，是個冰消雪融、百舸爭流的年代，當年的小說、詩歌、美術、電影，不斷給人們帶來驚喜。我就是從電影開始，逐漸轉向文學創作的。

我當時已經離開中國革命博物館，準備回部隊，去《工程兵報》當編輯兼記者。在等待調令的時候，朋友們說我文學基礎好，又有豐富的生活積累，而且在文學和電影界認識的人多，有許多朋友，何不寫電影劇本？就這樣，我糊里糊涂地被裹挾進了電影界。

我寫的第一部電影劇本叫《殘月》，是珠江電影制片廠看好問彬的一篇小說，請我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我說試試看，結果很順利地改出來了，電影廠也很順利地開拍了，1984年在全國公開上映。接著又寫一個本子，沒有寫完，就被打斷了。因為《工程兵報》催著去上班了，后來開始寫報告文學，發表在部隊大型文學刊物《昆侖》的長篇報告文學《共青暢想曲》和《擊斃二王報告》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中華讀書報：您的創作，散文、報告文學、影視劇本各種體裁都有，對于文學的興趣和創作動力來自什么？

賀捷生：我的創作欲望，回想起來，主要來自我獨特而絕無僅有的經歷，還有就是故鄉桑植我們賀氏的家族史。我父親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事家喻戶曉。人們不知道的是，一二百年前，賀家的祖先是從云南作為軍戶遷到桑植的。這是隋唐以來府兵制的產物。換句話說，賀家往前推幾代就是軍戶，此后世世代代戍邊。我的先人一次次奮起反抗，一次次遭到殘酷鎮壓，有英雄也有敗類，說得上驚天地、泣鬼神，從來不出膽小鬼和軟骨頭。賀氏的家族史，是天生的一部長篇小說。我一步步走近我的父親和母親，一步步走進我的家族，不僅漸漸地有了寫作的愿望，而且感到義不容辭，命中注定，必須成為這個家族的代言人和訴說者。

中華讀書報：您的專業是軍史研究，文學創作只能利用業余時間，能談談您的創作是在什么狀態下完成的嗎？是否有名家指點？

賀捷生：我是學歷史的，參加工作后，先后做過大學教師、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員、《工程兵報》編輯和記者，最后落在軍事科學院軍事大百科研究部，擔任副部長至部長，主持軍事大百科研究部工作，逐漸以當代革命史，主要是軍史，作為我的主業。這與我的家族史不謀而合。我的好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高洪波先生特意寫了一首稱贊我的詩，我深以為榮：“軍史即家史，革命為血親。字字錐心肺，篇篇憶苦辛。童年多坎坷，成長賴光陰。開國元勛事，妙筆帶古今。”因此，當我在辦公室整理軍史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為我未來的大量家族題材散文的寫作作資料準備。這是其一。

其二，真正以文學影響過我的人，是齊燕銘和白樺。我是在北京醫院認識齊燕銘的，那時我正在北大讀書，有一次身患急性腎炎，但怕耽誤功課，一直扛著，導致急性腎炎轉為慢性腎炎，被迫休學一年在北京醫院住院。跟醫生護士混熟后，聽他們說，我住院的內科住著一位大人物，官很大，并且是一個大作家，我止不住心中的好奇，大膽敲開了他單獨住著的病房。

當年我還不到二十歲，個子又小，蠻討人喜歡。他聽說我是賀龍的女兒，大為驚奇，說太好了，我跟你父親是老朋友，跟你就應該是小朋友了。他得知我在北大讀書，喜愛文學，很高興。讓我把習作拿給他看。看完后，從錯別字到文章的立意、結構和涉及的有關知識，一一給我指點，告訴我文章該怎么改，該怎么觀察生活，提煉生活。幾個月后，我們成了忘年交，感覺就像讀了幾年中文系。

近 作

中華讀書報：《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獲人民文學獎優秀散文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等，能否具體談談這部作品？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寫出來的？

賀捷生：我一生都在跟隨我父親參與創建的這支軍隊，一生都在見證她的苦難和光榮。因此我敢說，我是我們這支軍隊的女兒。當我意識到自己有責任為這支軍隊，為我們的父輩訴說的時候，時間一眨眼過去了70多年，我也成了一個70多歲的老人。

雖然我已風燭殘年，白發蒼蒼，但想到那些歲月，想到那些在殘酷的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前仆后繼的人，想到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心里常涌起一陣陣苦澀，也涌起一股股暖流。我用逐漸干涸的筆和越飄越遠的思緒，極力去回想他們、追趕他們和挽留他們。在文字中，我和他們一起跋山涉水，一起哭，一起笑。這就有了《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和在這前后陸續發表和出版的其他文字。

中華讀書報：《元帥的女兒》是您首次以自己為主角集中講述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經歷的傳記文學。這一獨特的視角，給寫作帶來什么？您是以怎樣的心情講述過往？

賀捷生：我父親的官當得夠大了吧，但他作為共產黨人，同毛澤東等共產黨的領袖一樣，大敵當前，把自己的家，自己的親人，拋在一邊。我們這些共產黨人的孩子，連普通人所能得到的父愛和母愛，都不能得到。這是社會的視角。那么，我們這些孩子到底是怎樣流離失所的？當時忍受著怎樣的屈辱和凄涼？就必須由我們自己站出來說了。我要敘述的，就是我當年經歷的痛苦、悲傷和絕望，簡直就是走投無路，暗無天日。再者，當我知道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是誰之后，在心里涌起怎樣的思念、盼望和怨恨。

我在80多歲時試圖還原童年和少年經歷，中間隔著70多年時光，歲月不僅完全改變了我個人的命運，也徹底改變了整個社會的走向。頑強留在記憶中的往事，哪怕是辛酸的，痛苦的，也漸漸變成了親切的回憶。但我試圖還原童年和少年經歷的生活，尤其是童年和少年的心路歷程，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我不僅要同遺忘作斗爭，還要同虛榮和習慣性回避作斗爭。還有，我回到父母身邊后的歲月，雖然與我們這個國家、我長期置身的那支軍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憑良心說，與普通老百姓相比，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而且是多得多。因此，對待我經歷的生活，哪怕這些生活是由苦難組成的，我同樣也有一種感恩心理。我知道我必須知足，必須自知自明。

未 來

中華讀書報：在您眼里，您的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您認為他身上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

賀捷生：寫我父親賀龍元帥的文章、書籍和影視劇已經不少了。但幾十年看過來，我父親留給人們的印象，還是兩把菜刀，兩撇胡子，兇巴巴的。好像我父親生來就是一個簡單粗暴的人，一生都在打打殺殺。其實不是這樣，我近年寫了那么多懷念我父親的東西，就是想告訴人們：從一個鄉村螺子客到共和國元帥，他也有豐富的內心世界，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在女兒心中，他是個好父親，好男人，好朋友。

你想啊，他一生都在搏斗，在浴血奮戰，甚至可以說在自討苦吃，如果沒有信仰，怎么能堅持得下來？其次是，他有高尚的氣節，也有寬闊的情懷，鮮明的愛憎。比如長征路上那么苦，那么難，他不搞特殊化，而是隨身帶一根魚竿，一有機會就坐下來釣魚，想用魚湯來喂養自己嗷嗷待哺的女兒，他的心該是何等的柔軟，何等的仁慈。我父親最珍貴的品質，我認為是忠誠。他忠誠于自己的信仰、自己選擇的道路、自己跟定的領袖、熱愛的人民。沒有這一點，他不可能善始善終。

中華讀書報：作為一位歷史研究者和寫作者、親歷者，您如何看待歷史和現實的關系？

賀捷生：我們看待歷史和現實，應該看它的主流，它的總體趨勢。我的寫作，就是以我的經歷和閱歷，我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發出自己的聲音。盡管這些文字微不足道，但我希望它們發自我的肺腑，是真實的，有熾熱的血液在流淌，有著自己的氣度和溫度。

中華讀書報：回顧自己的文學人生，您覺得最欣慰是什么？

賀捷生：我真正從事文學的人生，與我的整個生命旅途比起來，在時間上，還是有限的。雖然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在抄抄寫寫，舞文弄墨，但畢竟是個業余作者，沒有任務也沒有壓力。當然，這不等于我無所用心，不把它當一回事。

事實是，如何把我的父親和母親，把我們賀氏家族、蹇氏家族，還有我經歷的特殊人生寫出來，早就成了我的一塊心病。我差不多用一生惦記這件事，設想這件事。只是認為這件事太重大了，太艱巨了，才一再往后推。直到過了70歲，真的感到時不我待，不動筆不行了，再沒有時間讓我猶豫了，才艱難起步。

當我拿起筆來訴說時，已是古稀之年，必須忍受身體虛弱和患白內障的雙眼在面對耀眼的屏幕時不斷流淚的折磨。當我把壓在心里不吐不快的那些事情粗略寫出來，整理出《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這樣一本書，已經80歲了，疾病一次次地找上我，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

其實，我最大最宏偉的愿望，是為我們賀氏家族寫一部長篇小說，但要完成這樣一部鴻篇巨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而我現在86歲了，又病病歪歪的，顯然不能擔此重任。這個遺憾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唯有仰天長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