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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非洲獨立六十周年（“非洲獨立年”為1960年）之際，2020年非洲法語區涌現了大量文學作品。從貧困家庭中的兒童到迷失在城市的外鄉青年，從懷抱夢想的售票員到不得不冒險渡海的難民，豐富的人物構成了不同的聲音，展現了后殖民時期非洲法語區特有的文學景象。此外，針對非洲法語文學，出版了多部有價值的研究論著，探討了文學形式上的實驗、文本中的殖民記憶以及非洲文學的跨文化性。

關鍵詞 非洲法語年度文學研究 后殖民時期 遷移 成長

非洲法語區涵蓋了具有不同文化與傳統的廣袤地域，那里有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以法語作為第一或第二語言。非洲法語作家以不同的思維方式與創作方式共同構建了他們的“非洲想象”，相對于以勒克萊齊奧為代表的書寫旅行小說的歐洲作家與以萊奧諾拉·米亞諾為代表的長期移居歐洲等地的非洲作家，生活在非洲本土的作家對非洲有著不同的敏感性與豐富的觀察視角。非洲法語文學在最近十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與地區乃至全球范圍內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不無關聯，它們催生了非洲法語文學言說世界的特殊方式。2020年非洲法語區產生的重要文學作品涉及十個國家和地區：馬格里布地區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尼日爾、科特迪瓦、喀麥隆、剛果，印度洋西南部島嶼地區的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和法屬留尼旺。相關的作家中既有優瑟夫·阿米·埃拉拉米（Youssouf Amine Elalamy）等老一代作家，也有蓋勒·貝雷姆（Ga?lle Bélem）等文壇新秀，這些非洲法語作家以富于活力與創造性的書寫在文學場域中展現出新的探索與追求。

一、投影到當下的歷史

反思歷史、探討當下與過去的關系是非洲法語小說的年度熱點。通常，歷史被視為對過去的客觀重建，記憶則被認為從情感、愛與怨恨中孕育生成。文學虛構總是與歷史保持著或遠或近的距離，使歷史與記憶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從阿爾及利亞到馬達加斯加，從著名的歷史事件到“沉默的歷史”，非洲法語小說以虛構的方式重建歷史，同時對當下與殖民時代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主觀探察，體現出文學特有的認知能力。正如塞內加爾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所說，“文學無法改變世界，但文學可以挑戰真實，將真實化為美”。

（《一切遺忘的妙趣》與雅斯米納·卡德拉，圖片源自Yandex）

阿爾及利亞作家穆斯塔法·本福迪爾（Mustapha Benfodil）的小說《阿爾及爾之密集日記》（Alger,journal intense，2020）涵蓋了阿爾及利亞后殖民歷史上的多個重要時期與重大事件。如1988 年的“十月騷亂”、歷時十一年的慘烈內戰等等。小說通過男主人公卡里姆生前遺留下來的日記、女主人公穆妮婭在丈夫去世那天開始書寫的日記交替展開敘述。作家以拼圖的方式建構起人物的日常生活，巧妙地在兩人的故事中隱藏了1968 到2014 年之間阿爾及利亞的社會發展史，融合了個體經歷與后殖民一代的集體記憶，體現了這一代阿爾及利亞人推動該國政治發展的努力。小說以挑釁性的筆調挑戰傳統理念，結合民間口述，集幽默與諷刺于一身。小說在形式上也頗具實驗性，兩個人物的日記分別使用直體和斜體，并輔以涂改杠、照片、留言、包裝紙、圖畫等外文本形式，獲得了穆罕默德·迪卜文學獎。阿爾及利亞的另一位作家雅斯米納·卡德拉（Yasmina Khadra）的小說《一切遺忘的妙趣》（Le sel de tous les oublis，2020）則講述一位突然遭遇妻子離家出走的鄉村教師，離開熟悉環境，踏上了如現代堂吉訶德般的流浪之旅。透過主人公的旅途見聞，小說展現了獨立之初的阿爾及利亞所面臨的困境、地方政府的權利爭斗及其對貧困階層的影響。此外，小說中所反映的各種社會壓力、經濟問題，也可以說是阿爾及利亞當下狀況的回聲。

與上述兩位作家對后殖民時期種種困境所表現出來的具有積極性的一面不同，毛里求斯作家達維娜·伊托（Davina Ittoo）的小說《苦難》（Misère，2020）更多地描述了毛里求斯獨立后仍處于殖民陰影中的鄉村。主人公是小鎮上一個被拋棄的六指兒童，這個脆弱而緘默的孩子講的唯一一個詞語就是“苦難”。鎮上的小伙子阿爾瓊收留了他，音樂構成了他們之間的奇特聯系。這里的人們處于祖輩傳統與狂熱現代性的沖突矛盾中，同時依然被殖民幽靈所困擾。小說作者曾在法國生活十二年，回到毛里求斯后開始文學創作生涯。故事的發生地就是作者童年的居住地，但小說所表達的遠遠超越了這一城鎮的邊界，飽含著作者“對她的祖國毛里求斯的全部的愛”。

（喬哈里·哈瓦洛松，圖片源自必應）

馬達加斯加作家喬哈里·哈瓦洛松（Johary Ravaloson）的小說《愛情、祖國與螃蟹湯》（Amour, patrie et soupe de crabes，2020）也塑造了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兒童人物——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街頭流浪兒童埃里。埃里被位于市政廳前的“愛情廣場”上豎立的噴泉景觀所吸引，夢想可以到水池中洗澡，于是就“用他的小胳膊使勁晃動愛情廣場四周圍起的鋼制欄桿，試圖掰彎或拔掉它們”，廣場的安保人員見狀便揮棍毆打埃里，直至他昏迷倒下。在這里，廣場是政權、權力的象征。“愛情廣場”原名“5月13日廣場”，因1972年發生在首都塔那那利佛市的“五月革命”而得名。“五月革命”被認為是馬達加斯加的第二次獨立，人們為呼吁國家政治經濟改革并清除法國的影響而舉行了大規模抗議活動，市政廳在示威者與安全部隊的沖突中被焚燒。2009年市政廳被重建，兩年后政府又將其四周用路障封閉起來。作家在小說里以男孩埃里代表人民，并使用了馬達加斯加過去一位總統的名字，賦予該人物以反抗性與希望，正如埃里所說：“我有一天會成為總統，改變世界……我要拆除噴泉周圍的柵欄，使所有人都可以擁有它。”“螃蟹”則隱喻不關心人民疾苦的強權勢力，他們無視人民的貧困，愚蠢、浮華而自私。小說借鑒了中國皮影戲與西方木偶戲之間的戲劇手法來操持敘述主線，描繪的人物豐滿而深刻，該小說是本年度非洲文學大獎決賽入圍作品。

突尼斯作家海拉·菲基（Hella Feki）的小說《茉莉花婚禮》（Noces de jasmin，2020）與薩博·曼蘇里（Saber Mansouri）的小說《七位勇敢的死士與一位端坐的詩人》（Sept morts audacieux et un poète assis，2020）同樣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二者均以2011年發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為小說背景。前者從內部描述了“茉莉花革命”，包括革命前的九天本·阿里獨裁的覆滅及整個革命的過程。小說表達了人物的希望、創傷、恐懼和想要改變一切的抱負，將個人的聲音與集體的命運相聯系，具有深刻的歷史性；后者是一幅史詩般的肖像畫，涵蓋了突尼斯被法國人占領的時期、獨立初期直到卡扎菲時代的歷史。小說講述了在2026年即“茉莉花革命”發生的十五年之后，突尼斯的民主尚在路上。

2020年入圍非洲圖書橘獎決賽的一部作品在內容上與眾不同，它是摩洛哥作家阿卜杜拉·拜達（Abdellah Ba?da）的小說《一本書的遺言》（Testament d’un livre）。該小說以一本被拋棄在摩洛哥菲斯圖書館的角落、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書的視角，回顧了自己的歷史、書的歷史，同時也涉及人類的歷史。在重溫它與作家、讀者們共度的默契而美好的時刻中，中世紀發生在摩洛哥的焚書事件、納粹在柏林的焚書事件等書籍所遭受的滅頂之災打破了書的溫馨回憶。該作品是一首獻給圖書的頌歌，它透過人類歷史的不同時代與空間，講述了圖書家族的真實經歷，并探討了紙質圖書的未來。

二、漫漫離鄉路

在非洲法語小說中，背井離鄉是一個沉重、廣泛、持久的主題。尤其非洲人為到達“遍地黃金”的歐洲而穿越地中海的“自殺式移民之旅”，在文學作品中由來已久。對于小說人物來說，背井離鄉往往意味著身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放逐，常與記憶的哀傷、身份的迷失相連。他們選擇背井離鄉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戰爭沖突、貧困、宗教、不完善的家庭關系等。為了生存和更好的前途，他們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了遷移之路。遷移中一類為“外部遷移”，指跨國遷移，另一類為“內部遷移”，指在同一國家或地區內的遷移。

（優瑟夫·阿米·埃拉拉米與《戰爭是美好的》，圖片源自必應）

摩洛哥作家優瑟夫·阿米·埃拉拉米（Youssouf Amine Elalamy）的小說《戰爭是美好的》（C’est beau，la guerre，2020）這部標題充滿反諷色彩的作品獲得了年度非洲圖書橘獎。故事敘述者是一位年輕的男演員，為逃離內戰，他登上一艘破舊的航船，走上流亡之路。經過漫長而危險的海上旅程，他抵達了彼岸一個滿是度假人群的沙灘。在一處難民營，他發現周圍的女性同胞都在戰爭中失去了一位至親，或是丈夫、情人，或是兒子、父兄。為減輕她們的痛苦，他決定一一傾聽她們的講述，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使逝者重現。“她們向我說起她的他，我就代他去看，代他去講，代他去擁抱如此想念他的女性，代他用雙手拭去她為他流下的淚。”主人公力圖用藝術治療這些飽受戰爭創傷的移民的心靈。

喀麥隆作家赫姆利·布姆（Hemley Boum）的小說《日子來又去》（Les jours viennent et passent，2020）也以因困境而選擇背井離鄉為主題。作者以歷時性敘事講述了喀麥隆三代女性的命運：暮年安娜回憶起自己在20世紀50年代在喀麥隆與法國之間的顛沛流離，女兒阿比為遠離家庭沖突而選擇移居法國，年輕的蒂娜則因現實困境而被暴力組織所蠱惑，卷入致命的招募。三名女性的聲音相交織，反映了當代喀麥隆的暴力、流亡與文化傳承等問題。小說獲本年度阿馬杜·庫魯瑪文學獎。科特迪瓦作家高茲（Gauz）的小說《黑人馬諾》（Black Manoo，2020）則通過一位非洲青年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讓的社會下層與巴黎美麗城之間的游走經歷，講述了初到巴黎并準備定居的非洲無產階層移民的生存策略。小說具有強烈的寫實性，敘事節奏快，人物描寫細膩、簡潔，筆調帶有維勒貝克式的諷刺與辛辣，提出了“我們為什么去向他處？”這一尖銳問題。

與以上幾部所描述的或多或少具有主觀意愿與目的的遷移不同，法屬留尼旺作家讓-弗朗索瓦·薩姆隆（Jean-Fran?ois Samlong）的小說《放逐的太陽》（Un soleil en exil，2020）中的跨海遷移則與一場集體性犯罪相關。作品根據真實的歷史事件書寫而成。1962年的留尼旺島雖已是法國的一個海外省，但殖民陰影依然沒有散去。島上資源有限而人口在不斷增長，法國政府便認為該島青少年是社會動亂的潛在因素，尤其考慮到法國大都市周邊的鄉村需要廉價勞動力，于是一場兒童遷移事件發生了。1962至1984年，兩千多名留尼旺未成年人被流放到法國克勒茲省等地，其中最小的只有六個月大，造成了一系列悲劇與災難。小說主人公艾娃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了自己的遭遇，這個十六歲的小姑娘來自留尼旺的貧困家庭，當社會福利員巧言許諾美好的未來時，貧困的母親們便在同意政府收養孩子的文書上簽了字，以致孩子喪失了原有的身份，喪失了自由。艾娃和兩個弟弟到達法國后被迅速分開，到了晚年，她才重回家鄉。小說以艾娃尋找兩個弟弟為主線，展現了這些“被偷走的兒童”背井離鄉并幾乎淪為奴隸的悲慘命運。艾娃用善良與愛去面對種族主義、剝削、冷漠所帶來的苦難，用書寫治療了傷痛。該作品入圍了年度墨提斯小說大獎決賽。

（《安達盧斯路上的百葉窗》，圖片源自必應）

在涉及“內部遷移”的非洲法語小說中，“城市里定居的市民與外來鄉村流動人口之間的古老戰爭”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主題，突尼斯作家艾哈邁德·瑪哈福德（Ahmed Mahfoudh）的小說《安達盧斯路上的百葉窗》（Les jalousies de la rue Andalouse，2020）是這類小說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主人公阿茲祖茲系大戶人家佃農的兒子，從突尼斯鄉下到首都學習法律，期盼有朝一日穿著黑色長袍，“被老百姓稱為律師大人”。故事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正值突尼斯社會巨變、新舊秩序更替的轉型時期，暴發戶、野心家組成的新階層替代了舊時代的政治-文化精英而成為新的上升階層。阿茲祖茲在所謂“器物的現代性”的洗禮中很快發現這一變革意味著什么，并掌握到相關機制，他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重大時機。這使他忘記了自己的卑微出身，全力投身這場變革之中，從處于社會邊緣的鄉下人成為律師、不動產投資人，但最終在事業與愛情上均遭失敗。小說折射出了為社會巨大變革所裹挾的人物命運的荒誕性。

三、成長的煩惱

成長小說長久以來一直在非洲法語小說中占有重要地位，非洲法語小說塑造了很多尋找自身位置的年輕人形象。歐洲18世紀的啟蒙文學與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建立起成長小說的傳統，尤其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廣泛影響了當代非洲成長小說。近年非洲法語成長小說具有一種新的傾向：人物的“成長”不再僅是自我“建構”，不再單純表現從最初的理想或幻想轉變為清醒的實用主義，去適應現實，去尋求與世界的相符，而是更多地強調人物要對現實世界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加以應對，并在流動變化不斷加劇的現實中尋求自身與世界的結合。在規則不完善或缺席的情況下如何成長？面對復雜混亂的現實，是否應該拋棄自己最初理想的“建構”？這些正是本年度非洲法語成長小說所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蓋勒·貝雷姆與《門后有妖怪》，圖片源自必應）

法屬留尼旺作家蓋勒·貝雷姆（Ga?lle Bélem）的首部小說《門后有妖怪》（Un monstre est là，derrière la porte，2020）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留尼旺貧困家庭中一個小女孩德森特的成長故事，獲得年度墨提斯小說大獎。作家的目光完全沒有停留在留尼旺作為度假勝地的光鮮亮麗上，而是投向了存在著貧困、暴力、失業、酗酒、迷信等社會問題的平民區，在這里奴隸制的歷史印記混雜了各種粗俗的弊病。七歲的德森特清醒地看待她周遭的人及她的生活，意識到貧困下隱藏的暴力危險，“我在床頭柜上放著一本書，因為我沒有手槍”。書名“門后有妖怪”中的“妖怪”，有雙重寓意：一是令父母煩惱的小姑娘德森特，一是門后等待著小女孩的各種困難，如社會決定論，出身低微的人注定一生艱難前行，還有種族主義的冷漠。“留尼旺是法國領土上不平等性最為嚴重的地方”，蓋勒·貝雷姆如是說。除了外部環境的嚴酷，小姑娘面對的家庭內部環境也令人堪憂。父親重男輕女，恐嚇式家庭教育使她一出生就面對憎惡與暴力，而閱讀、書寫、見證、驅邪、斗爭、存在是德森特從小萌生的愿望，她希望成為“施魔法的作家”和“超越自身的身份與生活環境”，夢想與父輩不一樣的生活。小說以德森特的視角書寫了她出生后二十年的成長歲月，內容沉重嚴峻又不乏輕柔與詩意，筆調時而尖刻時而溫情，是一部優雅風趣又令人心酸的作品。

科特迪瓦作家亞雅·迪奧曼德（Yaya Diomande）的小說《阿波波·馬雷》（Abobo Marley，2020）的主人公穆薩也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物。穆薩是小鎮上的公共汽車售票員，被稱為“搖擺者”，每天在城鎮之間來來去去，招攬乘客。為了賺到足夠的錢去歐洲工作、生活，他凌晨開始工作，做過擦鞋匠、機械技工學徒、司機，從事過相當危險的工作。在作者看來，科特迪瓦是一個特權社會，年輕人缺少上升途徑而不得不遠走謀生。該作品旨在揭示科特迪瓦的社會現實，為社會底層發聲，主人公以孩童般質樸的聲音講述了一個年輕人永不言棄的奮斗之路。作品被稱為“現代版《奧德賽》”，語言生動而富有感染力，獲得本年度非洲之聲文學獎。

成長的過程必然充滿變化與曲折。巴赫金曾經說過，“［這一類小說中的］成長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在非洲法語成長小說中，有的人物面對貧困和暴力的社會現實選擇了奮斗與抗爭，有的人物則在成長中走向扭曲與畸變。如小說《日子來又去》中的女青年蒂娜，其家境并不貧困，但因殖民歷史遺留的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和權力階層的腐敗墮落而最終選擇了出走，加入了恐怖組織博科圣地。小說分析了喀麥隆的極端主義與暴力問題的根源，抨擊了被博科圣地召集起來的年輕人的暴力活動，強調了在青少年成長中教育的重要性。又如前文提到的《安達盧斯路上的百葉窗》中出身寒門的青年主人公在努力進取之后，為金錢所誘惑，成為如同巴爾扎克筆下拉斯蒂涅一樣的野心家。他加入到既無信仰也無原則的社會新階層中，使自己的人格走向畸變，最終在空虛與失落中了卻一生。

2020年非洲法語小說除涉及以上幾大問題之外，還有一些小說聚焦生態問題。如法屬留尼旺作家拉露（Lalou）的探險小說《樹的腳》（Pieds de bois）被稱為“一部綠色小說”。主人公展開航海旅行，駛向一個住著神奇居民的、時間暫停的島嶼，那是一個尊重環境、尊重自然的世界。然而，當海上暴風雨停歇下來，利益的暴風雨接踵而至。“公司”的到來使該地所守護的文明灰飛煙滅，“公司”為利益所驅動而對大自然進行剝奪，采用不正當手段致富。該小說是大自然的一聲吶喊，為昨天與今天的消費主義的泛濫敲響警鐘。《安達盧斯路上的百葉窗》則展現了作家瑪哈福德對城市生態問題的擔憂。瑪哈福德被稱為“城市作家”，他的所有小說都與突尼斯舊城和歐化新城有關，對“失去的城市”的探尋是他小說中的重要觀照。20世紀80年代以降，混亂無序的建筑潮隨著現代性的突飛猛進席卷了突尼斯。森林、濱海地帶遭到破壞，在環礁湖上、河邊……甚至在考古遺址上也修建了房屋。曾經位于城市中心（即舊城）的文學咖啡館、電影院等文化空間被銀行、商業中心所取代，紀念性的古老宅院變成了貧民窟而遭到損壞，正如小說中作為文化遺產代表的安達盧斯老宅被其繼承者變成了儲存商品的倉庫。城市紀念性建筑作為一種象征符號，它的消失意味著一種文化的衰落，作家在小說中呼喚對城市文化遺產進行保護，重建與傳統之間的連續性，維護城市的文化生態。

針對非洲法語文學，本年度有多部研究論著問世，它們從不同側面剖析了非洲法語文學近年來的新動向：

其一，關注文學形式上的實驗與探索，如加拿大作家、學者利茲·高文（Lise Gauvin）、法國學者羅穆拉德·豐庫亞（Romuald Fonkoua）與弗洛里安·阿利克斯（Florian Alix）主編的論著《論當代法語區小說》（Penser le Roman francophone contemporain）探討了法語區小說在形式上的貢獻，其中尤其談到印度洋西南島嶼地區方興未艾的“碎片美學”。從1999年至今，毛里求斯、法屬留尼旺與馬達加斯加出版了諸多體量相當短小的文學作品。它們以極短的虛構敘事為特征，處于小說的邊界，被稱為“斷片之書”或“散書”。這種“碎片美學”受到解構游戲、元虛構與后現代的自反等因素的影響，體現出另一種敘事思維。一方面，它折射出后殖民主體面對當代世界與自身復雜處境所感到的深刻不安，該地區的奴隸制歷史、人口販賣史、殖民史仍然是“懸而未決的歷史”，它們留下的陰影仍然影響著那里的所有人，造成“主體意識的脆弱性”；另一方面，“碎片美學”也承載了主體的內心流浪，承載了一種“根本的反抗征象”，它體現了雙重的訴求：恢復主體經驗，反對所有帶有欺騙性的、固化的普遍概念，并以堅定的態度對習俗慣例進行重新思考。

其二，關注作品內容傳遞的聲音。加拿大學者菲利普·巴薩波斯（Philippe Basabose）與約西亞·塞穆揚加（Josias Semujanga）主編的論著《法語區小說與殖民檔案》（Le roman francophone et l’archive coloniale）從小說的歷史維度研究了法語區小說如何書寫了殖民記憶，它們通過在敘事、話語與語義上的多樣化表現，使殖民記憶構成了法語區作家文學想象的一部分，并在更廣闊的范圍內構成法語區群體的觀念史的一部分，同時考察了當代文學中對殖民時代的不同觀點以及這些作品在法語區后殖民社會中的接受。加拿大學者阿歷克西·切亞普（Alexie Tcheuyap）與美國學者埃爾韋·楚姆卡姆（Hervé Tchumkam）的論著《非洲法語小說中的恐懼與不安全感》（Avoir peur，insécurité et Roman en Afrique francophone）則從殖民經歷出發，分析了恐懼持久地存在于一代又一代非洲小說家筆下的原因，提出恐懼是否是非洲后殖民經驗的基本范式的疑問。作者通過對非洲法語小說的跨學科分析，闡述了在這些文本中無處不在的不安全感的歷史與當下的復雜原因，諸如暴力、恐怖主義、戰爭、流行病、政治斗爭等。其中，經濟因素使人產生的不安全感也不容忽視，如尼日爾作家伊迪·努烏（Idk Nouhou）在小說《蠢蛋們的國王》（Le roi des cons）中談到的由強國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對等關系所導致的“不可見的力”使跨國公司嚴重制約著非洲國家。在闡釋文學中的恐懼與不安全感這些征象的同時，該論著還探討了國家與政治的意義。

其三，關注文學的跨文化性。法語區文學是一個異質的復雜整體，非洲法語區文學因其帶有不同文化地域的符碼而呈現出多元而獨特的身份。如小說《門后有妖怪》體現了法屬留尼旺的世界性與混合性文化特征，書中混合了法語、克里奧爾語、拉丁語、阿拉伯語、馬約特語，甚至還有中國的普通話，使書中呈現的留尼旺這個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島嶼猶如一座巴別塔一般。針對非洲法語文學的跨文化性，摩洛哥學者阿法·扎伊德（Afaf Zaid）的專著《從文化多元性到文學的活力：摩洛哥法語文學的聲音》（De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au dynamisme littéraire:voix marocaines francophones）與學者達尼埃爾·德拉（Daniel Delas）、摩洛哥學者哈立德·澤克里（Khalid Zekri）、德國學者安妮·貝格納特-諾施費爾（Anne Begenat-Neusch?fer）主編的論著《馬格里布地區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敘事混合與張力》（Hybridations et tentions narratives au Maghreb et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前者強調摩洛哥文學以其豐富智識充實了摩洛哥的文化場域，增強了它在世界文學中的認知度，多元性的文化使摩洛哥當代小說孕育生成了新的美學特征，其中非洲口頭文學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摩洛哥法語文學中得到傳承；后者則聚焦馬格里布與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學建立起來的象征空間，分析了在文化混合的語境下作家所使用的書寫策略以及這些書寫策略所產生的價值。

2020年對于非洲法語文學具有特殊的意義，獨立六十年后如何重建與歷史的關系、如何面對移民問題與青年問題構成了本年度非洲法語文學的三大主題。在針對非洲法語文學的研究中，小說作為文學的重要實驗場域所傳遞出來的后殖民主體的聲音是本年度的研究熱點。矛盾中尚存選擇，苦難中尚存希望，難以忍受但并不使人消沉是其中諸多作品呈現出的共性特征，這也被視為當下非洲法語文學所展現出來的勃勃生機的原動力。剛果小說家、著名學者阿蘭·馬邦庫（Alain Mabanckou）在法蘭西學院講授黑非洲文學史時曾說道，“法國不是法語世界的唯一重心”。在全球化的今天，非西方文學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非洲法語文學的勃興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