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1年父親陳白塵曾寫下過這樣一段文字：“離開四川已三十六年了，我時時地、深深地懷念著它。除了少年時期居住的家鄉以外，我在上海住過十年以上，在首都度過十五個春秋，遣返南京也達十六個年頭了，但我還是懷念只住過八年的四川，忘不了巴山蜀水間的友人……”

他們是誰？大多是些幕后的默默無聞的名字。我開始去尋找，為了填補抗戰話劇史上這段不該遺漏的空白。

楊鐘岫

見到楊小秀，已經是2018年的元月了。她不無遺憾地對我說：“你來遲了，我爸剛剛去世幾個月。”

我只是在照片上見過她的父親楊鐘岫，但是這個名字多年來一直掛在父母的嘴邊。我知道在他們心中，楊鐘岫無疑是抗戰時期大后方戲劇運動的功臣，更是中華劇藝社恩重如山的朋友。

那是1941年皖南事變之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重慶的話劇舞臺也陷入了沉寂之中。就在此時，一個名為中華劇藝社的民營劇團宣告成立了。周恩來的指示是：以話劇為突破口，繼續堅持斗爭。陽翰笙在他的回憶錄《風雨五十年》中這樣評價道：“這支文藝隊伍經受了考驗，作出了貢獻……在大后方的戲劇運動中，起了核心與骨干作用。”

然而，作為一個民營劇團，生活是難以保障的。他們沒錢租房子，只能到鄉下找幾間茅屋棲身；他們沒錢開伙倉，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更為困難的是，演出的場地是在城里的國泰大劇院，先坐船，再乘車，來往需要四五個小時。

見到小秀的那天，在我們的一再請求下，她終于面對攝像機，緩緩地講述了她的父親是如何為劇社雪中送炭的。“我爸爸是重慶一家報社的記者，他喜愛話劇，稱得上是鐵桿粉絲。當他得知篳路藍縷之中的中華劇藝社急需幫助時，便主動去找我爺爺商量。我家祖上還是比較富足的，在城里有著幾處房產。而且就在國泰的對面，恰巧有一棟房子空閑著。父親懇請祖父將其騰出來，白天讓演員們在里面休息，順帶排練，晚上直接去劇場演出。祖父笑了：‘不要再說了，讓他們馬上搬進來吧！’于是這幢小樓連帶整個院子全都慷慨地借給了中華劇藝社。前后七年，不僅沒有收過一分錢的房租，而且還保證了他們的伙食供應，特別是逢年過節，還會弄些香煙、酒水、糖果等招待他們。”

那天，站在煥然一新的國泰大劇院門口，望著車水馬龍的廣場，我迫不及待地問小秀：“那幢房子還在嗎？”

她苦笑著搖了搖頭：“城市改建，早已拆得沒有一絲痕跡了……”

作為50后，她的確沒有親眼見到過這段歷史。好在當年中華劇藝社的成員們留下了他們的回憶——

這是秦怡的文章：“1941年11月，我們搬到重慶國泰大劇院對面的一幢古舊的、兩上兩下的樓房里。前面是一個茶館、中間有個長長的院子。我們住在廂房的樓上，樓下就是排練場……每天吃過早飯，我們就不約而同地集中到前面的茶館里，探討劇本，分析人物，揣摩臺詞。”

這是張逸生的回憶：“茶館的茶桌從大門一直擺到后院的二門洞里，我們便把二門洞的兩張茶桌占了下來，泡上幾杯茶，全天都有人守在那里。于是這里就成為了我們的自修場地，也是我們的會客室，朋友們來聊天，來探訪，我們都在二門洞接待。就連郭沫若、夏衍、于伶、老舍，還有許多關懷劇社的知名人士，都成了這里的座上客。有趣的是，國泰對門的這家小茶館，一時間竟成為了陪都的一家別開生面的文化沙龍。”

字里行間透露出了中華劇藝社同仁們的感激，也映襯出了楊鐘岫一家人的欣慰。

那天中午，小秀和她的雙胞胎姐姐堅持要請我和攝制組的人員吃飯。富麗堂皇的餐廳，琳瑯滿目的佳肴，讓我忐忑不安：“不行，不行，上一輩人已經吃足了你們楊家，到了我們這一輩豈能還吃你們楊家！”

頗有乃父之風的小秀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我爸在世時告訴過我，中華劇藝社搬到城里后演出的第一個戲，就是你父親寫的《大地回春》。當時過道上、椅子上都是觀眾，謝幕之后還不肯離場，情緒非常的激昂，爭先恐后地表示要去前方抗戰，要去捐錢捐物……”

我緊緊地握住她的手，我明白這枚“軍功章”里應該有楊家的一半。

劉盛亞

我沒有見過劉盛亞，只知道他是父親的好友，抗戰時期同在四川省立劇校教書，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小說家。

他去世很早，歿于上世紀50年代。文革結束后，他的夫人魏德芳找到家里，希望父親能給《劉盛亞文集》寫篇序。那天，父親鋪開稿紙，一邊流淚，一邊揮筆，淚水打濕了他的衣袖。

父親為什么如此悲傷？直到我讀完他寫的這篇《哀盛亞》，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父親告訴今天的讀者——很多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讀者：當年的中華劇藝社是如何的艱難竭蹶，前臺主任沈碩甫，雖然身兼三職（同時還是群益出版社的經理和《中原》雜志的發行人），仍然是一貧如洗。為了劇團的演出，他嘔心瀝血，每每為了一張“準演證”，他得使出渾身解數。那天，為了父親寫的《大渡河》能夠順利上演，他又四處奔波勞累了整整一天，最終因為心臟病發作，倒在了一條泥濘的小路上。他無兒無女，孑然一身；作為“下江人”，找不到一處安息之地。這時是劉盛亞胸脯一拍：“就安葬在我家的祖墳里吧！”父親寫道：“這是盛亞以四川人的主人身份為我們下江來的文化人營葬的第一個人。”是年夏，中華劇藝社因不堪國民黨的迫害，轉戰成都，社長應云衛將其不足周歲的幼女留在了重慶，半年后這個小寶寶不幸夭折了，又是劉盛亞默默地將她安葬在了沈碩甫的墓旁。第二年的春天，中華劇藝社的著名導演賀孟斧亦因貧病交加，于重慶去世了，遠在成都的中藝同仁們鞭長莫及。這時又是劉盛亞一聲不響地站了出來——他不是中藝人，卻第三次以中藝主人的身份，操辦了他的全部后事。

父親的淚水將字跡洇濕成一片，但我仍能辨認出來，他寫道：“如果沒有盛亞，國民黨反動派只會讓他們暴骨荒郊了……然而他自己——為異鄉人在四川土地上埋葬忠骨的盛亞，卻于那個顛倒的歲月里，死于渺無人煙的流放之地！”

當年的劉盛亞曾留學于德國的法蘭克福大學，且躋身于羅曼·羅蘭與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納粹作家行列，寫下了諸多的反法西斯文學作品。在重慶期間，與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一道，被學界名人分別稱作“南方神童”和“北方神童”。然而叫人難以相信的是，他居然沒有為自己的這一善舉留下只言片語。如今能夠查找到的，只是各家報紙上再簡單不過的幾個字：“賀孟斧遺體，定于1945年4月12日卜葬南岸砂鍋窯。”

楊澤平是原峨眉電影制片廠副廠長，同樣是為了懷念逝者，同樣是為了感恩操辦者，他親自前往重慶南岸，作了一番實地考察。他認為該地根本沒有“砂鍋窯”，而應該是：“賀孟斧的遺體棺木由作家劉盛亞安葬在重慶南岸海棠溪后壩瓦窯灣劉家祠堂側。”

究竟哪一種說法正確呢？那天我和攝制組在重慶采訪時，特地向重慶話劇院院長陳家昆詢問了此事。他是重慶抗戰戲劇博物館的策展人，重慶的全部劇運史都裝在了他的心里。然而他卻痛苦地搖了搖頭：“沒有了，如今什么都沒有了。早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這類私人墓地和墳山就被平為了農田。而現在更是被房地產商人‘改造’成了一片片的住宅小區。我只知道，包括我居住的那幢樓，其地基都是建造于劉家地產之上的，而那三座墳塋，應該就在我們的腳底下……”

他說不下去了，我看見他的眼角溢出了晶瑩的淚水。

車 輻

1983年，父親隨中國文聯代表團重訪四川。抵達成都后，當地的同仁們熱情地帶領他們參觀了當年中華劇藝社的住所和演出的場地。下午休息時，年近七旬卻仍被父親親切地喚作“車娃子”的這位昔日老友，開始了他深情的敘舊和追憶。抗戰時期車輻曾在《華西晚報》當外勤記者，而中華劇藝社轉戰成都，就是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打著為《華西晚報》籌募基金的旗號，作旅蓉公演。

“車娃子，走！帶我去看看江村、施超和彭波的墓地……”父親推開椅子，迫不及待地站起身來。

車輻似乎早已預料到了這一切，他囁嚅再三，終于說出了實情：“沒有了，全都沒有了！早已被夷為了平地，墓碑也被盜走，至今無處尋覓……”

江村和施超都是當年大后方話劇舞臺上的著名演員，連周恩來都不止一次夸獎過他們的演技；彭波則是中藝一位勤勤懇懇的女職員，他們都是因為貧病交困而逝于異土他鄉。

父親為什么獨獨要找車輻帶路？車輻同這三位異鄉的亡者又有什么關系？我很好奇，卻又不知緣由——父親的文章中從未提及過，而車輻自己也始終閉口不談。

我見過車輻不止一次，他每次從成都來南京，都要跟父親喝上兩盅，微醺之后，便一遍又一遍地對我講述當年的他是如何跑到父親的宿舍里偷吃的——“外勤采訪回來，每每都過了飯點，食堂早已關門，只好四處去想辦法。去得最多的就是你爸那里——你媽生肺病，你爸每天早上去菜場撿骨頭回來熬湯，爐子就放在門口……長嫂如母，長嫂如母啊，他倆明明看見，卻不說一句話！”

身為中華劇藝社秘書長的父親，當年與劇社一道借宿在《華西晚報》的大院里。于是車輻與他、與劇社的同仁們便結為了朋友，結為了生死之交。作為一名記者，他寫下了無數有關中藝的報道，有關成都話劇運動的現狀。這一身份提醒了我，尋找他當年留下的文字，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于是我找到了1944年的《華西晚報》和《新民報》，其中有他本人的記載，也有其他人的記錄——

“江村逝世后，我們趕到醫院去看他，僅留下雜物一包，躺在太平間里臉孔蠟黃，胡髭滿嘴，上齒微露，皮包骨頭，如此境況，誰不難過落淚呢……安葬的那天下著細雨，朋友們都冒雨前往醫院為他舉行了追悼儀式，參加者有顧而已、陳白塵、王東生，以及文藝界、中華劇藝社、《華西晚報》《華西日報》的諸多友朋們……墳筑好后，顧而已掏出手槍向著風雨凄凄的天空連放了兩槍，以示哀悼和抗議……墓地在外東包家橋南沖堰附近的山地，與中藝劇人彭波的葬地相連。”

“施超不幸于1944年10月26日逝世，終年30歲。安葬那天，文學界、戲劇界上百人冒著綿綿秋雨送行。雖然沒有儀仗、鼓樂、鞭炮，但氣氛極其悲壯，實際上是對國民黨反動派迫害摧殘文化人的一次抗議和示威。墓地選在外東包家橋側，與劇人江村比穴，地均友人車輻賻贈。”

——真相終于大白了！車輻讓父親為他保守的秘密也被揭穿了！

很快，一位名叫劉傳輝的記者，懷著相同的心情，直接敲開了車輻家的大門。車輻很尷尬，但最終還是徹底坦白了一切。他的表述是這樣的：關于我捐贈墓地的事，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覺得不值一提。我當時還算有那樣一個條件，有這么一小塊地方，就算是我對文藝界外省朋友們應盡的一點友情吧……彭波是最早去世的，和江村、施超一樣，患的都是肺結核。中藝買不起墓地，只能葬入亂墳崗。我想到自己家在外東琉璃場李家大堰周圍有半畝山地，是安葬我母親的地方，一個叫符六興的農民住在那里看墳。于是我便主動提出來，就讓她安息在那里吧……就這樣，后來又陸續安葬了江村和施超。墓碑是我親自找人雕刻的——材料選的是紅砂石，一公尺高，上面的字是郭沫若的手跡。

1992年，我借著去成都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登門拜訪了車輻先生。尚未待我坐穩，他一把拽起了我：“走，帶你去吃成都的各色小吃，告訴你當年你爸你媽最愛吃的點心。”

老人的熱情把我撐得站不起身來，老人的興奮讓我始終無從置喙。他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的往事，唯獨沒有提起一句位于外東山地里的三人冢的故事。

徐世騏

徐世騏的故事我是從應大白口中得知的。大白兄五六歲時便被母親帶到重慶，他親身經歷了由他父親應云衛擔任社長的中華劇藝社從創建到結束的全部歷程。

那是轉戰成都之后，中藝再度陷入經濟危機之中。作為一個民營劇團——一個完全靠演出收入而生存的劇團，其掌門人所必備的，不僅是臨危不懼的膽量和處理事情的才干，更得具有保證全體人員不被“餓死”的本領。作為秘書長的父親曾詳細地總結了他們所遭受到的層層剝削與欺凌：“第一是捐稅。所謂‘娛樂捐’（這種稅在成都叫做‘不正當行為取締稅’，話劇演出和妓院營業被同等看待）、防空捐、印花稅等等幾乎是票價的百分之百，而票價又有限制，因此即使場場滿座，其收入也不足以應付劇社的支出。第二是劇場。劇場老板是商人，唯利是圖，賣錢的戲他與你分成，不上座的戲則要你包場，遇到政治壓力，他又根本不租給你場子。第三是地痞流氓和軍警特務的騷擾。他們只憑一身老虎皮或一張‘派司’便可以出入劇場，無人敢阻攔……”就這樣，話劇藝術在大后方遭受著百般的摧殘與蹂躪，而話劇工作者們也陷入了無窮無盡的困頓與艱澀之中。

我和攝制組在采訪應大白時，他含著眼淚回憶了那段往事：“為了躲債，父親大年三十不敢回家；因為還不起債，父親不止一次地挨過打……他什么錢沒有借過？國民黨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的副官他去找過，地方上的袍哥大爺他去見過，驢打滾的閻王債他也去碰過！其中的一種叫做‘比期’——十天一付利息，而利息竟高達百分之三十，一個月下來，一塊錢的債就是九毛錢的暴利！”

萬般無奈之中，應云衛想起了在重慶時結識的一位朋友——徐世騏。

嚴格來說，他只是一名“粉絲”，一位“戲迷”，重慶舞臺上的演出，他是場場不落。久而久之，也就和劇人們交上了朋友。一次，聽說中華劇藝社在排演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時缺少道具——舊式大家庭中喜慶節日時的必備陳設，他二話不說，就從自己家中給搬了過來，而且分文不收。后來又聽說，導演賀孟斧需要一套京劇的鑼鼓家什，以增強該劇的演出效果。但是如果外聘人員來伴奏，每人每場的酬金就得1500元，四人加起來足足6000元。囊中羞澀的應社長一籌莫展，這時又是徐世騏，胸脯一拍：“看我的！”他找來了三位朋友，請賀孟斧具體指導了一下，竟然倉促上陣了，而且從未出現過一點失誤。至于報酬，他同樣是分文未取，這可真叫雪中送炭啊！

徐世騏并非豪門之后，其本人只是一名銀行的職員。后來他被調到成都分行工作，于是與瀕臨絕境的中藝再度相遇。大白兄的故事就是從這兒講起的——

一天，應大社長實在沒轍了，忽然想到了這位曾經慷慨解囊的朋友。于是他跑到銀行，一臉愁云，卻不知如何開口。徐世騏笑了：“別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他眼珠一轉，提出了這樣一個解救燃眉之急的辦法——讓中藝在銀行開一個戶頭，有錢時就存入上賬，沒錢時則開支票透支，等到緩解過來再進賬填平；實在還不上空缺，就由他先設法墊付。就這樣，徐世騏前前后后一共資助了十幾筆透支款，如同及時雨般地為中藝解決了后顧之憂。

我聽呆了。一個銀行的職員究竟有多大的膽子敢做如此“違法”的事情？一個普普通通的“票友”究竟有多少家底敢冒這樣巨大的風險？大白兄沒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含淚又講了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1945年春，中藝的臺柱子——著名導演賀孟斧去世了，他的遺孀及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生活陷入困境。這時中藝的同仁們決定排演賀孟斧曾經執導過的《風雪夜歸人》，一為紀念這位杰出的藝術家，二為救助其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但是這筆毫無利益收入的龐大經費從何而來？應云衛首先想到了徐世騏，而他二話不說，默默地擔任起了該劇的“演出者”，不僅四處奔波籌措經費，而且演出后將全部的收入贈與賀孟斧的家屬……

我沒有見過徐世騏，而他留下的資料也很少。在我看到的唯一一篇由他撰寫的懷念應云衛的文章中，布滿的是“崇敬”，是“尊重”，是“感激”，是對大后方戲劇工作者的欽佩和贊譽。

這些幕后人的名字還有許許多多，這些幕后人的故事還有千千萬萬。他們已經不為今天的年輕人所知曉，不被今天的粉絲們所耳聞了。我想起了又一位仗義疏財的友人王少燕。作為四川本地人，他為背井離鄉來到大后方的劇人們竭盡了地主之誼。為了便于開展活動，他親自組建了“成都演劇服務社”，給大批的劇作家們如陽翰笙、老舍、田漢、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等充當代理人，并為協助演出，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他更是將祖上的家產，慷慨地獻給演劇事業，成了族人眼中的“敗家子”。我詢問過他的兒子王益鵬：少燕先生一共捐助過多少錢？他笑了：父親怎么可能記下這一筆筆的賬呢，他根本就沒有想到要歸還。

這就是“下江人”永遠不能忘記的巴山蜀水間的友人，這就是中國抗戰話劇史上永遠不能空缺的篇章！沒有他們，就沒有中華劇藝社；沒有他們，就沒有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

（陳虹為陳白塵長女，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