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直非常重視黨史學習，毛澤東同志早在1961年6月12日就在《總結經驗，教育干部》中說，“我們是歷史主義者”，并強調，“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1964年、1973年，他幾次強調要“寫黨的歷史”，共產黨的歷史應該總結。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的《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更是講到，“要學點歷史。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江澤民同志《論黨的建設》一書收入其1993年7月5日的《領導干部要切實加強學習》一文，他強調，“要努力學習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黨的歷史”，并強調，這一點對于各級領導干部十分重要。在1996年6月21日的《努力建設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一文中，他再次強調，“希望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認真地讀一點歷史”，“作為當代中國的領導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和我們黨的歷史，就不可能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繼承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光榮傳統，也就不能勝任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職責”。胡錦濤同志在2003年11月24日的《在十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形勢下，在深刻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我們要更加重視學習歷史知識，更加注重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黨員干部和人民”。

習近平同志非常重視黨史學習教育，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多次在講話中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一面鏡子”。早在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建校八十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他就明確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知史愛黨，知史愛國”。2014年5月8日在同中央辦公廳各單位領導班子成員和干部職工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中，他再次強調，“要加強黨史學習和教育。”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他在多個講話中告誡我們：“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他說：“一個忘記來路的民族必定是沒有出路的民族，一個忘記初心的政黨必定是沒有未來的政黨。”2021年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強調“以史為鏡，以史明志”，并提出“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明確要求。

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對于歷史的真正學習與深切領悟還是為了著眼于現實的工作，圍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歷史的學習，結合從事的工作，我以“新時代黨對文藝工作的要求和我們應做的工作”為題，談一下學習體會。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文藝工作，可以說，從世界范圍講，沒有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將文藝事業作為黨的事業中如此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歷史上看，首先，黨的誕生、新文化新文學的誕生幾近同時。第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早期領導人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人多有重合。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領導者和實踐者。前些天，我去陳獨秀故居參觀，看到自上海搬至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就在同一座院子里。第三，中共黨史與中國新文學史的發展相疊相伴、相促相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文藝的發展，從1921年以來直到今天，每一歷史時期，國運與文運、國脈與文脈都是緊密相連、相互促進的。可以說，對于文藝工作的關注、關心、關懷，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政黨能夠比肩于中國共產黨。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不斷砥礪奮進的一百年，也是中國文學事業不斷繁榮發展的一百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藝工作。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強調了新時代文藝工作的重要性，確立了文藝事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與歷史作用，同時也為文學從“高原”邁向“高峰”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在新時代做好黨的文藝工作的根本遵循與行動指南。

通過黨史學習，結合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的深入學習，必須進一步明確新時代黨對文藝工作的要求，必須進一步明確黨的新時代文藝工作既有與以往各個不同歷史階段一以貫之的地方，同時也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呈現出的新的特點和要求。

一、做好新時代黨的文藝工作，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

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種文藝要發揮引領作用，同樣不能沒有思想支撐。百年黨史，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一項重要工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飛躍，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正如有論者指出，習近平同志提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發展；其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新發展；其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不斷升華，結合新的實踐而作出新的理論創造，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秘所在。有一些人可能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理論家評論家的事，其實不然，作家的學習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首當其沖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業已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得好、學得透的作家，其作品的格局和影響也是不一樣的。比如柳青，我們閱讀他的《美學筆記》，就知道他是一個多么重視思想修養，而且理論根基又多么深厚的作家。《創業史》之所以成功，我認為不僅在于他對于生活的深入，在更深的層面上，它的成功還在于對生活的體察，這個體察的深度從哪里來？還是從馬克思主義那里來，從歷史辯證法那里來。所以，新時代文學工作，做好文學史的成功經驗的梳理，做好作家創作思想的引導，以使新時代作家具備理論自覺的能力，仍然十分必要。

二、做好新時代黨的文藝工作，必須堅持以時代大勢為重要參照

一個作家只滿足于閉門造車，是終究造不出大器，也成不了大器的。凡成大器者，他的視野必然是廣闊的。對于黨的文藝工作者，何嘗不是如此？如果只看見門前院內，只興味于家長里短，只沉溺于杯水風波的描摹，而對正在發生的時代大的變化、人類命運的大的走向漠不關心、毫不在意的話，那么人們也是很難在他的作品看到“大風景”的。前些天，中國作家協會主辦“迎著新生的太陽——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紅色經典大展”，中國現代文學館約我參與“云展”采訪，我談及的部分是趙樹理。趙樹理是繼魯迅之后最熟悉農民的作家，對他的重讀過程中，我發現趙樹理現在讓人記住的作品并非動輒百萬字的鴻篇巨制，他的《小二黑結婚》是短篇，《李有才板話》是中篇，都是1943年寫作完成的，都是薄薄的小冊子，但為什么時隔七八十年，人們還記得、讀者還愛讀呢？原因之一當然像周揚所說，趙樹理是“第一個以農民的語言、農民的思想寫農民生活的作家”，“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不要小看這些論斷中的“第一個”和“沒有一個”，趙樹理之所以被陳荒煤稱為“趙樹理方向”，被周揚稱為“人民藝術家”，其原因固然在他的小說寫出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太行山區人民的生活，以及晉東南、晉北百姓的生產勞動、生活習慣、婚喪嫁娶，從而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而更深在的原因，我認為是趙樹理筆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們，已徹底不同于閏土、祥林嫂和阿Q了，小說中農民形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前文學中的“農民”是被啟蒙的對象，自趙樹理開始，“農民”在文學上獲得了主體的地位，獲得了真正的主人公地位。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這說明什么？這說明，“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歷史前進的歷程中獲得了人格的進步，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站起來”了，只有農民的人格進步了，關于農民的“新人”形象才可能應運而生。這也說明了，文學只能是現實生活的真切反映的道理。

趙樹理寫出“小二黑”“李有才”那一年正值37歲。1943年，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年份。1943年5月，趙樹理寫“小二黑”，9月出版；10月寫“李有才”，12月出版。在1943年的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毛澤東同志發表了他于1942年5月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中提出的“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等一系列問題，我們在趙樹理的創作實踐中找到了很好的解答。趙樹理的創作精神及其成果，之所以被認為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所指引的方向的具體實踐，不在別的，而在于一位作家眼見農民的變化并將這一變化的歷史忠實地記錄了下來，深刻、真實地反映農村變革，真切、樸素地表達農民心聲。趙樹理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其原因在于他的筆從來沒有離開正在覺醒、正在翻身的農民獲得了主體地位的時代大勢。準確地說，是這個大勢成就了他。

我們身處新時代，目前的時代大勢可概括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作家對于這個大勢的認識極為重要，它決定著一個作家能否寫出這個時代的真貌。當然，對于黨的文藝工作而言，我們要做的工作，是在梳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文藝發展、文學創作成就的同時，給當代作家以觀大勢的眼光、定大局的思路、謀大作的信心，這變得極為重要。工作得到位不到位，的確關乎能否催生出偉大的作品，從而與這個偉大的時代相呼應、相匹配。

三、做好新時代黨的文藝工作，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人民，是黨的根基和血脈；人民，是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由黨的性質宗旨決定的，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黨的文藝事業的出發點與落腳點也只能是人民，這也是由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就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在大會祝辭中強調，“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一直以來都是黨對文藝工作的要求。這一要求是基本要求，同時也是高標準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因此他指出，“熱愛人民不是一句口號，要有深刻的理性認識和具體的實踐行動”，“要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問題，拆除‘心’的圍墻，不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任何一個立志為人民寫作的作家，其作品境界的高下，也取決于這樣一種文學自覺。

路遙寫過一篇散文《病危中的柳青》，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作家眼中的作家形象。一個是病房里的柳青：“各種輸氧和輸液的皮管子，從這里那里交錯著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時不下身。在這個用皮管子把他和各處眾多的器械聯結在一起的房間里，他本人就像一部儀器的主體部分。”另一個是記錄人民創造的“交響樂”的指揮家柳青：“他把蛤蟆灘上所有的這些人都帶到這個病房里來了。他強迫這些人物進入他的心靈；而他也要固執地走進這些人的心靈中去。他同時運用戲劇導演家的熱情和外科醫生式的冷靜來對付這群并不太聽話的‘熟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后半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生活在這一群‘熟人’中間的。他能離開自己生活中的親戚朋友，但永遠也離不開他所創造的這些人物。”一個作家何以與他的人物難分彼此？熟知柳青的人，讀過他《王家斌》《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的人，都會熟知他對人民的深情，那是經由14年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來的牢不可破的關系。正是這種牢不可破的關系，直接決定著《創業史》的面貌。新時代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家，寫《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的李迪就是這樣的人民作家，為了記錄人民的進步，他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貫穿于自己創作生命的最后一刻，直至貢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仍然是寫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中的人民的，他在病床上堅持寫出的最后一行字仍然是關系到邊遠山區追求富足、幸福生活的人民的。以人民為中心、講人民故事的人，是會活在人民心里的，這已是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一再證明了的真理。

通過學黨史，我了解到，據不完全統計，從1921年到1949年，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僅有名可查的烈士達370多萬名，還有許許多多無名的烈士。千千萬萬的中華優秀兒女為了新中國的誕生，為了人民而犧牲個人的一切，直至生命。相比于他們的犧牲，相比于他們心中的人民理想，我們的文學記錄得還不夠，我們手中的筆要持續地書寫這些英雄的事跡、偉大的精神。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學創作，仍然任重而道遠。

四、做好新時代黨的文藝工作，必須堅定文化自信、弘揚優良傳統

文化自信，是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四個自信”之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明確了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任務。這一目標的實現，這一任務的完成，都需要我們在工作中葆有對中華優秀文化的自信，并進行積極的弘揚。

文化自信的堅定性從哪里來，還是須從歷史中來，須從對中華民族歷史的認識中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中，我們能夠更好看清世界、參透生活、認識自己；歷史也是一位智者，同歷史對話，我們能夠更好認識過去、把握當下、面向未來。”他還說，“沒有歷史感，文學家、藝術家就很難有豐富的靈感和深刻的思想。文學家、藝術家要結合史料進行藝術再現，必須有史識、史才、史德。”

史識、史才、史德，這是對于文學家的一個最基礎的，同時也是高標準的要求。作家筆下千鈞力，作家筆下萬古情，古往今來，只有對中華優秀文化充滿自信的作家，才可能在歷史的文學長河中，完成對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展。試想如果一個作家拒絕歷史給予他的滋養和歷史賦予他的想象，如果一個作家的歷史觀不過關，那么他又怎能寫出歷史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又怎能將時代精神與文化精髓立之當世、傳之后世？歷史不容虛無，也不容戲弄，其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即在于歷史與文化的關系，割裂、扭曲和戲謔歷史的任何行為對于一個作家都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這樣做就是對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的失敬。而要寫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學，以使文學作品完成承載中華歷史、體現中華文化精髓的時代責任，所需的仍是對于中華悠久歷史的認真而深入的學習，對于近現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的深入學習。我們正在偉大的歷史的創造之中，置身于這個偉大的實踐和創造中，作家作為以文學的形式承擔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一分子，是否已做好了以自己的作品反映、書寫、謳歌新時代的最充分的準備，這是需要我們下大力氣去做的工作。

五、做好新時代黨的文藝工作，必須完善“靈魂工程師”的“靈魂”鑄造

文藝創作，說到底是一種神圣的勞動，它關系人的靈魂的進步和塑造，因此也負有極為重要的使命與職責。馬克思說，藝術家“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個作家，看似他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實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塑造”他的“塑造者”——作家自己。

靈魂塑造工程，實乃國之大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被人奪了“氣”、奪了“魂”，這一個國家、這一個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是塑造人類靈魂的人，他所肩負的重大而光榮的使命，則要求他必得首先是一個在寫作中乃至在生活中都不忘塑造自己靈魂的人。歌德講過，“在藝術和詩里，人格確實就是一切”，“關鍵在于是什么樣的人，才能作出什么樣的作品”。生命與作品相通，從噴泉出來的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是血。文學，是人格的投影。這就是說，文學與人格存在著對應性，表現為作家人格與文學品格的對應性。人格是一種選擇，文學則直觀體現著這種選擇，什么樣的人格，對應于什么樣的創作，人格的高下決定著文學的品位，文學家的存在方式決定了文學的存在樣貌和價值。這一點，已為文學史上的無數事例所證明。

文學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教育，是智的教育、心的教育，更是整個人的教育。寫作者在寫作中，同時也包含著對自我的教育。承擔著如此重要而重大的使命，“教育者”應該成為怎樣的一種人，這一點至關緊要。習近平總書記說，“文藝要塑造人心，創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養德和修藝是分不開的。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他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藝作為一生的功課，把為人、做事、從藝統一起來，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藝術訓練，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努力追求真才學、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藝雙馨。”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進一步指出，“明明德，首先要明大德、立大德。新時代的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藝術追求、學術理想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緊緊結合在一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

馬克思說，“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我們寫作的對象，人也是寫作者主體，人更是我們寫作的目的。新時代肩負著人的建設的重要使命的“靈魂工程師”，只有在塑造自己的靈魂的實踐中不斷以崇高的思想塑造自己，才可能塑造出這個時代的偉大的靈魂。

六、做好新時代黨的文藝工作，必須著力于社會主義文學的“新人”培養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是事業發展最關鍵的因素。文藝界是思想活躍的地方，也是創造力充沛的地方，濟濟多士，英才輩出。我國文藝事業要實現繁榮發展，就必須培養人才、發現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新人是事業的保障。社會主義文學事業要傳承下去，必須要培養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的新人。這里的“新人”指兩個方面，一是新的人，新的書寫者；一是新的人物，新的主人公。治當代文學史，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就是“新人”的形象塑造，與寫作者作為“新人”的創造力有一定的正比關系，許多文學“新人”形象都出自于寫作者的中青年時期。這是一個值得研究者深思的現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人公”。無論是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塑造，還是為推進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青年作家的培養，這一工作的完成，一方面在于組織者的工作，以“魯藝”為例，黨在培養文藝新人方面積累了許多值得我們今天去學習的經驗，這些都需要在學習中進行不斷地總結；另一方面也須有文藝評論的研究推進與無私支持。曹文軒曾于研究論著《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的后記中感慨于當代文學專業的難度。面對變動不居的當代文學，他認為要有一種無私精神的支持，“這個專業與眼光、勇氣、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著、悲壯等單詞似乎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讀之感慨萬千，作為從事理論評論工作的我，也是選擇治當代文學的一分子，當時間的大潮向前推進時，總會有一些談論新對象的新的人。這是一切文字的命運。那么，就將這一切視為傳承，像一代代人已經做的，我們仍要做。

七、做好新時代黨的文藝工作，必須做好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的大文章

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非常重要。在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就非常注重中國故事的講法。比如1936年，斯諾進入陜甘寧邊區，記錄了紅軍長征的故事、蘇區延安的故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向世界講述了中國革命的真實故事。新時代，我們的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更是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生動的素材與廣闊的創作空間。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要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同時也要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2019年，中國作家協會在國務院扶貧辦的大力支持下，啟動了“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組織20多位作家奔赴脫貧攻堅第一線，采訪足跡遍及吉林延邊、河北阜平、陜西周至、甘肅定西、寧夏永寧、新疆伊犁、湖南湘西、貴州貴陽、四川昭覺、江西井岡山、安徽金寨、福建寧德、云南魯甸、內蒙古赤峰、山西岢嵐、山東章丘、江西贛州、河南蘭考、河北張北等地，創作出版了一大批反映人民心聲、凝聚人民力量并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優秀文學作品。這項工程中9部作品被列為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多部入選“中國好書”年度榜，10多部作品與英國、德國等海外出版社簽約。誠然，講好中國脫貧故事，只是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要進一步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變他塑為自塑，變被動為主動，仍需在方式、方法上大力創新，仍需在“以我為主”的基礎上加強對文化傳播對象的有針對性的研究。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發揮文學講好中國故事的功能，是一篇大文章。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新年賀詞中說，“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經歷了一年來的風雨，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切體會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相通才能共進，堅持開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間，相互尊重、平等對話，更好地發揮中國文學在傳播中華文明中的作用，是新時代文學工作者的使命和光榮。

學史是為了明理，明理是為了力行。黨史是一部大書，只有讀懂讀透了，才可能有對于時代、對于人民的充分反映與對于靈魂塑造、藝術創造的勇敢擔當。讓我們以對黨史的學習，致敬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而最好的致敬方式是以更扎實的工作、更優異的成績，投身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實踐中，不負黨的光榮歷史，不負人民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