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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禹風:校長啟示錄(節選)
    來源:《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 | 禹風  2021年06月28日09:28

    你要明白我是個體面的人。你和我往來,只要記“體面”兩個字,一切好說。

    先說說外表吧,知道人不可貌相,但外表畢竟是外表:我身高一米七五,不算殘廢也不高調;我長得不俊,但我那黑框眼鏡和憂郁神色,別人一看就猜是教育工作者。

    我每天,記住是每天,都刮胡子;用剃刀和剃須泡,記住,絕不用電動工具。我的臉頰因此一大片青,絕不坑坑洼洼。

    我知道打領帶有點過分,咱們這不是鐵打的農業國么!放寬一步,我只西服配白襯衣。不過我常備十四件一模一樣的白襯衣,有時一天能兩換,尊重我的客人包括你。

    好吧,一言難盡,外表方面最后說一句:皮鞋必須黑色,擦鞋次數參照洗臉次數。

    至于一個人的內在,“體面”這兩個字,學問深!內在分生理性內在和心理性內在。我覺得要說說的倒是前一種。后者平時被人說濫了,其實大多數人是沒資格說的,按下不表。

    張開嘴,呼口氣:這是診斷生理性內在的第一關。先不說體面的,你倒說說不體面的口氣是怎樣。我不能寫在這里,寫這些本身不體面。你就靠想吧。

    第二關,張開嘴,看牙齒:體面的牙齒沒表情,不體面的牙齒就是個文了身的社會團伙,千姿百態。

    第三關,深呼吸,再呼氣,長長地緩緩呼出:你的胃氣來了,生理性內在的縱深。在此打住,不多說,再說就直白。

    反正,作為教育家,我還不得不提醒你一下:人和人最大的區別是什么?長相?No! 貧富?No, no! 才學?No, no, no!

    是食物。

    看你平時有沒有體面食物吧!你的胃氣已說明一切。

    也許你覺得我有點跑題了?你錯了!“體面人的食物”,這是我內心深處灼熱的話題,知音難覓。也罷,先說點別的:

    諸位,作為民營外國語學院的院長,面對數千莘莘學子和他們背后的家長,如果你是個體面人,你才不會老生常談什么“責任重大”——事實上,你必須帶領他們,帶領他們走向未知的命運。

    這就像非洲角馬的大遷徙,過江過河,江河里伏著鱷魚,草灘上蹲著獅子老虎……體面人說體面話:那么多角馬,沒點損傷可能嗎?你帶著一大群突破重圍,這是你的事業,你必須理解接受一小部分的犧牲是為大局得勝。角馬循環往復,每年來回遷徙,它們為什么不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避免途中危險呢?我的朋友們啦,沒別的解釋,那是角馬的方式,是角馬天性,或者說,角馬的冒險是角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沒大遷徙,角馬不是角馬;沒數十上百頭的犧牲,角馬的整個種群就會退化、墮落、消亡!作為教育家,朋友們,我必須坦誠相告:我唯一的目標就是保持我們畢業生種群的活力,這是份體面卻艱辛的工作。其中甘苦,何足為外人道……

    有些記憶怎么抹也抹不干凈。

    在我幼年時候,那離開現在都快四十年了吧,我進過那所學校。

    很多人難信那時也會悄悄有類似今朝“貴族學校”的學校存在,不過恐怕就是吧。它的大名很低調,喚作“市區他國語言學院附屬小學”,整個東部國土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那時候,不只煙草專賣,他國語言教學也專營。進這所學校念書,不由你自己選擇;踏進它的校門前,我這類學生恰對它一無所知。那時我也沒機會接觸他國語言,所有外語知識就ABC 三字母,連D 是啥也不曉得。

    我父母同在街道煤球廠工作,說大白話,那就是操作一個發出巨大砰砰聲的機器打碎煤渣,再軋制成居民每天燒煤爐用的煤餅和煤球,供應周圍街坊日用。

    假使你沒見過這些黑家伙,我可以稍微給你描繪一下:煤球是橄欖形的,雞蛋大小,買回去堆在簡易手提煤爐里,可用火柴引報紙點燃。一般人家用來燒熱水;如果起鍋子炒菜,那要用火頭壯些的煤餅。煤餅是圓柱形,橫截面飯碗大小,均勻布滿上下通暢的機打圓孔,用以助燃。我曾把蟋蟀趕進煤餅洞洞,看它們窸窸窣窣晃著槍須和尾須在小隧道摸黑旅行;年紀長大些,聽街坊鄰居用“煤餅”指稱那些只聞其名不見其形的妓女,我對煤餅又添了新見識。

    我父母被分配住在煤球廠隔壁小洋樓里,樓是好樓,當年只有一無所有者才有資格入住。透過廚房窗戶,我天天注視打煤餅機上下起落,發出有節奏的噪音,早上八點一直擊打到下午六點,期間從無止歇。父母回家,除了面有倦容,頭發里和臉上總有去不凈的細煤屑。唯對面弄堂大泡桐開花的春天,我才喜歡煤球廠:泡桐掛著滿樹驢臉大白底紫紋花,煤球機敲不停,震得群花上下左右抖動,像后來流行的迪斯科舞廳里美女們扭個不停……

    我在街區小學上學,無奇可敘。不過有一天下午來了一隊白襯衣黑褲子的陌生教師,發給大家怪模怪樣的考卷,語文數學放一起考,還出傻題(當然,現在咱們明白那叫奧數)。一個月之后,學校通知我父母:我被市區他國語言學院附屬小學選拔了,分在大語種英語班。

    直到今天,我還常常夢回這所孤零零建在一片荒地上的語言學校。每個夢光線都在變化,總越變越暗,越來越看不清那校舍。夢里的校舍免不掉有金的黃鵪菜和白的飛蓬點綴,只是人物無聲,像默片角色,飄在辦公室和教室角落,低頭垂臉,不肯敞開心扉。

    我父母自然極高興,因為街區小學把這事當成殊榮,校園里張掛了紅色橫幅:熱烈歡送施仁同學高晉他國語言小學。

    我班還召開了主題班會,方便我淚別有可能成長為將來女友的幾個小女生。

    從學校鬧騰的烈度上,我父母和我一致得出結論:他國語言學校不同凡響,是煤球廠子弟走出小弄堂的好機會。父母收拾出我的行李,父親帶我轉了好幾輛長辮子電車和有軌電車,終于到達名為市區小學實際坐落在大城東北側城鄉接合部的校舍。

    無論日后有多少次夢境扭曲了這所學校給我的印象,我保證下述是一段僅憑清醒時分記憶不摻雜質的第一印象文字:

    跨出墨綠色有軌電車,父親和我便遠遠望見學校的府邸。

    學校就在市區他國語言學院附近,占地面積看上去大過街區小學五十倍不止。眼見為實啊,我父親當即認定這必是國家級學校。

    我們敬畏地走近排列著高大鐵拒馬無法穿越的學校大門,右面門衛室邊有關閉著的鏤空小鐵門。我們隔著鐵門遞上錄取通知書和報到通知單,穿挺刮灰色制服的門衛才開門放我們進入。我們奉照規矩,背著沉重行李,在門口等待“生活教師”來“接生”。父親臉上浮起鮮艷的興奮神色,嘴角泛起小泡沫,他大口呼吸校園里新鮮帶野味的空氣。對于他,好空氣是奢侈品。

    記得從第一幢大樓里走出來一個二十五六歲裹在圓點子白襯衣里的豐腴圓臉婦女,她的眼睛圓圓的,非常亮,卻不好形容為明亮,是白熾燈管那種亮;她兩頰有去不掉的酡紅,田野上風吹那種酡紅。她沖我們走來,開口說濃郁的南郊金山方言。

    這是我的生活教師,她曾有姓有名。這么多年下來,我已忘了她真實姓名,只記住男生背后給她起的綽號:開門紅。

    開門紅看見我父親對她伸出右手,她猶豫了好一番工夫,只得探出手背,讓我那笑容僵掉的父親握了一握。她明白無誤地對我父親說:“家長止步。那邊有接待處,可以喝水休息,還免費吃一頓客飯。”

    我目送既自豪又惆悵的父親捏著免費午餐券空身離去,他向我揮舞干瘦的手臂,他白色的齙牙在日光里發亮,亂發飄飛。開門紅推了我一把,她倒是替我背起了沉重的鋪蓋卷兒,帶我走進面前的大樓。

    現在回想起這棟大樓,我們主要的授課教室都在這樓里,不過這不是我回憶的要點。它雖然只是一棟長方形立面、五層高的白色教學樓(時至今日據說已爆破拆除),但我們那幾屆學生記憶中永遠無法消除一次戰栗:我在校期間,一起女生謀殺案發生在它三樓,從未被偵破。

    開門紅帶我走進那大樓時謀殺案尚未發生。那位將被神秘作案者謀殺的小女生還活生生地在走廊里跑來跑去。她學的是小語種西班牙語,經常從嘴里吐出“哦啦、哦啦”的招呼聲。

    記得開門紅扭捏又自許地走在我前面,我父親背得氣喘吁吁的行李對她像小菜一碟。她指指空曠的走廊:“這里是課堂,明天你們就開學。”她帶我穿越大樓,沒讓我探尋大樓的廬山面目;她直接帶我進了男生宿舍樓。

    我的回憶里匱乏關于女生宿舍樓的場景,我一次也沒進過女生的堡壘。跟隨開門紅進男生宿舍,首先聞到男廁所的臭味,然后我被領進動物園的猴籠——一個有十二個上下鋪位的房間。比我先到的男生已經在里面打架斗毆,鼻血共眼淚齊飛。

    扔下行李,開門紅介入調停斗毆雙方,她一會兒揮舞饅頭般拳頭,一會兒發出哄嬰兒的喔喔聲,當時我自然看不懂她的專技,愚蠢地將她視為一個農婦,不懂欣賞她分配表情的精確性。

    她一調停完便帶我走出“猴籠”,我隨她漫步校園,搞清楚食堂在宿舍樓的西北方,食堂門口是能同時供應冷熱水的長條形洗碗臺,開水間就在洗碗臺東側。我驚詫于學校培植的花木,果然一片錦繡。

    再一次回想起這打理得錯落有致的校園,零星有幾絲春夏秋冬的美感飄過我腦海,但我還是固執地被香中之腥吸引,滑入往昔世界的陰暗面。

    當時我并不知道,校園除了會飄過種種傳說里被害女生不慎撿起過的奪命紙條,在我入學前還接連發生過幼童失蹤案。就在這片我坦然出入、童心無忌的空間里,有和我一般年歲的男生女生曾突然消失,無論校方、警方如何通力協作,他們消失于時空,再沒有回返,也找不到尸骨。不知道這些失蹤校友的家長們為何沒在我們面前現身哀哭,我們當時徹徹底底蒙在鼓里,毫無怯意地在失蹤者身影交織被殺者陰魂的時空里學習他國語言,不曉得有無邪惡目光掃掠我們每一個,從我們當中揀選祭品。

    我和龐沖打起來,是被女人挑發的偶然事件,基本上就像亞當受夏娃慫恿,才去吃園中樹上果子。

    這個女人自然是我們的生活教師開門紅——每天早上她負責打開宿舍大門,紅著那一坨臉蛋。

    作為生活教師,她對我們的關愛主要體現在早晨叫起床、晚上喊熄燈,有時隨手向我們推薦一下她端在搪瓷缸子里的紅茶菌。她把我們每個人的家庭背景摸得一清二楚,她的笑容和臉色都按我們的背景進行了門當戶對的精密調制。

    我們一屋子十二個男生,每天都有人一語不合就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只要喧嘩聲起,開門紅就必定及時出現在我們房間(她可不住我們隔壁)。她不慌不忙四處張望,并不勸架,用蘭花手指拈起身邊帳子上的灰塵團,指如花綻,塵團彈到空氣中,隨風游行;她發出帶金山感嘆詞的冷笑聲。“

    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看自己是什么貨色!”她厲聲諷刺一對吵架男童,那是刀寶林和龐沖在干架。龐沖是個蠻子,長得像大發白面饅頭,他爹是大城涉外主官,四十五歲才生他這獨子。

    刀寶林像泄了氣的皮球,拿起被龐沖當抹布弄臟的襯衣去洗衣房了;龐沖卻不給開門紅面子:“老師你、你別來攪局!我自己會收拾他!”

    開門紅笑瞇瞇摸龐沖的寸頭:“看我不告訴你爸,小霸王了你!”

    龐沖啪地打掉開門紅胖手:“別你爸你爸的,我爸認識你嗎?”

    開門紅一口咽下要說的話,往屋頂翻個大白眼,扭身出去了;龐沖滾一個響鼻:“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賣雞蛋的農村婦女,看那臉紅得!”

    寢室笑成一團。

    我的床離開龐沖床位遠,河水沒犯過井水。我階級觀不強,在我長大的樓房里,強大和富有的階級已被打倒、剝奪、瓜分了。我家沒打倒過誰,也沒誰來打倒我們。除了我曾是孩子王,我沒什么了不得的心病。自從我的英文一開始就墊了全班底,我基本已處蔫蔫狀態,不敢去招惹人。

    那時秋已深,城郊接合部的蚊子卻比夏天更鬧騰。入夜,預感天快翻臉的雌蚊子不依不饒在我們這些半大小伙子蚊帳上找縫隙,溜進來,在年幼男人睡眠深處吮吸精華,叫我們遍體冒瘙癢的紅塊;白天,活著只為交配的毛頭雄蚊抱團在樹叢和小路上滾來滾去飛,看過去一團團青煙。

    開門紅計上心來,組織我們趁傍晚搞愛國衛生運動,消滅蚊子。她命令我們把搪瓷臉盆和塑料臉盆都拿出來,用水先潤一下,在盆壁盆底打上厚厚的肥皂沫子。

    我們男生浩浩蕩蕩出現在宿舍樓四周,對準成團飛舞的雄蚊揮臉盆,蚊子細密的身子把臉盆都粘成了黑色。隨后,我們排隊跟隨開門紅來到食堂外開水龍頭前,用沸水燙死俘虜。

    一個小哥不解地問開門紅:“雄蚊子又不咬人,弄死它們有啥用?”

    聽了他的問話,開門紅竟忸怩起來,紅臉發淺紫:“這是為明年蚊子可以少一點!”

    問話的眨著眼皮,沒扭過筋來,沒來沒由開門紅拿我當擋箭牌說:“看看看,施仁同學比誰都會逮蚊子,他已經洗下五六盆死蚊子來了!”

    龐沖就在我邊上,突然說:“屁!他除了會逮蚊子,還會什么?”

    事先可沒一點點預兆。

    我逮著蚊子特別快樂,恐怕進了這學校,沒有比這個黃昏更快樂的時刻。可龐沖他把我的黃昏毀了!我真的自己拉不住自己,掄起堅硬的搪瓷臉盆,哐當扣在他豬頭樣大而白的臉上,龐沖扭了兩步秧歌,摧金山倒玉柱仰在了泥上,臉盆滾墻邊溝里,密密麻麻的蚊子都黏在他白臉上,像個芝麻餅。

    開門紅驚了,尖叫著撲到龐沖身上,以為他比蚊子死得都透。可沒出息的胖公子動手動腳醒了來,坐起身,愣愣看著我。

    “你他媽的服不服我?”我余怒未消。

    “服了,我服你!”胖小子心悅誠服,點頭如搗蒜。

    開門紅沒敢聲張這件事,但我自己嚇得不輕!除了昆蟲,我沒動手攻擊過其他生物,我認為自己殺人未遂,這件事太嚴重了,不是說過去就過去的!

    我悄悄把父母給的兩板蜂蜜巧克力給了龐沖。龐沖吃了我巧克力,從床底下拖出他的百寶囊旅行袋,拉開給我看:我暈過去,里面全是各種各樣好吃的。光寫著洋文的巧克力就有五六種……

    “我吃了你的,你吃吃我的。”他把寫洋文的巧克力都拿出來給了我。有奧地利產的,有法國產的,還有美國的。

    我和刀寶林分享了龐沖的洋貨,上半學期就過去了:我英文不及格,語文和數學得到“中”。

    我這樣的年紀,回憶自己的少年總帶很大驚奇,驚奇自己曾如此這般。

    我自己投資的私立外國語學院已經在大城里火了。春秋兩季招生,學費每年按百分之十五幅度往上勻速增長,這樣我可以留得住好的外籍教師,學校也能立于不敗之地。

    千萬不要忘記,歷史總是諷刺的:我當年在那學校,英語成績一次也沒及格過。沒過多久,大概不到兩年工夫,父親就低著羞慚的臉,把我從他國語言小學接了回來。他事先幫我辦了轉學手續,不讓我回原校,免得別人笑我“回湯豆腐干”。他現在聽說有幾個我從前在他國語言小學的同班同學在我私立學校當教師掙我發的工資,瞠目結舌,很想請他們吃飯,確認世界荒謬的程度。

    不過,還是別忘記我是個體面人。對家長千辛萬苦送進校門的少年少女,我采取特別措施保持這私立學校的絕對體面。我喜歡說大白話。大白話,所有類型和背景的學生家長都聽得懂聽得明白:這世界你不防是不行的,要事先設防且強力介入。

    到處都曝光性侵學生的不體面事件,這國度有相當數量的教師管不住自己的獸性。作為一個有幾千學生在校的私立學校校長,我必須把所有男女教員當賊防,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不緊緊拽住那些可能往下滑落的褲帶子,我自己也可能成為池魚,落個破產下場。

    你知道我采取什么措施力保學校師道尊嚴嗎?聽著,大家都可以學我的做法,我不收咨詢費:我和男女教師都簽訂一份私下協議,違反這份協議可能導致扣罰工資、解雇甚至向警方舉報。他們第一天上課前必須把本人親自簽名并附上個人身份證復印件的協議交到教務處存檔。

    協議規定:

    一.男女教師必須保守著裝:鼓勵男教師一年四季穿西服上課,夏天可以酌情穿長袖襯衣;女教師至少要保證穿不露胸的上衣和長裙。

    二.任何教師不準踏入學生宿舍,學生宿舍統一由學校聘請的老年男子和老年女子管理。

    三.任何教師,包括體育教師,不允許與學生有身體接觸(除非施行救助)。不允許身體接觸異性學生,也不允許身體接觸同性學生。

    四.除了授課內容外,建議教師不與學生閑聊生活話題,避免被誤認有語言挑逗或性暗示。正人先正己,鼓勵教師“非禮勿視,非禮勿言”。

    要知道,我這么做是冒點風險的。主要怕教育界同行嘲笑我倒行逆施回到偽君子時代。可學生家長盡管不知有這份秘密協議存在,對這份協議造成的效果他們贊不絕口。好多學生家長很直白地跑進我辦公室送給我這樣那樣的錦旗和禮物,對我發射熱情洋溢的眼神和不吝字眼的贊譽,表示自家小孩在這么個學校猶如重金建造的游艇藏在避風港內,要怎么放心就怎么放心,要怎么舒坦就怎么舒坦了……我看他們簡直要向校董會捐贈一筆錢,權當自己孩子的監護保管費呢!

    每逢學生家長對我大頌功德,我就知道在腳下這塊大地的某個坐標上又發生了教師獸性事件。唉,真是不得體呀不得體,這些混賬王八蛋要不顧后果地放縱自己到什么時候什么地步呢?我承認,呃,這句話我自認不體面,但真理有時候就不體面:白羊一般毫無防御能力的學生仔是勾引人的。

    呃,我說,假如你一聽這句話就不舒服,那你權當我什么也沒說。

    結論你聽好,這結論你聽了一定受用:學校要把教師(無論他或她多么正經也別輕信人性)當畜生防備。

    一個民營學校的校長,我,就只能靠這一條確保身家性命不受傷害,同時,學生家長也高枕無憂。至于教師的感受,我用現金來安撫吧。

    我想報告大家的是:我的學校已存在并且成長了快二十年,只有少數水平跟不上時代的教師離職,大部分教師一旦加入都很穩定,對學校措施能理解肯服從,沒太明顯的對立情緒。這樣,我也就放心了。人要體面,不付點代價是不能的。

    如果你還記得我這位校長出身煤球廠職工家庭,你就能理解我總對窮人家的孩子另眼相看。

    不但是窮人家孩子需要額外幫助,以建立自信和競爭力,我內心深處還對他們有更多認同感,他們是和我同樣類型的存在。你懂我的意思?那些富家子弟,可以說,盡管我現在和他們的父母同樣富有,他們終歸還是和我是不同的動物,他們生來富貴,好比銜玉而生,和我終歸不可能是同一物種。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吧,我是猴子,他們是猩猩。猴子的欲望能在猩猩身上得到滿足嗎?

    我,正如你們期望的我,我卻可能出于不同動機,設立了一項“同途助學金”,專門用于贊助經濟上缺乏但有前途的學生。這當然會帶來很多社會性贊譽,不過從助學金設立的第一天起我就通過記者說得明白:

    “諸位,不妨請你們再聽一遍:這個助學金是本人用個人資產設立的,數額不公布,可多可少。希望大家明白一點,助學金沒有可公布的頒發標準,也不設立委員會進行評定。這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它的一切分配權歸于我個人,我愿意給誰就給誰,不愿意給誰也無須解釋原因。我沒要求媒體報道這個助學金,但既然承蒙大家關心,索性在此說個清楚。”

    自從這么公開發聲之后,我擺脫了很多人曾遇到的麻煩:盡管有人公開數落我任性,卻沒人冒犯我,要求我公布這公布那,好像我花自己的錢需要別人監督似的。我同樣不公開誰收到了我的助學金,免得這些孩子受到不必要關注。我把錢給了他們父母,給錢的過程在教務處錄像并進行書面記錄;學生家長承諾每個學期末向我本人提供支出清單,說明助學金如何幫助到他們子女的學業。

    再說一句:助學金的發放給我帶來一定程度的快感。我選擇的學生家長都缺錢,沒有足夠收入,所以他們往往(當然并非每個都是)處在與我父母當年相似的環境里,他們對生活的感受我能理解、能把玩、能感同身受……假如你真明白我這么說是什么意思,你就是同我具有相似傾向的人了。

    我意識到:我如今的年紀已和當年我進入他國語言小學時那學校的校長、副校長們的差不多了。

    我心里少年時代存下的疑團漸漸融化,我無師自通地窺望到答案。我戰栗在這種窺視之中,終于在前兩年下了一個決心:我要尋找當年他國語言小學的校長先生和副校長女士們,盡管不知道為什么他們已從茫茫人海中無言地消失(據說身在美國),和曾經的學生們失去了直接聯系。我越來越覺得要抓緊時間找到他們,在他們的有生之年驗證我心里逐漸發育成形的猜測,也許被大家遺忘的失蹤案和謀殺案的謎底都藏在這幾位老爺爺老太太心里也未可知。我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曾握有權力的老年人。

    父親第一次來校參加家長會,那是周五的下午,開完會學生們回去過周末,并放一個月假。我記得父親特意把胡子刮了,臉上掛幾絲明顯的剃刀血痕。家長們耐心等著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發過言,宣讀我們成績排名,我和刀寶林分別是年級倒數第五和第六名。父親臉色很惶恐很羞恥,我心里火燒火燎,也沒臉見人。

    等所有家長一個個搶著和老師啰唆完,父親最后一個湊上去聽班主任的評語。我的班主任凌老師教語文,她甩甩齊耳短發,對我父親還蠻客氣。

    正在此刻,開門紅氣喘吁吁地出現在教室門口:“還有哪個學生的東西放在宿舍樓沒拿?我們要關門了!趕緊來拿走!”

    我父親為難地看看開門紅,又看看班主任,他那不知如何是好的眼色留在我心上,一輩子洗不下去。班主任抬起手腕看看表,她可比開門紅有教養:“我等你們,先去拿行李吧。”

    父親拽著我的手,我們一路奔跑,到宿舍樓拿要拆洗的鋪蓋。父親的肺不好,他呼嚕呼嚕吐著氣,兩級一跳往上跑……等我們手里拎著鋪蓋卷兒奔回教室,父親的臉都灰白了,額頭上整齊一片黃豆粒大的汗珠。凌老師柔和地告訴他:如果下學期我的英文沒起色,恐怕要做好退學準備。

    我和父親沒滋沒味地攀上等急了的校車,這輛滑稽卡車哐當哐當送沒轎車接送的少數學生家長和子女到市中心。我從頭皮到腳底齊發麻;英文于我仍是蝌蚪文字,索然無味。我無可奈何。

    一個月的假期全家沒過好。父親和母親悲傷地看著我,摸我腦殼:“你又不比別人笨,到底為什么呢?”

    這里頭有個凡自愛的人都沒法啟齒的秘密:偌大個英語班就我和刀寶林兩個的父母是工人。

    第一節英文課摸底測驗,我只會寫A、B、C 三個字母,刀寶林默寫到了H。

    默寫完26 個字母,寬臉女老師給我們上第一課,“聽說讀寫”首先是個“聽”字!她從辦公室拎來一部銀白色長方形大錄放機,放進一盒磁帶(這些東西我第一次見識),然后我突然聽見了外國人講話。外國話很好聽,像唱歌一樣,口氣甜甜的,一男一女一問一答引發我濃厚興趣,我很想搞清楚他們說些什么。

    聽完,老師在黑板上寫字,一些字母優雅地碰頭在一起,老師念著它們,讓學生跟著念。

    寫和念了一會兒,老師又放錄音,同時把油印的課文發給大家。我伸手拿課文時候,寬臉老師猶豫了一下,她眼睛看著我,嘴唇囁嚅一陣,終于什么也沒說。

    ……

    我不忍心同自己阿爸姆媽說這些的。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拼命補習啰,只有這樣啦。下半學期開始的時候,我斜倚在搖椅般的校車車廂里,又回到了他國語言小學的水泥樓和荒草中。

    回學校第一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實,馬上進入了夢鄉:

    副校長女士在食堂外邊散步,手里拿著洗凈的碗。她看到我來來回回好幾次,就問我:“你為什么不去食堂?已經開飯好久啦!”

    我害羞地說:“我碗柜的鑰匙找不到了。”

    校長把自己的高級搪瓷碗和象牙筷子遞給我說:“拿我的先去吃飯”。我想推辭,可是我餓了,我接過她的碗筷,鞠了個躬,就跑去食堂。

    食堂里分成一桌一桌,每桌都有輪值的桌長,桌長總是提前到,把菜和飯分給每一個人,然后大家再排隊進去開飯。我晚到,菜已經分完,只剩下白飯。

    我舀出白飯,低頭就吃,抬起頭,龐沖正轉頭晃腦啃一只雞腿,其他人都吃得碗朝天了,我好餓。要等所有人吃完,大家才可以起立解散去洗碗。

    我吞下飯團,把碗筷放齊。大家都看龐沖,他還在仰著頭大吃,碗里剩下好幾只紅燒雞翅,我那份伙食一定都到了他碗里……

    大家都洗碗去了,我捧著校長的飯碗來到打菜窗口,這里飄著煎豬排的香味和羅宋湯的熱氣。我透過窗戶看著廚師們。廚師長看見了我,眼睛落定在校長的碗上。我哀怨地說:“校長看見我遲到了,給我這個碗讓我來吃飯,可是,都已經吃完了。”

    “沒事,怎么能餓肚子呢?拿來!”廚師長笑呵呵地拿過屬于校長的碗,往里放了一塊特大的煎豬排,還有一排切得漂漂亮亮像牙買加運動員似的五香牛肉片,舀給我一大碗香噴噴的羅宋湯。

    幸福是簡單的,我打著飽嗝,在熱水龍頭下把校長的“金飯碗”洗得干干凈凈。

    去還碗筷的路上,我碰到班主任凌老師,她看了看我,看了看碗,沒說話就走過去了。她身后的開門紅啃著褐綠色粗皮的萊陽梨,兔子似的門牙把梨皮啃下吐在左手里,然后去咬滿是牙印的白梨肉,梨汁從她嘴角溢出,沾到她紅色的腮幫子上,看上去像夏天里剖開一只有綠籽的紅番茄。

    她快速咀嚼的嘴停下,驚奇的眼神落在我手上:“你……你……偷……?”

    副校長從斜刺里散步過來:“這么快吃好了?哎呀,不用洗,我自己會洗的。洗得真干凈!”她摸摸我的腦袋,拿回碗筷,從我們身邊走過去。

    開門紅的半個萊陽梨掉在地上,她暴突的眼珠看著我,像看天外來客UFO,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沒穿好衣服,我的衣服都堆在一邊的長椅子上,于是我一件一件穿起來,最后還戴上了帽子,覺得暖和又安全。開門紅在我穿衣服的時候,撅著屁股鉆到一叢石楠里去了,她的屁股又大又圓,讓我覺得心里好煩,我真想照著那屁股踢上一腳,可惜她已經一下子消失在石楠葉子里……

    我醒了,深秋里最后的寒蛩在窗外不住鳴叫,一陣涼意沁入蚊帳,刺進我緊裹著的薄被子,讓我發起抖來。我忽然意識到沒有什么借碗的女校長,那個寬臉女教師就是副校長。校長的碗不可能借給我這樣沒出息的學生。

    應該就是做這個怪夢的后一天吧?記不真切了。我端著洗過的搪瓷碗從食堂出來,走進宿舍和食堂間的花圃捉蝴蝶。黑色的長尾巴鳳蝶在快凋謝的月季上抖動,我看見月季花下結了橘黃色的圓籽,從前沒見過。

    如果說在這學校我還有任何自信的話,可能就是我對草木花朵的知識了。鄰居謝家姆媽喜歡種花,她在老洋房曬臺上種了形形色色的花草,把花花草草的名字當寶告訴過我。我覺得自己有領先同學研究花草的能力,我不假思索地采下了月季橘黃色的圓球籽,放在鼻子下嗅……

    一只用力打下來的手無情地斬痛了我的后頸,我站立不住,一下子跪在了草徑上。一個聲音像網兜,兜頭罩住我:“我真是恨不得咬你這蠢東西一口,讀書讀不好,只想當園丁么?!”

    我沒回頭已經聽出了校長的聲音。他的聲音平時只在廣播里出現,現在單單罩在我頭上,我連回頭看他都不敢。

    我跪坐在草徑上不敢動彈,等我覺得陽光的照射不再暈眩眼睛,才站起來,校長早就走了。

    要找尋我們的老校長先生和副校長老太太們絕非易事。

    首先那學校本身已經不在了。我特地讓我司機拿著舊版地圖,載著我在那個經緯度上盤旋,它已蕩然無存,原址現在是個地鐵交換站,曾掘地三丈。大城有三條地鐵線在這里交匯,每天十幾二十萬人次通過這樞紐環行大城。我簡單計算了一下,如今大城每天居留的總人口是當年我入這學校時的五倍。從統計學意義講,沒人紀念這學校,它已消失在宇宙中。更沒人紀念當年的失蹤學生和一起校園謀殺案的孤立犧牲者——那個學西班牙語的小女生。

    當然,我應該去尋找聯絡那些有共同記憶的老同學,不過,除了在我學校當教師的幾位(他們和我一樣與老校長們失去了聯系),我能聯系上的只有一個刀寶林。刀寶林在紐約,他從紐約大學畢業后就當起了藝術品經紀人,你能在各種各樣的藝術品拍賣會上看見他那張似笑非笑的黑眉毛臉。

    如果說我在那個學校里有朋友,刀寶林可以算唯一一個。我們當上朋友,完全是時勢造就。

    那次我只默寫出A、B 和C,大家哄堂大笑,我羞恥且怒:“老師,我們學校沒上過英文課。那不是到五年級才開的課嗎?!”

    我的申辯引發了更大哄笑,寬臉女老師問:“那其他同學為什么都寫對了呢?”

    下了課,我耳朵里還轟隆著那些臭小子拍桌子大笑的噪音,我走得遠遠的,在草叢里逮螞蚱。有個臉黑黝黝的高個男生跟上來,向我打招呼:“我是刀寶林,我也沒學過英語,只會八個字母。”他說著臉紅了,羞頭紅臉,和他個子不太般配。“

    那些同學家里都有家庭教師,早知道要來學他國語言了;你和我是選拔的,事先不知道。”他說。

    “你怎么曉得這些?”我問。

    “你別告訴別人,那是副市長的孫子告訴我的,他和我睡上下鋪。哎,你爸爸媽媽是干什么的?”刀寶林的眼珠子亮晶晶的,好奇地望著我。

    “我爸我媽是煤球廠工人。”我把手里的大刀螳螂舉到他面前。

    他逗了逗螳螂說:“我爸媽也是工人,我家是蘇北人,沒啥花頭經。”頓了頓又說,“也許就我們兩個爸媽是工人,其他同學的父母都是外交官、外貿公司總經理和大學教授。我們交個朋友吧?”

    不知哪里來的靈感,記得我和刀寶林拉手的時候,竟然學蘇北話說:“窮幫窮,一對紅!”

    他羞澀地笑了一下,黑臉上有沒擦干凈的污垢,我們從沒離開過家,不懂自己照應自己。

    我給刀寶林打了個越洋電話,他一副美國人派頭,喊我當年英文名字喬治,發音發成“交際”,好像我倆不是十幾年沒見,天天一起喝咖啡似的。

    “找那幾個老家伙干啥?”他洋洋得意地說,“聽說你自己當上了校長,來美聯邦就找我唄,有我接待你還不夠?”

    “還記得當年那個小女生嗎?半夜被人砸死在教學樓那個?你沒忘吧?我找老校長們,我覺得我能偵破這個無頭案。”

    刀寶林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笑道:“我都搞糊涂了,難道你當上偵探了?連苦主都沒了的無頭案關你什么事?”

    我打個哈哈:“當然不關我的事。你當時知不知道在我們入學前還有學童失蹤,后來也不了了之?”

    “知道呀,我當時還覺得走夜路涼颼颼,不過,這些陳年舊事關你什么事呢?”刀寶林完全是美國腔調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人生么!只管我們自己的問題好了!”

    我沒面對這老兄,他看不見我臉上的表情。如果他看見我握著電話機的表情,以他的聰明,他立刻就會明白。

    我淡然對他說:“也許,我們自己的人生和從前的謎也有關,你仔細想就明白了。”

    他再次沉默了一會兒,說:“真有你的,老兄。其實你真聰明,打電話給我。我琢磨那些事,也琢磨了好多年了,也許,我倆真應該重逢啦!”

    我當即掃了一眼巨大書桌上的月歷:“我下星期可以飛紐約。你能馬上找到他們的下落?聽說都躲在美利堅呢!”

    “交給我吧。”他咕噥了一聲,像個美國佬一樣直接掛斷了電話。

    你想必已牢記我是個體面人了,我從不會隨隨便便對待一件事,何況要在太平洋上空飛來飛去耗費人生。我必須帶著最翔實的資料(盡我所能收集)去見刀寶林。

    我有好幾個學生家長在體系內部工作,聽說我要查找歷史懸案記錄,他們輕輕松松笑道:“校長要寫小說還是要編教案?沒問題,這些東西早就不保密了。”

    我還是被從發黃檔案堆里扒出的真實記錄嚇了一跳,可以說心驚肉跳:當年我們真是深深蒙在鼓里,那是多么危險的罪案沼澤!在八年之中(我于其間在校),一共有三男二女五個學童(其中有個高年級學生我竟然認識)從校園失蹤,從未查獲去向,沒找到尸骨,報了失蹤人口,家屬得到過校方賠償(估計接受了封口條件)。從書面資料看,家屬幾乎是一言未發。那個被謀殺的女生原來名叫白莉,于夜晚十點左右在教學樓三樓教室被磚塊擊打頭顱致死,沒性侵跡象,現場查不到指紋,作為兇器的沾血磚塊已經裂開,上面也沒指紋……校方沒干預罪案調查,但事后也向女生家長支付了賠償金或者叫封口費吧。我記憶中在校學生曾盛傳白莉在風中撿起一張寫過的紙,她看了那張紙上寫的東西,然后就被滅口。當時所有學生嚇得看見廢紙扭頭就逃。不過,可能這僅是謠傳,警方歷史檔案里沒這個細節。

    六個,一共六個!三男三女從我們這些茫然無知的幼童當中消失了,我們卻安之若素,每天提著熱水瓶在沒路燈的夜色里跑去泡水,在走空了同學的教學樓里怡然自得地讀小說,有些人還互相看對了眼躲到黑角落里談小學生的戀愛……學校當局竟敢讓我們處在如此危險的境地,我們知不知道自己都曾是老虎五彩眼珠瞄過的羊羔和小鹿?

    念及那樣的少年期,我不寒而栗。可是,我也有一種異樣興奮的感覺,心頭發癢,久久處在莫名亢奮里。

    波音飛機轟隆隆飛向天空,我從機艙俯視我們灰蒙蒙的大城,覺得自己從一團迷夢中生,又在更多迷霧中存。

    我飛向另一個空間尋找答案。有時候人不需要真相,那樣可以生存下去;有時候人又無比渴望揭開謎團獲得完整的真相,那樣才知道要怎么生怎么存。

    我沒在任何其他時刻比飛向紐約航程中那般渴求真相。這和所謂正義無關,只和我自己的生存狀態有關。我生活其中的大城里沒夠格的心理醫生,人們對所謂“心理醫生”傾吐的時候普遍覺得會被這些雜種出賣,不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就被逮捕關監獄。可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一個好的誠實的心理醫生啊,那時候我快瘋了,我已達到瘋狂的邊緣,我去紐約是我自己對自己進行診斷和治療。

    沒人勘破這一點,連刀寶林也想不到。

    我說過,我們那寬臉女教師就是我們當時他國語言小學的副校長。是的,她是個干活的人,親自給我們上英語課。她的英語很流利,傳說她去過香港,在那里替外國人干過活兒。

    我連英文字母表都沒學過,第一課開始就是聽外國人對話,把對話記下來,然后和發下的講義對照,由她講解語言點。我還沒下過游泳池,學校就讓我跳進大海跟著培訓過的人一起游,連傻瓜都知道我必死無疑。

    我第一天就傻了眼,無路可走。我用中文諧音在英語單詞下加注,輪到考我,我就一會兒照普通話注音一會兒照本地話注音念單字給大家聽。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于明白:不管我如何努力、如何拼命,我就是課堂上那位專職小丑,無論怎么開口都是笑料。男生大笑拍手,女生伏臉在桌面無聲竊笑。唯獨寬臉女教師不笑,她的憐憫放在臉蛋上,目不轉睛看著我,仿佛要看出我眼底細微的東西。

    下了課,她總是提起那只長方形龐然大物日本制錄放機走出教室,我讓了幾次之后學會搶在她前面沖出教室。我跑到教室外面是為透氣,教室里我透不過氣來,只有飛奔到遠離教學樓的還未收拾的野地里才透得過氣。

    野地里跳躍著成人手掌般長的老蚱蜢,通身綠得像外婆的翡翠戒指;白色菜粉蝶固執地繞著有臭味的野草花,成串吊在上頭抖翅;金龜子打著旋,冬天還沒發威,它們不用立刻面對命運的鐵手……只要沒人跟上來,我就在長草里撒尿,我厭惡廁所。學校的男廁所,幾乎每一個我都嘗試過了:站上尿臺踏腳,我暈眩得前俯后仰立不住,幾欲軟倒。尿池子非常大,里面結著灰黃色的陳年尿堿,發出刺鼻的帶蒜味的惡臭。人被熏得扶住墻壁,墻壁濕答答滑膩膩,像布滿鼻涕……

    寬臉女教師終于叫住我一次。她沒在教室門口喊我,等我到了院子里,正想一腳踏進草地,她喊住了我。

    我想,我轉身看她的眼光帶著小孩子的怨怒,她肯定看出來了,記得她笑了一笑:“過來,有事問你。”

    我慢吞吞地靠近她,她臉上有雀斑,那些雀斑很特別,我感覺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長出來的,不比別人的雀斑,淡淡又害羞,她的雀斑有種憤怒感。寬臉女教師,讓我改叫她副校長吧,伸手在我臉上拍了一拍,這故作親昵的動作讓我驟然往后一跳,又驚又怒瞪著她。她把我變成課堂上的傻瓜,事先沒征求我同意;而我,真的恨我自己,還認真陪她練我的傻。她找我自然不懷好意。我從前戒備過隔壁弄堂小流氓掏刀子,那天我以同樣姿勢戒備她要說的話。

    她收起了笑,眉毛聚攏,眼睛眨得像夜蛾拍翅膀:“你每天吃了午飯來校長辦公室吧,我幫你補補課。”

    說完,沒等我回答,她扭身就走了。記得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翹了下面那節語文課。我后來躺倒在長草叢里,兩只手墊在后腦勺下,螞蟻在我襯衣上列隊……我想著艱深的關于人的問題。記得那時我已往深處突破了:副校長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要回答如此艱深的問題,首先要解決一個基礎疑問:為什么他國語言小學會招沒學過英語的小孩,同學習了好長時間英語的小孩一起上課?我一個屁孩子都知道這不現實,那校長們難道不知道?

    我咬著掰開穗子、撕出毛絲的蟋蟀草,我想著沒答案的問題,覺得上當了。當時我只有能力想:學校把我和刀寶林招進這個班,看樣子不是要我們學英語。

    當然,我是好小孩,周末準時回家。我憋了五天沒大便,首先撲到家里干凈馬桶上去了;等我從馬桶上下來,帶著復活感走到阿爸姆媽面前,我立馬匯報了副校長中午要替我補課的消息。

    父親感動得要死,真的,他那種感恩戴德的樣子所有人都該好好看看:那個年代下層對比他高的層級從來不懷疑只感戴。我不便多評論父母,不過,他們的確憑借自己那毫不懷疑的特性好好活到了現在。

    我那時也實在并不像如今這般不知好歹,我也想進步呀,也想學好英語呀,也想證明自己能行(不管什么行,只要大家行的我也行就成),我甚至學著父母感恩戴德地猜想:開學到現在讓我當傻瓜,可能是校長要激勵我的志氣吧?

    于是后面的周一我匆匆吃完午飯,背上書包,拿起父親要我送給寬臉副校長的一副全新鐵煤鉗,摸進了校長辦公室。

    提醒你仔細聽聽我對那一個中午的回憶:

    我推開虛掩著的校長辦公室門,聞到一股類似于醬鴨子的氣味,原來他們不在食堂吃飯,在辦公室吃呀。我在門口倒了幾次腳,懂事地退出來,恭恭敬敬在走廊里等校長們吃完飯。

    我百無聊賴地望窗外柳枝,都發黃了;我望走廊,打蠟地板擦洗得亮光光,很適合皮鞋踏上去發點吱吱聲;我收回眼神,瞥一眼校長辦公室的門,打了個長長的哈欠……

    哈欠讓我的眼睛瞇成一條縫,那時候我看見門縫里高高在上有只野獸的眼睛亮燦燦地鎖定了我,我一眼看清,只覺得滿世界秋葉紛飛,惡意和殺機籠罩我,我的心像鴿子朝窗外拍翅飛,一屁股坐倒在地板上……

    再看,哪有什么野獸眼睛?門還是門,縫還是縫,門縫里只有光線,沒有其他。寬臉女副校長笑嘻嘻拉開了門:“是來補習了吧?進來,我們都吃完了。”

    校長室是個套間,匆忙里我看見校長大人坐在自己的高背椅上喝咖啡,他似笑非笑地斜了我一眼,好像我是只跑錯地方的小狗;另外那個不認識的女副校長關了自己的辦公室門,廳里彌漫著咖啡氣味,可那種有點像醬鴨子的氣味還很濃郁。我傻里傻氣地問了一聲:“好香,老師中午吃醬鴨了呀?”

    寬臉女副校長惡狠狠地扭頭看了我一眼,馬上綻出笑臉:“你是個不服氣的孩子,是不是?不服氣就證明給老師看,我幫你補習,你自己要拿出聰明勁頭趕上來!”

    她伸出右手,手掌豎起,掌心對著我,我看見她手心的掌紋亂長一團,煞是奇怪,原來她要我一樣豎起掌心,同她對拍一下。她說:“美國人這么一拍,就是我們這里拉鉤上吊一百年不后悔的意思。”

    她倒很明白我的問題出在哪里。

    她給我一杯咖啡,這東西我還一輩子沒碰過,她說:“26 個字母你肯定已背出來了吧,我今天給你三百個單詞,你不笨,回去連夜給我背熟,上課你慢慢就能聽出個大概。不要害怕,害怕什么時候解決過問題?聽不懂,我把錄音機借給你,你除了睡覺就抱著它聽!”

    我只感動于她那短短一句“你不笨”,我為了這句話,真的什么事都愿意去做,用后來長大些的話就是“不辜負校長女士信任”。

    我喝了苦滋滋的咖啡,頭脹脹地從副校長辦公室出來,手里緊攥著她打印的三百個救命英文詞,走路都仿佛有彈性了。

    校長大人從他辦公室似笑非笑地望著我,問道:“就是他用臉盆打了龐沖吧?下得去手,夠野的!”

    刀寶林開車來肯尼迪國際機場接我,當然這并非我第一次到美國,但確是第一次由他國語言小學的老同學接機。感覺很奇特,仿佛斷掉的一個手臂忽然接回身上,我又和那學校發生了某種直接關系。

    刀寶林笑嘻嘻地接過我的行李,也不照美國規矩擁抱我,像昨天還和我打過網球似的,轉身就帶我去停車場。他聳聳肩:“知道你這人乖僻,但畢竟難得來一次美聯邦,再說是你要找老校長的,我替你組織了一個派對。在紐約的同班同學能來的都來,他們能幫你找到老校長。

    ”派對?這讓我渾身一躁。是的,刀寶林知道我討厭派對,何況一群已根本不認識了的人。我是第一批退出那個學校的學生,在他們之間逗留最短時間的就是我這批被淘汰者,占當屆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刀寶林比我多混了半年才退學。他當時倒真無視環境對他不公,笑嘻嘻地和那些富貴子弟周旋,現在竟還能在紐約召集到一些。

    “都誰呀?”我隨意也不隨意地問他,坐上他那輛勞特萊斯。

    “龐沖很有興趣見你。”他笑了,“還有幾位對你印象不錯的女生唄。”

    “印象不錯?別逗了。”我心里不是滋味,“她們活得無聊,想看看我這樣的陪練今天混成啥樣子唄。”

    “嘻嘻。”刀寶林彎著他那令人無法忘懷的眉眼笑,聳肩,“如果聽說你開辦了一家有兩三千學生的外國語私立學校并且當校長大賺美金,她們一定會暈過去的。畢竟,在紐約,班里出來的女生除了嫁人養小孩,沒啥正經事可做。”

    紐約萬家燈火,汽車尾燈匯成一條紅河一條黃河。刀寶林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飛快,還撥通手機:“龐沖?老朋友到了。怎么樣,去哪里?好的,那里不錯!”

    他放下手機:“紐約男生只有我倆,反正你倒時差,我們就先來個男生聚會。”

    反正說故事,不一定真,也不一定假,你聽過算數。男生聚會么,這話里含義想必你能懂,大概總和女色有關。有關就有關吧,成年人自己把握自己,沒什么好別扭的。

    我們在龐沖大律師的事務所樓下停車,先上去參觀龐沖的辦公室。龐沖得體地迎到二十八層電梯口來。我走出電梯感慨萬千:你可以不相信美國,但不能不佩服美國改變一個人的力量。

    龐沖我是絕對不認識了:一個成熟和瘦削的西裝男。我記憶里一搪瓷臉盆砸下去的肥白圓面孔可能是他么?

    我們握了握手。我先下手為強:“大律師,你有任何后遺癥,跟小學里被人砸的外傷沒關系。美國法律在中國也無效,我先提醒一句。”

    龐沖得體地嘿嘿笑了幾下,看來純粹出于禮貌:“作惡的人付出的代價就是他良心上時時背負自己的惡。這話說得沒錯。我倒忘了小時候的事。”

    我們三個人哈哈大笑,互相拍打肩膀。他是律所合伙人,這律所無奇可敘,唯一應該強調的是他的主要客戶竟都是美國本土軍火商。他不但有錢,看來還很有法道。

    刀寶林把車停在龐沖樓下,我們一起上龐沖的捷豹。他說,你們盡管先喝車上的紅酒,我要多開一會兒,去比較遠的一個好地方。他嘆了口氣:“有朋自遠方來……”我們齊嘆:“不亦樂乎!”

    其實現在我已忘了那確切是哪里,反正我和刀寶林喝掉一瓶半加利福尼亞好酒,他把我們帶到了海邊一個漂亮所在地:夜燈璀璨,搖滾樂四布,到處有身材不凡的洋妞和圓滾滾身材的闊佬。

    我們停了車,晃晃悠悠走了一會兒海灘。刀寶林說:“媽的,小時候的事還就在眼前么!”龐沖拿起一枚貝殼仔細看:“咱們班只剩下幾個人在國內,其他人都出來了。”我笑著告訴他,剩下的那幾個幾乎都在我那兒教課。

    龐沖往我胸口打了一拳:“知道你們賺錢容易,比在美國還快。不過,”他伸手扇形兜了一圈,意思是要我看看夜色下享樂的人群,“你們缺少這個!我不是指女人,是自由的空氣!”

    我照例微笑,不接這種茬。我說:“你倆誰還記得那個無頭懸案,那個夜自修被謀殺的女生?”

    龐沖愣了愣,聳聳肩:“記得。那時候我嚇破了膽,一個人不敢走夜路。”

    刀寶林笑道:“看那沙灘上孵出來的小海龜。就這么短短一條沙灘路,它們要被海鳥吃掉三分之一。過去的事情都只算八卦。”

    “喝酒去!”龐沖喊,“沖啊!”我們三個中年男人奔跑起來,在沙灘上一腳高一腳低,跑進第一個酒吧。“

    有幾句話非說不可,”龐沖脫下自己銀灰色條紋的西裝,松開襯衣紐扣,散出香水味兒,“今天我請客,所有開銷,除了小費,都是我的。但先確定一下我們三個純粹是私人朋友,沒任何人代表我委托人和我訴訟對象的利益。”

    刀寶林含笑看看我,代表我一起回答:“我們又不玩軍火。”

    龐沖一口氣點了三種紅酒:“先喝軟點的,別喝醉了,到時候讓洋妞看不起咱們!”

    我們在一個爵士樂隊的藍調里喝得哭了起來,這事和男子漢氣概無關,我們覺得這個晚上很開心很不負責任,就為流逝的時間哭了起來。

    我確信時間里上下飄浮著我們的自信、自愛和追而不得的懲罰,我們的精疲力竭和拼死掙扎,我們炫耀的百分之十和不可告人的另外百分之九十……時間像一輛垃圾車把這些帶走了,不在乎我們盡管痛苦仍想保有這一切的矛盾心態。喝酒就是確認時間的殘酷和感謝它給予我們的幫助,我們為時間流了淚,心里就能舒坦下來,準備好與女人見面。

    記得我是個體面的人。重申一遍,什么都不重要,體面很重要。即便擠滿性感洋妞的店里也有體面人的空間。我跟著龐沖走進一座金碧輝煌的夢幻宮殿時幾乎笑得要打跌,但我笑不露齒。美聯邦真是個奇幻之地,這些洋妞是消費品,但價目表卻是麥當勞式的。我打賭國內那些沒見過世面的人讀這價目表就能讀到噴鼻血……好吧,每一個步驟都和金錢綁定了,好吧,沒人否定這是個金錢國家,也許是最不虛偽的金錢國度吧。

    我是體面人,不向任何人描述發生在這個宮殿里任何和女人相關的活動細節,但我必須聲明,就心理而言,這個夜晚我是麻木的,沒任何金發洋妞幫得了我疏浚心理的淤塞。我沒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釋放,我不認為這個紙醉金迷的游樂場能接濟我的心結,事實上的確沒有。我不能享受我的人生,這使我感到悲傷。

    我勉強回到酒店睡了一覺,時差左右著我,叫我無處著陸。

    晚上派對時間就來了,我把自己沖干凈,穿上一身沒穿過幾次的石榴花紅西服,盡量讓自己不像自己,然后我坐刀寶林的車來到了龐沖家。

    先到的兩個女生我依稀認得出模樣。有一個是女導演的孩子,她阿爸非常和善,當年對我很友好地說過不少話。說些什么我忘記了,不過在那種情形下我永遠記住了這么個和藹可親的中年人。我一個勁地向這位不熟悉的中年婦女打聽她父親,弄得人家一頭霧水。

    后來又陸續來了三位女同學,我一個也認不出,這三位一看都是典型的媽媽。我發現,時間有時候啥也改不了,我的到來正如當年我去到那班級,我只是一種輔助性的背景。借著這背景,大家在某一個時點被召回。各人有各人的回憶,各人有各人的興奮點,像一個人把接線板上所有開關一次性打亮,總有一個能提供電源,讓自己轉變成一個發亮燈泡。燈泡在明亮著的時候一定很嗨吧,尤其在長時間晦暗不明之后。

    我做了件不體面的事,也許部分應該怪罪該死的時差,我在女生們的笑聲里睡著了,頭垂在膝蓋上,像樹上吊下一條青蟲,讓人惡心。

    我猝然驚醒的時候,正好所有人都說累了,停下高談闊論,準備吃龐沖太太親手為大家做的上海小餛飩。我木然地吞著小餛飩,打破短暫的沉默問道:“你們誰還記得當年那一起校園謀殺案?”

    那天早上,天氣十分陰冷,這城市的十二月份雖非一年中最寒冷季節,但有可能是人最擋不住冷風的時節。那時候,人們與秋天還有最后的藕斷絲連,還沒對冬天產生足夠的懼怕。那般時節人容易中冷氣。

    我沒告訴父母寢室里可能達到的寒冷程度,不是他們事先不能估量,而是沒想到開門紅指定給我的床位正對著大門,而床的另一面是窗戶。哪怕窗戶關得緊緊的,半夜還是有悄悄的穿堂風。我裹在被窩里,依舊找不到可靠的溫暖。我一個接一個的晚上都蜷縮起身體學蝦米,頭偎著膝蓋……

    一大清早我哆嗦著搶在別人前面起床。如果等他們開了門,這門就不可能連續三分鐘關閉,我會被吹成出不了被窩的冰棍。我捏緊鼻子在男廁所里撒完尿,逃到走廊打開的窗口猛吸冰涼的新鮮空氣,數窗玻璃上的冰花。空氣中傳來不同尋常的喊叫,像校外田野里驢子逃跑了農民要去追回來似的急喊。我拿了牙刷和毛巾出門到食堂外洗碗的水臺上去洗臉,一則因為那里有熱水,二則我堅決不能像有些人那樣為了暖和在臭廁所洗臉。

    走出宿舍樓,清冽的空氣帶著田野芳香迎面撲來,令我感到一陣難得的幸福。在這學校,有幾種情況我會猛然感到幸福:從教室跑到長草荒地上撒尿、早晨和夜晚跑出宿舍樓呼吸新鮮空氣、輪到我值日分飯菜(我會偷偷往自己米飯下先埋幾塊肉或豬肝,并意識到自己非常不體面,但下回照做)、找到難得機會躲進教師辦公樓三樓干凈廁所去出大恭(我后來一段時間生存下來的秘訣之一)……我正仰著有眼屎的臉享受一分鐘晨風,一個校工瘋狂地從教學樓奔過來,藍色工服一半飛騰在空中,喊著“找校長,快點找校長”……我好奇地看著他奔得同手同腳叫人發噱,只聽他忍不住大聲嚎叫:“殺人啦!”

    回想起來我的反應是與眾不同的,聽見他叫喊的人順著他手指方向向教學樓奔過去,我朝著相反方向踱步去食堂外水臺,擰開熱水龍頭,洗臉刷牙,留神觀看校園里的聲色。

    很多人奔跑、叫嚷,更多人打開宿舍窗戶朝教學樓方向張望……我的直覺告訴我,不要去湊熱鬧,但我也不想回到啥也看不見的寢室里去(我是搶不到窗戶的)。我漱洗完,走進食堂要了一份油條大餅,放棄了免費熱粥。我拿著油條大餅坐到花臺上,就是校長扇我一脖子的那地方。我坐在花臺沿上,先看一眼枯萎的月季,它圓圓的籽還掛著,已干裂成老舊的紅丸子。我咬一口大餅油條,望一眼人聲鼎沸的教學樓。警察出現在教學樓門口,校長的黑色紅旗轎車開進了學校,他來上班了。能望見他瘦削的身材和往后梳理的頭發,他走進教學樓,過一會兒走了出來,坐進轎車,轎車又開出了學校……

    開門紅和其他班級的生活教師從教學樓那邊跑過來,一個個的臉被冬風吹得鮮紅,眼睛里閃著亮光,嚷嚷站在路上的學生:“全部回寢室點名,上午停課…...”

    我們沒看見尸體,沒看見警察如何把那可憐的女孩抬走。我們都在寢室里倉皇地發抖,有人試圖講冷笑話,沒有人笑。開門紅禁止任何人離開寢室,她讓食堂送來早餐,我又吃了一個肉饅頭,喝了熱粥。我覺得腦子里有什么堵住的地方豁然開朗,但我一下子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種靈光一現的感覺,過去后就像沒發生,至今我也不十分清楚當初為什么有那么強烈的豁然開朗。

    細節是被后面一周不知來源的種種謠言補全的:那女生留在教學樓晚自習,只剩下她一個人。她去上廁所,覺得廁所里有人。她問誰在那兒,沒人回答她,只有冷風。她鼓起勇氣,推開隔壁的廁位,那里有一雙女皮鞋卻沒有人……當然這一聽就是編的,人死了,誰知道她經歷過什么,除非你是兇手才說得出這種細節;據說那女生留在教學樓是為了等待什么人。她在風中撿起過一張寫了字的紙,看了那上面寫的東西,所以有人要滅口……這是最被學生們接受的死亡原因。不知道這說法從哪里來,反正每個人都恐懼個沒完沒了。

    兇手沒找到,一點線索也沒有。

    那么,誰會是下一個?

    我想知道現場是什么樣的,沒有人描述。不過,我知道誰第一個跑出來喊殺了人。如果我真想知道,我是能知道的。

    但這不管我的事,我不想惹麻煩。盡管我那時還小,至少我明白多管閑事會惹禍上身。

    那天中午,我們就被允許去食堂吃午飯了。每個飯桌坐六個人,三個男生和三個女生,各坐一側。我們沒面面相覷,每個人都急于傾吐內心感受。我忘了我們說過些什么,只記得女生們臉上的奇特表情。她們顧不得表情會讓自己變丑,一個個撇著嘴撅著鼻子展示內心害怕的程度。我記住了對面那個女生對我說的一句莫名其妙的話,當時她謝絕我把一盤雞肉推給她,她已經在吃飯后蛋糕,她對我說:“甜甜咸咸我不歡喜,要么吃咸的,要么就只吃甜的。”

    吃過午飯洗過碗,我照例背起書包去校長室。寬臉女校長完全知道怎么點撥我這種學生,她已經讓我勉強知道每節課會教些什么了。她提前把新課生詞抄給我,我下狠勁把這些生詞背熟,然后到她辦公室聽錄音。

    我輕輕敲了敲,推開校長室的門,里面空無一人。我當時猶豫過的,留下這印象,不過我照舊走進去,坐在寬臉女校長桌子對面椅子上等她。

    我昏昏欲睡,可能每次來她都遞給我一杯熱咖啡,今天沒咖啡,我覺得眼皮不對勁。就那時候吧?也許隔開幾分鐘?我聽見有重重的步子踏進來,這步子上一回在我背后響起,不由分說我的脖子就挨了重重一下。我不傻,我想都沒想,一下子從椅子上滑下去,抱著書包鉆到女校長辦公桌底下躲了起來。我沒法解釋當時那種感覺,現在回頭看,也許我一瞬間的條件反射救了我自己都不是沒可能:校長跨進女副校長的辦公室走了幾步,他走出去把校長室大門關上了。

    我那時額頭發冷汗,如果我沒躲起來,也許我還能面對他。我躲了起來,這就像做賊心虛,必須想辦法偷偷跑出去,離開這里。

    我探頭出來看了看窗戶,窗戶外鑲著鐵條,不可能。我聽見校長關上了他自己房間的門,開始撥打電話。我硬著頭皮爬出來,抱緊書包,蹭著墻往外挪步——要經過他的門,這是最難的一步。我聽見他撥通電話,我正挪到他門口,要跨步過去,只聽他對著話筒說:“死了。”

    我渾身發抖,邁不開步子,他又說,“警察來過了。上午停課。還沒同家長接觸。”

    他哇啦地對著電話吼了一聲,嚇得我渾身一個大抖,我不顧命地挪過他門口,看也不敢朝門縫里看,悄悄撥開大門,校長又在房間里問了一聲:“為什么要砸死她?”

    如果這不是這些年里我一個人神思錯亂臆想出的對話,那便是我不由自主時時回想這起謀殺案的緣由之一。我總感覺校長話里有話,他電話那頭又是誰呢?

    現在我不得不插進來講講一個叫做影綽的小女生。這個小女生不屬于我追述的時代,她屬于現在,屬于此時此刻。

    她正在我創辦的學校學習西班牙語。

    這么說你就明白了,她第一次“哦啦、哦啦”地從我眼前跑過,我嚇了一跳,她讓我想起那陳年往事。

    影綽年紀十四歲,是我們學校學習西班牙語的十個女生之一。她是本地人,長得苗條修長,皮膚嬌嫩,煞是好看。她鵝蛋臉,鼻子高高,嘴唇歸類古畫宮女,小小的,有點嘟起來,眼睛細長,很媚。當然,十四歲嘛,她的媚是清純的,走路像朵含苞搖動的白蘭花。

    你不必想歪了。我直截了當告訴你,我對影綽沒什么抵觸倫理的不當欲念。不要同我說納博科夫,無論他如何有名如何文學,我覺得他的《洛麗塔》充滿了低級男性欲望。這本書已被禁止在我的學校出現,不是反色情,是反低等。我沒洛麗塔情結,那些小女生沒可能挑逗我正當的性欲,事實就是如此,你可以相信。

    但是,看見影綽,我心里總是搖動,就如風吹草葉,波動不停。我很惱火,因為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后來我又很被動,發現自己喜歡站在校長室陽臺上,尋找影綽的身影,一旦看見她,就看個不夠。難道因為我沒成家沒兒女?也不像。我想不透這種本能的吸引到底歸類到什么,我拼命想,想不清楚。

    好吧,最后我找到一種平衡。我既然沒任何觸摸影綽的欲念,說明這事還不嚴重,也許我只是偶合地欣賞她天然的某種美,屬于我審美范疇里某種神秘的東西。

    我很想了解她,了解影綽的一切。我翻看了學生資料:影綽的父母是土生土長的本城人士,父親在自來水廠當領班,母親在無線電廠坐辦公室。他倆的職業令我感到親切,我和影綽有類似的家庭背景。再看看影綽家的地址,我的認同感更深了,原來她家住得離我父母家不遠,只隔開半公里,其實中間沒幾條馬路。雖然說不上是街坊,但她家說的本地話和我家說的應該毫無二致。難怪她的舉止即便遠遠望去,也讓我無可挑剔。記得有位朋友把女兒送去巴黎拉丁區讀小學,他說:“即便什么也得不到,她長大了也是拉丁區派頭。”誠然,我從影綽身上看見的,就是我從小習慣的好和美。

    我很謹慎不去打擾影綽的小世界。她的學習環境里最好不要出現“校長”這種龐大的她無法把握的因素。我是校長不錯,但我歷來要求自己只是校長,不扮演教師,不和學生直接打交道,連演講也不做。我想我這種極端行為和我幼年經歷有關,我依舊抵觸和反感校長那刺穿一切的權威。他國語言小學校長在我頭頸上猛擊的那一掌,不但還火辣辣地疼痛著,甚至持續令我感到憎恨。我絕對不想成為他那樣的人物!

    盡管我很妥善地管理自己,還是和影綽這個小女生狹路相逢。我好端端在清寂的校長室喝咖啡做預算(為避嫌,我不用女秘書或男秘書,自己當自己的秘書),書桌上攤開一本極厚的《2666》當休閑讀物,有人敲我的門。打開一看,竟然是影綽!

    我吃了一驚,太陽穴發出隱隱轟鳴:這不該發生。一個小學女生不應該沒家長或教師陪同貿然敲開校長室的門。可是,這是影綽,我不忍心喝斥她。

    “請問小朋友你有什么事?不能找班主任老師說嗎?”我不把門開直,板著臉,但口氣是溫和的。

    “校長好。”影綽的小模樣毫無壓力,臉上有一道淡淡的微笑:“我撿到一張身份證,應該是您掉的。”

    她伸出手,手心里是我的身份證。這張身份證,上午剛交給教務主任,她負責辦理我的個人事務,想必是她失落了。影綽小朋友當然不知道這該找教務處。

    我臉上散開明媚的微笑,打開了校長室的木門,開到筆直。我笑容可掬請影綽進來坐在會客區沙發上:“太感謝你了,我的小朋友。我要做一杯好咖啡給你喝!”

    影綽像個見過世面的孩子那樣,笑嘻嘻地把我的身份證放在茶幾上,還把花瓶拿起來壓住身份證的一個角,像生怕它飛走。這動作讓我發噱,好可愛。她安安定定坐在長沙發上,長發如水瀉落肩頭。看上去她覺得喝校長一杯咖啡理所當然。才十四歲的小孩不是?態度里透著做了好事得獎賞的撒嬌。

    “你是哪個班的?學什么語種?”我不得不明知故問。

    “校長,我叫繆影綽,是學西班牙語的,只有我們一個班學西班牙語。”影綽沒什么驕傲的表情,像拿不準學西班牙語是否是好事。我見她輕輕咬著下嘴唇。

    “真羨慕你,”我把牙買加咖啡遞給她,手里拿著糖罐,“要幾塊方糖?你這年紀咖啡加糖無妨。西班牙太美了,學西班牙語的人真幸運!”

    影綽沒拿方糖,一心聽我講西班牙,她聽出我是由衷喜歡西班牙,立刻咧開嘴笑了。好看的牙齒配著臉頰深酒窩,真是美人胚子。她拿了一塊方糖,又拿第二塊:“多吃一粒,好開心!”

    我很滿意自己把校長室的門大開著,當然幾乎沒人會沒事來這里。我拿起我的身份證想放進口袋,影綽抬起笑臉:“校長,我用酒精棉球幫你把身份證擦干凈了。”

    真是個乖巧的小孩,我笑笑,從書櫥里取出學校定制的一份紀念品,一個玻璃做的百合花鎮紙:“影綽,這個寫了學校名字的鎮紙送給你,你好好學西班牙語,爭取學得好一點,能去西班牙學校交流。”

    影綽沒順著我的語意打聽目前有無和西校的交流機會,她只高興地看一眼鎮紙:“怎么好意思拿這么漂亮的東西,校長,您留著吧!”

    我喜歡她這種不攀附的態度,我從書櫥柜子找出包裝盒,替她把鎮紙放好。影綽適時站起身:“謝謝校長,謝謝咖啡和禮物,祝您身體健康。我回去啦!”

    我笑嘻嘻地送她到樓梯口,看她輕盈地走下樓梯,長裙像要碰到梯級,卻并不真碰到。她在拐角轉過身,抬臉對我笑,揮揮手,很嬌美。

    我心里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有點悲,就是覺得影綽這么好的狀態是很短暫的,只要再成長一些,人世間的某些東西就容不下她的清純和快活,肯定會逼她無所適從,變成一個和我們大家一樣的更“成熟”的人。我感到心里發悶,懷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保持學生那種水晶般透明的好心情。如果能,能多久?

    我關上校長室的門,周圍出現了一個密閉的不可言說的空間。作為這個密閉空間的主人,我不由得想象那些以校長或教師身份猥褻小女生的“畜生們”犯罪時的心態。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能加入他們的狂歡,那是相當低劣的,不能為我接受。然而我感到我身處的密閉空間具有一種力量,使我心跳加速。是的,在這個我自己營造的空間里我是統治者,我在這個盡管狹小但很現實的空間里能為所欲為。當人強大到足以叫別人折服或屈服的時候,低劣的“畜生”們會讓獸性以低劣方式散發。他們作惡,一旦敗露,引發人群的公憤。我既鄙視這些乘人之危或習慣侵犯弱小者的下等人,又對所謂“公憤”不以為然,這些表達公憤的人一旦擁有我所擁有的這種密閉空間,大多數人會同樣獸態畢露。

    我雖然明白自己與別人有所不同,但我懷疑自己的狀態不穩定。不為別的,我無法解釋自己一想到作為校長可以在一定空間里為所欲為就感到亢奮的現象。我明白自己永遠不會像個獸一般直接去侵犯撕咬別人,但我難道不會做些與眾不同的事出來?你一旦擁有絕對的力量,你一定會充滿各種各樣的動機。你感到力量賦予自己自由,你就會忘記別人給你設定的界限。

    要說我在他國語言小學度過的短暫歲月里真只有刀寶林一個朋友,細想也并不準確。朋友,有長期的,也有瞬時的,不能以時間衡量。我想起那個在我退學后失蹤的溫小峰。

    刀寶林和我形成了一種對比。刀寶林是低垂眉毛的小黑臉,他似乎沒有情緒,對自己遠遠趕不上班級學英文進度不特別在意,記得有一次他對我說:“頂多就是退回原校去唄。”

    我則不能當另一個刀寶林,我對課堂上針對我爆發的訕笑聲懷有強烈敵對欲,不僅僅反感,并且無望地想報復。從我木然的臉上,笑我的人沒感覺什么危險。

    他們因為我胡亂對答老師的英文疑問句而爆笑;我站在他們的角度,也感覺這么一個混在英語班的學生如混進企鵝堆的家鵝,人家集體潛水它卻兩只紅掌豎在波濤上下不去,真是十分可笑。但這并非我的錯,換成他們任何一個,也不可能兩周趕兩年的基礎課。

    如果要笑我,唯一符合邏輯推理的是他們嘲笑我的家庭。煤球廠工作的父母沒遠見沒錢,沒替小孩請家庭英語教師。我不憤恨他們的家庭背景,有人當教授當官當經理,必有人當工人,這又如何?但我憤恨他們忘記自己的智商不比我高,明明從我語文和數學成績可以看清這點,他們假裝看不見,以便繼續把我當傻瓜取笑。

    我沒心思往人家課桌底下放個地雷什么的,我又找不到地雷,找到了也買不起,買得起也不忍心。我空想著的報復就是某種不存在的智力游戲,大家一起玩,我玩得最好,把他們比成傻瓜。當然,事實上那是另一種做夢,我的智商也不比他們更了不起,大家半斤八兩罷了。

    唯一可以顯出他們比我蠢的,當時看來只有一樣:自然界。

    說起我班有錢有勢人家子弟對于植物世界和昆蟲門類的無知,我可以抱住肚子在寢室床位上竊笑一個星期天。除了法國梧桐和中國楊柳,他們不知道任何其他樹木的名字,無論喬木還是灌木。我甚至懷疑他們連喬木和灌木也分不清楚;昆蟲更是他們對話中不符合禮儀的東西,你敢對隨便哪一個嬌小姐提提金龜子試試?

    他國語言小學建在一大片新征土地上,建校舍前這里尚是種植毛豆和本地糯玉米的農地,怕是大城周邊最野的地塊之一,有原生的構樹群和皂角樹群。平整后又拋荒的校園土地馬上長出了密密麻麻的原生草本植物:車前草、黃鵪菜、飛蓬和蛇床是校園荒地上的強勢物種,勾引來野蜂野蝶。

    我對植物只保持欣賞,但對各色昆蟲極有興趣,我必須近距離觀察它們、認知它們,把它們歸入我那時分類為“朋友”的陣營。我喜歡長得胡天野地的昆蟲,它們充滿了自由和荒蠻的氣質,毫不遲疑地充當這世界的怪物,簡直“不為物喜、不為己悲”呢。

    上課嘲笑我的人不只一個,我也數不過來。不過你笑歸笑,笑得得體一點,別招人恨。有個女生坐在教室中排位置,每次大家哄堂大笑她都要負責煞尾,發出“哦噢”一聲。我知道笑就是笑,好笑唄;“哦噢”就不一樣了,你體會:“哦噢!”

    我找到了發出這個奇怪感嘆詞的女生,她如我所料長得“一天世界”。長得不好看沒關系,不能老是“哦噢”吧?我晚自習把兩只秋深了形容呆滯、不肯爬動的半死金龜子塞進她課桌,第二天上午正是英文課,我還來不及有機會讓大家笑場,只聽見她“哦噢”一聲開路、殺豬似的叫起來……那節課,我不是笑料,我變不好笑了。

    父親考慮了很久,對我說:“這樣子還是不行,副校長治標不治本,你要趕基礎課。我們找同學幫忙。”

    父親這么說,我知道是因為他偶然在校車上認識了高年級的溫小峰。溫小峰瘦得很,體形像一根油條,刀條子臉,不愛說話。他對我煤球廠工作的父親很尊重,總是先開口叫爺叔好。某次,我父親在校車上問溫小峰父母在哪里工作,問完受了刺激,回家感嘆三個周末:“中學教師的家教就是好!你看看溫小峰這小囡!”父親終于忍不住同溫小峰開了口,請他周末校車下車后,留在靜安寺,幫我溫習兩小時功課。

    父親想了很多。他找了朋友,安排我們在羊城飯店二樓下午空無客人的靠窗座頭上補習。他每次都為溫小峰安排羊城飯店不同的點心。溫小峰說:“爺叔不要客氣,我們要讀書,沒時間吃點心。”我父親擺出長輩派頭:“先吃點,別餓著肚子教。”

    必須坦承那一段時間我的心態已變得很壞。我認真考慮過我的遭遇,我看不起刀寶林逆來順受的態度,我執拗地想和誰算個賬。我不認為自己有問題,我覺得我被愚弄了。那個時代可沒什么民事訴訟律師,所有律師都關閉了事務所參加勞動改造沒來得及回來。反正,要是那時候有律師,我估計我會湊錢告它娘的!

    我沒什么心思學會英文,無論副校長的補課還是溫小峰的幫扶,我都不太服氣:我要你們幫個娘!大家公平一起開始學,我比誰笨?你讓一年級新生和五年級畢業班的一起上課,你玩誰呢?我就算補課補到弄死我自己,還是你們的笑料!

    溫小峰瞞得過我父親,瞞不過我。他對我根本不在乎,他只是不好意思回絕我父親。我同溫小峰在一起,他翻翻我本星期學的講義,問我哪里不懂,需要溫習什么知識點;如果我沉吟,他就把他覺得基礎的語法點一個個同我講下來,我跟住他咕噥,大家算完事兒。我不小器,父親請溫小峰吃點心是應該的,當然也有我一份,但我咽不下去。回頭看看,父親縮在餐廳角落,面前放一杯白水。我聽見人家本要泡杯綠茶給他,他反復推辭,說一杯水就好。他怕多付一杯茶的錢,他兜里本來沒錢。

    我想告訴父親,我早晚會退學,我趕不上的。就是趕上了,這英語也像囚犯被抽著學的,講出來一定不好聽,更不可能優美。

    我一口氣挺在他國語言小學干嘛呢?跟誰賭氣呢?他們看來不會不知道我和刀寶林的難處,那么,他們為啥還要我們這般受苦?刀寶林不想這種問題,我卻老覺得其中他娘的有詐!

    學校發生謀殺案那個禮拜,溫小峰說家里有事不能和我去羊城飯店,我感到一陣輕松。父親在靜安寺校車點接我們,聽到溫小峰有事,他有點失望。我等溫小峰走遠,笑著看看父親。父親嘆口氣:“這外國話也真是難學,我們都這么拼了,怎么還是趕不上?”我收攏笑容,惱羞成怒:“阿爸,還是不學了吧。他娘的,他們都跟家庭教師學了兩三年,說起來一套一套,好像唱滑稽戲的了,我怎么趕得上?溫小峰又不是教師,副校長又不教我基礎課,我連音標都沒人教過哎,我的發音像個鄉下農民,你曉得伐?”

    父親渾身發了一個抖:“不學了?原來的學校敲鑼打鼓送你出去,你,你個沒出息的,有臉回去當回湯豆腐干?”

    我愣了一下:“你這樣會害死我的。學校里殺了人你知不知道?發生了謀殺案!”

    父親略微問了問謀殺案的情況,他大惑不解:“謀殺案是嚇人的,不過你怕什么,這么多學生,又不是針對所有人的。”

    我一時語塞,不知道身上突發的輕松感什么時候蒸發掉了,心里又火冒三丈。我跟著父親往家方向走,他不肯坐公交,省那幾毛錢。我落在他身后,看他沾滿煤球污跡的藍色外套。

    跑到家門口,乘他還沒跑進我們那個樓去,我扯扯他袖子,一本正經告訴他:“阿爸,謀殺案是不是針對所有學生我不知道,但我告訴你,我感覺被謀殺的只可能是刀寶林和我這種學生!”

    父親沒聽懂,我明白他聽不懂。我狂喊一聲“放學啦”,沖進小洋樓抱住了鄰居家的孩子,把他往后扳倒在地,哈哈大笑。

    整個周末我都對父母親不理不睬,平時愛吃的菜我故意不碰。我不想在那個爛學校待下去,我還沒想清楚,但我的情緒已經告訴我:一如既往不能夠了,情況必須得到改變!

    周日我回到學校就去了學校里的荒地,晚上我最后一個離開教室。盡管滿心恐懼那空蕩無人的教學樓,依然感到莫名其妙高興。

    第二天,第一節就是英文聽力課,我準時八點到達教室。遠遠聽見教室里一派喧鬧聲,寬臉女教師、我們的副校長,站在講臺上叫喊,那些喜歡嘲笑我的女生和少數對我露出同情之色的女生混在一起,都拼命喊叫救命……我為我那些深秋里的老螳螂、老油葫蘆和老蚱蜢默哀,它們一只只被趕來的校工無情地拍成了肉醬……

    我希望校長查出是我干的,我希望他打我的后脖頸,莊嚴地開除我……可什么也沒照著我的期望來,沒人追查教室飛蟲這事,正如我感覺沒人認真追查校園里的謀殺案。我們沒看見那小女孩家長到學校吵鬧,也沒任何追悼會的安排或通知。那個據說被敲破了腦殼、流了一地板鮮血的小女生是校園集體照上第一個褪色的容顏,悄然去了,沒任何回響……

    ……

    全文見《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

    禹風,小說家,上海人,巴黎高等商學院碩士。作品發表于《當代》《花城》《十月》《人民文學》等刊。著有長篇小說《靜安1976》《蜀葵1987》《巴黎飛魚》《夜巡》及《潛》等。現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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