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魏建國，1966年生，陜西子長人，1987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歷任《延安文學》副主編、社長兼主編、社長，陜西省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研究會副會長。2012年，主編出版《延安文學200期作品選》（全五卷，300萬字）。2004年起業余致力于陜北早期黨史研究，整理挖掘出數百萬字的黨史人物傳記和黨史資料。著作有《陜北早期黨史資料》《民族英雄謝子長》《焦維熾》《史唯然》《瓦窯堡時期中央文獻選編》《子長革命斗爭史》《陜北世事》等，在黨史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魏建國出生在一個叫瓦窯堡的地方。對，就是陜北延安的那個瓦窯堡，就是書寫了中國共產黨壯麗史詩的塞上紅都。魏建國從小就非常喜歡讀書，但是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他腳下的這片熱土，每一個角落，每一寸土地，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段輝煌歷史的見證者。魏建國年輕時最想當的，就是拋頭顱灑熱血的軍人，但是自己的條件不夠，陰差陽錯地學了歷史，這也許是命中注定，讓他利用業余時間，挖掘了不少歷史資料，整理出來留給后人。不過，作為《延安文學》的掌門人，他明白讀者與其說是沖著“文學”，不如說更多是沖著“延安”來的，“紅色記憶”才是“人無我有”的資源優勢。魏建國說，歷史用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離開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會成功。

1 我生長在瓦窯堡，真是一種莫大的幸運。

青年報：你是延安本地人嗎？結合自己的經歷，介紹一下你的家鄉吧。

魏建國：我出生在陜北延安子長縣，具體地點即現在的瓦窯堡鎮。瓦窯堡是陜北名堡，享有“天下堡，瓦窯堡”之譽，而且是聞名遐邇的塞上紅都，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這里曾經成為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西北軍委（中央軍委的前身）的所在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曾在這里叱咤風云，留下了壯麗的革命史詩。

青年報：你生活在這樣的紅色熱土上，是不是從小就能聽到很多紅色故事？你挑幾個特別的故事講給我們聽聽可以嗎？

魏建國：從1966年出生到1984年高中畢業，我一直生活、成長在瓦窯堡。在我生命最初的十八年，身邊始終彌漫著歷史的煙云和革命的氛圍，只不過自己年少無知，沒有特別在意這個強大的氣場。成年后，我深入了解了瓦窯堡的歷史，特別是負責《延安文學》，成為文學界一分子之后，終于明白，對于文學創作而言，家鄉瓦窯堡實在是一塊難得的風水寶地。她的歷史太豐富了，出了那么多歷史人物，土生土長的，外地到來的，數不勝數。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群體，新中國的締造者們，在瓦窯堡留下了他們的身影。瓦窯堡的每一個家族，每一個子民，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事外，都被革命的滔天巨浪裹挾進去，參與了那場陜北有史以來最宏大的革命。這片熱土上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寸土地，她的一磚一瓦甚至一草一木，都是這段輝煌歷史的見證者。對于作家而言，生長在這里，真是一種莫大的幸運。

我從出生到成長的過程中，無意中就與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發生過無數次的交集：我出生的大雜院，曾經是中央軍委的被服廠、鞋襪廠；相鄰的一個四合院，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部”的原址；小學時的操場，就是1936年劉志丹犧牲后召開追悼會的現場；我從小的一個玩伴汪小毛，他父親是一個操外地口音的小個子老頭，我們跟著大人叫“汪小鬼”，后來才知道，他于1935年隨徐海東的紅25軍長征到陜北，后來安置落戶到瓦窯堡，是真正的老紅軍、紅小鬼，本名叫“汪學貴”；上小學時，班里一個姓謝的同學，和我上下院住，他父親謝紹彥是謝子長的親侄子；我初二時的同桌，是西北紅軍著名戰斗英雄郭立本的外孫女。

我的大舅張志廉，1932年成為黨員，1934年任區委書記。1935年11月黨中央進駐瓦窯堡后，大范圍擴紅，給區委分來了任務指標，別人都看書記怎么辦，大舅頭一個報了名，隨毛主席參加了東征，隨彭德懷參加了西征。1957年病逝，葬于西安烈士陵園。大舅參軍走了一個多月后，我的母親才出生，嫡親兄妹，一生都沒見過幾面。

母親的表兄路文昌，西北紅軍中的著名烈士，在路過綏德田莊時打一個寨子，被敵人抄了后路。他命令部隊撤退，自己斷后。掩護部隊撤走后，又命令身邊唯一的警衛員也撤，警衛員不肯，他用手槍指著頭罵道：“不撤，槍斃了你！”警衛員只好含著淚撤了。路文昌和敵人對射許久，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壯烈犧牲后，頭顱被敵人割下，在寨子上掛了三天才被贖回。

這些與我有直接關系的人或事，在瓦窯堡是再平常不過的了，但這些遠遠不是古堡的全部。古堡里被載入史冊的人和事，實在是數不勝數。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這些普通百姓的人生經歷，都是極好的小說素材，到了高明的作家手里，足以寫出鴻篇巨著?？上?，自己缺乏文采，無法表達其中的萬分之一，只能從事歷史資料的挖掘，整理出來留給后人。

青年報：其實，你這也是文學工作的范疇。你能不能談談是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

魏建國：我在小學學會拼音的時候，就開始對著拼音找書看了。小時候家里活多，柴、炭、水、掃院、推磨、壓碾子，都要干，看書都是擠時間，為看書沒少被大人責罵。高二分文理科，是我人生第一次抉擇。那時雖然愛讀書愛文學，但心里依然做著從軍夢。一個表兄在西安空軍工程學院工作，我給他寫信咨詢了解到，報考軍校要符合入伍條件，那時我已經戴上眼鏡了，外語又是最弱的一門課，這才徹底死了從軍的心，決定學文科。

到文科班不久，正好買到一本《青春詩選》，里面有普希金的名作《十月十九日》，同時的某期《語文報》介紹了蘇州中學滄浪文學社，于是產生了辦文學社的念頭。于是1982年10月19日，子長中學歷史上第一個文學社——野草文學社，正式成立，共七個人，出版了油印四開小報《野草》。此舉讓我們受到了尊重，促進了友誼，后來讀到劉紹棠懷念魯迅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魯迅先生逝世于10月19日，這本來就是文學史上的一個紀念日。

1984年高考，如果按正常情況報考中文，很有可能會走文學創作的路子。但是陰差陽錯，被錄取到歷史系，學得還不錯，完全鉆進去了，于是逐漸和文學創作斷了緣分，但文學閱讀的習慣始終保持著。1987年大學畢業后，在基層中學教書，一直沒有放下書，讀了不少外國經典，這些年更是一直在補課，讀外國文學名著，目標是二百部經典名著?，F在讀書有個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盲目，不亂看了，選擇性極強，讀的都是公認的經典。終于明白，哪怕是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真正流傳下來的其實也就是很有限的那幾部，大部分也被淘汰了。時間最公正，最嚴厲。

青年報：《延安文學》1979年創刊。延安作為革命老區，以前有沒有文學陣地？雜志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創刊，這中間有什么契機嗎？

魏建國：延安以前沒有文學陣地。1979年前后，正是文學期刊復刊的一個高峰期，文學環境的變遷使得文學領域也發出了解放思想的聲音。《延安文學》原名《山丹丹》，1980年更名為《延安文學》，1987年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創刊至今，已經走過了40多個年頭，始終扎根泥土，關注現實，發表了陜北幾乎所有文學愛好者的處女作或代表作，為繁榮陜北、陜西乃至新時期的中國文學事業，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2 與其發表名家庸作，倒不如關注文學新人。

青年報：《延安文學》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前輩們當初的辦刊理念和定位，以及欄目設置、品牌活動，哪些是延續下來的？哪些是不斷發展出來的？

魏建國：由于受社會思潮、文學觀念、個人風格的影響，《延安文學》的辦刊理念和定位，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或不同，但歷任主編及編輯們對這塊來之不易的文學陣地的呵護堅守，都是嘔心瀝血、不遺余力的。從創刊至今一直保持的欄目主要有“小說工場”“西部散文”“詩讀本”“北方評論”“文化隨筆”等。

2010年3月我參與編輯業務后，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延安文學”最吸引讀者的是什么？到底是“文學”還是“延安”？如果只是“文學”，他們大可以去訂《人民文學》《收獲》《當代》等，《延安文學》肯定要受到冷落。我想，讀者與其說是沖著“文學”，不如說更多是沖著“延安”來的。那么，“延安”到底有什么？我認為無非是兩個：一個是紅色文化，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歷史；一個是陜北民間文化，民歌、信天游、陜北說書、安塞腰鼓、陜北秧歌等。因此，我們在繼續辦好傳統的小說、散文、詩歌等欄目的同時，新開辟了“紅色記憶”和“人文陜北”兩個特色欄目。

“紅色記憶”欄目一直由我主持，重在發表陜北紅色題材的文史作品，尤其是連載的趙通儒回憶錄《陜北早期黨史資料》發表后引起了巨大反響。經過十二年的努力，“紅色記憶”成為一種現象級表現，成為全國文學期刊中的王牌欄目。2016年全國文學報刊聯盟年會上，《延安文學》與《人民文學》《當代》《收獲》《十月》等分在同一小組，小組討論時，主持會議的《北京文學》雜志社社長楊曉升，稱贊《延安文學》立足“人無我有”的資源優勢，拓寬辦刊思路，開辟“紅色記憶”欄目，在千刊一面的大環境下，辦出了特色。今天，輿論環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建黨一百周年的背景下，學習黨史，宣傳黨史，成為各個輿論陣地最重要的工作，全國上下，全黨內外，一致行動，掀起了學習黨史的熱潮。而早在十二年前，我們就開始了這項工作，開辟欄目，無疑走在了全國文學期刊界的最前列，具有很強的超前意識。

為了打造《延安文學》的品牌形象，我們還于2012年設立了“延安文學獎”，三年一評，為了保證公平公正，我們不設獎金，只頒發榮譽證書。至今已評選了四屆，被認為是一個真正的純粹、干凈、以質取勝的純文學獎。

青年報：作為天然具有強烈紅色基因的雜志，你們有沒有舉辦過相關的品牌活動？

魏建國：主要是策劃出版了兩個專號：2015年和2016年，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和長征勝利80周年，分別出版了兩期《延安文學》專號。這兩個專號順時應勢，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國內多家媒體或轉載出版消息，或刊發專號文章。其中“長征專號”中《長征路上的國家銀行》一文，引起中央電視臺關注，派攝制組專程來延安，通過我們聯系到作者進行專訪。2016年9月30日，《陜西日報》開辟6個整版紀念長征勝利，其中4個整版出自《延安文學》紀念專號，轉載了專號中的《參加長征的陜西人》《長征戰役中的西北紅軍》《長征路上的外國人》《長征：突破一切》等4篇原創作品。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柏峰認為：“《延安文學》的長征紀念專號選材精當，內容豐富，史料詳實，圖文并茂，堪稱一部完備的長征簡史?！痹S多讀者或致電，或登門，或托熟人，或給編輯部留言，紛紛求購索贈，對專號贊譽有加。

青年報：今年是建黨100周年，你們有沒有什么主題策劃？你認為紅色文學創作和現實的關系是什么？如何才能與時代結合？

魏建國：我們打算再編一期“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專號，和以前出版的“抗戰”“長征”兩個紀念專號，形成一個系列或者說傳統，目前正在有序進行中。

我覺得紅色文學創作，首先要把握好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隨意解構歷史，調侃崇高，低俗媚俗，玩弄歷史虛無主義，這樣的作品，一定會受到唾棄和嘲弄。其次，紅色文學雖然寫的是歷史，但也要關照現實，燭照心靈，起到知古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再就是在文學技巧和表現手法上，一定要“歷史元素，現代表達”，根植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的歷史這塊土壤，不斷探索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當代社會相協調的新的表現方法和藝術語言，實現文學的不斷創新發展。

青年報：《延安文學》雖然地處一隅，經過多年努力，也產生過許多具有全國影響的作品，最突出的莫過于獲過魯迅文學獎。你能介紹一下這篇獲獎作品的前前后后嗎？

魏建國：延安雖然地處一隅，但經過幾代《延安文學》人的努力，推出了不少有影響的作品，使《延安文學》在全國文學期刊界逐漸樹立了形象，擁有了立足之地。《手銬上的藍花花》原載于《延安文學》2007年第6期，是吳克敬“陜北系列”中篇小說之一，是作者在《西安晚報》工作時，采訪了一位女犯人，根據她的故事寫出的。2010年10月，吳克敬憑此作獲魯獎的時候，我剛接手延安文學雜志社的工作。《延安文學》成為全國地市級刊物中第一個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期刊，讓我們感到很振奮也很意外，及時請責任編輯之一的成路對吳克敬作了專訪，并在2010年第6期作了吳克敬作品專輯給予積極推廣。

青年報：聽文學界的朋友講，你擔任延安文學雜志社社長、《延安文學》主編不久，就編了一套五卷本的《延安文學200期作品選》，洋洋灑灑三百余萬言，把《延安文學》創刊以來的優秀作品都收進去了，堪稱一部真正的“陜北文學史”。請你談談這個情況吧。

魏建國：2012年，《延安文學》出刊至200期。因此，我產生了編一套《延安文學》紀念叢書的想法。我和同仁們在浩如煙海的文字中披沙揀金，終于在一年內完成了這一浩大工程。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視力嚴重下降，右眼由500度上升到650度，左眼由450度上升到575度。《延安文學200期作品選》分為中篇小說（上下）、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收入了452名作者的464篇（首）作品，這是對《延安文學》刊發作品的一次全方位整合與梳理，也是對《延安文學》作家方陣的一次全面檢閱。入選作品題材廣泛，風格多樣，代表了改革開放以來陜北文學所達到的高度。我堅信這套叢書能經得起時間考驗，因為它不是漂在喧囂層面上的浮華，而是積淀下來的厚重和真實。我在“后記”中說：“文學是需要沉淀與過濾的。一定范圍內的年度選本與一定時期內的選本有著本質區別，前者是為文學史提供素材，后者本身就是歷史?！?/p>

青年報：《延安文學》是當地作家走上文壇的重要通道。請你結合具體事例，講一講你們在推出當地作家和發現文學新人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魏建國：我們的稿源主要來自當地和全國的基層文學愛好者，和“都市學院派”作家相比，他們雖然在寫作技巧和水平上還很不成熟，但他們擁有深廣的基層生活經驗。經過我們編輯的反復修改認真校對，發表出來的作品不但沒有降低刊物質量，反而因其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具體感人的藝術形象，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

在編刊過程中，我們設置了“朔方星空”“陜北青年詩人作品選”“大學校園詩選”等欄目，盡量優先發表陜北本土作者的作品和文學新人新作。2013年5月，我們組織召開了“第一屆青年作家創作研討會”，請已進入全國文學視野的我市優秀作家介紹了讀書寫作經驗，40名青年作家參加了座談。2014年初，我們還專程去北京，向中國作協的領導和文學界的前輩們，鄭重推薦了一批已具備走向全國實力的陜北青年作家，這一無私之舉，令陜西在京的文學前輩與中國作協的領導深受感動。我們不僅注重扶持當地作家，也注重推廣全國作家，二者有所側重但又一視同仁，只要作品好，我們就推廣。

我們看重現實主義作品，堅守現實主義風格，關注底層人物命運，多刊發反映百姓疾苦的作品。對于那些小資小我、炫富擺闊、獵艷搜奇、胡編亂造、杯水風波、故弄玄虛、調侃崇高、顛覆歷史、藐視讀者、不可一世的作品，堅決拒絕和抵制。因此，用稿始終堅持“人民性、思想性、藝術性”標準，以“注重質量、不唯名家、不薄新人”的原則，以“接地氣、重寫實、有暖意”的情懷，在“千刊一面”的文學環境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色。

3 離開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會成功。

青年報：現在比較有名的作家，似乎總想上大刊名刊，因為不僅影響大，而且稿費也高。你們對待名家稿件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過什么不愉快或者很感動的事？

魏建國：我們很少向名家約稿。一是經費有限，稿酬標準較發達地區低得多；二則即使名家愿意賜稿，現在也很少會把最好的作品交給我們這樣的基層刊物。與其發表名家庸作，倒不如關注文學新人。編輯本質上就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我的做法是雪中多送炭，錦上少添花。只有這樣，文學事業才能永葆活力，文化文脈才能薪火相傳。

青年報：你和前幾任主編都有哪些交往？這些前輩在為人為文方面，應該有很多令人敬仰，值得我們學習的故事吧？

魏建國：我是2006年進入延安文學雜志社的，那時曹谷溪主編已經退休。曹老是《延安文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與路遙有著深厚而傳奇的文學友誼。曹老在半個多世紀里，為了鐘愛的文學事業，為了陜北文藝的繁榮和文學隊伍的培育，可以說夙興夜寐，不遺余力。他退休以后，并沒有像其他干部一樣清閑下來，他的家儼然成了一個辦公場所，甚至比一個單位還忙。他為一個個登門求訪的文學新人悉心指導，并撰寫序文或推薦文章；他還擔任《路遙研究》主編，自籌經費保證刊物的連續出版；他還先后主持編纂了《綏德文庫》《志丹書庫》《延川文典》《寶塔文典》等系列大型叢書，為研究陜北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寶藏。

著名詩人、陜西作協副主席閻安，是我進社時的主編，但我倆作為子長老鄉，早在我上中學、他讀大學時就已相識。1987年，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我，和閻安師兄共同創辦了一所私立學校。據我所知，那是建國以來陜北第一所私立學校。這所學校僅僅存在了半個月就夭折了，原因自然只有一個——超前。閻安任主編后，緊跟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發展潮流，以詩性讀本、藝術大刊的辦刊胸襟，使得《延安文學》逐漸掙脫濃重的泥土氣息的束縛，從而變得新潮、現代、先鋒，面貌煥然一新。他繼續加強了同國內文學期刊界和文學同仁的交流，并以其出色的詩人才華，使得《延安文學》影響愈加矚目。尤其是他任主編期間，《延安文學》刊發了吳克敬的中篇小說《手銬上的藍花花》，榮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從而使《延安文學》躋身國內一流文學期刊行列。

我是從史小溪手里接任《延安文學》主編的。史小溪不僅發掘培養了大批散文作家，還創作了以《黃河萬古奔流》《陜北八月天》等一批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史小溪老師為人為文都干凈純粹，是西部散文的旗幟性人物。那是2010年，雜志社開始獨立設置，我是第一任社長（兼主編），2013年主編由侯波擔任，他是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小說家，2019年年底調到市作協當了副主席，2020年夏楊建接任了主編。我作為社長至今，無論哪位主編，我們配合得都非常密切，大家都是一心為了辦好雜志。

青年報：從延安走出了許多重量級作家，最突出的就是路遙。路遙的成功和《延安文學》有沒有關系？你和路遙有交往嗎？講講你所認識、理解的路遙吧。

魏建國：路遙身上有很多常人難以企及的特征，這也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能夠感染億萬讀者的原因。我認為，路遙身上最顯著的氣質，是他的英雄氣，敢于舍棄，人生短暫幾十年，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么，自己需要什么，不屑什么。有了這樣的心胸和理想，才成就了他的文學事業。另外，路遙身上充滿人民情懷，作為勞動人民的兒子，不論在什么時候，他永遠沒有喪失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感覺。生活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只有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才可能使自己的勞動有價值，歷史用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離開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會成功。

我和路遙本人并沒有直接交往，他在世的時候，我還沒有進入文學界，只是他的一個忠實讀者。但路遙與《延安文學》的關系十分密切，他把《延安文學》編輯部當作自己的半個家，而《延安文學》的同仁也把路遙當作自己的家里人。

1981年8月，《延安文學》編輯部召開短篇小說討論會，邀請路遙、賈平凹、和谷三位青年作家、詩人到會指導。路遙那句常被人們引用的名言“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就是在那次討論會上講的。1986年，《延安文學》想在公開發行的第一期上選發《平凡的世界》的一兩章。路遙考慮得很多，發表其中的一兩章，會不會影響整個長篇？所以《延安文學》同意一個字不改，照原樣發表。

1987年1月，《延安文學》公開發行第一期后，在陜西省委宣傳部會議室召開了首發式茶話會，路遙作為《延安文學》編委第一個發言。他說：“現在刊物才剛剛公開發行，如何辦好，需要有個過程。我個人覺得還是要立足陜北，面向全省，走向全國。從內容到形式要克服浮躁和洋味十足，不要看上去像老農民穿西服?，F代意識主要是一種生活觀念，編輯人員從一開始就要有一個嚴謹的態度?！?/p>

青年報：除了路遙之外，你們的作家隊伍，堪稱是一個非常豪華的陣容，丁玲、艾青、蕭軍、賀敬之、秦兆陽、魏巍、胡采、杜鵬程、胡風、史鐵生、陳忠實、賈平凹、高洪波、葉延濱、雷抒雁、閻綱、顧城、阿來等眾多作家，都在《延安文學》刊發過作品。你覺得他們當初看重《延安文學》的是什么？

魏建國：我想他們看重的是延安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的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從這里壯大，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感召力。我在編選《延安文學200期作品選》時，看到了賈平凹、顧城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在《延安文學》上的作品。他們不是時代的應聲蟲，已經有了對美和愛的追求與表達，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全新的審美觀念、對社會變化的敏銳嗅覺以及把握時代前進方向的強烈意識，讓我倍感驚訝。他們后來成為文學大家名滿天下，絕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