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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20年，巴西文壇延續了前兩年的變革趨勢，嚴肅文學與娛樂文學的壁壘被進一步打破，對現實困境的觀照依然是文學創作的核心。由于疫情引起的社交隔離與網絡“曝光”運動興起，巴西社會越來越習慣于從個人視角出發參與公共討論。因此，本年度的巴西文學在探討社會議題的同時，敘事視角也變得更為主觀與內傾，以第一或第二人稱敘事的作品明顯增多。作家或者站在受害者立場，以獨白或追問引發讀者共情；或者同時展現多種視角，全面反映巴西當前的對立與沖突。

關鍵詞 巴西年度文學研究 敘事視角 主觀化 社會議題

自2018年以來，受社會沖突加劇與出版業危機影響，巴西文壇的評價體系與創作趨勢都迎來了持續轉向。具體來說，以往將“文學性”凌駕于“通俗性”之上的評價標準正在被打破。越來越多的評論家認為二者只是側重點不同，并無高下之分。許多作家也開始有意識地將二者結合起來，在傳統文學中吸收大眾文化，在通俗作品中探討嚴肅主題。與此同時，為化解當前極端化的對立傾向，號召巴西民眾團結起來共同應對當前困境，文學作品也不再一味進行譴責與批判，而是致力于讓讀者更為全面地了解巴西現實，喚起共情，促進理解。在2020年的巴西文壇，上述重要特征不僅延續下來，而且得到進一步發展。作為巴西國內最重要的文學獎項，雅布提獎組委會在3月發布本年度的評選章程，宣告在傳統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雜文/散文”“詩歌”等類別之外，新增“娛樂長篇小說”（Romance de Entretenimento）這一文學獎項，并將原有的“長篇小說”更名為“文學長篇小說”（Romance Literário）。章程公布不久，雅布提獎負責人佩德羅·阿爾梅達（Pedro Almeida）專門針對這一變更做出解釋。他提到純文學或嚴肅小說強調敘事形式，而商業或娛樂小說則側重于情節推動，這兩方面本來就無法相互比較，但此前的評委都只善于對“形式”進行評價，從而導致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無緣大獎。然而，就在獎項評審承認后者價值的同時，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限也變得愈發模糊，因此，在實際評選中，將由作者本人決定參評“文學小說”還是“娛樂小說”，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公正性。

鑒于近年來巴西文學在變革趨勢上的一致性，2019年最受好評的新作也相繼成為本年度各項文學獎的贏家。就雅布提文學獎而言，最佳娛樂小說與最佳文學小說分別由《一個黑暗中的女人》（Uma Mulher no Escuro）與《歪犁》（Torto Arado）摘取，后者還同時獲得葡語海洋文學獎的第一名。而同樣收獲諸多贊譽的《棕色與黃色》（Marrom e Amarelo）則奪取了亞速爾文學獎最佳長篇敘事大獎。不僅如此，這些作品中所探討的暴力、性別、階級、種族等議題也依然是2020年巴西文學創作所關注的焦點，部分新作甚至可以看作是上述作品的延續或回應。

《一個黑暗中的女人》與《歪犁》，圖片源自Yandex

一、敘事人稱變化：以主觀視角關注社會議題

即使2020年巴西文壇在很大程度上承襲了前兩年的評價標準與創作理念，本年度出版的作品仍顯現出新的特點，尤其是在敘事視角上，存在明顯的主觀化傾向。全知全能的敘事聲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人物本身。盡管在此之前，巴西文學中也不乏第一人稱敘事甚至自傳體作品，但每年高質量的作品數量畢竟有限，且其關注點大都聚焦于個體情感或自我身份，致力于探討如成長、孤獨、衰老、死亡等存在主義話題。而在2020年，第一人稱敘事則一躍成為巴西文學的主流，第二人稱敘事的比例也大幅增加。無論陳述的主體是“我”還是“你”，這些作品都有意從個體感受出發，以參與者的姿態反映與反思在巴西現存的社會問題。

上述變化的發生與2020年的巴西現實有密切關系。作為世界上新冠病毒感染數與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巴西在經濟、政治、民生等方面均遭遇重大打擊，人與人之間的近距離接觸也降到最低。對于巴西人而言，私人交往與群體聚會都不可或缺，疫情引起的社交隔離也對他們造成了更大困擾。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媒體成為個人情感宣泄的重要出口，也成為群體聲浪形成的源頭。這種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呼應看似矛盾，在當前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卻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由于獨處時間增多，每個人對自身的關注度提高，人們的思考敘述自然會更加貼近個人生活；另一方面，肆虐的疫情卻又將所有人的命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連接起來。每個人都陷入相似的困境，面臨同樣的風險，個體層面的講述也自然能夠反映群體焦慮，從而成為時代精神的重要參照。

除全球肆虐的疫情之外，另一個事件也同樣在巴西引起轟動并余波不斷，那便是2020年5月開始的“曝光”（“Exposed”）活動。這項活動最早由推特賬號“尼特洛伊婦女之聲”發起，旨在通過被害人的個人敘述，曝光并譴責她們所遭受的性騷擾與性暴力。盡管乍看起來像是近幾年#Metoo運動的變體，“曝光”運動的范圍卻迅速擴大化，從控訴前男友的背叛，到舉報家庭暴力與種族歧視，這些都可以歸于這一標簽之下。因此，在聲勢浩大的“曝光”運動之下，體現的并不僅僅是對于單一社會問題的關注，而是對普通個體遭遇的重視。無論曝光的問題在于性別、種族、窮困還是暴力，個人真實的自述都能在網絡空間贏得同情與支持，并鼓勵更多的受害者繼續發聲。

一邊是重重危機讓人們擁有更強烈的傾訴欲望，一邊是網絡技術令陌生人之間的交流互助變得更為便捷，二者的聚合讓大家意識到，他們無需將自己的故事交由少數“專業人士”描寫報道，而是可以親自回憶講述。他們并不缺少呼應者，因為在每一個發聲的個體背后，都站著更多有著相似境遇的人。即使在追求真實性與感染力的同時，難以保持中立客觀與面面俱到，但在多種聲音的共振中，仍能譜奏出反映這個時代的獨特樂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巴西文學的敘事立場產生了明顯變化。

二、單一視角下的獨白與追問

在2020年巴西出版的作品中，最受關注與好評的莫過于《皮膚的反面》（O Avesso da Pele）。作者杰斐遜·特諾里奧（Jeferson Tenório）于1977年出生于里約熱內盧，少年時便移居至南大河洲。由于那里的歐洲移民人數更多，深膚色的他感受到更為明顯的種族歧視。因此，在創作主題上，《皮膚的反面》與上一年度的《棕色與黃色》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后者也同樣出自于一名南大河洲作家之手。

(《皮膚的反面》圖片源自Yandex)

然而，與其將特諾里奧的成功看作上一年熱度的延續，倒不如將其歸功于作家本人多年的積累。事實上，在兩年前出版的《沒有上帝的斯特拉》（Estela sem Deus）中，特諾里奧已經討論過種族問題。而除文學創作外，特諾里奧也在攻讀文學批評方向的碩博士學位，其研究對象均為非洲作家或是具有非洲血統的作者，這也使他對族裔身份的處理更為細膩，不至于讓文學作品淪為生硬的道德說教。正如保羅·斯科特所稱贊的那樣：“［特諾里奧］并非僅僅在國家普遍的不幸中做一場社會巡游，不會將對不平等的批判變成一種取巧手段、一種吸引眼球的廉價途徑……”

如果說，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前，這種廉價的批判還有些許市場的話，最近幾年的文壇趨勢已經宣告了此路不通。一切“置身事外”的文學都難以贏得認可，“真誠介入”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皮膚的反面》恰恰滿足了巴西讀者與評論家對于“真實”的追求，因為其中所有的反思都由內而外自然發生。在這部具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中，特諾里奧采用了口語化的敘事策略，仿佛當事人就坐在讀者面前，將所思所想娓娓道來。

《皮膚的反面》情節并不復雜。故事的敘述者名為佩德羅，是一名黑人。他的父親本是一名公立學校的教師，但在警方的街頭盤查中被誤殺。悲劇發生后，佩德羅回到父親生前居住的房子，通過整理舊物，重拾父親的回憶。可以說，這部小說就是佩德羅的個人獨白，而其傾訴的對象正是已經離世的父親。由于他的傾訴中還交織著對于母親等人的回憶，使得這部小說在第一、第二與第三人稱敘事中交替變換。其中，第一與第二人稱占據了核心地位，奠定了整部小說真切而又悲傷的基調：“有時你有了一個想法，便住在里面，遠離人世。你建造了一棟這樣的房子，遠遠的，在你自己心里。這就是你的行事方法。今天，我更愿意認為，你的離開是為了回到我身邊。”在這個開啟全書的句子中，特諾里奧不僅表達了敘事者對父親的思念，也暗示了記憶與空間的關系。已逝的父親將自己的思想打造成遠離現實的房屋，兒子則借助他居所中的日常用品，一點點拼湊、重塑父親生前的故事。如此一來，父親房間中簡單凌亂的陳設——沒有墨水的鋼筆、不成對的襪子、筆記紙張、學生的試卷、作文以及坎東布雷宗教的神像——便透露出了他生前的身份特質：一位公立學校的語文老師，收入微薄，信仰巴西非洲宗教（具有黑人血統）。

對于巴西社會而言，這三種身份具有極強的關聯。因為相較于白人而言，黑人的平均收入更低。而巴西公立基礎教育極為薄弱，基本只有窮人才會選擇。于是，公立學校集中了更多的黑人兒童，他們無法得到足夠的教育資源，更難通過學習實現階級躍升。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教育、文學、種族、階級的結合并非僅僅來自于特諾里奧的創作巧思，更因為他本人便是一名公立學校黑人語文老師。因此，當書中的佩德羅以第二人稱的口吻敘述父親的遭遇時，讀者很容易感同身受，并為他所遭遇的種族歧視憤恨不已。

事實上，在最終被警察誤殺之前，這位語文老師已經數次遭遇警察盤查，原因無疑在于他的膚色與穿著。當年少的他與同伴踢球，當他去富有的同學家玩游戲，當他在富人區等待女友，甚至當他在公交車上讀書，都會有警察突然出現，詢問他的身份。這種歧視無處不在，如果沒有最后奪取他生命的悲劇，也許并不會引人注意，然而，《皮膚的反面》最打動人心的便是對這種細碎日常的描寫。盡管沒有任何情緒化的宣泄或是戲劇性的沖突，特諾里奧的文字卻令讀者相信，身為一名黑人，必須時刻配合警察無理的盤問，承受商店保安懷疑的目光，理解路人從旁經過時的緊張情緒，因為他一旦像主人公的父親一樣，為了奢侈的理想而選擇反抗，便可能在警察慌亂的槍擊中喪生。

在2020年巴西出版的長篇小說佳作中，《皮膚的反面》并非唯一一部從單一人物視角出發，對社會問題發起反思與追問的作品。其他作家也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如巴西南大河洲作家杰佛遜·亞松桑（Jéferson Assum??o）在年初出版了《猶大的地獄》（O ber?o de Judas），借一名搏擊者的口吻來展現巴西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問題；而在巴西著名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Cristóv?o Tezza）發表的新作《時間的表面張力》（A tens?o superficial do tempo）中，一切情節都在化學老師兼盜版視頻制作人坎迪德的敘述中展開，探討的核心則是博爾索納羅執政時代的社會與政治。

克里斯托旺·泰扎與《時間的表面張力》，圖片源自Yandex

除長篇小說之外，2020年最受關注的詩歌作品也體現出相同的特點。詩集《恐嚇之歌》（Can??es de atormentar）是本年度巴西文壇的一大驚喜，因為它以最具獨創性的隱喻，表達了當前巴西人內心的普遍感受。這是安杰麗卡·弗雷塔斯（Angélica Freitas）自2012年出版經典詩集《子宮如同拳頭一般大小》（Um útero é do tamanho de um punho）之后，歷時八年才最終問世的新作。在上一部詩集中，弗雷塔斯以冷靜精確的筆觸，對女性形象及女性境遇進行描述，突出性別的社會構建過程與自我認同。而在本年度的新作中，詩人則毫不掩飾其敘述視角的主觀性，通過童年回憶與日常觀察，明確展現出她對于巴西以及全世界現存社會問題的焦慮、不解與疑惑。

《恐嚇之歌》開篇回顧了詩人生長的土地與親眷的生平，并以孩童的視角寫到：“我居住在瓦維爾德/那里是文明的盡頭”“你想知道/什么是文明的盡頭嗎？”然而，這一對文明的追問卻并不限于天真的童年，而是串聯起整部詩集，暗示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像是文明的終結。因此，從第三首詩《蜜蜂》（“Abelhas”）開始，詩人便將目光直接轉向了現實問題：“如果/這個國家/苛待我們/是因為/……/……/沒用的/從未見過/有蜜蜂/能夠退休/就算是蜂后/也會被斷腿斷翅/被工人/帶去遠方。”作為這部詩集中最短的一首詩，弗雷塔斯以蜜蜂比喻巴西的勞動者，幾乎是對巴西養老金改革及勞工保障缺失的直接批評。而在接下來的《愉港市，2016》（“Porto Alegre，2016”）里，弗雷塔斯則選擇了第二人稱敘事，展示了當代人對于現實問題的無動于衷。在這首詩中，“你”是電視機前的觀眾，看著遠方戰火連天，但“你”卻并不在意，只會起身取出冰箱里的食物，卻不曾想同樣的悲劇也可能很快降臨到自己身上。

在自我的表達之外，弗雷塔斯還致力于說服他人也參與其中。在與詩集同名的詩中，作者寫道：“凡是因條件所限/而無法成為水手的人/凡是無法在船只中/周游世界的人/都應當/立即考慮/成為塞壬。”在弗雷塔斯看來，塞壬代表了廣義上的受害者，因為她們半是女人，半是獵物。但與此同時，她們只要發聲便足以使水手驚懼，這也正是“恐嚇之歌”的由來。

三、多重視角下的辯解與對峙

無論在《皮膚的反面》還是《恐嚇之歌》中，敘事者主要站在受害者一方與讀者對話，力圖引起大眾的共情、理解與支持。但在2020年，還有更多作品雖然同樣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卻并不滿足于展示單一視角，而是著力塑造一組組立場相悖的人物，賦予他們交替發聲的機會，在雙方敘事的矛盾與沖突中，表現巴西各階層、團體之間的撕裂與對立。這些作品雖然探討的主題不盡相同，展現的方式也有所區別，但內核都是要通過不同視角的切換，號召大家跳出既有的思維定式，仔細聆聽其他的觀點與聲音，以促成不同團體的相互理解，或是進行更為全面的揭露與批判。

在《東京套間》（Suíte Tóquio）里，小說家喬瓦娜·馬達洛索（Giovana Madalosso）便憑借其對兩種敘事聲音的細致刻畫，獲得了普通讀者與學院派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兩位女性：保姆瑪露和女主人費爾南達。全書共分為35章，其中奇數章節均為瑪露的個人陳述，而偶數章節則為費爾南達的獨白。小說的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因為在這天早晨，當瑪露帶著費爾南達的女兒科拉離開公寓樓時，便已經做好了拐走孩子的準備，之后便與科拉開啟了不斷顛簸的旅程。而費爾南達在得知保姆與女兒失聯的消息之后，陷入了對自我、婚姻與親密關系的反思之中。

喬瓦娜·馬達洛索與《東京套間》，圖片源自Yandex

倘若將單數章節串聯起來，讀者會看到一個細心、慈愛、迷信而又明理的女性。瑪露當了多年保姆，照顧過許多幼童。科拉兩歲那年，費爾南達竭力勸她成為住家保姆，并精心布置了一間保姆房。費爾南達認為這個房間就像是東京酒店的套間，這也正是本書標題的由來。在接下來的兩年中，瑪露對科拉精心照顧，兩人建立起極為親密的情感聯系。然而，在一次與女主人的爭執之后，瑪露無意間聽到費爾南達想將她辭退。只因不愿與精心照顧的孩子分離，瑪露才萌生了將科拉帶走，當作自己女兒撫養的想法。

而在費爾南達的敘述中，呈現的則是一個獨立要強卻又缺少關愛的女性形象。作為影視團隊的負責人，費爾南達收入頗豐，在結婚后依舊承擔起賺錢養家的責任。然而，費爾南達的丈夫卻并未履行照顧家庭的職責，尤其是在女兒科拉出生之后，便尋找各種借口逃避。正是在一次獨自帶領年幼的女兒旅行之后，費爾南達決定說服瑪露留在家里，并將女兒完全交給保姆照看。與此同時，她對丈夫的感情也越來越淡漠，反而與影視公司的一位女領導發生了婚外情。

就客觀事實而言，瑪露和費爾南達在道德上均有瑕疵；但看完她們的自述之后，又會覺得她們都情有可原。作為保姆，瑪露擅自將科拉帶走足以構成犯罪，但她對小姑娘的愛卻遠勝于其親生父母。而費爾南達在生育之后，工作的壓力、婚姻的不幸、母親的疏離、同性的愛戀幾乎把她壓垮，使她再沒精力去關照女兒。然而，即使讀者對她們二人均抱有同情，卻無法忽視她們之間的沖突與敵對。拐騙發生前，女主人利用階級優勢，對保姆頤指氣使、極盡壓迫；之后，女主人又成為受害者，因女兒的失蹤而承受巨大的痛苦。在書中，兩人的敘述交替進行，卻從未能進行對話，也未能理解對方。但在書外，喬瓦娜卻為讀者帶來了雙重視角，讓我們放棄盲目對立，尋找解決問題的新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自白都能夠引人同情。馬爾塞洛·維森廷（Marcelo Vicintin）的小說處女作《昨日的余燼》（As Sobras de Ontem）盡管也采取了雙主人公交替敘事的寫作手法，其最終的結果卻是通過兩種不同的視角，讓讀者看到了更多巴西上流階層的自私與腐敗。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分別是埃吉迪奧和瑪利亞·路易莎，前者是巴西一間大公司的繼承人，因在巴西反腐行動中獲罪而被監視居住；后者則來自一個破產的中產家庭，自少年時便致力于借助美貌、一步步進入上流社會。

這是巴西近年來罕見的以富人為主角的作品，里面呈現了豐富的生活細節，只有如維森廷一樣的商業精英才可能了解，這也是令許多讀者與評論家對這本書產生興趣的原因。埃吉迪奧從小含著金湯匙長大，無需擔憂生計，但他卻因為無聊、貪婪與權欲，不惜官商勾結，即使被捕也毫無悔意。在瑪利亞·路易莎的敘述中，如埃吉迪奧一般的富人盡管擁有一切，卻極度自私，對自己擁有的特權毫無意識。當然，她也毫不掩飾自己的貪婪與虛榮，只是在談及與富豪的戀愛時，依然暗示自己付出了真情，而這一點也在埃吉迪奧對前女友的回憶中遭到瓦解。

與《東京套間》的兩位主角不同，埃吉迪奧與瑪利亞·路易莎對于對方所屬團體的批評，并非源于忽視或誤解，而是因為太過了解。借助他們的觀察與自省，大眾得以窺見部分上層精英的行事邏輯，也更加確信改變現有權力格局的必要性，因為巴西上流精英與普通大眾完全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當底層人民發現僅憑努力與才華，越來越難以實現階級躍升時，只有像瑪利亞·路易莎一樣的新貴，才能依靠美貌與鉆營，僥幸進入上流圈子。與此同時，處在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卻在其內部建立起另一個金字塔，為了登頂而不擇手段。

無論是借助間接對話尋求共情與和解，還是通過隔空對峙揭露更多的細節，多視角敘事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而在2020年出版的作品中，將這一技巧運用得最為新穎、嫻熟的當屬米歇爾·勞布（Michel Laub）的小說《兩國方案》（Solu??o de Dois Estados）。本書標題原指讓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政治方案，而在小說中則是德國女導演布倫達所創作的紀錄片標題。布倫達曾在巴西生活了八年，直到其丈夫在里約熱內盧被劫匪殺害，她才回到歐洲，開始到各國拍攝與暴力相關的紀錄片。在2018年的一次活動中，巴西藝術家拉蓋爾被弟弟的朋友當眾毆打，掀起了軒然大波，布倫達因此重返巴西，將這里作為她下一部紀錄片的主題，并說服這對姐弟接受采訪。

《兩國方案》，圖片源自Yandex

《兩國方案》便是集合這次采訪素材的文字轉錄稿。按照勞布的設計，這些素材主要分為三類：預先剪輯的材料、未經剪輯的材料與補充材料。其中，預先剪輯的材料剔除了采訪者的提問與引導，只留下姐姐或弟弟的個人陳述。而在未經剪輯的材料中，讀者則能夠看到導演與姐弟二人分別的對話。補充材料占據的篇幅很少，主要由公眾人物的演講發言或者新聞報道構成。從表面上看，《兩國方案》也是在兩個人物視角的不斷交替中展開敘事的。然而，即使就剪輯過的素材而言，德國導演的身影也未能完全隱形，而是作為對話對象，出現在姐弟兩人的敘述之中。事實上，在小說前半部分——也即采訪初期階段，此時的大部分材料已經過剪輯——姐弟兩人都在積極爭取導演的支持，導演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兩人對話的中介角色，引導他們對對方的辯駁做出回應。而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導演本人則不得不面對兩人的質疑與挑釁，被迫做出解釋與反擊。

與本年度其他從主觀視角出發的小說相比，《兩國方案》獨具特色，探討的主題也更加深入多元。這首先是因為，在這部小說中，三名主人公都有豐富的媒體經驗，深諳話語的重要性。德國導演曾拍攝同類題材，提問專業老道；姐姐年少時便在歐洲學習表演，活躍于藝術與文化活動之中；而弟弟是一家連鎖健身公司的老板，并與一位新教牧師關系甚篤，深知如何進行布道與宣傳。因此，他們的問答有來有往，措辭謹慎，觀點犀利。與此同時，每個人的敘述過程都可能被隨時打斷并開啟新的話題，也使這本書討論的主題變得更為廣泛，從姐弟之間的家庭沖突延伸到對巴西經濟政策、選舉制度、男權文化、暴力犯罪的全方位辯論，更涉及諸如福音派崛起、外來文化操縱等新問題。

在小說最后，每位人物的立場觀點都逐漸清晰，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真正說服對方。因為在當前巴西社會中，他們所分別代表的右翼保守勢力（弟弟）、左翼身份政治（姐姐）與反政治化傾向（導演）根本難以調和。正如在國際舞臺上，和平解決巴以沖突的“兩國方案”仍是一個設想，勞布也無力為祖國的困境開出良方。但他仍相信文學的力量，這點從他年底的采訪中可以看出：“我能保持的樂觀就是出版一本書，相信有人會對它感興趣。……我相信藝術仍然可能構成一個討論的空間，讓我們能夠擺脫教條。這本書的圓滿結局正在于此——在于我寫出了它。”

結 語

受疫情影響，2020年巴西的各種社會問題愈發嚴峻，巴西文學不可避免地會有所回應。然而，正如米歇爾·勞布借書中主人公之口所表達的那樣：“你以一個黑人、一個印第安人、一個一百三十公斤的女人的名義說話，這與你就是一個黑人、一個印第安人、一個一百三十公斤的女人是非常不同的。”在這個受疫情及社會不公困擾的時代，人人都渴望發聲，又因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人人都能夠發聲，這就要求作家反思自己的創作方法，重新審視作者與大眾、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20年的巴西作家更傾向于站在書中人物的立場，以親歷者的姿態進行創作。通過大量的獨白或對話，他們的作品不僅能夠更加清晰地展現書中人物的內心世界，更能夠揭示出不同的思想理念如何構建出當前現實，引發讀者的共鳴與反思。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