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于生態文學的倡導者而言，有一個難題似乎不可回避，即，提倡生態文學，某種程度上就會導致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批判，兩者之間頗難調和。我們的文學寫作，似乎也陷入了這樣的兩難之中。比如阿來，他的《機村史詩》就最為典型。現代工業文明（在小說中是以漢族文明的形式呈現）往往以大機器和電力的形式進入鄉村，鄉村秩序、生態和心態，都在這種強行闖入中遭到沖擊，趨于瓦解，阿來的小說表達了這種沖擊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的深深的憂慮。某種程度上，阿來小說呈現的是這樣的生態學命題：我們既無法拒絕現代文明及其技術所帶來的社會進步，我們也深深憂慮于現代技術所造成的自然的支離破碎及其生態惡化。

一

長期以來，生態文學與鄉土文學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重合，有些鄉土文學的作品常常被作為生態文學的代表例舉，比如說廢名的田園小說，沈從文的《邊城》，阿來的《云中記》《機村史詩》（六部），李銳的《太平風物》，孫惠芬的《歇馬山在》，以及關仁山的《白紙門》《日頭》等等。在這些小說中，鄉土的消失是被作為城市文明大舉進犯下的結果出現的。這也使得針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批判之作常常成為生態文學的表征，比如說賈平凹的《懷念狼》、王安憶的《匿名》、格非的《望春風》、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張煒的《憶阿雅》、陳應松的《森林沉默》、鐘求是的《零年代》、徐則臣的《王城如海》，以及姜戎的《狼圖騰》等等。不難看出，生態文學并沒有自己的專屬領地，生態文學脈絡的構建，需要在一個交叉的時空背景中完成，既不是題材論，也不是主題論，它是一種表象論：其所反映的是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某種表達。

某種程度上，生態文學這一概念的出現是現代性的產物，我們決不能從古代文學作品，比如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展開生態文學的溯源工作，雖然說從這一作品中可以挖掘出人與自然之間的新的關系。生態文學是在“人”的現代誕生的基礎上被提倡的，離開了對“人”的現代構型的理解，便無法理解生態文學。古代所推崇的情景交融，景語即情語之說中，是不可能產生“生態文學”的倡導的。古代的自然書寫，比如說王維的詩歌，表現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的“人”的缺席。現代書寫，比如說張煒的《你在高原》（系列）和鐘求是的《零年代》，是建立在具有現代反思精神的個體的基礎上對人化自然的重新配置。

這也意味著，對生態文學的提倡，有必要從幾個區分中展開。第一是生態文學和生態主義，生態文學的提倡不是生態主義的文學表達，生態文學有比生態主義更為深廣的內涵。第二是生態文學和保守主義，提倡生態文學不是要拒絕發展主義，提倡生態文學是在現代發展主義的背景下展開的現代批判。第三是生態文學與文明批判。雖然說生態文學常常表現出文明批判的傾向，但生態文學卻并不必然是文明批判。只有在區分了以上幾個對立之后，我們才能談論生態文學。

二

就中國生態文學的譜系而論，它顯然是在一系列二元對立——中與西、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落后與文明、人與自然等——中被確立起來的。生態文學之所以有被泛化的傾向，正與其所蘊含的種種對立有關。在這些對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其涉及的核心命題。如果說“人”是福柯意義的構建物，“自然”同樣也具有構建性，我們不能把兩者本質化，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應作如是觀。而如果說“人”是現代的產物的話，那么“自然”同樣也是現代的產物。因此，所謂自然風景的發現，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因為在古代的自然風物的描寫中，“人”與物具有同構性關系，“人”并沒有獨立于物之序之外，自然風景也就不可能被發現。其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抽象的空間”：“那里時間和空間的聯系可以說不是有機的聯系，而純粹是技術上的（也是機械的）聯系。”“地點在傳奇小說中，僅僅是一個抽象而粗略的空洞場所而已。”[1]比如說《水滸傳》。自然風景在如下的意義成為可能，即自然是作為“人”的精神的外化的產物。“這是完全私下的而且孤單無為的人所面對的視野和環境”[2]，風景是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被“人”所構建的，沒有這個必要的距離，就不可能產生自然風景，而在古代，這個距離是不存在的。按照福柯的觀點，“人”的存在建基于實證性與有限性、經驗和先驗、我思與非思、起源的退卻與返回這四個對立的交織之中[3]，自然正處在這一系列對子的夾縫中：“人”既在自然中辨認出自己的存在，又把自然視為需要被壓抑的“他者”而放逐在自己的存在之外。這就造成了現代的奇觀：我們一方面構建并賦予自然風景以獨特的價值，一方面又把它驅逐出人類群居的社會之外——我們往往是在群居的社會之外去尋找自然風景的存在。換句話說，我們不可能在“人”之外去構建自然的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回到自然”不能理解為回到“人”出現之前的原初社會，“回到自然”這一命題所涉及的只能是也僅僅是“人學命題”：我們不可能脫離“人”的層面去談論自然。

這也決定了自然的獨特表象：自然既被構建為“人”的主體地位的“他者”，又被構建為“人”的隱喻（這樣的隱喻之作很多）。建構為“他者”，所以自然可以被開發、利用，成為工具性的存在，技術主義遂成為合理的；而一旦構建為“人”的隱喻，自然就必須像“人”這一生命形態一樣具有各個功能之間的和諧與統一，講求平衡和再生關系。某種程度上，是“人”的形象的豐富性，限制并決定了自然的形象的豐富性，只要我們無法繞開“人”的形象的豐富性內涵，就不可能繞開自然形象的豐富性。這是在“人”的發現的意義上建構的自然觀。《寂靜的春天》（蕾切爾·卡森）的開頭最為顯明地表現了這種隱喻關系：它表現為一個經久的命題——人類進自然退的悖論中。這一命題其實是預設了自然與人的對立統一關系：自然必須在一種有距離的觀望和凝視中才能顯示其作為存在，和作為風景的價值。人與自然不可能和諧共處，人造的風景，就成為現代社會里的自然風景的延伸和想象性的解決之道。

這樣來看王安憶的《匿名》，就顯得意味深長了。王安憶在《匿名》中呈現出這樣一個命題，即文明的高歌猛進之下，能否在一種重新文明化的過程中去思考“人”的存在的意義？《匿名》的做法是，把一個城市市民置身于原始、荒蕪而全然陌生的自然環境中，讓他重新進化成為一個人。王安憶無奈地認識到，隨著主人公的重新文明化而來的，是我們無法逃避作為工具理性的宿命：工具理性不僅帶來自然的退卻，也帶來“人”的消失。“人”越來越成為一個符號式的存在，正是因為這種不可避免和無法逃避的宿命，王安憶才會在重新回到現代文明社會的門檻之際，讓她的主人公重回大自然之中——不同的是，這一次是徹底的回歸，主人公以自沉湖底的方式回到了自然的懷抱。

雖然《匿名》所提出的命題是文學性的和隱喻式的，但足夠讓人警醒和深思。某種程度上，王安憶其實是提出了生態文學的本真性命題：在一個被現代文明和工具理性包圍的現代社會，我們能否葆有一種本真性存在的可能？

三

如果說生態文學的出現是現代性的產物的話，作為現代性挽救計劃的本真性命題對于生態文學議題同樣有其參考價值。泰勒提出本真性命題是基于這樣一種思考，即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日益碎片化和原子主義的時代，但我們并不能否定和拒絕現代性所帶來的“去魅”及其內涵的本真性。基于這一理由，泰勒提出了他的挽救計劃：他從挽救的角度出發試圖重新激發“本真性命題”[4]的建設意義。

泰勒提醒我們，“工具理性已經與人類主體的一個超然模型一起成長起來，后者牢牢地控制了我們的想象力。它給出了一種人類思維的理想圖像：這種人類思維為了成為純粹的、自我確證的理性，從其在我們的身體構成、我們的對話處境、我們的情感，以及我們的傳統生活形式之中雜亂嵌入狀態中抽離了出來。這是我們文化中最受推崇的理性形式之一，數學思維或其他類型的形式計算是其典型例子。”[5]因而他指出：“超然理性的理想必須被僅僅看作是一個理想，而不是一幅真正的人類能動性圖景。我們是具身的行為者，生活在對話的條件中，以特殊的人類方式居住在時間里，那就是，將我們的生活理解為一個故事，這個故事連接著我們的過去和未來計劃。”[6]基于這種理解，他認為我們應該恢復工具理性提出時的“道德背景”，即我們“自負其責的、自我控制的推理的道德理想”和“我們將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賦予不斷富足的生活條件的生產，賦予在更大規模上的苦痛緩解”[7]。簡言之，就是在一種合理性的層面上恢復人類的主體性并以緩解人的苦痛為目標，拒絕過度開發，拒絕把人工具化。這樣來看，近些年盛行的成人童話創作就顯得格外富有意義了，這些童話有張煒的《尋找魚王》、馬原的《灣格花原》、徐則臣的《青云谷童話》、林那北的《蜻和蜓》和石一楓的《白熊回家》等等。某種程度上，童話就是本真性的絕佳表征，這是以童話的形式，重新講述人與自然的本真性關系。就生態文學的命題論，這些作品的意義在于，通過使自然重新整體化的方式，努力恢復自然和“人”作為整體性存在的含義，從而更好地在世界中安置我們人類自身。可以說，這是在大寫的自然和大寫的人的層面，重新激發它們的本真性內涵；雖然說本真性是一個實難說清道明的范疇，但并不意味其特有的魅力就會減少。

生態文學的提倡，是一個關系學命題，這也決定了，我們可以在人和自然的錯綜關系中，在本真性的含混地帶，不斷重建并激發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活力。

注釋：

[1]巴赫金：《長篇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頁。

[2]巴赫金：《長篇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頁。

[3]參見福柯《詞與物》，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344頁。

[4]“本真性”就是“對自己真實”，見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程煉譯，第40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5]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程煉譯，第148—149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6]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程煉譯，第153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7]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程煉譯，第15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