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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廣瀾（1903-1969）

曾廣瀾是我的外婆，江西省吉安縣永和鎮錦源曾家村人。她是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一蔡申熙的夫人，曾任紅四方面軍婦女團團長，是我軍少有的大革命時代參加革命的女軍人，也是我軍極有傳奇色彩卻并不為大眾熟悉的女革命者。

1932年10月，在丈夫犧牲后，外婆身背當時才兩歲的我的母親蔡萍跡，參加了鄂豫皖蘇區的大轉移，轉戰五省三千里。1935年5月，又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兩過雪山三過草地，后又參加了西路軍，征程浴血，九死一生。作為她的后人，她對我們來講也是謎一般的人物，坎坷的人生，傳奇的革命經歷，在此愿意同大家分享。

假扮夫妻成就了一段革命姻緣

外婆曾廣瀾出生于1903年，一家普通農戶，她是家中5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上有兩哥兩姐。她出生時因父患重病，家境已敗落赤貧。兩歲時父親去世，10歲時母親也病故，后被伯母和大嫂送給鄰村人做童養媳，少時的苦難經歷，練就了她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性格。

外婆1926年參加共青團，1927年入黨，1928年調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擔任機要通訊員。她本無文化，在江西省委工作時，曾參加過幾個月的學習，所以初通文墨。

外婆是江西人，外公蔡申熙則是湖南人，而且兩人的經歷有極大的差異。外婆是童養媳出身，還大三歲。外公雖然也是貧苦出身，但他畢業于醴陵的淥江書院，相當于今天的高中。他是廣州講武堂黃埔軍校一期生，文武雙全。外公長相英俊，但外婆長相并不出眾。

他們的姻緣起于革命。外婆工作在江西省委，組織上決定，讓她給蔡申熙作掩護，蔡申熙當時的任職是江西軍委書記，因為參加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以及他是黃埔生，所以國民黨軍隊當中有很多人認識他。外公當時已被國民黨多次通緝，加上當時租房以及外出辦事，若都要他親自出面的話，危險程度會很大，所以組織上派外婆以蔡申熙妻子的名義去照料。結果，在工作生活當中的相處，兩人產生了愛情，所以他們經組織批準就結為了真正的夫妻，于1928年11月正式結婚。

1929年，蔣介石調湖南人魯滌平任江西省主席。魯滌平認識外公，他所帶的部眾也有許多人認識他，這樣一來，外公在南昌很難待下去，當時的中央軍委就決定調他去贛西南東固地區，準備任職當時的紅軍軍長。

外公離開了省城，當時給的任職是江西東固第一游擊縱隊的總指揮。外婆則留在了江西的軍委機關，此時她懷孕接近臨產，但不久之后省委機關又遭敵人破壞，我母親剛出生不到10天，外婆被迫轉移。

關于我母親蔡萍跡的出生年月，她自己檔案都搞不清楚，記載不詳。有說是1930年3月，還有一說是1930年9月。經過我的考證都不對，應該是1929年的年底12月左右。

外婆回憶，當時離開南昌的時候，她們是乘船。中途聽說紅軍部隊正與敵人作戰，她們就隨機下船，找到了外公的部隊。此時，正在打仗，幫著抱孩子的戰士打散了，外婆立即回頭到戰場上去尋找。三天以后找到我母親的時候，她已經奄奄一息，當時正是寒冬臘月，天寒地凍。如果我母親是出生在3月或9月的話，哪里來的寒冬臘月天寒地凍之說呢？母親也算是初入襁褓即參戰吧。

外公、外婆在東固根據地候職了幾個月，因為各種原因并沒有接任到職務，中央軍委又決定將他們夫妻調回中央軍委候命。此次調到上海是參加中央軍委的高級訓練班，地點是在上海的成都路附近。據外婆回憶，當時軍委訓練班的這些高級干部都是在前后兩座小樓中。當時出面辦事兒采買，都是由外婆和彭干臣的夫人江鮮云兩人操持。

這個訓練班當時的主講是周恩來和劉伯承，里邊的學員一共有30多人，包括后來鄂豫皖的鄺繼勛、曾中生、許繼慎、陳賡都在其中。

1930年夏天，外公被任命為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為執行立三路線總暴動的任務去了武漢。外婆當時是留在了上海，后因上海的機構被破壞，當時組織上又決定讓外婆去武漢找外公。

外婆到武漢時間不長，中央又決定派留蘇回來的劉云接替軍委書記，讓外公到下邊去組織紅十五軍，外婆便帶著孩子隨外公去鄂東南蘄黃廣地區去組建紅十五軍。

不久，外公帶領紅十五軍離開了鄂東南的陽新，轉戰去開辟新區。因為戰事緊張，決定將外婆及幼女留給新的黨組織照顧，外婆被安排在陽新游擊區紅軍醫院工作。

外婆有生以來第一次與“老蔡”動手

這里又有一個謎，就是外婆在鄂豫皖根據地找到外公后，她在紅四方面軍的任職問題。

根據外婆自己的回憶，她到達軍校見到外公后，一家三口曾經有過一個較穩定的生活時期，她任職彭楊軍校的供應科。但是又有其他的文章說她任紅四方面軍四軍十師的政保局科長。

按照我的分析，外婆是在彭楊軍校直至外公1932年7月緊急調任紅二十五軍軍長時，才與外公分的手。1932年9月，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彭楊軍校編入了作戰部隊。此時，外婆才隨軍校編入了紅四軍十師，但是否在此時任過師政保局的科長，卻不得而知。

據外婆回憶，1932年9月14日至15日間，紅四方面軍四軍十師與紅二十五軍在安徽金家寨湯家匯地區會師。14日這天晚上，她帶著我母親見到了外公。當時，她與外公爭吵要求隨紅二十五軍行軍，外公不吭聲。其實是因為戰事繁忙，他不想讓外婆上第一線，這也是他們相處的最后一晚。這一晚發生了什么？

從1932年7月份算起，外公緊急調任紅二十五軍軍長，離開了軍校，他們已經有兩個多月未見面了。再見面，外公就像變了一個人，又黑又瘦。外婆心疼地掉下了眼淚，追問外公身邊的警衛員。警衛員心痛地說：“因行軍、作戰，蔡軍長忙的吃飯沒規律。加上大撤退，整個部隊糧食也很緊張，時常沒飯吃。指揮部隊又很少睡覺，才成了這樣。”

外公沒有說話，只是緊緊地抱著許久沒有見到的女兒……良久，他向外婆詢問道：“孩子怎么樣了？”在敵人對根據地不斷圍剿的環境下，孩子嚴重營養不良，兩歲多了，尚走不穩。

見狀，外公對外婆特別叮囑：“如找到有賣鴿子、鵪鶉、斑鳩之類的禽鳥類，買了給孩子燉一點湯喝，能夠幫助孩子盡早恢復走路，這也是咱們南方老家的土方子。”

當天晚上，外公開了各種會議，忙到深夜才回家。外婆一直在等候他回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帶著孩子和外公的部隊一起行軍。

在這個家庭中，外婆稱呼外公為“老蔡”，其實她比外公還大三歲。自從黨組織派她與外公相處工作時，就對外公的為人和穩重老練的做派佩服得五體投地。

深夜里，外公疲憊不堪，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了住處。外婆曾回憶說：“那晚我們住在一個南方大祠堂式的房子里，天氣暴熱，我連忙為老蔡打水洗腳，述說著離別相思之苦。”

后來，外婆對當晚的情景又作了詳細述說。由于好久未見外公了，外婆有一肚子話想對他說，卻只見外公疲勞得一聲不吭睡著了。看他這樣顧不上搭理她們娘倆兒，外婆想著帶孩子的委屈，誤認為外公沒有把她們母女放在心上。于是，便使勁兒敲打外公的身體。

外婆回憶到此懊悔心痛地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老蔡動手，可憐你外公從睡夢中驚醒，不知所以然，以為出了緊急情況急忙去搜槍，連洗腳盆都被踏翻，搞得兩個人渾身都濺濕了，只能相視而笑了。”

這段故事，外婆多次向我們后代們敘述，每敘述這件事時，仍然會淚流不止，后悔誤會了外公。外公向外婆交代說他帶領的部隊是主力部隊，隨時會上火線，這也就是他不愿意帶妻女隨軍的想法。但這一晚，他最后還是答應了外婆的請求，讓妻女隨二十五軍軍部行軍。

盡管如此，因外公軍務繁忙，直到他10月10日犧牲，這二十幾天時間里，全家人就很少見面。

外婆熱淚盈眶地說：“這一晚是我與老蔡最后相處的日子，當時如果不隨二十五軍走，恐怕我在老蔡犧牲的最后時刻，也不可能在他的身邊。”

兩千里艱難尋夫 數次被捕遇險

1931年的春天，新舊已是兩年了，外婆和外公一直沒有通過音信。當時，國民黨報紙登載說，紅軍的十五軍軍長蔡申熙被俘了。可是外婆和同志們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蔡申熙絕不會被反動派活捉，要么是被內奸所害，要么就是犧牲了，要么繼續活著，正和敵人做堅決的斗爭。她無法忍受這思念的煎熬，因此她向鄂東南特委提出，請允許她過江去打聽蔡申熙的下落，組織上批準了，并派了武裝把她送出了封鎖線。

外婆帶著三歲的孩子突破了敵人封鎖線后，從陽新的富河乘坐一艘到江北蘇區去做生意的民船，到達富池時，船被當地的民團扣留了起來，她們母女兩人也被扣押起來。但是，因為行前有準備，她和船老板談好，就說和船老板是親戚，搭便船過江走親戚。后因船老板的朋友很多，船又被繼續放行。

外婆還是搭這個船，冒險渡過了長江，通過了武穴。她在廣濟見到了縣委書記藍文峰，藍書記告訴她說蔡申熙并沒有犧牲，而是經過了數次國民黨圍剿的戰斗考驗，他的軍隊由少到多，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打敗了敵人的許多次進攻建立了蘇區，并且在廣水縣雙橋鎮大捷當中，活捉了國民黨軍官岳維峻。最后他說蔡軍長受了傷，現在后方辦一個革命干部學校并且養傷。但那兒離這里有2000多里路，要經過許多極其危險的封鎖線才能到達。他告訴外婆不要去，但外婆執意堅決要克服一切困難去找外公，縣委書記也只能同意了。

縣委的同志請來一位比較可靠的農民扮成她丈夫，替她抱孩子，化裝成一對外出逃荒要飯的夫婦，他們日夜趕路，風里雨里，人都病了。外婆得了瘧疾病，孩子也拉肚子，他們實在走不動了，就借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這里離紅軍的游擊區已經不遠了，反動派在這里的統治特別嚴。

當地的軍警派人來檢查，外婆就按照縣委書記布置的話說，可是那名男子被敵人嚇住了，他不敢承認曾廣瀾是他老婆，他只說是曾廣瀾拿了三塊銀洋請他來挑孩子的，這么一來情況就嚴重了。

外婆暗地里示意他不要亂說話，可是他說：“你的命難救了，可我要救我自己的命。”

敵人認定外婆是紅軍的偵探，她不承認，敵人開始惡意地辱罵她，然后對她用刑拷打。第二天把她押走時，她走不動路，看押她的人狠狠地打了她一槍托，打得她跌出一丈多遠，還破口大罵：“土匪婆，紅軍叫你翻山越嶺你也能走，我叫你走平路你還不走，不走就打死你。”還推子彈上膛，準備槍斃她。旁邊匪兵勸阻，說團長說過，女土匪婆可以賣掉，這才揀了條命。

當晚三人被關押到一間大廟里，這里實際上離紅軍根據地只有40里路，敵人打算如果紅軍晚上打過來，就地把他們殺掉。天黑了，敵人來了兩個人，查看他們三人，并說今天晚上上面決定要解決三個犯人。

等到天亮了，敵人也沒有行動，原來是團長要親自審問他們。團長問：“你是那個男人的老婆嗎？”外婆始終咬定說：“是！”他又問那個男子，那個男子還是不承認是他老婆，但是也沒亂說了。

外婆對匪團長說：“原來我有丈夫，因為丈夫外出打工并沒有回來，我不知丈夫是生是死，只能出來尋他。因生活無計，只得找了這個人做丈夫，當然時間不長，這個人看見我出了事情，因此就不承認我是他老婆了。”

匪團長聽了她這番話還是半信半疑，結果又把她吊起來捆打，打個半死不活。然后用船把她送到蘄春縣去坐牢，一起被押過去的有10多人。到了蘄春縣牢里，她被戴上了腳鐐手銬，坐牢又是幾個月，可憐她的孩子也跟她在牢里受罪，生了重病險些死去，她和孩子的頭發幾乎全部脫光了。

敵人關了他們有半年多，由于沒有找到外婆的確實材料，同時那男子又沒有確定的口供，最后決定還是把他們放了。那男子一放出來就立即溜回家了，外婆沒辦法，只能帶著孩子沿路討飯繼續尋找。因為人生地不熟，結果又走回廣濟縣原來的地方了。

外婆又找到了藍文峰，那名扮作她丈夫的男子早已到家，縣委早就知道她的情況。書記說：“你九死一生，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們怎么向蔡軍長交代呀！”

此時，縣委的同志問外婆打算怎么辦？她還是堅決要去找外公，縣委沒有辦法，只得派了十幾位同志，護送她去蘇區，這次將孩子留給了藍書記照顧。

經過了十幾天的周旋，他們已經臨近蘇區了，在越過最后一道封鎖線的時候，他們想了一個辦法，當地有一個風俗，如果女子是二嫁的時候，一定要坐夜轎，于是他們就扮作接親的，有的扮轎夫，有的裝成是挑禮物的，有的敲鑼打鼓，在一個漆黑的晚上成功越過了封鎖線，這樣到了蘇區地界。沒幾天，出乎外婆的意外，藍書記派專人把我的母親蔡萍跡也送過來了。

到了蘇區，她們先是住在安徽金家寨的一個中心縣委書記家里。外婆由于身體太虛弱了，不小心摔了一跤，結果腳被火盆里的火給燙壞了。休養了幾天，腳還沒好，因為想早日找到外公，外婆請求組織上護送她去外公所在的地方。因為又要經過商城縣南部反動統治區，才能夠到達新集北部的丁李灣彭楊軍校。見到了外公，我母親蔡萍跡完全不認識自己的爸爸。

這就是外婆兩千里艱難尋夫，數次被捕，幾乎被槍斃的經歷。

去世前 將兩只沾滿鮮血不能飛的鴿子給女兒

在紅四方面軍最危急的第四次反圍剿軍事行動中，外公肩負重大責任。1932年9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主力進駐金家寨燕子河鎮（當時屬于霍山縣）。9月27日，紅四方面軍總部在此地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史稱“燕子河會議”。會上，外公作為軍委會參謀長，首先介紹了敵我態勢，形勢極為嚴峻。參會人員包括當時鄂豫皖蘇區的黨政軍幾乎全部領導人。為了這個會，外公已經數夜未眠。外婆心疼得沒有辦法，只能熬點湯水讓外公喝上一口。同時，也禁止小女兒糾纏爸爸。

10月8日，我軍主力投入了決戰，全殲敵胡宗南第一師的一個團。下午，紅二十五軍軍部進駐黃才畈。隨之，蘇區的領導中心也入駐黃才畈。此時的戰斗前線在仙人洞，其距黃才畈五里之外。在這里，外婆曾經力勸外公不要到前線去，她對外公說：“蘇區領導都在這里，此刻你待在這里，也許會有什么事找你。”

外公一聽發了火，瞪著眼睛對外婆說：“我的部隊擔負阻擊敵人、保護這里的重任。戰士們已連續作戰幾十天，缺衣少食無彈藥，疲憊不堪，此刻軍長上前線才有士氣。你也是老戰士了，不會不懂這個道理吧？”

其實，這不僅是外婆個人的意見，蘇區領導也都對外公說過，馬上就要召開聯席會議，希望他留下來，讓七十三師師長王樹聲指揮即可。但是他沒有聽勸。

1932年10月9日，他率領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在河口仙人洞，與他的黃埔同學黃杰的國民黨軍第二師正面交鋒。在敵我雙方激烈地廝殺中，他不幸腹部中彈，躺在擔架上繼續指揮作戰，拒絕指揮部后撤，為正在召開的黃才畈會議阻擊敵人，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夜里，外公被擔架抬回了二十五軍軍部。正在開會的所有領導來看望他，只見他的鮮血仍然從繃帶里往外淌，整個擔架都被染紅，鮮血透過擔架滴落到下面的黃沙中。

二十五軍軍政委王平章將情況告知了外婆，她急忙趕到黃才畈紅二十五軍軍部，與外公見了最后一面。

外婆趕到時，外公在彌留之中尚能言語，時而昏迷。外婆緊緊摟著外公慟哭。外公為外婆拭去淚水，喃喃而語：“廣瀾，對不住了！怕是不能陪你們了。別把女兒抱來，別嚇到孩子。你一定要堅持到底，死也要死在革命路上！”

這句話外婆牢記一生，直到她的生命終結。外婆堅持把女兒抱來，讓孩子靠近爸爸。

外公叫警衛員把挎包打開，將里面兩只沾滿鮮血不能飛的鴿子給女兒。

由于軍情緊急，隨后便匆匆地在軍部后山坡埋葬了外公，外婆是被當時的紅十師師政委周純全派人架走的。

對于外公的犧牲，徐向前元帥在他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一文中，是這樣描述的：

“紅二十五軍軍長蔡申熙負重傷，第二天也犧牲了。犧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在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沒辦法，要人補他一槍。我安慰他之后就急忙指揮部隊去了。蔡申熙同志是紅十五軍的主要創始人，對鄂豫皖紅軍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不僅具有戰略家的膽識和氣度，而且在歷次戰役戰斗中機智果敢，勇猛頑強。因而在紅四方面軍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在河口鎮地區戰斗中，他身負重傷后仍躺在擔架上指揮戰斗，直至堅持到勝利，充分表現出一個杰出的紅軍高級指揮員的責任感和無畏精神。他的犧牲是紅四方面軍的重大損失，大家都很難過。”

埋葬了外公后，部隊馬上就開始了西征戰略大轉移。當時紅四方面軍四軍十師的二十九團，是外公任紅十五軍軍長時候的老部隊。外公犧牲時，曾囑托過交通隊長王友均要照顧好他的妻女。外婆回憶王友均沒少幫她背著孩子行軍，越過平漢線離開了蘇區。接下來的三千里路，五省區的轉戰，外婆帶著巨大的悲痛，背著幼女涉漢水，跋巴山。

她是鄂豫皖蘇區紅軍西征中的十幾位女戰士之一，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寫道：全軍共計14400人，其中僅有十幾個女同志，包括張琴秋、曾廣瀾、林月琴、汪榮華、何福祥、劉伯欣、王澤南等（近些年來的考證，從鄂豫皖蘇區西征過來的女紅軍，應該是有三十幾位）。

紅四方面軍到達通江、巴中前，外婆一直是隨著四軍十師的部隊。1932年12月，在外公蔡申熙犧牲兩個月后，在戰斗中得以喘息的時候，在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的主持下，為蔡申熙、甘濟時（原紅十師師政委）等犧牲在突圍戰斗中的紅軍將領舉行了追悼會，地點是陜西省漢中平羌縣。外婆在發言中泣不成聲，幾近昏厥。

2006年，我是在中組部組織的“蔡申熙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期間來到了黃才畈。從外公曾經滴血的土地上取回了一抔黃土，祭灑在外婆及我母親蔡萍跡的骨灰盒中。（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