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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路易十四》，[英國] 彼得·伯克著，郝名瑋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版，318頁，29.00元

跟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趣旨不同，彼得·伯克在《制造路易十四》一書中主要采用“解構法”：全書十二個章節根據路易十四形象宣傳的編年史安排，以此追溯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間舉國上下對其公共形象的制造/塑造歷程。作為“新文化史學”的代表作，本書最具當代啟發性的研究是將路易十四的形象工程與歷代政治家的宣傳手法進行比較研究：如“華盛頓州”命名同“列寧格勒”一樣，都是現代社會對領袖人物個人崇拜的具體表征。伯克認為這并非歷史的巧合，而恰恰說明禮制、神話和象征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同樣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西方社會中特定神話和象征具有一定連續性和穩定性——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布洛赫（Marc Bloch）在經典著作《國王神跡》中揭示的那樣。

伯克本人在一次訪談中曾說，“給《制造路易十四》換個書名，可以叫做《路易十四的政治戲劇》。”這一術語來自德國學者盧尼希（Johann Christian Lünig），后者在《歷史與政治的劇場儀式》中將路易十四的表演稱為“慶典式的戲劇”，并認為這種戲劇大有必要，因為“形象化的印象在平民百姓中……要比用以啟智講理的語言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跟據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偉人制造”論：在這一出政治戲劇中，奢華儀典之功用，是將抽象的權力概念轉化為可感知的形式——全部劇情都是圍繞著國王一人進行，他獨自高踞在舞臺中央，法蘭西其他任何貴族，哪怕是王弟及王太子，也僅是為他秉燭奉衣的配角或觀眾。對此，哲學家拉布呂耶爾（La Bruyere）曾形象地評論道：對君主來說，“華麗的辭藻”以及舉辦慶典活動和演出活動是“誘惑民眾、以假象蒙騙他們、牽著他們的鼻子走”的一種手段，“其目的在于使民眾昏昏入睡”；猶如古羅馬競技場的斗獸表演，無非是為了“轉移民眾對政治的注意力”。

作為總導演和主角，太陽王（The Sun King）路易十四自導自演了這出皇家戲劇，把自己塑造成太陽“神”。伯克在書中詳細回顧了當時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們如何通過詩歌、音樂、戲劇等文學藝術樣式，讓普羅大眾感受到國王路易的神姿英武。比如路易本人矮小且禿頂，但“路易大帝”卻高大且頭發濃密；路易本人的戰績顯然好壞參半，但“路易大帝”卻戰無不勝，有如戰神。的確，文學藝術家常常將路易刻畫成阿波羅、馬爾斯、赫拉克勒斯以及其他古典時期的神祇和英雄形象，時日既久，路易本人也就自以為是了。

本書原著封面準確傳達出伯克的要旨：圖片上路易十四打扮得像一位羅馬皇帝，雄踞在駿馬之上，在地平線的映襯下顯得高大威猛，右手堅定地直指前方。但若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一場面其實是人造（fabrication）的景觀：事實上馬匹和國王均是青銅像，一動不動，就像一件過于龐大的舞臺道具，等待落幕后被清理。據說該圖片的實物便是路易大帝廣場的國王騎馬雕像，“巨大到可以容納二十人坐在馬腹享用午餐——事實上，在雕像安裝過程中，人們的確這么做了”。

如同當時的法國詩歌襲取意大利范本，路易十四的自我包裝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其祖母（瑪麗·德·美第奇）家族的影響?！白鎳浮笨莆髂っ赖谄嬖诜鹆_倫薩圣三一廣場豎立紀念柱，并搭建凱旋門，以自旌其功業。同時，由他“欽定”的撰史人不僅領取政府津貼，而且有權調閱官方文件，目的在于編寫美化美第奇家族的佛羅倫薩史。此外，他還組建起佛羅倫薩學院和美術學院，作為輿論宣傳的陣地——這兩家學院日后也成為法蘭西學術院和美術院的樣板。

制造路易十四并非是個別人心血來潮，而是“集體創作的結果”。正像伯克在書中所說：“全知全能的君主形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官方形象表達了一種集體需要。”換言之，即制造路易十四迎合了當時正在謀求霸權的法國宣揚國威的需要。服務于這樣的國家戰略，從法蘭西學術院到銘文院的文人雅士，競相為路易十四歌功頌德，既是發自肺腑的衷心愛戴，也是講政治識大體的明智之舉。

在路易親自部署之下，法蘭西學術院于1635年宣告成立，沙普蘭（Jean Chapelain）為首席院士。作為詩人和評論家的沙普蘭，早年因贊美樞機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的一首頌詩而蜚聲文壇，先是獲得主教青睞，后來又被引薦入宮，成為國王的紅人。沙普蘭是文壇政治正確的代表人物——1662年，他在向權臣科爾貝遞呈的一份報告中宣稱，迄今學術院舉辦的一切文化藝術活動都是為了“銘記國王的豐功偉績”。

為了進一步強化路易千古明君的形象，1663年，銘文院（全稱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后改稱法蘭西文學院）應運而生，其主要職責是在路易十四紀念章上撰寫題辭。藝術史家普雷奧（Maxime Préaud）在《圖像王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版畫》一文中寫道，“從路易統治伊始，他就……認識到圖像具有塑造認知的能力。”易言之，一旦民眾將紋章、版畫及壁畫中的太陽神阿波羅視作路易的化身，路易十四就成為真正的太陽王——“用仁慈的光芒普照大地”。

銘文院具體負責描繪國王形象，這些銘文本身就是一種精致的藝術樣式，要求文辭簡潔，筆法端正，因此入選之人皆為當世文章大家，其手筆也遠超一般文人墨客。以描繪圍攻杜埃（1667）的紀念章為例，其像章正面顯示路易十四矗立在塹壕的英武形象，上方銘文為：“作為統帥和士兵的國王”——極力渲染路易甘冒鋒鏑的英雄氣概。又如紀念1681年法軍攻占斯特拉斯堡的紀念章上刻有銘文“領受斯特拉斯堡”——“領受”二字大有深意（仿佛十九世紀美國人所謂“昭然天命”，宣示路易的領土擴張實乃天命所歸）。再如頌揚1683年炮擊阿爾及爾的紀念章上銘文鐫刻“雷擊阿爾及爾”——這是一種典雅的委婉語，暗指路易十四之赫赫威儀有如主神朱庇特。

在榜樣的力量鼓舞下，外省亦仿效法蘭西學術院和文學院的樣式紛紛建立自己的學院。上述從巴黎到地方的“學院運動”，很快確立起以巴黎為中心的國家文化壟斷體制。在名利的巨大誘惑面前，包括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呂里、勒沃、芒薩爾、勒諾特爾、勒布朗在內的文人藝術家紛紛使出渾身解數，爭先恐后進入“體制內”。通過各自的文藝創作，他們為榮耀國王和鞏固君主專制立下汗馬功勞。同時，各地各級學院也成為由財政負擔的官辦文化機構，協助樹立官方的政治權威，并負責引導社會思想和輿論導向。

仿佛上述機構在頌圣封神方面并未能滿足國王的全部虛榮心，路易又下令從入選院士中再度揀選年富力強之人，組建培訓機構（小學院），致力于培養后備人才——伯克在書中有個形象的比喻：他將為君主塑造光輝形象的小學院比作一間手工作坊，從這里源源不斷地為全國輸送有利于宣傳國王崇高形象的作品。1663 年，在國王授意下，仍由沙普蘭院士牽頭負責擬定一份文人名單，遴選可為君主效勞的文壇耆宿和值得獎掖的新銳之士，并賞賜年金。重賞之下，眾人在頌圣之時更是曲盡平生所學，誰也不肯甘居人后。

弗朗什-孔泰戰役（1668）取得大捷后，莫里哀賦十四行詩一首謳歌這位“偉大的征服者”；高乃依則在國王從佛蘭德凱旋之際，贊美他的偉大行動和他那“令人敬畏的勇氣”，并嗔怪國王出征獲勝神速，簡直令詩人“來不及提筆為一次次勝利獻詩稱頌”。不僅于此，高乃依還將耶穌會士夏爾·德·拉呂的拉丁文詩歌譯成法文，詩中將國王在征戰中的統帥作用與圣路易在十字軍東征中的歷史功績相提并論——于是國王在諸般頭銜之上，又加上了“圣路易”的尊號。

為了強調路易的“天威”，許多時候文人不得不采用曲筆。比如1672年，荷蘭人在法軍跨越萊茵河后掘堤開壩，國土汪洋一片，從而使法軍淪落澤國，難以展開任何軍事行動，路易十四由是被迫率軍撤出荷蘭。老詩人德馬雷（Desmarets de Saint-Sorlin）提及此事，宣稱“掘堤開壩”乃是國王的英明決策（同時暗示荷蘭人根本不可能想出如此妙招）——高乃依則更進一步，否認國王為達成和平協議進行過任何妥協，并斷言國王（仿佛圣經中人物）是根據“自己的意愿賜予”荷蘭人和平——“你一開口，和平立現你的威力，世人皆見”。

盡管路易性喜阿諛奉承——誠如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在宮廷回憶錄中所說：“路易十四的虛榮心永無止境且毫不克制”，但赤裸裸的“頌詞”并不能討得他的歡心。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詩人，在一首十四行詩中設法塞進了五十八個恭維國王的形容詞——從“可愛”到“虔誠”，結果遭到恥笑。相比而言，大詩人則不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éaux）在名詩《論國王》（1665年）中僅用一句詩行（“路易十四一到，你們的城墻即倒”），便勝過平庸詩人的千言萬語（并因此獲得兩千金路易的年金賞賜）。

當然，路易對“頌圣”的要求并不局限于法蘭西境內。在科爾貝的運作下——這位財政大臣像之前的紅衣主教馬扎林一樣，“不僅監管財政，而且監管文學”——包括“外籍院士”在內的文人齊心協力，將頌揚路易十四的書籍和文章譯成德、意、英、荷等歐洲文字，并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出版刊行。路易尤其看重意大利文版本，因為他想要借此機會令意大利的教皇以及都靈、摩德納等公國對他“刮目相看”——據說他曾為此目的私下賄賂摩德納公爵秘書希羅拉莫·格拉齊亞尼，要他在公爵面前替自己“美言”。

毫不奇怪，國王的好大喜功注定他有時候難免被人當“槍”使。以廢止《南特敕令》為例：這是其祖父亨利四世于1598年頒布的一條敕令，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有關宗教寬容的法令。該敕令承認法國境內新教胡格諾派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規定該派享有和天主教同等的公民權利。以教士波舒哀為首的耶穌會士一直在暗中慫恿國王下旨，甚至刻意將巴黎耶穌會大學改名為路易大帝學院，以此取悅國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頒布《楓丹白露敕令》，宣布新教為非法，《南特敕令》亦因此而被廢除。大批胡格諾派工匠及商業精英流亡他國，給法國政治經濟帶來沉重打擊。而教士們則奔走相告——波舒哀在演講中稱頌路易十四為“迪奧多西一世再世、馬西昂再世、查理曼再世”。

既然是君主專制，一切出于“圣意”的重大決策和法令斷然容不得他人置喙。據史書記載，科爾貝遵旨“取消了史學家梅澤雷（Francois Eudes de Mézeray）的年金，因為他曾公開非議政府征收的人頭稅和鹽稅”。另外，極有個別膽敢腹誹的文人遭舉報后也被逐出法蘭西學術院——如果說年金制是一種施恩制度，那么學院制則是恩威并用，其嚴厲的“規訓與懲罰”加速推動了文人身份的廷臣化。而規訓的對象也不僅限于文人，而是進一步擴展至科學技術人士。1666年，奧比涅克修道院院長發表演講，懇請政府批準建立法蘭西科學院，認為科學技術發展會對民眾思想及心理層面產生可操控性的影響?！霸陬I導國家的技巧方面，科學不僅僅起到指導的作用，它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使民眾順從君主的必要法則……因此開明君主通過支持本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悄無聲息地為民眾套上一副隱性的枷鎖，而且那是一副鑲著金邊的美麗枷鎖。民眾為科學的光環所傾倒，在絲毫感覺不到任何束縛的同時，卻被牢牢地掌控，心甘情愿地沉浸于對國家的順從之中?！薄纱舜蛟斐鲆环N由官方扶持的人文與科學相結合的精英文化，這一種文化與政治天然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而身在其中之人只能“戴著鐐銬跳舞”，卻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對文人進行管控的同時，路易十四對書籍出版行業也實行嚴厲的控制措施，禁絕“壞書”(mauvais livre) 在國內出版流通。由黎塞留創辦的、每周兩期的《法蘭西公報》壟斷皇家政治信息的發布，但在報道政治事務時官腔十足，按照政治需要取舍和剪裁信息；每月一期的《時尚信使報》則以巨幅版面登載國王的活動：舉凡生日慶典、接見使節，以及慰問巡察等日常事務，無不加以詳細報道。相反，“投石黨”（Fronde）時代一度盛行的地下宣傳手冊一律遭到取締，其作者被放逐——如著名無神論者、法國啟蒙運動之父培爾（Pierre Bayle） 。面對這一“大清洗”的嚴峻形勢，眾多印刷出版商在意圖明確的遏制方略下被迫宣告社會性死亡。萬馬齊喑，專制政府成為社會唯一的動員和組織力量，而整個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則遭到嚴重壓制。誠如托克維爾所言，沒有政府的首肯，哪怕成立最小的獨立社團也不可能?！耙灾?，它（政府）絲毫不愿公民以任何方式，卷入到對他們自身事務進展的監察之中。它寧愿要貧乏也不要競爭。”

取代上述地下宣傳冊的是官方刻意打造的“藍色文庫”。根據歷史學家羅貝爾·芒德魯（Robert Mandrou）的說法，此類圖書“向讀者展現出一片奇景之地，那是一片使廣大農民遠離現實生活困苦，不再忍饑挨餓的世外桃源；更是服從日益沉重的社會道德枷鎖，身受學校、法律及警察機構嚴密管控的市井小民之輩短暫的棲息之所”。因此，透過神話故事和浪漫的人物傳奇，這類書籍的普及仿佛給整個社會了注射了一劑“鎮靜劑”，成為向民眾灌輸宗教、道德及社會規范的有力工具。

在以上各類文化活動中，路易不僅是幕后推手，許多時候，他甚至走上前臺充當“裁判官”。以十七世紀法國文學界最著名的“古今之爭”為例。在十七世紀以前，“古典（classique）”一詞多用于形容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學經典。時至路易十四時代，崇尚希羅經典的院士如布瓦洛、拉封丹、拉布呂耶爾等與反對派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豐特奈爾等人發生激烈論戰。1687年，佩羅在法蘭西學院當眾宣讀其詩作《路易大帝的世紀》：有感于崇古派作家在論戰中的聲勢，佩羅在詩中強調，只有崇今派作者才能準確把握路易十四王朝史無前例的輝煌意義。作為《灰姑娘》《藍胡子》《睡美人》等經典童話的原創者，佩羅是崇今派的堅定捍衛者，為日后法語文學及法國文化的健康發展開辟了方向。然而在當時，他的這一大膽“妄斷”卻引發了文壇權威人士的強力反駁。為首的便是法蘭西學院院士、著名詩人拉辛（Jean Racine）。

1661年，年僅二十一歲的拉辛寫下兩百四十行的長篇頌詩 《塞納的水仙》（La Nymphe de la Seine），題獻給法蘭西王后。這首頌詩緊扣國王入城儀式“和平凱旋”這一政治主題，得到沙普蘭的激賞。1666年，拉辛的悲劇《亞歷山大大帝》出版，卷首題辭“謹以此書獻給路易十四國王”。1674年，路易十四親臨觀看拉辛悲劇《伊菲革涅亞》首演，顯示出對詩人異乎尋常的垂青。1677年，拉辛完成另外一部著名悲劇《費德爾》（Phèdre），隨后與布瓦洛一道被任命為路易十四的史官。1678、1683和1687年，拉辛前后三次跟隨國王出征根特、阿爾薩斯、盧森堡等地，為歷史著述搜集戰爭史料。1690年，拉辛被任命為國王侍臣。1694年，又拔擢擔任國王私人秘書，其榮寵可謂盛極一時。

拉辛與布瓦洛交情深厚，其悲劇創作實踐也是布洛瓦古典詩學理論的明證，二人同為崇古派主將。然而不幸的是，拉辛這位一向善于體察圣意的御用詩人和史官這一次卻和布瓦洛一樣站錯了隊。他們誰也沒有料到，路易十四成為這場大論辯的終結者。在路易的直接干預下（據說國王曾單獨召見布瓦洛，夸獎他的詩藝，并表示愿與詩人切磋詩藝——“記住，我永遠有半個小時是留給你的”，令后者感激涕零），崇今派大獲全勝。事實上，無論是佩羅還是拉辛，一干當事人無不心知肚明：這一場論戰并不僅僅是文學爭論，而是思想戰線的交鋒。他們完全明白論戰的政治意義：如果路易大帝時代比奧古斯都時代更好的話，那么路易十四自然也就比奧古斯都更強。說到底，國王才是這一場古今大戰的頂層設計師。拉辛聰明一世，到晚年卻選擇站在國王的對立面，其結局令人唏噓。

伏爾泰在《路易十四時代》中評價拉辛說：“路易十四欣賞他的出眾才華，任命他為宮內侍從，讓他數次伴君出行，幾番龍體欠安時賜他在國王寢室守夜的殊榮，并授予他豐厚的俸祿。然而，拉辛唯恐不能討君王歡心，乃至為此郁郁而終?！薄欢聦嵐嫒绱藛?？

眾所周知，路易晚年由于窮兵黷武，國庫虛空，太陽王之封號早已名存實亡。目睹路易十四對榮耀的渴望致使大量臣民陷入一種“原始的、無政府的悲慘狀態”，拉辛“哀民生之多艱”，乃向路易上書諫言：國王的成就已十分輝煌，堪稱千古一帝，因此當下該是與民生息之時。詩人本是一片拳拳忠君愛民之心，不料逢彼之怒。據說路易十四覽書后痛斥書生干政：“他懂得寫好詩就什么都懂嗎？ 他是個大詩人就想當大臣嗎？”至此，詩人此前享有的恩寵悉數被取消——拉辛與國王日益疏遠，并被禁止出入宮廷——伏爾泰所謂“郁郁而終”，或由此而發。

其實，從路易十四角度看，如果說文人拉辛此前論戰中的站隊錯誤尚可謂其情可原，此后對國王治國理政方略提出諷喻則其心可誅——是可忍孰不可忍。說到底，被制造的太陽王亦只是七情六欲的凡人，正如伯克在卷首引帕斯卡爾名言：“對某人或某個特殊人物所懷有的崇敬之情實乃源自想象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