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敦煌及其所在的甘肅省河西走廊，在公元9世紀之前古代海運尚不發達的時候，是陸上中國通向西域的主要交通干道，也就是19世紀開始所稱的絲綢之路。位于古絲綢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在古絲綢之路興盛和繁榮的1000年間，東西方文明在此長期持續地交融薈萃，催生了千年藝術圣殿的莫高窟和古代典籍寶藏的藏經洞。燦爛輝煌的莫高窟藝術，為世人展現了延續千年的建筑、彩塑、壁畫、音樂、舞蹈、書法等多門類藝術。尤其獨特的是，敦煌壁畫保存了大量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人物畫、山水畫、建筑畫、花鳥畫、故事畫、裝飾圖案畫藝術的真跡，呈現了中古社會廣闊的文化風情和民俗場景，展示了絲綢之路上多元文明薈萃交融的歷史畫卷。同樣，藏經洞藏著一座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圖書館，是古代社會綜合全面的原始記錄，反映了古代社會多方面的真實面貌，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寶藏。莫高窟藝術和藏經洞文獻，為人類中古社會保存了中國乃至歐亞廣大地區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宗教、民族、民俗、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多門類學科的珍貴資料。敦煌文化遺產，是通過絲綢之路2000多年來和印度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中亞文明等世界幾大文明與中華文明交流、匯聚的結晶，體現了絲綢之路沿線許多國家共有的歷史文化傳統。

100多年來，在國際上形成了以莫高窟和藏經洞文物為研究對象的顯學——敦煌學。今天，莫高窟及藏經洞以超越時空的非凡魅力，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乃至世界文化的絕世瑰寶。季羨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聚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季先生的話充分說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下面結合我守護和研究敦煌莫高窟的經歷談一點體會，和大家交流。

守一不移 奉獻敦煌

我出生于北京，成長于上海，1958年求學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刻苦學習，努力使自己成為國家需要的人才，是當時北大學子共同的夢想。1963年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甘肅省西部戈壁沙漠中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家父得知后，給校領導寫了一封信，希望學校能考慮我的身體狀況，予以照顧，重新分配工作。拿著家父的信，我很矛盾，經過反復考慮，我選擇去敦煌，沒有將家父讓我轉呈的信交給校領導。因為我已經向學校承諾服從分配，說到一定要做到，不可言而無信。更重要的是“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愿”是這一代北大學子的共同志向，我就服從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

雖然敦煌莫高窟精美絕倫，但是改革開放之前莫高窟保管機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職工，只能住土屋、喝咸水、點油燈，沒有電，沒有衛生設備，物資匱乏，環境閉塞，荒無人煙。我在敦煌工作一段時間后，特別是結婚生子以后，一家人分為三處，不止一次產生過離開敦煌的想法。可是，在敦煌待的時間越長就越會對敦煌產生不能割舍的感情，特別是當我認識到敦煌石窟無與倫比的珍貴價值，想起前輩們當年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篳路藍縷，開創了敦煌事業，他們視敦煌石窟如自己的生命，為敦煌奉獻一生，我越來越認識到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是一項非同一般的崇高事業。敦煌有很多工作要做，可當時從事石窟考古的專業人員幾乎沒有，我還沒有怎么做考古工作，就這樣離開，心里倍覺不甘和慚愧。我想，既然敦煌事業需要我，我要以前輩為榜樣，應該留在敦煌，為敦煌石窟事業做一點貢獻。

我的丈夫彭金章是我大學的同窗好友，他為了支持我，主動放棄了武漢大學的商周考古教學，來到敦煌改行從事石窟考古，他的到來解決了我們兩人長期分居的問題，也使我徹底安心留在敦煌工作。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北大的精神和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激勵我心無旁騖、全身心投入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工作，決心盡我所能做好敦煌的保護和研究工作，要把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建設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遺產博物館。

我在敦煌轉眼57年了。我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護和研究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這半個多世紀，我幾乎天天圍著莫高窟轉，我絲毫不覺寂寞，不覺遺憾，莫高窟已經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的是敦煌，晚上夢到的還是敦煌。能為敦煌做點事，我無怨無悔，為它奉獻一生，是我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歷史使命和職業操守。

直面挫折 勇于修正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我個人從事的石窟考古是敦煌學研究中一項重要的基礎性研究工作。說起石窟考古，使我不能不想起一件終生難忘的往事。大學畢業離校前的一天，新中國考古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與夏鼐先生齊名的考古學界泰斗、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先生突然派人來找我，專門把我叫到他在北大朗潤園的住處。蘇先生對我說：“你去的是敦煌。將來你要編寫考古報告，編寫考古報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蘇先生讓我知道考古報告是要留史的。我突然意識到學校把我分配去敦煌莫高窟，其實是要賦予我一項重任，那就是從事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特別是要做好敦煌石窟的考古報告。

蘇先生一番叮囑的分量，我永遠不會忘記。可是，“文革”前做業務的時間極短，接著便是十幾年的內亂和無序。到改革開放，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各項工作才得以恢復正常，然而，自己還沒有為莫高窟做多少工作，一晃20年光陰已經流逝，內心很著急！我想盡快恢復石窟考古報告的工作，可是做來做去沒有什么進展，相反越做越難。為此，我深感苦惱、焦慮、無奈，也非常內疚。

那么，編寫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為什么會遇到難題？怎樣才能做好石窟考古報告呢？經過反復思索，我發現考古報告完不成雖有客觀原因，但主觀原因還在我自己。我作為考古報告編撰的負責人沒有深入鉆研，沒有下足功夫，沒有真正負起責任，就按照一般考古報告的方法動手做石窟考古報告，所以遇到了不少難題。當我找到問題后，就認真梳理了考古報告編撰中遇到的難題：

第一，我把莫高窟的考古工作想的過于簡單。其實，我們面對的是一項艱巨、浩繁、長期的系統工程，在敦煌研究院開始做這本考古報告之前，沒有先例可循。雖然日本學者采用文字、照片、測量、拓片等手段編寫出版了大型《云岡石窟》報告，那也只能算是考古調查報告，稱不上是真正的石窟考古報告。而我們著手第一卷考古報告的時候因為沒有經過深入策劃，就開始動手，所以造成了敦煌石窟數百個洞窟沒有分卷編排的總體計劃，沒有制訂規范的編寫體例，工作量大而投入人員少，造成對很多新的問題和困難估計不足，導致整個工作舉步維艱，推進緩慢。

第二，缺乏先進的科學理念和技術條件的支持。進行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僅用傳統的測量方法是不夠的，我們一度采用傳統的小平板測量儀測量的方法，用這樣的方法來測量結構復雜又極不規整的洞窟，帶來的直接問題是測量數據的誤差和不準確。

第三，這是一個涉及多學科的系統工程。最初我們對這個系統工程需要整合的力量缺乏充分的認識，導致在考古報告整體規劃的設計上不夠全面。石窟寺考古所要達到的最高標準，就是根據正規記錄，在石窟“破壞了的時候，能夠進行復原”。按此要求，除了對眼睛所觀察到的各種現象做出全面、翔實、客觀的文字記錄之外，還要將遺跡及其呈現的各種現象毫無遺漏地記錄下來，包括壁畫的題材內容、真實影像、制作材料等等，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出一部記錄洞窟全部遺跡的石窟考古報告，這本考古報告才能真正成為敦煌石窟科學檔案資料。這無疑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工程，困難可想而知。

為了向歷史負責、向文化遺產負責、不辜負北大和師長的囑托，我下決心一定要負責任做出準確、科學、全面、系統的第一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為此，我和我的團隊經過較長時間反復探索，認識到《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應該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多卷本考古報告的編排和體例問題。為此，我們編排了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的洞窟分卷總體計劃，規范了考古報告的編寫體例。

其次，就是充實跨學科的考古隊伍。我們組合文理多學科的專業人員參與，根據要求增強了編寫考古報告的團隊，并且與北京大學和專業測量機構聯合攻關，打破了過去僅限于文字、繪圖和攝影結合的方法和手段，綜合采用考古學、歷史學、美術史、佛教史、測量學、計算機科學、攝影、化學、物理學、信息科學等文理學科相結合的方法和手段。

再次，將最先進的測量方法運用于石窟的測量。為了使考古報告取得準確的數據，我們放棄了原來傳統的手工測量和繪圖的方法，而采用三維激光掃描測量儀、全站儀、全球定位儀、水準儀等多種測繪技術，以及用點云影像校正下的紋理圖像繪制矢量線圖，又利用GPS技術取得測圖基點的大地坐標數值，以及“碳—14”年代測定。這樣一來，大大提高了測量的精準度。最終，我們編撰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完成的考古報告初步找到了石窟考古報告編撰的方法，做到了既是全面、科學、系統的敦煌石窟檔案資料，又使其信息能永久保存、研究、利用乃至成為全面復原的基礎和依據，在滿足國內外學者和學術機構的研究，推動敦煌學深入發展，以及完善敦煌石窟保護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

做石窟考古報告經過多次反復的失敗和挫折，后來拿出了合格的成果，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忘的經驗教訓，做事絕不能馬馬虎虎對付，必須腳踏實地去干，而且要做好一個個細節，才會有好的成果。

正視困難探索解難

1961年，國務院發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規定，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必須做到四有：有保護范圍，有標志說明，有專門機構管理，有科學的記錄檔案。1977年我時任副所長，分管業務，發現敦煌文物研究所只做了三有，而沒有科學記錄檔案，這是保管機構必須完成的工作，所以我就負責安排組織編制敦煌石窟檔案，要求一個洞窟做一本簡明檔案。每本檔案除要有簡明的文字和平剖面圖的記錄外，至少要有6張記錄照片。

為了解石窟文物保存狀況是否變化，編制文物的科學記錄檔案除記載文物保存現狀，還要與過去的老照片比對。當我看到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拍攝出版的《敦煌圖錄》時，大吃一驚，對比照片可以發現現在的敦煌石窟壁畫、彩塑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丟失，已經大不如七八十年前那么清晰和完整了。又有人告訴我隨著時間的推移，檔案照片及其膠片會變色、變質。這次做檔案和查舊檔，使我親眼目睹了敦煌石窟文物在衰變、退化，我無法不想如果石窟文物繼續持續的衰變、退化，敦煌石窟是不是最終會消亡呢？敦煌石窟這樣的世界稀有之瑰寶怎么能讓它消亡呢？本來希望檔案的照片和膠片能長久保存石窟文物的信息，現在連檔案照片和膠片也會變色、變質，等于在告訴我石窟文物信息也無法長久保存下來。

敦煌壁畫在退化，檔案照片也無法保存其信息，當時又沒有技術可以永久保存石窟壁畫信息，怎么辦？那一陣子，我經常在想這個問題，走路、吃飯、睡覺都放不下，怎么才能延緩壁畫的退化，又可以把壁畫的歷史信息真實地保存下來，以免壁畫退化到一定程度，就連歷史信息都沒有了。為向歷史負責、向千年前創造敦煌石窟的藝術家負責、向國家和人類負責，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既要加強敦煌石窟文物本體的科學保護，延緩其壽命；又要想方設法找到為敦煌石窟藝術留下永久保存的真實歷史信息的方法。

20世紀80年代末，我去北京出差，一個偶然的機會第一次看見有人使用電腦，在電腦上展示圖片。當得知圖像數字化后儲存在計算機中可以永遠不變的信息后，我如獲至寶。如果敦煌石窟的每一個洞窟及其壁畫和彩塑建立“敦煌數字”檔案，石窟文物的歷史信息不就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了嗎？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甘肅省科委的支持，專門為敦煌研究院立項撥款，用于“敦煌數字”檔案建設試驗。于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率先開始了“敦煌數字”檔案的試驗。

試驗的最初幾年很不順利。后來我們一方面組建了自己的工作團隊，另一方面與國內外科研機構合作攻關。根據建立“敦煌數字”檔案的目標，針對敦煌石窟結構不規整、有的洞窟空間狹窄、壁畫面積大而壁面不平、壁畫色彩多樣復雜等等的特點，參照國外引進的基于軌道系統的覆蓋式拍攝采集基本方法，改進了多項采集技術，設計了高保真壁畫自動化采集系統，保證了在壁畫拍攝采集過程中，光線均勻，圖像質感與壁畫文物信息保持一致。對于彩塑的拍攝采集，則攻克了淺浮雕、高浮雕、圓雕彩塑數字化平面采集技術，又進一步探索攻克了彩塑三維重建技術。從事“敦煌數字”檔案的這支隊伍憑著不斷超越自我的精神，攻克了建立敦煌數字檔案工作中遇到的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題，并在不斷的試驗探索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集數字采集、數據處理、數字安全存儲、數字有效管理等多項不可移動文物數字化技術規范和標準，實現了形狀準確、色彩真實、高清晰度的“敦煌數字”檔案。現在已經完成了莫高窟、榆林窟兩處共200余個洞窟的圖像采集，所有數據都按規范制作成“敦煌數字”檔案，建立起系統的“敦煌數字”資源庫。

建立敦煌石窟“敦煌數字”檔案是一個基本目標，目的是為了永久保存敦煌石窟的歷史信息，而永久保存信息，又是為了能永久利用敦煌石窟信息的目的。因為文物的弘揚利用，是文物機構和文物人應該擔當、必須擔當的重大責任。這符合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的“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提出：世界范圍內在不同水準上用現代信息技術使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并最大限度地使社會公眾能夠公平地享有文化遺產。這一項目的提出，標志著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手段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數字化時代的到來。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地強調：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跡里的文字都活起來。所以我率領專業人員經過艱苦探索和研究，做出了能永久保存的敦煌石窟“敦煌數字”檔案之后，又提出了“敦煌數字”資源“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更高目標，這將成為敦煌研究院未來長期的使命和職責。就是在繼續做好“敦煌數字”檔案的同時，運用“敦煌數字”資源庫，使在石窟里的敦煌藝術走出石窟、走出敦煌、走向甘肅、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使“敦煌數字”檔案不僅服務于我們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弘揚各項業務，而且要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

首先，數字化成果在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領域得到了充分的應用。因數字圖像精確地記錄了壁畫的病害信息，為壁畫日常監測和保護提供更準確的依據；數字檔案為“敦煌學”學者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資源，高分辨率的圖像，可以讓學者看到在洞窟中肉眼看不清楚的文物細節，也可以瀏覽石窟內景的拼接全景，得到身臨其境的感覺；傳統的壁畫臨摹起稿是個難點，既費工又費時，依據準確的數字圖像打印稿，拷貝起稿、上色，較好地解決了過去臨摹的難點，提高了臨摹效率，減輕了工作強度；又如考古測繪中利用洞窟數字圖像資源，結合三維激光點云數據，可繪制精準的石窟考古報告測繪圖。

特別在敦煌石窟藝術弘揚方面，數字敦煌數據庫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莫高窟自1979年向社會開放以來，游客數量持續攀升，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伴隨經濟發展和人們對文化遺產的熱情持續升溫，每年迎來的游客越來越多。突破了日游客最大承載量，對石窟文物保護帶來潛在的威脅。保護和旅游矛盾凸現，出現了對文物保護不利，對游客參觀不便的難題。

敦煌研究院為了解決文物保護和旅游開放的矛盾，提出了“總量控制、網上預約、數字展示、實地看洞”的旅游開放新模式，利用“敦煌數字”數據庫的資源和先進的展示技術，制作4K高清寬銀幕主題電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電影《夢幻佛宮》。

因為執行日游客最大承載量和游客預約參觀制度，游客先看電影，后看洞窟，做到有序錯峰接待游客，這樣既減輕了莫高窟開放洞窟的壓力，又提升了游客觀賞敦煌文化藝術的體驗，有效實現了文物保護與開放利用的平衡和雙贏。如果沒有前面“敦煌數字”資源庫的建設，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數字電影。文物保護和旅游開放的矛盾就很難協調。

2010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4屆會議上，對莫高窟旅游開放新模式給予了“莫高窟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產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護遺產地的價值，樹立了一個極具意義的典范形象”的高度評價。

又如數字敦煌壁畫藝術精品進高校公益巡展，已在全國40多所高校、中學、社區、企業舉辦，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歡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數字敦煌資源庫全球上線，全球網民只要輕叩鼠標，就可以進入資源庫，高速瀏覽30個洞窟的超高清分辨率圖像，以及全景漫游節目。這樣為在國內外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敦煌石窟藝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我是雙肩挑的文物工作者。從30年前沒有技術可以永久保存石窟壁畫，到后來找到了數字化技術，經過反復試驗，到現在不僅達到永久保存，走向持續廣泛利用數字技術弘揚敦煌藝術，而且為了讓敦煌石窟藝術更好地發揮弘揚傳承作用，我還在推進數字化技術升級。這件事使我體會到無論科學研究，還是科學管理，要有問題意識，善于發現問題、抓住問題，善于深入思考、探索研究問題、善于妥善有效解決問題。

能在敦煌研究院為偉大的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服務一生，是我的榮幸。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對于生活中的飲食、穿衣、住房、收入、名利，極少過問。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因為那兒莊嚴、圣潔、安靜。因為我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敦煌石窟，它遇到問題我憂慮，它得到守護我高興。我能為敦煌做一點事，是我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喜悅、最大的幸福。我已年過八十，如還能為敦煌做點事情，仍將盡我的微薄之力。

（本文系作者2020年11月20日，在全國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宣講教育報告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