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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是近代中國實現民族解放、國家新生時形成的特定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用奮斗、犧牲創造的紅色文化構成了這一文化的核心內容。經過紅色文化鍛造與洗禮的中國社會及人民大眾，投入到革命文化的創造中，成為了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見證者。有著“革命母親”之譽的陶承，在其口述自傳《我的一家》中即通過個人體驗與經歷，展現了紅色革命文化與一個普通家庭的深度聯系，而這也成為了1961年電影《革命家庭》創作拍攝的基本立意。

電影《革命家庭》以劇中人“周蓮”的成長作為主線，用抗日戰爭爆發后母女三人被營救走向延安的情節寓意，來表現正確的革命方向對社會個體的思想指引。與電影不同的是，評劇《革命家庭》用更具象征化的人物形象，突出了革命文化滲透于民族心靈史中的文化記憶。用主人公“方承”在全國革命取得勝利之際的往事回憶，展現了革命帶給生命個體的命運升華和個體投身革命后的精神蛻變。這種別出機杼的藝術構思，讓小說所描繪的革命生活和人生履歷轉化為符合戲曲藝術規律的記憶場面及情感宣敘，形成了對宏大革命歷史的微觀聚焦，也形成了對豐富社會圖景的散點透視。

該劇順著主人公的回憶，將1915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社會生活予以高度濃縮，通過方承丈夫江梅清、兒子江立安、女兒江小雯、幼子江念清的人生流轉，對30多年間知識分子、農民、工人、學生、軍人等諸多社會群體及他們參與的革命斗爭生活進行了藝術化提煉。一家人在湖南、湖北、上海乃至蘇聯等地的革命生活蹤跡，以及他們經歷的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中央蘇區革命斗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史事件，以展示現代中國革命進程的全息視野呈現出來。這些歷史及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或是劇中人所參與的事件細節、在歷史影響下主人公進行人生選擇的因素契機等，都作為切實的社會事件輻射、投照進方承一家人的生活中，通過他們直接或間接的回應，描摹了普通家庭、個體與中國革命歷史及社會進程的命運聯系。方承一家為了追逐理想，父子相繼犧牲，為了尋找信仰一家人千里跋涉、屢經磨難，凸顯出這個獨特家庭的典型特征。同時，這一家人特殊的思想抉擇和命運沉浮還更普遍、生動地詮釋了中國億萬家庭接受革命文化的心路歷程，鮮明地標識出中國社會走出傳統、走進現代的精神歷程。

劇作鋪陳的幾個歷史片段基本都截取了人物記憶深刻的瞬間，是最能讓方承永久記憶的內容。如第一場“洞房”，展示江梅清在揭起新娘紅蓋頭時的兩情繾綣，以及他為方承重新起名，并手把手地教她寫字；第二場展示江梅清懷著革命熱情親手為方承剪去長發，這一幕成了農民運動中最為溫柔的場面；第三場展示“馬日事變”前夕江梅清緊急部署相關事宜，在方承心中留下了犧牲前的最后印象，他英勇就義時的大義凜然也成了鼓舞一家人的精神動力；第四場展示方承千里追尋組織，在上海學運的隊伍里看到了兒子的颯爽英姿；第五場展示江小雯在資本家的工廠里遭到惡毒欺凌，她為母解憂、救護幼弟的負重前行成為了苦難生活里最溫暖的情感釋放；第六、七場展示江立安因叛徒出賣而被捕，母子二人在監獄中面對面、難相認，立安的犧牲成了方承心中永遠的痛，也成了她繼續革命的力量源泉。這些情境取消了敘事時的邏輯鋪排，而只側重于特定情感、觀念、思想的直接表達。對主人公而言，這些定格在記憶中的場面，無論是慷慨陳詞、悲情傾訴，還是溫情和煦、深情凝視，最終都濃縮到了生活片段中，升華成了其對家人的情感影像。劇作最終就像始終置放在舞臺上的那幀全家福，用每個人在革命歷史中的情感張揚共同拼接成了一個家庭在革命時代的獨特作為。這是導演張曼君和編劇徐新華對文本和舞臺的別樣創造，劇作突破了戲曲對人物關系、情節結構的慣常書寫形式，在片段與散點的連綴貫穿中，通過主人公的意識流空間，凸顯了人物心靈成長的脈絡。

劇中方承作為歷史的被動感知者用回憶表達著對革命的諸多印象和評價，由此建構出一名普通女性向革命者不斷質變的精神信仰之路。劇中因此存在著兩個氣質迥然有別的“方承”，一個是1949年的她，一個是處在精神蛻變之中的，見證了丈夫犧牲，送別兒子就義，逐漸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承。前者是現時的、靜態的，是回憶的主體；后者則是處在動態中的、處于不同成長階段的方承。張曼君導演用嫻熟的時空轉化手法讓人物靈動地出入于歷史與“當下”。劇中，方承每每從舞臺定格中走出，作為敘述者直接表達對往事的感懷，在情感記憶和生命體驗中讓意識自由穿梭，在心靈的回溯中以特殊的情感沖擊力度，強化著其極具浪漫色彩的思想觀念。

該劇與戲曲慣常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同。在評劇表演藝術家曾昭娟的駕馭中，她僅憑一個“披”與“揭”披肩的動作、一個從臺中演區向臺口全家福走向的調度，即實現了兩個方承的對話與審視，完成了兩種人物質感的瞬間轉變。劇中有兩個場面最能展現情感瞬間爆發時的人物成長：一是江梅清英勇就義時，方承先以“晴空霹靂轟頭頂”一段唱宣敘出自己對丈夫的懷念，而當“將共黨分子江梅清暴尸荒野！不得葬入板塘！”的聲音響起后，她又緊接著“一聲喝喚醒我魂飛之人”，拼命為夫安葬立碑，用柔弱的女性之力維護著革命者的尊嚴；第二個場面是方承面對審訊室內的兒子，唱腔在展現其從“認子”到“舍子”的過程時，既依托于特定心理邏輯下的情感流露，也顯示出演員的旁敘者視角。這種出入于代言與敘述的唱腔形態難度很大，而曾昭娟的演繹卻帶來了震撼的藝術效果。藝術家嫻熟地完成了主人公跨時空的情感轉化，在更高的演唱技法和表演技法上實現了人物形象的飽滿塑造與多元審視。

在建黨10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革命家庭》用獨特的藝術手法映射歷史，展示了生命個體在信仰確立、追逐、堅守過程中的偉大。“家碎換得山河整，為后代千家萬戶有和平”。劇作通過女性的感知來感受信仰的力量，這是以張曼君、徐新華、曾昭君為代表的主創團隊用心、用情所展現出的獨特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