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運河在流經馬棚地界的時候打了個彎。

河的打彎并非毫無根據，它既有自然的制約，也有現實和精神上的需求。如果運河南下北上都平鋪直敘的話，那是少了很多意趣的。蜿蜒卻依舊通暢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殊途同歸之妙境。運河流經南北，見證古今，它所澆灌和養育的日常也千差萬別。同樣的水澆灌不同的土地，養育了不同的風土人情，這風土便是使一個地方得以生機勃勃的關鍵，甚至是一個城市的生長密碼。差異化發展的風土人情不僅僅是水土本身的不同，更是有意無意間尋求各自發展的獨特路數。不會在“大同”中失去自己的“小異”，這樣的日子才有意思、有出路，也更有前途。

汪曾祺在《大淖記事》中提到馬棚灣，它是小城鄉土世界里一個并不耀眼的存在，卻有一股勁頭：

……東鄉、北鄉的稻船，都在大淖靠岸。滿船的稻子，都由這些挑夫挑走。或送到米店，或送進哪家大戶的廒倉，或挑到南門外琵琶閘的大船上，沿運河外運。有時還會一直挑到車邏、馬棚灣這樣很遠的碼頭上。單程一趟，或五六里，或七八里、十多里不等……

這個地名出現在故事中的時候，顯得有些悲情。悲情本身是動人的，而最動人的悲情是連故事發生的空間都令人感到不安和悲愴。一個女人跑了，這在一個家庭和一個故事里是令人震驚與悲傷的事情，因為一個人出走牽動的是一個家庭的離散和另外一個家庭扭曲的重組。然而，這在那個貧乏的年代似乎又不是什么大事，女主人公顯得非常安然，正因為一切的情緒看起來波瀾不驚，故事更令人心生震蕩。馬棚灣就像是蓮子的同謀者。她出走的時候，自己的男人正在馬棚灣，如果黃海蛟不在這個地方，悲劇就不會發生：

巧云三歲那年，她的媽蓮子，終于和一個過路戲班子的一個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黃海蛟正在馬棚灣。蓮子把黃海蛟的衣裳都漿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燜了一鍋飯，還給老黃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給鄰居，說是她出門有點事，鎖了門，從此就不知去向了。

對于這種風氣，汪曾祺向來沒有措辭激烈地指責過。這種“寬容”并非是道德上的失范，更多的是出于對人性的理解。對于現實而言，簡單的衛道是虛弱甚至虛偽的，許多的衛道士本身是惡魔，而有些衛道又是近乎禁欲般的殘忍。鄉村有自己的公序良俗。也許鄉野的人們不善于表達，較之于城市的體面，他們顯得隨意，但這并不能因此斷定城鄉之間對于風氣就有兩種判斷標準。城里并不是沒有糜爛，而鄉間也未必就敗俗。站在城鄉之間的汪曾祺，正好有一種公平的視角，可以客觀看待道德問題。

一個地方的風土是逐漸養成的，而且還在不斷地生長。水土的差異養育了多姿多彩的風土，讓日子不至于千人一面，顯得有滋有味。風味、物產、方言這些具體的東西是風土人情的現實載體。有了這些，一個地方的風土就更加可感、豐富。我們現在談地方特色，這在老祖宗的日子里早就安排得明明白白，只不過如今城市被水泥森林占領，風物又被格式化的行業標準所限，文化被一個標準的指標所束縛，我們反而不知道所謂的風土究竟是什么。風土應該“各自為戰”才有生命力，一把尺子量出來的只能是商品，如果不同的水土用相同的標準去規范，日子只能呆板停滯，毫無生機。

好在還有馬棚灣這樣沒有被忘卻的鄉土。它虛實相生地生長著一些屬于水鄉的風土人情，還能夠帶給我們一些頗有意味的安慰和啟發。

一

馬棚灣的名字非常質樸。鄉人傳，因此地秦時有驛站拴馬棚，又地處運河大拐彎處，故名。高郵之名，肇始于秦。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滅楚，筑高臺，置郵亭，名高郵，亦稱秦郵。《太平寰宇記》記“高郵縣”:“本漢舊縣,是秦之高郵亭,因以立名。”然而，秦時此處是否有拴馬棚已不可考，運河大拐彎也是后世之事。事實上，直到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道總督靳輔于清水潭采取避深就淺的辦法，繞開原來的河線，重新開河一道，改筑東、西堤與舊河堤相接，使局部河線形成了一個大彎子，才有后世所稱的馬棚灣。

《高郵縣志》載，據明隆慶六年《高郵州志》所改繪的州圖中，仍未有馬棚灣或馬棚地名，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鍥高郵州志》中，州圖才有地名馬棚灣。理清這一段歷史，對于下文講清楚或與馬棚灣有關系的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有關。

無論河湖水道如何變遷，馬棚所在的地域一直因河而形，依水而居。江淮運河沿線多河湖濕地，水邊岸上物產豐茂。高郵中段馬棚灣、清水潭等地水患成災，所以多種植耐水的作物，茨菇、荸薺也就成了這個地方的名產——“馬棚大茨菇”幾乎成了一種固定的說法。這種說法和南京城俚語中“南京大蘿卜”的名稱異曲同工，專指一個人的愚笨木訥。因為茨菇淀粉瓷實，吃多了噎得人發愣，俚語喻人發“茨菇愣”。汪曾祺生活的大淖河邊有專門的鮮貨行：“炕房、漿坊附近還有幾家買賣荸薺、茨菇、菱角、鮮藕的鮮貨行，集散魚蟹的魚行和收購青草的草行。”但實際上，下河諸多地方都有種植，因為其易活耐水而豐產，所以是常見的蔬菜，荒年甚至還充作糧食。茨菇味水本不佳，如若用來充饑更是寡淡，汪曾祺在《故鄉的食物》中記道：

我小時候對茨菇實在沒有好感。這東西有一種苦味。民國二十年，我們家鄉鬧大水，各種作物減產，只有茨菇卻豐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菇，而且是不去茨菇的嘴子的，真難吃。

盡管汪曾祺對這種菜蔬沒有好感，但作為一種水鄉特產，愛好美食的他又給茨菇賦予一種特別的鄉愁意味。一道平素稀松常見的菜式成為具有汪曾祺風格的“鄉愁名菜”，這道菜便是日后常被提起的“咸菜茨菇湯”。對于這道菜的制作，汪曾祺別有心得：

咸菜是青菜腌的。我們那里過去不種白菜，偶有賣的，叫做“黃芽菜”，是外地運去的，很名貴。一般黃芽菜炒肉絲，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得多。入秋，腌菜，這時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擔的買來，洗凈，晾去水氣，下缸。一層菜，一層鹽，碼實，即成。隨吃隨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細、嫩、脆、甜，難可比擬。

咸菜湯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氣，咸菜已經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經發酸，咸菜湯的顏色是暗綠的。沒有吃慣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

咸菜湯里有時加了茨菇片，那就是咸菜茨菇湯。或者叫茨菇咸菜湯，都可以。

汪曾祺對這道菜的記憶可謂細致真切。從美食的角度講，這種細致是家常式的瑣碎，并見不到什么鬼斧神工的技術，然而作為一道家鄉菜，它所包含的更多寓意是對過往日常的一種記錄與回顧。越是細致的表達，越能夠體現出他對舊日場景的眷念與回味。每一道工序以及每一點感受就像一個個樸素而深情的詞語，在現實中，這些細節并沒有什么神奇和深刻之處，但在文學語境中，這些瑣碎而庸常的羅列卻是一種獨特的、深情的表達。真正的深情不一定非得大聲呼喊告白，相反，一字一句的娓娓道來，于平淡中見真情更打動人心。汪曾祺在北京的家中也做這道菜，但子女們并不認可這種味道，都覺得味苦，難以下咽，只有他自己“包圓”咽下了肚子，溫暖或者苦澀只能是他這個游子一個人的味道。

鄉愁，一定是會有早期的生活經驗作為精神準備的。沒有這點美好或者苦痛的記憶作為底色，一種簡單的食物是難以勾引出鄉愁的。一碗咸菜茨菇湯所熬出來的鄉愁是有地方風土人情的鄉愁，并不是那種隨處可見的炊煙裊裊的鄉愁——那是公共而普世的一種存在。

當然，汪曾祺的這碗咸菜茨菇湯在獨有風味的同時，也有獨特的格調，這就是汪曾祺高明的地方——同樣是平淡甚至庸常，但是在他的文學作品中能“淡”出難忘與不舍來，這就形成了一種特別意義上的“共情”。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先生從湘西來到北京，也吃到了從北京菜場買來的茨菇，雖然沒有吃出汪先生一樣的鄉愁，但也有別具一格的體味。在《故鄉的食物》中，汪曾祺回憶了這段經歷：

我十九歲離鄉，輾轉漂流，三四十年沒有吃到茨菇，并不想。

前好幾年，春節后數日，我到沈從文老師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飯，師母張兆和炒了一盤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兩片茨菇，說：“這個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認他這話。吃菜講究“格”的高低，這種語言正是沈老師的語言。他是對什么事物都講“格”的， 包括對于茨菇、土豆。

茨菇的生長范圍并不狹隘。沈先生生活的湘西也是有茨菇的。清代道光年間，鮑相璈所輯《驗方新編》有關湘西“腫蠱”的治療方法為：治療見后蘇荷湯四方，若病危甚時，必戒鹽葷方效。外用茨菇菜煎水洗之。在這里，茨菇并不是一種風味，而是參與了一種“秘術”，算是風情的一種。汪曾祺早年讀書生活的云南，茨菇比比皆是，但他似乎并沒有懷念這些苦澀的食物，而是流連于云南鮮美的菌類。昆明的美食是鮮亮而充滿愉悅的味道，寫到故鄉，他卻突然低沉下來，這并不是煽情，而是他深知故鄉因水而生，但也苦水久矣。

民國二十年大水的時候，汪曾祺十一歲，他對這場大水的記憶是深刻的。這次水災，運河多處決口，里下河地區有1320萬畝農田顆粒無收，受災民眾約58萬戶350萬人， 77000多人死亡。馬棚灣是運河沿線的重災區之一，歷史上，水災多次侵襲，沖破堤防，讓其遭受滅頂之災，并直奔與高郵西湖相望的清水潭，使這一地界成為沿運河地區的險絕之處。清康熙年間，時為高郵知州孫蕙幕賓的蒲松齡曾親眼目睹清水潭水患，他在《清水潭決口》詩中描寫得非常真切：

河水連天天欲濕，平湖萬頃琉璃黑。波山直壓帆檣傾，百萬強弩射不息。東南濈濈魚頭生，滄海桑田但傾刻。歲歲濫沒水衡錢，撐突波濤填澤國。朝廷百計何難哉？唯有平河千古無長才。誰能負山作長堤，雷吼電挈不能開。民不竭力，國不竭財，官不苦累吏不催。蔀屋緩輸天子樂，千秋萬世不為災！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第六次南巡，路過高郵，又一次視察河工。為治理水患，康熙在馬棚灣、清水潭及高郵其他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疏浚運河、挑浚永安新河（清水潭）、建六座減水壩、修治運河東西堤等。除此之外，他還命河工總督張鵬翮鑄造了“九牛二虎一只雞”鎮水。“九牛”由北向南依次安置在淮陰的碼頭、武墩、高埝，高郵的高良澗、蔣壩、馬棚灣，江都的邵伯及邗江等地的險工患段上，如今，馬棚灣鐵牛依舊屹立于運河的風雨之中。

二

物產是風味的原料，生長是日常的來源。

苦水久矣的水鄉，倒也因為一種水生植物的豐產獲得了自然的饋贈。水對土地的饋贈也是慷慨的，哪怕是水患，也給鄉土帶來了很多重建的機遇。連接高郵湖的運河與運河以東的平原雖然多次糾纏斗爭，但在長期的互動中又達成了某種和解。河湖與平原握手言和之后，水土就有了豐贍的可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確實是水土關系的一種自然哲學。馬棚灣與高郵湖隔河相望，這條河便是被當地人稱為東湖的清水潭。清水潭也曾是村鎮，且早于馬棚灣。清嘉慶 《高郵州志》記載，清水潭“在州治北二十里運河堤旁，地勢低洼，當河、淮下流之中，屢筑屢決。康熙三十五年改建石工，始為完固。鎮在清水潭口。”

在汪曾祺小說《故里三陳》中，清水潭里游弋著一個奇人：

他水性極好，不愧是條泥鰍。運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據說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這里，不能撐篙，只能蕩槳。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擰著一個一個漩渦。從來沒有人敢在這里游水。陳泥鰍有一次和人打賭，一氣游了個來回。當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腦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會，他笑嘻嘻地爬上岸來了!

清水潭另一聞名于世的風物是鴨。當代著名的“野鴨放飛”奇人陸高中，馴服野鴨的技能聞名遐邇。陸家世代在東湖邊打魚為生，從小在水邊長大的陸高中馴服了大量的野鴨聽其召喚，來去自如。清水潭地區很早就有關于野鴨的傳說。據說，有戶人家在湖邊搭建了一個大鴨舍飼養麻鴨。一天傍晚，從西邊的高郵湖方向飛來上萬只野鴨，住進了鴨棚。第二天一早，主人到鴨棚一看，滿地的野鴨蛋。后來每隔三四天，主人就要裝一船鴨蛋販賣到鎮江，他也因此發家致富。野鴨和麻鴨在高郵都是聞名的物產。頗為有趣的是，汪曾祺早年的作品《雞鴨名家》中的主角之一，人送“陸鴨”稱號的陸長庚也是有一把好本事的“鴨司令”：

這十塊錢賺得太不費力了！拈起那根篙子（還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樣兒），把船撐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著，在水上撲打了一氣，嘴里嘖嘖嘖咕咕咕不知道叫點什么，赫！——都來了！鴨子四面八方，從蘆葦縫里，好像來爭搶什么東西似的，拼命地拍著翅膀，挺著脖子，一起奔向他那里小船的四圍來。本來平靜寥闊的湖面，驟然熱鬧起來，一湖都是鴨子。不知道為什么，高興極了，喜歡極了，放開喉嚨大叫，“呱呱呱呱……”不停地把頭沒進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亂劃，翻來翻去，像一個一個小瘋子。岸上人看到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來。倪二也抹著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齊了，篙子一抬，嘴里曼聲唱著，鴨子馬上又安靜了，文文雅雅，擺擺搖搖，向岸邊游來，舒閑整齊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貴“和”。這個“和”字用來形容這些鴨子，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鴨子都愛聽，聽得很入神，真怪！

同樣是姓陸——大概這也是巧合，可見養鴨在沿運河而生的高郵是平常的風土人情。鄉人姚維儒探訪大淖邊的老人，郭長庚是有原型的，但并不姓陸，而是來自于陸家舍的郭兆林。郭兆林是這一帶的放鴨高手。他因左手殘疾，人稱“郭侉爪子”。郭兆林家在大淖的東邊有一個大塘，常年圈養著上千只鴨子，他家是正兒八經的鴨行。

許多年后，高郵又出了個全國勞模——“養鴨大王”郭懷珠。這位人物比小說里不得志的陸長庚境遇好很多。他與大淖里的郭家有沒有關系呢？無論如何，這個地方養鴨和腌蛋確實是一種獨特的風土人情。汪曾祺日后去了外鄉，一聽到別人說“你們那里出咸鴨蛋”，心里就嘀咕：“好像我們那里就只出咸鴨蛋似的！”其實汪曾祺對于家鄉的物產是充滿著自豪感的，他在《端午的鴨蛋》中說：“不過高郵的咸鴨蛋，確實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咸鴨蛋，我實在瞧不上。”當然，這不只是高郵人的自說自話，袁枚在《隨園食單·小菜單》“腌蛋”條留下了記載：

腌蛋以高郵為佳，顏色細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間，先夾取以敬客，放盤中。總宜切開帶殼，黃白兼用；不可存黃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宋朝年間，秦觀就將高郵的許多風物派人趁著北上的船，經過樊良湖，送給在徐州做太守的蘇東坡。這些風物土產里就有高郵的鴨蛋，船也一定路過了當時的必經之地——樊良湖邊上的馬棚地界（盡管那時候還沒有馬棚灣）。秦觀一般在詩詞中只說酒而不說菜，這大概與宋朝崇尚的意趣有關，但這一次卻是個例外。他如數家珍，奉上《以莼姜法魚糟蟹寄子瞻》：

鮮鯽經年漬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勝肉。

鳧卵累累何足道，饤饾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為旨蓄。

魚鱐蜃醢薦籩豆，山蔌溪毛例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麋鹿。

頗為有趣的是，在這首詩中，秦觀是以方言寫高郵的土特產。莼、姜、魚、蟹在題目中就說明了，“法魚”指風干的魚，“糟蟹”指醉蟹。據學人許偉忠研究，秦觀介紹蟹的時候突出了“團臍”。“團臍”是母蟹，醉蟹必須以團臍的母蟹為原料，尖臍的公蟹是必須剔除掉的。而“脂填腹”的脂是指蟹黃，只有腹內填滿蟹黃的肥蟹才是上品，蟹黃不多的瘦蟹是不上檔次的。再如“先社姜芽”，《本草綱目》注：“姜……秋社前后新芽頓長，如列指狀，采食無筋，謂之子姜。”“先社”即秋社前采的子姜，更加脆嫩；“肥勝肉”是指細嫩無筋，而不是說油膩如肉；“鳧卵”即鴨蛋，可見至少九百年前，高郵人就用鴨蛋作為土產送客人了。鳧本指野鴨，據說趨之若鶩的“鶩”，就是馴養的鴨子。不知道秦觀托人送到徐州的鴨蛋，是“鳧卵”，還是“鶩蛋”？秦觀的詩用方言寫成，押仄聲韻，和這些土產一樣新鮮，充滿了歡快的情緒。方言是一種很有魔力的語言，用土語寫自己家鄉的土產，可見秦觀的愉悅和自信。

離高郵城不遠的馬棚講的自然是家鄉的方言。那禮單中有沒有產自馬棚灣和清水潭的風物呢？這不得而知，但確實也是意蘊悠長的——日后還有很多與馬棚灣有關的高郵往事或傳說，是和風味與鄉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三

風味、鄉音以及籍貫，是一個人生命的底色，固執地填滿他/她的一生。

口音和口味是隨身攜帶的鄉愁密碼。無論天涯海角，日日年年，“老家”二字總能解鎖鄉愁。家鄉的滋味在一個人身上的生長是頑固的，即便汪曾祺日后對云南等地的生活也是難忘的，但這并不能淹沒故鄉水土對他的滋養。同樣是在云南昆明，一個祖籍高郵的人也留名后世。汪曾祺在《吳三桂》一文中寫道：

我的家鄉出過兩個大人物，一個是張士誠，一個是吳三桂。張士誠不是高郵人，是泰州的白駒場人，但是他于元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攻下了高郵，并于次年在承天寺自稱誠王。吳三桂的家不知什么時候遷到了遼東，但祖籍是高郵。他生于一六一二年。“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敝鄉于二百六十年之間出過兩位皇上——吳三桂后來是稱了帝的，大概曾經是有過一點“王氣”的。

吳三桂清史有傳，但他的早年資料很少。鄉人傳言，吳三桂生于高郵界首六安村或馬棚，這兩個地方接壤相連，并無太大的空間差異，大抵都在馬棚灣對面運河沿線一帶。吳三桂出生的時候，“馬棚灣”一名還沒有出現，“馬棚灣”是康熙十七年以后的事情，但“馬棚”這個地名是早于馬棚灣出現的。明朝以后，高郵境內有盂城、界首兩座驛站，馬棚位于兩座驛站之間，應該屬于“腰站”，或是界首驛站的附屬物料機構。“腰站”是驛站的中間站，休息打尖或換馬，也稱“腰頓”。驛站分水陸兩種,盂城驛則是水陸兼顧的。這里常年備有舟楫驛馬,所以作為“腰站”轉節點或者驛站附屬之地，它的名稱與養馬有關也合常理。

吳三桂籍貫究竟在哪里，且他是不是出生在高郵，是解開吳三桂與高郵關系的關鍵所在。關于他的籍貫，《清史稿·吳三桂傳》載：吳三桂，字長伯，江南高郵人，籍遼東。吳三桂先祖本是安徽徽州人，其后遷居江蘇高郵。吳三桂的祖父是個以販馬為業的商人，奔走于北方各地，后定居遼東。到吳三桂父親吳襄時，其家族才開始振興。吳襄生有勇力,于明朝天啟二年(1622年)中武進士,很得明王朝鎮遼將軍李成梁的賞識。李成梁因吳襄善于相馬,就讓他購辦戰馬,不久因功保升為千總。人民網轉《遼寧日報》所刊《綏中大族子弟曾隨吳三桂征戰西南》一文，為吳三桂的出生地理清了脈絡。文中提及綏中歷史文化博物館舊藏《明清史料·丙編》，清順治五年（1648年），吳三桂呈給朝廷的奏疏——平西王揭帖，不僅言明吳三桂為遼東中后所人，還提及其與中后所的密切關系。順治五年，清廷調吳三桂率部進駐漢中，臨行前，吳三桂上疏順治帝及攝政王多爾袞，請求留人看守莊田和祖墳，因此才有了這封揭帖。揭帖中有這樣一段話：“本藩生于遼長于遼，有祖父墳園葬立中后，叨蒙皇恩特賜葬祭，今本藩領全家及官兵全家往西剿撫，本藩思源至念雖殷，不敢私自留人看守，中后原有本藩安設莊田拾處，今留人丁百余并本藩兄吳三鳳部、游擊張羽高督率看守，以備祭掃。”

吳三桂祖上從徽州遷居到高郵，而他在祖上北遷后出生在遼東，這里當算是他的“衛籍”更為準確。吳三桂雖然并不出生在高郵，但其祖上在高郵生活的時間一定也不短，因為他無論是后來去遼東還是到云南等地，都攜帶著高郵籍貫。頗有意味的是，汪曾祺祖上也從徽州遷居來高郵。1994年，汪曾祺為東海《汪氏族譜》撰寫了序，開篇便道：“吾本姬姓，文王之后也。雖時代久遠，仍可稽可考。自越國公受封江南，亦已千年。歙縣舊有吾氏宗祠，今祀，我曾往歙縣、屯溪、黟縣，所遇族人甚多。”據研究，從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往上數，居住在高郵的汪氏族人已有八代，他們與吳三桂祖上來高郵的時間是相近的。他們都將這座處于文化意義上的“江南之地”作為自己的籍貫。

同在鄉里也許并不一定有多少感觸，但是出了這風土生長的地界，說起籍貫老家的名字和風物一定是熱淚盈眶的。吳三桂戎馬生涯，轉戰南北，康熙十七年（1678年），吳三桂在湖南衡州稱帝，同年秋病死長沙。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一年吳三桂在衡州稱帝，而康熙諭旨靳輔堵塞清水潭決口，但是由于清水潭決口南北寬三百余丈，水深七八尺，且與湖水相連，“湍波沖激”，很難施工。靳輔的幕僚、民間水利專家陳潢察看了周圍地勢和水情，認為只要十萬兩銀子就夠了，可是沒有人敢承擔這項工程，于是陳潢決定親自負責施工。他拋開原來的決口，向湖中另筑了兩道偃月形的土堤，東長605丈，西長921.5丈，首尾均與舊堤相連，這樣運河就在高郵湖內形成一個大彎道。

這個大彎道便是日后的馬棚灣，也正是高郵鄉人傳說的吳三桂祖上在此養馬之地。吳三桂在衡州大概未必知道這件事情，但如此一比較，他似乎并不“厚道”。就連此時同在衡州的另外一位高郵人王夫之也認為他的舉動有失“公忠”。《清史稿》里關于王夫之“公忠”的述錄是這樣記載的：張獻忠攻陷衡州后，王夫之避居南岳，張獻忠抓住其父作為人質。王夫之自己舉刀遍刺肢體，被人抬去交換父親。對方見他傷重，便放了他，并準許其父同他一起回家。明王駐扎桂林，任命他擔任行人一職。當時國勢危急，大臣們仍然水火不容。夫之多次彈劾王化澄，化澄想殺他。明朝滅亡后，他收斂鋒芒，隱蔽行跡。回到衡陽石船山，學者稱他“船山先生”。吳三桂在衡州稱帝，有人讓王夫之上勸進表，王夫之說，亡國遺臣，剩下的只有一死罷了，現在怎么會寫給此不祥之人呢？隨后逃入深山，作《祓褉賦》表明心志。吳三桂被平定后，上級官員聞聽此事，心中稱許，囑咐郡守賞賜王夫之粟帛。召見他，王夫之以患病推辭。

王夫之生于衡陽，祖籍高郵，這從清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譜》（增補）中可見諸多證據。如《家譜世系表》中載：“始祖驍騎公諱仲一，江南高郵州人。明洪武間，以從渡江功，官山東青州左衛正千戶。先世居高郵之打魚村，元至正以前，失譜不詳，斷自十一世祖驍騎公為始。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七人。”

如今黔東南地區一個叫馬家寨的村落，傳說就是高郵人吳三桂及其后裔隱匿的地方。高郵人王夫之進了深山，吳三桂的后人也進了貴州的深山，只不過王夫之是“避”，而吳三桂家族似乎是“逃”。吳三桂家族“逃”出來的傳說比王夫之要有名氣，以至于高郵人已經不知道這位在衡州出生的大思想家。

吳三桂的家眷逃進黔東南的深山里，定居，并有了后來的馬家寨。各種傳說的版本很多，比如其中一種：吳三桂病逝后，次子吳應麒命將軍、親信馬寶和鎮遠守將江義秘密護送，養母陳圓圓扶吳三桂靈柩，并攜次孫吳世珺、三孫吳世珵及兒媳涂氏等人，從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市）由水路經常德、沅州，到達云南昆明，后又秘密轉至貴州思州（今貴州省岑鞏縣），在知府李敷治的幫助下，隱藏于猴子嶺的搭茅洞。為了 “佐證”馬家寨與吳三桂有關傳說的準確性，人們便猜測：馬家寨的人都說高郵話，且吳三桂祖上與馬有淵源，豈不“證實”了這個地方就是傳說中吳氏后裔定居之地？

傳說雖然沒有可以支持的科學性論證，也并不嚴謹，但在民間，這恰恰證實了一個道理：鄉音是人們追根尋源最強有力的證據。

周榮池，江蘇高郵人。中國作協會員。高郵市作家協會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李光榮當村官》《李光榮下鄉記》，散文集《一個人的平原》《村莊的真相》等多部。作品曾獲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散文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