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英美防控新冠疫情不利導致社會不公和種族主義痼疾惡化，2020 年英語文論研究的核心由此落在重訪人類流行病史以診斷當下處境以及反思和批判種族主義上。本文通過回顧英國《全球史》學刊召集的跨學科國際論壇“改變世界的大流行病：關于新冠疫情的歷史反思”，解讀《后殖民文學批評》的《黑豹》研究專刊，評述重寫美國種族主義歷史的新著《種姓》，簡要展示2020年英語文論的研究態勢及重要成果。

關鍵詞 流行病 《全球史》 種族主義 《黑豹》 《種姓》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世界各國掀起了抗疫戰爭。這場“戰疫”沒有硝煙、不動槍炮，死亡人數可能不及20世紀兩場世界大戰，但它將全體人類動員起來，逼迫人人投身其中，不存在置身事外的中立國。眾所周知，兩次世界大戰對全球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塑造了戰后的國際社會秩序。不難觀察到，此次抗疫戰爭也正在改變世界，催化人們反思現有的政治制度、道德倫理，促使社會文化觀念發生扭轉和修訂。在英語世界，英美兩國對新冠疫情應對不利，使得種族不平等具象化為少數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底層人民畸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2020年5月25日，美國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到暴力執法死于非命，該事件迅速引爆有色族裔壓抑已久的憤怒，多個城市出現街頭騷亂。失控的新冠疫情、大數據與弗洛伊德之死，合力將深埋在美國體制和國民集體無意識中的種族主義頑疾暴露于世界面前。當反種族主義街頭運動跨過大西洋從美國傳播至英國，運動口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英語世界社會生活的年度關鍵詞。

(“黑人的命也是命”，圖片源自Yandex)

回顧2020年，流行疾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聯互動效應、種族壓迫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現實性，人文研究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直面大眾的疾苦。正因如此，重訪人類的流行病史以診斷當下處境、反思和批判種族主義，當仁不讓地成為2020年英語文論研究的核心主題。

一、重訪過去，診斷現在：新冠疫情與歷史上的大流行病

歷史學家戴蒙德在代表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寫道：“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就是通過征服、流行病和種族屠殺來塑造現代世界的歷史。這些沖撞產生的回響許多世紀后仍然沒有平息……”流行病，尤其是全球爆發的大流行病，常常是人類文明史的轉折點，因為它不僅對國家或地區的物質基礎、醫療水平發出拷問，對政權的地基和社會秩序提出挑戰，而且向經久的習俗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發起攻擊，而這一切都刻寫在人類的思想和語言中代代相傳。因此，流行病研究不僅屬于醫學史研究范疇，也是哲學、倫理學、人類學以及文學、文化研究的課題。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就曾討論流行病為何在人們的認知和文學修辭中總是與社會失序、道德疾病相互勾連。正是意識到流行病重塑世界的力量和流行病研究的跨學科特性，英國《全球史》學刊于2020年以“改變世界的大流行病：關于新冠疫情的歷史反思”為題召集了一次國際學術論壇，以期對正在發展的新冠疫情做出人文視角的診斷。論壇邀約了來自五大洲的十余位學者，研究范圍涉及歐洲史、非洲史、中國史、古典學、經濟學、人類學和人文研究，從古典時期延伸到當代，其中半數是對基于國家或區域的疫病防控做出的應對策略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如《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病毒和新冠病毒：流行病帶來的社會教益比較》《流行病風險：流感爆發、公共健康與培養自力更生的印度公民》《新冠時代的流行病，本土社群和公共衛生：從殖民時代危地馬拉的天花疫苗接種運動啟示說起》《1918—1919年大流感記憶如何幫助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正確應對新冠疫情》等。這些文章力圖借助生物學、社會統計學、社會意識形態維度的歷史研究來思考發達國家和地區與第三世界在新冠疫情下的不同處境，預估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可能產生的多方面后果，以向國際社會發出預警。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與《疾病的隱喻》，圖片源自Yandex）

從外國文學研究專業的角度看，本期更有學術啟發價值的是三篇比較歷史學文章。一是南非開普敦大學霍華德·菲利普斯撰寫的《三場大流行病中的宗教與科學：1817年，1918年和2019年》。文章關注的焦點不是疫病本身，而是疫病與信仰、集體意識的關系史。通過檢視兩百年內發生的霍亂、流感和新冠肺炎這三場大流行病，作者追蹤了全球不同宗教群體所信奉的災難理論隨著時代發生的改變，并考察其原因。作者認為，只有從歷史視角研究疫病闡釋與信仰話語的流變，我們才能理解各信教群體應對新冠疫情所采取的不同立場，予以客觀評判。二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提摩西·布魯克提交的《大型流行病比較研究：都鐸-斯圖亞特王朝和萬歷-崇禎年間的鼠疫，1567—1666年》。布魯克發現，鼠疫在歐洲和西亞歷史中是有詳細記載的大事件，但在中國史書上卻是語焉不詳的邊緣事件。他對照中國明清兩代和英國都鐸-斯圖亞特王朝的史料，試圖將兩國的相關歷史敘述整合為一段全球疾病史。文章在核查歷史數據的基礎上，以中國的北直隸省（今河北省）和都鐸-斯圖亞特王朝的英格蘭作為調查對象，比較了鼠疫在政壇、文壇和宗教領域產生的影響。三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瓦雷斯卡·胡伯的論文《大流行病與差別政治：通過19世紀的霍亂重寫國際主義的歷史》。論文以重訪國際主義在健康領域的起源為契機，還原了19世紀霍亂爆發所引發的政治壓迫、社會不平等、科學紛爭等社會危機，由此得到了一個與當下新冠危機進行比較的可能性以及一個重述思想史的設想：把帝國史和社會史相結合，重寫一部更為扎實和豐富的國際主義歷史。

人類面對流行病威脅的時候，為何會在思想認識、共同體意識、社會協作和科學措施上做出不同的應對？上述三篇論文基于跨越時代、地域和宗教社群的比較歷史研究，揭示了不同歷史背景、不同地理區域和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在感知方式、生活實踐上的巨大差異。有了對差異的認可，也就有了基于全球史觀重修歷史的可能——如突破西方中心主義和一神教中心主義重修全球疾病和疾控史，突破普世主義重修思想史和觀念史。

去中心意識，是洞察、體會、認同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對于文學批評從業者來說，丟掉中心主義觀察過去、理解現在，才能得到更為公允、更有深度的思考。在此，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的批評文章《2019冠狀病毒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給我們做出了良好示范。

為什么要在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全球的時候強調反資本主義政治？通過比較研究，哈維揭示，在應對新冠疫情上，距離新自由主義最遠的國家如中國、韓國、新加坡遠比新自由主義西方國家更為勝任。其次，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由消費主義驅動，當消費場所因疫情關閉，大多數富裕國家便受到致命一擊，唯一的拯救措施是一場由政府出資來激發的無中生有的大眾消費主義。此外，歐美肺炎病情的階級化、性別化和種族化特征日益觸目驚心，以非裔和拉丁裔為主體的關鍵崗位勞動力和以底層婦女為主體的一線看護面臨著要么受感染病死要么失業餓死的兩難困境。因此，在全球資本主義所構造的獨特社會形態下，歐美抗疫宣傳紛紛采用“我們同患難共命運”的說辭，更像是國家政府有意犧牲勞工階級的陰險盤算。也正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反襯下，社會主義政策對防控疫情和復蘇經濟所起的效用才格外清晰。哈維透過新冠疫情這一觀察鏡片，窺見并揭露了新自由主義重塑世界的深度和廣度，最終重申《資本論》的唯物主義立場。文章所蘊含的體察、關懷和反諷，值得所有人文學者借鑒。

二、《黑豹》：特查拉的非洲性或偽非洲性

劍橋大學的《后殖民文學研究》每年要邀請業內專家圍繞一個文學或文化議題做一期專刊。2020年的議題是美國超級英雄電影《黑豹》。這部電影講述了虛構的非洲國家瓦坎達發生的王位更迭的故事，主角特查拉是首位在美國主流漫畫中登場的非裔黑人英雄。影片場景橫跨非洲和美洲，主創為非裔黑人，上映后美國本土票房位列三甲。《后殖民文學研究》選擇這部兩年前的舊片作為最新年度話題，主觀用意不難猜測：關注非洲黑人文化，思考非洲及其流散后裔的現狀和未來，聲援英美反種族歧視運動。

在專刊收錄的四篇論文中，俄亥俄州立大學人文學院的阿德埃科教授和倫敦國王學院英文系的卡比爾教授認為，《黑豹》作為黑人主體的超級賣座影片，展現了明確的后殖民批評立場和獨特的非洲未來主義敘事，具有里程碑式的現實意義和文化價值。

阿德埃科教授指出，雖然影片《黑豹》改編自美國系列漫畫，屬于流行文化產品，但其主旨表達建立在一個深有意味的隱喻或寓言上——敘事的展開是把全世界設定為后殖民狀態。這有兩個具體表現。其一，講述瓦坎達的故事時，影片有意讓王國統治者多次使用“我們的方式”（our way）這種突出主體性卻沒有意識形態說明和支撐的宏大敘述來指代國家行為的重大目標或目的。在非洲后殖民話語中，這一目的論表達式來源于加納作家阿爾馬赫的小說《兩千個季節》——原型為“正確的方式”（the Way）。該表述強調民族國家的獨立性、差異性甚至專斷性，它在電影中一再重復，凸顯的是后殖民社會的自尊培育機制。其二，討論到國事上的重大分歧，人們一般相信，在常態下，國家機器是能夠通過和平友好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而瓦坎達卻一貫依賴儀式化的流血戰斗來實現政權更迭。影片的核心結構是三場血腥的肉搏，依據電影的敘事，這種肉體對抗對于長久維系瓦坎達的社會共同體和社會自尊心似乎至關重要。阿德埃科認為，影片并行的這兩個敘事特征本質上是從兩個維度展開的后殖民批判：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后，西方向全球推銷自由的道路變得暢行無阻，而與自由同步推銷的是一種中性的、沒有意識形態立場的、不加掩飾地勸人認命的政治宿命論，對此瓦坎達的流血宿命以及所指不明的“我們的方式”無疑是種辛辣的反諷。

對如何解讀瓦坎達，倫敦國王學院卡比爾教授的意見有所不同。他認為，在當下，要回答什么是非洲性、用什么樣的文化形式和審美形式來表現非洲性尤其困難，因為非洲大陸與流散至歐美各洲的非洲后裔之間是復合疊加型關系——兩者既如母子衍生又如兄弟并列，既存在先天血緣又包含后天建構，既具有親和性又各自為政。而電影《黑豹》應用高科技視覺景觀建構了一個讓非洲大陸與美國非裔展開對話的情景，巧妙地參與了上述問題的討論。在卡比爾看來，《黑豹》的后殖民文化意義在于它設想了一個快樂城邦“瓦坎達”，這一建筑在非洲未來主義美學基礎上的王國實際上是在全球框架內重構環大西洋歷史的產物，它提供了一種引領非洲后裔超越創傷、奔向未來的構想。

誠然，電影《黑豹》與以往以黑人為主角和主創的成功影視作品有一個重大區別：黑人身體不再是放在黑奴制和種族隔離的屈辱歷史中展示，而是放在未來的遠景想象中呈現。對于好萊塢觀眾而言，一個黑人超級英雄統治著一個黑人王國，科學技術遠超當下任何國家，這比沒完沒了的白人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新奇有趣，滿足了他們換換口味的觀影欲望；對于被釘死在社會下層含辛茹苦的非裔族群而言，此片讓他們解恨爽快、揚眉吐氣，滿足了他們的幻想。但是，疑問也恰恰出在這里：瓦坎達王國的黑膚色除了是一款迎合市場需求的好萊塢暢銷商品外包裝之外，有沒有嚴肅的現實意義？超級英雄特查拉與苦難深重的黑非洲有沒有實在的聯系？他的故事和形象是否擔得起反種族主義斗爭的重任？就這一系列問題，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的青年學者埃金沃爾博士和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梅農教授表達了不同于卡比爾和阿德埃科教授的看法。

埃金沃爾認為，影片《黑豹》與尼日利亞文學家索因卡的神話學論文《第四階段：經由造物神歐岡的神秘到約魯巴悲劇的起源》存在多層面、多維度的對話關系，將兩者進行比較閱讀，可以發現《黑豹》在時空意識、政治觀念、性別建構方面的深層意味。例如《黑豹》敦促觀眾思考非洲領導權問題：如果我們重新想象非洲的當下局勢，那么非洲的領導者應該是什么樣子？《黑豹》是否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非洲領導者形象？影片將超自然力量轉化為瓦坎達君主的領袖魅力，通過赤身露體的強悍男子之間的儀式性身體對抗來建構父權秩序，而女性角色僅僅扮演著為超級英雄統治者特查拉補充和鞏固力量的作用。瓦坎達現代政治權力的結構設計比非洲的現狀先進在哪里？埃金沃爾含蓄地指出，影片將挑戰黑豹統治的反派角色艾瑞克·克爾芒戈的身份改為黑豹特查拉的堂弟，安排他出生在美國加州奧克蘭，亦即美國黑豹黨的發源地，觀眾若往前深想一步，就很可能在影片竭力渲染的英雄獲勝結局之外讀出別樣的意味，即艾瑞克的結局可能是特查拉的預演：沒有政治上的前瞻性和制度上的創造性，沒有應對全球復雜格局的政治議程，完全建立在強壯肉體和豐沛血氣上的領袖終究是要失敗的。

梅農教授對《黑豹》的剖析和質疑則更深一步。他通過回溯黑豹形象從1966年漫畫家唐·麥格雷戈筆下誕生到2018年好萊塢影視改編這一歷史過程，復原了黑人超級英雄特查拉的特征和定位：黑豹是被放在漫威超級英雄套裝名錄里才為觀眾所知的，觀眾注意到他是黑人完全是因為黑色這一引人矚目的顯性特征，所有人不得不注意到他與其他英雄不同，出身地是瓦坎達、膚色是黑的、種族是非洲裔，僅此而已。除此以外，特查拉這個人物的性格發展也好，圍繞他的情節推進也罷，種族因素完全不起作用。而這一切在麥格雷戈創造黑豹那一刻就定了型：他要畫的不是黑豹黨的反種族主義武力斗爭，而是一種普世的、不分種族的向善改良主張。《黑豹》的后續作者克里斯托弗·普雷斯特和塔-奈西希·科特斯也繼承了這種避免把種族作為刻畫黑豹形象之核心要素的傳統，他們墨守一條寫作規則：黑豹是一名超級英雄，只不過碰巧是黑人而已。正因為如此，銀幕上的特查拉雖然扮演著國王、政治家、外交家、慈善家等多種重要角色，但卻仿佛懸浮在人類歷史的表層，雙足不曾落在地面上。在梅農看來，黑豹形象從一開始就凝聚著美國文化特有的一種矛盾心理：美國人特別是非洲裔美國人在想象黑豹的黑人屬性和非洲性的時候，既想把非洲拉過來作為超級英雄的出生地，又企圖把非洲推得遠遠的，不管不顧。所以，黑豹的黑色實際上既與美國的黑人現狀無關，也與非洲的歷史無關，他雖風靡全球，實則擔不起批判種族主義的重任。

《后殖民文學研究》專刊四論中，梅農教授的批評文章排在專欄之首，這或許多少顯露了學刊編者的價值取向。其實，《黑豹》專題研討的論點分歧不僅濃縮了美國廣大非裔觀眾對此片的接受態度，也反映了英美高校后殖民研究的困境。非裔族群普遍居于英美社會下層，飽受壓迫和歧視，因此，過度渴望肯定、急切期盼認同的精神需求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假思索地歡呼黑人超人英雄在銀幕上的出現，而不去深思他是自己人還是與自己毫不相干的黑皮膚白種人。面對非裔觀眾的集體狂熱，一些從事后殖民批評的學者很難拒絕“政治正確”的誘惑，也就追隨民意，設法用理論化的闡釋捍衛民眾拔高影片立意的企圖。影片上映之初，加拿大評論家威爾特曾撰文直言：“《黑豹》的核心包含著一種對黑人解放運動極端保守的理解——它赤裸裸地鼓吹體面政治，反對革命，讓我這樣的白人觀眾在觀看時極為舒心愉悅。”這恐怕才是超越了認同渴望之后的嚴肅思考。從這里反觀迪斯尼超級女英雄電影《花木蘭》在國內遭遇的漠然、嘲諷和一針見血的批判——“善意的東方主義也是東方主義”，我們或許應該感到欣慰。

三、“種姓是骨架，種族是皮膚”

回顧2020年英美反思種族主義的“年度影響力”圖書，普利策獎獲得者伊莎貝爾·威爾克森所著的《種姓》一書不能不提。該書摒棄了統治美國文明研究領域數十年的美國例外論，將美國種族問題和種族歧視歷史放置在全球文明史上與其他國家的同類問題和現象并列考察。通過全方位比較美國有色人種的生活經驗與印度、納粹德國種姓體系的運行方式，威爾克森力圖證明美國的種族主義實質上是種姓制度的一種變體——換言之，從過去到現在，世界上存在著印度、納粹德國和美國三個種姓制度。

（伊莎貝爾·威爾克森與《種性》，圖片源自Yandex）

威爾克森從印度、納粹德國和美國歷史上選取了大量案例，通過歸類、分析，闡述了三個種姓制度共同依靠的八大支柱：（1）神圣意志，即相信社會有等級或階層之分乃是天意或自然法則，非人力可控；（2）遺傳力，即相信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由家庭血統決定，是與生俱來的；（3）內婚制，即禁止跨種姓通婚；（4）純潔與污染，即相信宰制種姓是純潔的，必須嚴格自我保護以免受低種姓的污染，所以飲食、教育等關鍵設施必須相互隔離；（5）就業等級制，即上等職業預留給高種姓；（6）去人性化以及污名化，即否認低種姓有尊嚴且存在個體差異；（7）把恐怖和殘暴作為施行種姓制度和控制低種姓人民的手段；（8）天生優越性和低劣性，即相信一個種姓所有人天生比其他種姓優越。

根據威爾克森的研究，自1619年弗吉尼亞殖民地建立，一個金字塔形社會結構便開始在北美形成，并被所有人所內化。最開始決定人們在殖民地地位的是宗教。北美殖民者定居初期所形成的社會權力模式是把英格蘭出身的新教徒置于金字塔頂，把其他人，不管是作為契約傭工的歐洲人還是用運奴船從西班牙殖民地運來的黑人置于下端，而這些人未來的地位高低取決于他們與頂端的親疏遠近，因此，基督教作為一種指標，總體上免除了歐洲傭工終身受奴役的命運，而美洲土著和非洲黑人則被毫不留情歸入了最底層。這就是美國種族主義的開端。

在威爾克森看來，種族主義作為美國特色的種姓制不僅與印度和納粹德國種姓制共有一套向社會運行機制各個角落自我傳播、自我維護的方式，而且，三者所產生的社會后果也是相同的：種姓之間的互不信任轉化為殘酷的刑事司法體系、機能不良的公共健康體系和低水準的社會福利體系。在種姓制所把控的社會里，所有人的福利都是貧乏的，只有最富裕階層例外。因此，威爾克森指出，美國在控制新冠疫情上的無能表現以及這種無能對低種姓美國人產生的災難性影響，正是種姓制度效應的一個例證。“種族和種姓不是同義詞，但也并不相互排斥。它們可以也的確存在于同一種文化內，相互強化。在美國，種族是看得見的代理，行使著種姓看不見的力量。種姓是骨架，種族是皮膚。”

《種姓》一經蘭登書屋推出，立刻引發強烈社會反響。短短數月，英美主流報刊上刊載的書評便達到數十篇。11月，它在《紐約時報》2020年度最暢銷非虛構類圖書榜單上位列第一。同時，《時代》雜志將其評選為2020年十佳非虛構類圖書之首，稱它“用全新的觀念框架重新論述美國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是一部令人產生觸電之感的著作”。

今天，有關《種姓》的探討仍在持續。這本學術專著的火爆，說明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不僅將英語世界的種族主義頑疾暴露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眼前，而且，它使英語世界掌握話語權的人們——尤其是威爾克森所說的美國的“高種姓”——不能繼續假裝看不見這頭屋里的大象。我們能否期待一個消滅種姓制度的世界？威爾克森認為能，但考慮到種姓制在美國社會根植之深，它既要求每個人都勇敢，也要求宰制種姓的集體意志做出巨大努力。我們也許可以拭目以待。

疫病和種族主義成為2020年度的英美文論話題熱點，說明關注現實、發現真相、追求真理仍是英美人文學界堅守的學術旨趣和智識目標。然而，圍繞熱點的大量學術爭論也體現了當前英美人文批評學科的局限。如伊格爾頓所述，政治學和倫理學在柏拉圖等古典思想家那里是不能截然區分和割裂的公共事務范疇，而當代左翼理論家卻習慣于將它們定義為公私分立的二元領域，“政治是關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技術性業務，道德則是私事；政治屬于董事會會議室，道德則屬于臥室”。政治與道德在當下智識觀念和話語中公私分離，導致“事實和價值之間裂開了一道難以裱糊的誠信鴻溝”——在新冠疫情加劇種族壓迫的現實下，英美的統治階層和絕大多數持批判立場的左翼批評家均避而不談自由主義政體本身的道德屬性，轉而沉湎于個人本位的道德話語：前者將每個普通人的自由意志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倫理價值，成功掩護了他們的草菅人命和唯利是圖；后者則熱衷于將“瘋狂”“邪惡”等標簽貼在某些政治領導人物身上，成功地把政治問題轉化為道德譴責，免除了知識分子深入探求政治解釋和追問罪行根源的責任。安德森曾尖銳指出，英美大學人文社科學術研究的企業化和學科權力的體制化極大增強了教授們的自我利益保護意識。左翼理論家把政治和道德分開，是為了繞開政治難題，同時竭力維護自身的專家地位、維持形象上的“政治正確”所采取的策略。因此，作為英美世界的研究者，我們有必要披沙瀝金，努力從表演進步姿態的紙上談兵、兜圈子的學術玄談中識別直擊實際問題的嚴肅探索，從而提取出準確有效的事實觀察和有價值的學術啟發。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