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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2020年，葡萄牙及葡語非洲的文學生活圍繞對確定性的追求展開，介入社會議題的趨勢不再，寫作的目的與對象多轉為個體自身。詩歌創作以回歸童年和家鄉作為核心意象，在美好記憶中獲得度過現實難關的力量。對經典文學的閱讀和評論增多，文學評論者的貢獻獲多項大獎認可。非洲小說家普遍從個人視角入手，探討寫作與人生的關系，但也因現實影響流露出共同的存在焦慮。另一方面，多部葡萄牙長篇小說關注國族歷史，補全過往敘述中的漏洞，希冀通過更全面地把握過去實現對現實更深刻的剖析和對未來的推演。

關鍵詞 葡萄牙語年度文學研究 文學經典 存在焦慮 歷史記憶

遭遇疫情、恐襲、天災等一系列重大轉折后，葡語國家人民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隨之變化。似乎在一夜間，社交隔離成為生活的新常態，在時間的真空里，更廣泛、深入的內省似乎順理成章。在熟悉且溫暖的文字中尋求慰藉，這種本能的反應使得對經典的閱讀增多，而對于確定性的需求，則讓文學評論的重要性得到強調。在創作方面，近年積極介入科技、公平、暴力等社會熱點議題的寫作趨勢有所轉變，書寫童年、記憶、家園等懷舊主題的作品獲得更多關注。塵封往昔的時間膠囊被重新拾起，來自原初的鄉情、親情和友情發揮鼓舞的力量，幫助書本前的靈魂迎接世界的波動與震蕩。

一、往昔的回歸，經典的價值

在小詩《隔離存活指南》（“Instru??es para sobreviver a uma quarentena”）的結尾，葡萄牙詩人努諾·茹迪斯這樣建議：“把你要說的話節省下來，現在，希望你的話語/教你懂得去期待一場會面/到那時，再將攢下來的話全都吐露/也別忘了用手指朝記憶深處拂過/頭發，并再次呼吸到生命的芬芳/它在簡筆素描的微笑中閃耀。”感悟到這首詩中等待的甜美，也就不會感到奇怪，在波爾圖出版社舉辦的2020年度葡萄牙詞語評選投票中，占據首位的不是一眾與疫情直接相關的語詞，而是盧濟塔尼亞人自認不可翻譯的文化復合情感“薩烏達德”（Saudade）。這一詞語包含了時間的三個維度，囊括了對昨日快樂的記憶與懷念，對現時無法重溫過往的遺憾，以及對在將來回返幸福過去、獲得最終救贖的期待。由于在民族語言以及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薩烏達德”漸漸被特殊化，成為看待世界的獨特方式，被視為葡萄牙語使用者、尤其是長期浸潤在葡萄牙文化中的人所獨有的情感。在（獨特的）感受與（獨特的）存在之間，就此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連接。誠如俄裔美籍學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一書中的觀察，很多語言都宣稱自己有獨一無二的對鄉愁、思念的表達，“雖然每個詞語都帶有其語言的特殊的節奏，我們還是覺得，所有這些無法翻譯的詞語事實上都是同義詞：都期望一種無法翻譯的特質，渴望獨特性。雖然細節和氣味不同，浪漫的懷舊的語法在全世界確實是雷同的”。在2020年的背景下，人民無疑會懷念前疫情時代親密無間的人際關系，這種情感是全球共同的，但選擇與葡國魂糾纏至深的“薩烏達德”一詞作為年度記憶，則明顯體現出，在世界性的變局面前，葡萄牙人的首選是從本國的文化根基中汲取力量，努力找尋并捍衛岌岌可危的本地特質。

（若澤·路易斯·佩肖托，圖片源自Yandex）

在本年度評價最高的兩部詩集中，無論是茹迪斯的《回返田野場景》（Regresso a um cenário campestre），還是若澤·路易斯·佩肖托（José Luís Peixoto）的《回家》（Regresso a casa），均以“歸來”作為標題的核心意象。曾經以“出發”遠航作為國家認同根基的葡萄牙，轉而被旅程另一端所吸引，這種心理轉變更能說明當下的特殊性，以及在前路未卜的時節對于確定性的重視。兩本書中并不缺乏對于全球議題的關注，如佩肖托以自己在朝鮮、泰國和中國游歷的經歷作為三組詩歌的靈感來源，而茹迪斯在《超越畢達哥拉斯》（“Para lá de Pitágoras”）里利用中國清朝女天文學家王貞儀的事跡呼吁兩性平權，在《司法的問題》（“O problema da justi?a”）中則諷刺繁瑣的法律程序對道德追求的遮蔽。但是，占據主要篇幅和敘事重心的是仍然是本地的情感與記憶。在組織結構上，在轉入三個亞洲國家前，佩肖托聚焦的是自己的家鄉加爾韋亞什，是自己在該地度過的童年，是家鄉的草木、舊鄰還有不愿生子的母貓。在詩歌內容上，詩人首先重申創作的動機：“當我厭倦了對自己撒謊/我就開始寫詩”，接著強調詩行連結人心的作用：“你和我于這行詩中同在”，最后則重申文字營造安全感的功能：“詩就是一個家/而家能保護我們”。當答案像古舊的玩具遭到損壞，像當今的航班動輒被取消時，堅信未來、堅信一切都會過去的力量，無法在荒誕的現在獲得，而必須取自甜美的過去，從個人和民族文化的積累中獲取勇氣和智慧。親情一向是佩肖托寫作的動力之一，本書中他也繼續運用平實感人的文字，和身處陰陽兩端的親屬展開對話。而茹迪斯書寫的主要是記憶與愛戀，尤其是記憶中被修飾的愛戀，是詩集標題所喚起的理想化的過去。詩人就像夜行火車中的旅人，在文學和個人記憶的幽谷中找尋那絲不安分的風，“以求所有的謎團得到解開，所有的思緒/都集中在星星映照的臉上/而身體躺在以香為餐的桌布上/渴求夕陽的甜美，在鳥兒的喑啞中力竭/還能重現清晨在戀人耳邊吟唱的歌”。

在詩歌創作之外，茹迪斯也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因此對西方文學的經典意象信手拈來，化用自如，這一直是他的作品獨樹一幟的魅力。在構成本土文化的諸多品類中，經典文學的地位雖然在近些年飽受電影、音樂等藝術形式的挑戰，卻仍然在鍛造個體認知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經典文學進行重讀、推廣與再詮釋，于是成為“內省”之年葡萄牙文化生活的支柱。16世紀偉大詩人卡蒙斯的全集在四十年后獲得新版；佩索阿之家重新開放；眾多文化名流寫給20世紀文學巨匠、被稱為最能代表葡萄牙精神的米蓋爾·托爾加的信件結集出版；靈魂歌者、法多女王阿馬利亞·羅德里格斯的詩集在其百年誕辰之際也得以面世。由里斯本大學的三位文學教授編纂的《正典》（O canone），則因其標題的野心和內容上的爭議，成為年度最熱門的文學話題。盡管編者辯稱這不是一本字典或者百科全書，但正如任何排他性的榜單一樣，大眾的注意力總會放在落選五十人名單的大家身上，如索菲婭·安德雷森、卡多佐·皮雷斯和維爾吉利奧·費雷拉等，并就評價標準爭吵不休。不過，組織者認為，這種討論對于市場較小的葡國文壇會是一種促進，只要爭議能讓部分讀者不滿足于人云亦云，而沉下心去真正閱讀經典，那就是此次計劃的成功。經典的沉重在于，它以人造的權威質疑一切未曾研讀者的水準，但在精神與信仰陷入危機的時刻，人們會產生普遍需求，自覺從經典文學作品中尋求共鳴，因為正視人類重大精神問題正是構成經典的基本特質。此時，經典本身也應當走下高塔，接受多元的闡釋與解讀，這不僅是它功能性的最佳體現，也是保持其長久生命力的前提。

經典不止關于作品和時代，還和評論者及讀者的闡釋與接受密切相關。本年度多項葡語文學大獎青睞成就斐然的文學評論家，從側面體現了大眾對經典的需求提升，從而帶動了對闡釋的需要。維爾吉利奧·費雷拉獎授予了科英布拉大學的佩索阿和薩拉馬戈研究者卡洛斯·雷耶斯（Carlos Reis），表彰他在世界范圍內捍衛與革新葡國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至于葡語文學的最高獎項卡蒙斯獎，則應景地頒給了維特·阿吉拉爾-席爾瓦（Vítor Aguiar e Silva），一位畢生研究卡蒙斯的評論家和文學理論家。在阿吉拉爾-席爾瓦看來，卡蒙斯這位國家史詩的歌詠者最偉大之處，正在于他“了解‘人’的奧秘，了解作為個人以及群體的一員，當面對勝利或失敗，內心如何矛盾與掙扎”。身處劇烈震蕩的世界，我們無法套用現成的理論達成理解，也許就需要借助文學，借助先賢對人性一針見血的剖析，守護在狂風中掙扎的火種；也需要更符合時代的文學評論，推動對于自身和他人境遇的反思。阿吉拉爾-席爾瓦恰逢2020年出版的評論集名為《冬日的收獲》（Colheita do inverno），標題除了指向作家的耄耋之年在人生之旅中的位置，也是對文學創作、理論和批評在當代式微境況的挑戰，探索“精神食糧”這一司空見慣比喻的實際效能。此外在這樣特殊的年份出版，令標題中的矛盾修辭又多了一層含義，希望民眾面對凜冽寒風般的疫情，也能通過文學的閱讀和思考獲得豐收。

二、末日的陰影，存在的焦慮

米亞·科托（Mia Couto）在新作《繪制缺席》（O mapeador de ausência）結尾寫道，所有未轉化成故事的，都在時間之中沉沒，作家就像古時頂著風雨守護火種的勇士，將舊時的沉默與缺席變成種子，記錄我們的過去，從而理解我們的現在。科托此前的“帝王之沙”三部曲聚焦19世紀末的國族原初記憶，并憑此于2020年贏得瑞士揚·米哈爾斯基文學獎。但在《繪制缺席》中，這位莫桑比克的代表作家回歸賴以成名的個人視角，通過描繪教授迪奧戈四十年后回歸家鄉貝拉，試圖找回童年的記憶，引出70年代葡萄牙殖民統治末期的家族悲劇和社會動蕩。故事中有將婚外生子當作侄子自欺欺人的詩人父親，有黑皮膚情人被自己的白人父親因妒槍殺的混血女孩，有為葡萄牙秘密警察賣命的黑人神父，還有向莫桑比克獨立組織提供情報的葡國警察。身份是流動的，記憶是殘缺的，視角是局限的，無論是公文、錄音、信件還是供詞都不可靠，但言說與書寫是唯一等待救贖的方式，閱讀與理解是僅有的實現救贖的手段。書中的一位女性表示，她期冀實現對外公的復仇，因為他害死了女兒，也就是她的母親，而她復仇的方式就是將他寫進書里，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垂死的老人卻表示自己求之不得，甚至反過來勸慰外孫女，療傷無法通過對他的銘刻完成，而是要書寫她自己的故事。閱讀他者，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身；書寫自我，則是為了成為自己人生真正的作者。

（米亞·科托與《繪制缺席》，圖片源自谷歌和Yandex）

在本書的字里行間，作為主角記憶探尋之旅的潛在威脅，2019年襲擊莫桑比克的強熱帶氣旋“伊代”發出危險的低喃。原本它更多是在譬喻與過去和解的艱難，無論是個人還是后殖民時代的非洲社會，尚未能與痛苦的往昔達成諒解，因此過往的夢魘隨時可能回返，侵擾看似平靜的現實；但在2020年紛亂的大背景下，這一象征的外延無限伸展，小到個人的消逝，大到世界的終結。2017年以來，莫桑比克北部頻遭與伊斯蘭國相關的極端組織襲擊，成為全球疫情之外籠罩在本地民眾心中的最大陰霾。書中的一位看門人興高采烈地講述氣旋將要來襲，敘述者將他視作受上帝選定宣告天啟的信使，這種末日的焦慮在近年來的非洲葡語文學中并不鮮見。

安哥拉作家阿瓜盧薩在莫桑比克島定居多年，他在2020年出版的《生者與余眾》（Os vivos e os outros）也以該地作為主要場景，并同樣以世界末日的設定作為全書敘事動力。非洲各國的數十位作家來到莫桑比克島參加文學節，卻發現小島與外界溝通的方式突然全部中斷，斷網斷電，船只因暴風雨無法出海，唯一與大陸連通的大橋也被雨霧覆蓋無法通行。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節仍然照常進行，作家間也在不斷進行交流、閱讀與創作，直到他們猛然發覺，自己書中的人物似乎進入了現實，并與活人展開了互動。接下來的寫作似乎進一步影響了現實，筆下的小男孩在廢墟之中挖掘出世界，而小島也在第七天與外界恢復了實時通信。

寫作源于生活，生活也被寫作影響，或者說生活就是寫作。對于一般讀者來說，莫桑比克島可以是自己心中任意一塊樂土，因為書中不斷強調，人的最大天賦是創造，甚至在所有的已知世界都已終結之時，創造力也可以為個人和群體開辟出新的天地。《生者與余眾》采用了《圣經·創世紀》的七日框架，諸位作家的能力近似于神，他們的奇思妙想不再停留在紙上，而是可以影響現實，就仿佛是對《約翰福音》“太初有言，言與神同在，言就是神”的注解。然而，這些作家也無一不是阿瓜盧薩的創造物，從而引發了新的疑問：當全書完結，這位創世者如神一樣在第七日安息后，書中的作家們又會開始或繼續怎樣的生活？臨近結尾，主角本西莫爾從陌生人手中獲得了關于自己人生的書，里面不僅事無巨細地描述了他隱秘的過去，也敘述了他會被妻子和好友背叛的未來悲劇。時間、永恒、生死，哪怕是書寫者本人，或許也只是別人書中的提線木偶，當我們之前的人生都按照他人寫下的劇本上演，是否就意味著無法在未來自由書寫自身的軌跡？同在末日背景下，同樣以作家作為主視角，同樣強調書寫與人生之間理不清道不明的關系，米亞·科托與阿瓜盧薩這對摯友的新作顯露出某種共通的存在焦慮。

（《忘卻之書》與翁賈基，圖片源自Yandex和谷歌）

作為在本世紀初嶄露頭角的非洲葡語作家代表，來自安哥拉的翁賈基（Ondjaki）也迎來了其文學生涯的第二十個年頭。時隔多年回歸長篇小說，《忘卻之書》（Livro do deslembramento）延續從首秀作品《同志們早上好》（Bom dia camaradas，2001）就開始的敘述脈絡，將場景設置在八九十年代的首都羅安達，以作家本人為原型，講述少年的記憶與成長。翁賈基一向善于且享受將真實記憶與虛構情節糾纏交錯，在人生中創造文學，又在文學中重構人生。葡語標題中的“忘卻”（deslembramento）與“目眩神迷”（deslumbramento）僅只一字之差，而作者在本書中試圖達到的效果也是如此，不斷修改記憶，并由此給記憶復魅。“我們銘記，記住的究竟是能夠被記住，是編造出來的，還是讓我們知曉如何生活的記憶？”一個個閃回片段彼此獨立，卻保留了情感上的關聯，讀者很容易被其中獨特的敘事魅力所感染。周末偷偷溜進學校操場，與鄰街的足球隊開展人數不對等的較量，之后面對老師體罰的威脅，編造著名詩人來給他們當裁判的情節，借此成功逃脫；圣誕節時法國鄰居贈送巧克力給全家，男孩夜里按捺不住，下樓全部偷吃干凈，之后體會到姐姐的不滿，也會主動去摘芒果，期冀借此換回更多的巧克力做回禮給姐姐。透過男孩懵懂的雙眼，這些陳年瑣事被賦予了一層鮮活的濾鏡，讓讀者仿佛也體會到主角恩達盧的感受：“我感覺我們當時在那里玩的不只是足球，還是我們的一段人生。”直到全書最后一章，翁賈基少見地直接描述戰爭，講述了1992年內戰重啟給羅安達民眾帶來的恐懼，但他的著眼點并不是大寫的歷史，而是身處極端環境下的安哥拉人如何依舊用歡笑迎接生活。若阿金叔叔會聽BBC電臺里所謂的專家對安哥拉戰爭的分析，以此和全家的實際經歷作對比，并不停發笑，直到電池用光；恩達盧則會將每名家人冠冕堂皇地任命軍職，哪怕電話已經被切斷，他還是封自己為電信通訊員，甚至剛出生的小表妹也成為“未成年人部和哺育中心”負責人。當姨媽詢問他從哪兒想到的這些主意，恩達盧的回答是“在安哥拉無需編造什么，也許是城市給了你故事，也許是街道，也許是學校，又或者是在每個家庭里都有裝滿故事的寶箱”。翁賈基對敘事與人生關系的思考比兩位前輩更為灑脫，無需辨析真假，只需微笑面對。

三、遺忘的幽谷，歷史的重啼

如果說非洲作家本年度的創作普遍圍繞個人經歷，強調個人的童年記憶和創造能力，與之相對的，兩位素以段落冗長、結構繁雜著稱的葡萄牙小說家，則不約而同地在新作中嘗試重新編織國家記憶的脈絡。若昂·德梅洛（Jo?o de Melo）的《聲與影之書》（Livro de vozes e sombras）是第一次涉及亞速爾解放陣線（FLA）的文學作品。1974年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推翻實行獨裁的“新國家”政權，之后陷入歷時數年的政治動蕩。過渡政府一度呈現突出的左轉傾向，讓部分保守勢力和帝國分子感到恐懼，因而將亞速爾和馬德拉這兩座位于大西洋的島嶼視作帝國最后的殖民地，試圖推動本地獨立。通過女記者克勞迪亞對解放陣線前成員馬里亞諾的采訪，本書用來自邊緣的視角體察里斯本的政局變換。更具雄心的是，德梅洛還以獨立作為共同的線索，在敘事中引入在非洲進行的解殖和內戰，以及數十萬葡人被迫成為“歸國者”的歷史進程，利用嶄新的切入點展開宏大的跨大西洋敘事，引領讀者重返當代葡萄牙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記憶之島。

作為新時代青年，記者克勞迪亞對于70年代的劇變并沒有親身體驗，劇烈的歷史動蕩對她而言原本就很遙遠，就像聽不明的低語和看不清的陰影，但探究真相的勇氣讓她接受了馬里亞諾可疑的要求，前往他安排的隱秘地點進行采訪，并冷靜、堅強地面對這位法西斯殖民主義者，一位懷舊、偏執、暴力且不自知的歷史幽靈，并在報道被主編駁回后堅持不懈。書中的一位盲女說到，戰爭就像滲入骨髓且永遠排不出去的毒藥，因此她只想成為一個陷入對外擴張的瘋狂之前的原始國家的女兒。“是過去決定了我的命運。所以我對它不滿，也為它惋惜。”從國家層面上說，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彼此相連，當下對往昔的還原需要盡可能全面。長期以來，對康乃馨革命的敘述過于聚焦本土和非洲的因素，而忽略了它對大西洋島嶼的深切影響，因此很難實現對歷史的有機理解。贏得自治后，馬德拉和亞速爾依然處于葡萄牙國家想象的邊緣，與對歷史理解的缺失密不可分。而在個人層面，了解過去，尤其是在個人經驗范圍之外的過去，同樣是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尊重過去，讓歷史的聲與影化為實體，才能避免重蹈覆轍。通過聚焦亞速爾和非洲的地方境遇，將葡萄牙國家身份的再建構問題化，德梅洛展示了在“我”的問題占據寫作主流的新時代，將“我們”的國家歷史作為文學主題并未過時，重要的是在個人和集體的敘事與認同中找到彼此的交匯點。

（《花語字典》與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圖片源自Yandex和谷歌）

作為在世葡萄牙作家中公認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António Lobo Antunes）出版了也許是封筆之作的《花語字典》（Dicionário da linguagem das flores），同樣考察了國家歷史中一個具體的時段。本書繼續采用他慣用的意識流雜語敘述，若隱若現的主線索則圍繞著被主流歷史記憶淡忘的一人（儒利奧·福加薩）和一書（1863年出版的《花語字典》）。福加薩曾是上世紀葡萄牙共產黨的重要領袖，卻因后期主張“和平轉變”，與總書記阿爾瓦羅·庫尼亞爾“全國起義”的政見產生分歧，地位逐漸邊緣化，最終因不為人知的原因被開除出黨，對于他的歷史記憶也因此模糊不清。但本書并沒有賦予福加薩本人發聲的機會，書中的他就像不存在的影子，讀者只能通過與他產生長短交集的不同人物，借助他們支離破碎的闡述完成拼圖：一位深入工農階層的革命者，積極參與群眾宣傳，面對秘密警察的酷刑與關押仍堅守信仰，從未出賣過同志。23個人物，23個章節，對應著葡語里的23個字母，用每個人的記憶組成活生生的字典，這本字典的內容既是福加薩這個謎團般的人物，也是20世紀中葉葡萄牙國家的歷史，是高壓政治下人性最光輝的勇氣和最卑微的懦弱。第24章則摘抄自19世紀的《花語字典》，一本在裝修更換地板時發現的破舊老書。字典在全書多次出現，作為連接一片片花瓣的花柄，是錦簇花團的重要組成，讓這本書成為書中之書，典中之典。

一般的字典是客觀的，但無論是哪本《花語字典》，都蘊含著豐富的人性關懷。“時間消滅了無數帝國，卻無法毀滅［花兒］這象征性的話語，它帶著所有的表現形式存活至今”，并且“只需給花兒一點靈魂，就能讓它的話語次第演化，直到有一天變成普適的語言”。19世紀的花語局限于情人間的甜蜜告白，但在安圖內斯筆下，它的象征對象得到延展乃至翻轉，一方面呼應著書中人物處理感情時的生澀，以及個人選擇面對的社會壓力，如福加薩的同性戀傾向、姐姐對音樂女教師未曾吐露的愛戀，以及革命事業的保密要求給親密關系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也通過19世紀的字典與21世紀的小說在拼寫上的不同，突出了時間給話語和記憶留下的印記。“溫柔，不知道為何，讓我難過”，而記憶“讓我感動，但同樣地痛”。只要離開了童年，痛苦就會如影隨形，因此我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沉浸在往昔的伊甸園，想象自己在母親懷里無驚無懼的時光。

結 語

（莉迪亞·若熱，圖片源自谷歌）

2020年，葡萄牙女作家莉迪亞·若熱（Lídia Jorge）榮獲拉美富有盛名的瓜達拉哈拉羅曼（前胡安·魯爾福）文學獎，成為繼洛博·安圖內斯后第二位獲此殊榮的葡萄牙作家，獲獎理由是她的作品從文學的高度展現了個人如何應對歷史的大事件。同年，莉迪亞參與電臺節目的文字稿經過整理，以雜文集《所有的含義》（Em todos os sentidos）出版，其中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系作家作了如下解讀：“如果你們問我過去的意義，我的回答會這樣開始：‘很久很久以前。’如果你們問我現在的緊張局勢，我的回答會這樣開始：‘很久很久以前。’而我對未來的期望不可能不包括這套預測之法：‘是的，很久很久以前，未來將會這樣發展……’”這個回答精妙地概括了本年度葡語文學的幾大趨勢：經典的復歸、懷舊的心理、寫作的內化，歸根結底體現出動蕩時局下對確定性的追求。在人心紛亂之時，文學應當承擔起對生活的責任，用共鳴撫慰人心，用坦誠賦予力量。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