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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的傳承積淀，海派文化的獨樹一幟，百年黨史孕育的紅色文化，給上海這座城市帶來了怎樣的豐厚滋養？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9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批準的社論《祝上海解放》，稱贊上海是“近代中國的光明的搖籃”。

上海何以成近代中國“光明的搖籃”？江南文化的傳承積淀，海派文化的獨樹一幟，百年黨史孕育的紅色文化，給上海這座城市帶來了怎樣的豐厚滋養？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就此采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熊月之。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熊月之

近代上海猶如一個大超市，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攤鋪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上海是一座光榮的城市、一個不斷見證奇跡的地方。從“一隅之地”到“江南中心”，從“碼頭”到“源頭”，從石庫門到天安門，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紅色文化對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與提升，提供了怎樣獨特的滋養？

熊月之：上海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與江南文化，是同一文化不同層次、不同指向的表述，既有累積的關系，也有演進的關系。形象地說，江南文化是高地，海派文化是高原，紅色文化是高峰；“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就是這座氣勢磅礴、鐘靈毓秀的大山的精氣神。

在上海文化的高地、高原、高峰上，我們黨百年來走過的光輝歷程、創造的歷史偉業、鑄就的偉大精神，得到了充分體現、生動演繹、精彩闡釋，造就了英才匯聚、生動活潑的局面，使上海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都走在全國前列。可以說，這是近代上海發展進步的主旋律。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開放之于紅色文化，有著怎樣豐富、生動的體現？

熊月之：上海是黨的誕生地和初心始發地，是中共中央機關長期所在地，也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瞿秋白等眾多無產階級革命家進行革命斗爭的地方。

在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中，大多數地方黨組織的代表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代表籍貫與代表身份相吻合，毛澤東、何叔衡是湖南人，董必武、陳潭秋是湖北人。只有兩個地方黨組織有所不同，即北京與上海。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在北京讀書，自可代表北京；上海的兩位代表，一個是李達，湖南人，一個是李漢俊，湖北人。李達和李漢俊那時在上海生活都不滿三年，他們代表上海正是上海城市開放品格的生動表現。

1920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成立，五名成員陳獨秀（安徽）、李漢俊（湖北）、俞秀松（浙江）、施存統（浙江）、陳公培（湖南），也沒有一人是上海本地人。

1921年，上海人口已達250萬，幾乎是北京的3倍、蘇州的4倍、廣州的1.5倍。其中，83%為非上海籍。當時的上海對于全國來說，猶如各地人共同經營的一個大超市，每個地方在上海都有自己的攤鋪，多經營與各地相關的業務。可以說，上海早已成為全國的上海，全國也就成為上海的舞臺。

從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中央機關累計有126個月（合10年半）設在上海。各地共產黨人來上海，或是與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工作有關，或是參加上海城市的革命活動，如劉少奇、李立三、趙世炎、劉華等在上海領導或參加工人運動。

上海紅色文化的開放性，還表現為對全國各地文化及知識分子產生的巨大、積極影響。

舉一個例子，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述及影響他思想演變、人生走向的新書，包括《盛世危言》《警世鐘》《群學肄言》《穆勒名學》等，以及《民立報》《新青年》，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在上海撰寫或出版的。毛澤東最早閱讀的三本馬克思主義書籍，即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惲代英所譯《階級爭斗》、李季所譯《社會主義史》，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從這些出版物的內容、種類可以看出，上海文化光譜的寬度與長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有統計顯示，近代中國70%的新書由上海出版。從閱讀史角度來研究上海對于紅色文化的影響，可拓展的空間很大。

再舉個例子，上海誕生、創作的抗日救亡音樂、電影、戲劇，數量特別眾多，影響特別巨大，視野特別開闊。影響廣遠的《九一八小調》，并不是產生在東北，而是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進行曲》，也不是產生在大刀隊與日軍激戰的華北，而是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話劇，如《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在上海產生的。

南京杭州合肥等長三角城市，為何沒有黨的早期地方組織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這種開放品格，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有什么聯系？

熊月之：這種聯系是極為密切的。研究黨史、學習黨史，我們會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中共建黨初期的地方組織，有北京、廣州、長沙、濟南那些距離上海較遠的地方，卻沒有南京、杭州、合肥等長三角省會城市。這是為什么？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當時上海不僅是全國的上海，更是江南的上海。

上海的移民人口中，差不多有80%是江南人；江南地方的眾多知識精英，早已匯聚于此。比如，活躍在上海的共產黨人，像陳獨秀、陳望道、瞿秋白、惲代英、張聞天、張太雷、陳云、柯慶施等大多是江南人。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上海地方黨組織，有時候統管江蘇、浙江地區，也包括安徽的一部分地區，主要是沿津浦線一帶。

眼光放得更開闊一些還會發現，活躍于上海的新文化運動的骨干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瞿秋白、周作人、茅盾、沈尹默等，也大部分為江南人。

自兩晉特別是隋唐以后，江南地區就是中國思想文化最為開放、開明、活躍、靈動的地區。明末清初，中國興起引進西學熱潮，最突出的代表徐光啟（上海）、楊廷筠（杭州）、李之藻（杭州），三人都是江南人。他們沒有因為那些學問來自西方，就漠視、輕視甚至仇視，而是認真分析，虛心學習。此外，蘇州人王錫闡，安徽人方以智、梅文鼎，都立在引進西學的前沿。

徐光啟提出的“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先必翻譯”，是對待西方文化較為理性的態度。近代王韜、李善蘭、徐壽、華蘅芳、趙元益、丁福保等江南知識分子延續這一傳統，走在引進西學的前沿。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新文化運動研究、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延續的正是這一傳統。

所以說，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與上海紅色文化是一脈相承、不斷演進的。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江南文化、海派文化這么開放、開明，是不是與江南地區的自然稟賦、經濟結構也有關聯？

熊月之：江南地區自然稟賦較好，氣候溫潤，山川秀美，水域眾多，河渠縱橫，物產豐富，人民聰慧靈活。六朝以后，北方人口持續南移，治理水患能力大為增強，江南資源得到了進一步開發與利用，逐漸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江南地區的自然稟賦差異性大、互補性強、自洽度高。這里地形多樣，有山地、丘陵、平原、濕地，有的適合種糧，有的適合種棉，有的宜于養蠶，有的宜于種茶。物產的多樣性，顯然有利于商品市場的形成。明清時期的江南已經形成一個多樣化、專業化、精細化、有著充分市場的經濟結構，湖絲、松江布更是名滿天下。

現在來看，還有一個有利的因素，即江南地區有江（長江）、河（運河）、湖（太湖）、海（大海）四大水源，便于一體化，也易于走向世界。依賴這四大水源，江南地區內外溝通便利，徽州人走出了大山，寧波人、溫州人闖向了海外。

自古以來，中國沿海人都頗具開放精神、開拓意識。從山東的齊國商人到福建的泉州商人、廣東的香山商人，都有從事海上貿易的傳統。公元1292年上海建縣時，據說全縣人口有一半與海上貿易有關。

“住得很近”點明城市的集聚，“反復地談”強調交流與升華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吃改革飯、走開放路、打創新牌，是上海的成功之道。從您的觀察來看，近代上海在哪些方面體現了敢“創”、敢“闖”的特點？

熊月之：僅就創新品格而言，可用我們黨初創時期的兩大特點來說明：

一是思想創新。

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史上，有許多重要的思想、理念是在上海醞釀、產生的，有許多具有重要意義、深遠影響的事件是在上海發生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批判無政府主義，可以說是最具思想深度的創新。

1922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二大，通過了第一部黨章。這部黨章規定黨內生活和黨內關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則，中心是建立嚴密的各級組織、加強黨的紀律性，具有界標性意義。

1924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要掌握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提出工農聯盟問題，規定黨員三人以上需成立一個支部，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由委員長改稱總書記、各級黨的領導人稱為書記，具有里程碑意義。

二是活動方式創新。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中央機關長期設在上海，并進行了一系列組織活動方式的創新。

比如，確立“機關社會化”原則。黨的各級機關大多分布在商店、住家、醫院、寫字間等極為普通、毫不起眼的房屋中。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聯絡點，就設在同孚路柏德里700號，那是一幢兩樓兩廂房的石庫門房子，工作人員將其稱為“中央辦公廳”，周恩來、鄧小平幾乎每天要到這里來辦公。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聯絡點一度設在浙江路清河坊，其樓上為機關，樓下是一個雜貨鋪。

又如，住在機關和來往機關人員的穿著、言語、活動等，都要求符合公開的身份。住家要夫妻二人，進出人員也不能太多；與共產國際的聯絡點對外是一家古董店，這樣外國人進出不易引起懷疑。這些都是從上海城市實際出發，有效利用上海城市特點，巧妙進行革命斗爭。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上海面積不大，卻一直被國人譽為“大上海”，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座城市能合作、善包容。在這方面，又有什么經典事例？

熊月之：這可從陳獨秀與上海的關系談起。陳獨秀是安徽人，在1920年創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之前，至少有六次進出上海和在上海居住的經歷，其中有兩次是因被他處所不容而來上海的。

一次是1913年，陳獨秀在安徽參加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亂軍逮捕，差點遭到槍斃。幸得眾多友人營救，才得以逃亡上海。另一次是1919年，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樂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關了三個多月。獲保釋后，在北京無法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決定移居上海。

對于上海城市的包容品格，陳望道有一段話講得很生動。他說，自己與陳獨秀、施存統、沈玄廬等人，都是因為思想激進、宣傳新文化，為他處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這類人物，“我們幾個人，是被趕攏來的”。大家住得很近，經常在一起，“反復地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

“趕攏”兩字，極為傳神；“住得很近”，點明了城市集聚的價值；“反復地談”，指的是思想交流、交鋒，包括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交鋒，也包括與戴季陶等人從一度合作到分道揚鑣。

這是一個明晰概念、廓清邊界、辨明是非、權衡利弊的過程，是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過程，是一個理論創新、理論升華的過程，也正是上海被稱為近代中國“光明的搖籃”之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從浦東開發開放到建設“五個中心”，從世博會到進博會，上海堅持大力弘揚“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和“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不斷創造新的輝煌。近些年，上海所倡導的一些做法或目標，如“兩張網”“四個宜”“五個人人”等，都是上海城市品格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