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向陽（拍攝時間：2001年）

何向陽，祖籍安徽。中國作家協會六、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宣部全國宣傳文化系統“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首批人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首批人選”。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二級研究員。全國三八紅旗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出版有詩集《青衿》《錦瑟》，理論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夏娃備案》《立虹為記》《彼黍》，學術隨筆《思遠道》《肩上是風》《夢與馬》，長篇散文《自巴顏喀拉》《鏡中水未逝》，專著《人格論》等。作品入選《中國新文學大系》，譯為英、俄、韓、西班牙文。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上海文學獎等二十余種文學獎項。

何向陽：我的批評觀

事實是，真的寫下來，把氤氳的情致生成的思想凝固為文字，冠以“觀念”頭銜，構建腳手架已然成型而只需附綴增值疊加復制的“塔”，這種建筑能力在我不為強項。所以理解同仁所言的本心而動下筆時沖著觀念，寫下來卻是歷程。對于我，何不如此!觀念一旦定型，成就的卻是刪減，大多數時間，成型的觀念并不豐滿，反倒薄弱，所以警惕，極力保有“路上”的知覺。

心腸的區別應該成為一種界限。而我們常用的標準卻是觀念。新、舊比善、惡省事，所以理論背面往往感情蒼白。設若有一種批評，對作家對文學，以心腸而非技術論，設若現在還沒有這種批評，我想，會長出和養成。雖然，如今它還只是萌芽，雖然，未來的綠意如今人不知它。與任何寫作一樣，批評的文字寫到最后也是人，是人心腸的區分，是尖銳、激越、剛烈、急切，是理解、寬容、善待、包涵，并不矛盾。最后的文字寫到底，其實是人心。而“心”之修得，幾乎是一輩子的功課。只是，再沒有一種文字較批評這么直白，人心文字相里表。寫下來，祛除任何表演粉飾或者姿態。最本色的自我，寫下來，到了最后，無從掩蓋。或者不可能有比批評更“殘酷”的工作，它對寫作者自己的錘煉嚴苛過任何一種寫作。它言說心腸，引作界限，關乎人格，立為標準。尤其在一個智識的文字時代，它做的事是——立心。

批評是一種敘述。它以人的介入使那言說的對象物復活而為人性的。由此，批評被要求為一種人性的訴求。更多時候，批評家像是一個知識考古者，她在各門類的素材里穿梭，面對著由文字累積而成的人的歷史——已消失的、被書寫的、有待再度理解的、層層土型——做細膩的發掘、回溯、解悟或重讀，是與古人、他人、自己同時的對話，有時候深入到哪怕一層土，都會有無盡有限對比的怵然。太多要做的事，而人生苦短。所以，也理解了那觀念的拿來。

然而，不。

或者有一種人文，與那歷史的故跡有著區分，它不是已然凝固成廟成觀的可見的物的過去時，而是一種關于人的——正在發生正在移換正在長成的進行時，這個現在，寫下來，比起過去而言，是難的。正如寫物——那個靜態——從來比寫活動的人容易。然而這個人文才是最值得一寫的，文字與它并行著成長，一同經歷，卻也是最容易將作者寫傷了的，那太不易。用固定的文字去述寫那并未固定下來的東西，在這樣一個不同于以往文化概念的人文面前，多少人與我一樣經受著時間的淘洗。

觀念大約是最易被沖走的部分。

那么，什么才是我們的立足點？

“生命與作品相通，事實在于，有這樣的作品便要求這樣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設計，而作品在生一些先兆信號預告出來。”梅洛·龐蒂這段話道出寫作的蒼茫宿命。事實是，這一種人、文交疊糾纏，可以互換。成型傳統，卻不為傳統所囿。那活水清澈溫和，間以厚道，然而究其實，不折中，有溫度血性。河一樣，中流激進，從不停息。

從未停息的，還有這個鞋沾滿泥的人。那些終要沉埋進歷史深水里的人、事，是這場人生拼盡全力要記下的。這人知道，如此生活，才是活著，如此寫作，才是創造。對于路，她認真得很。而且，她停不下來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1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蒼茫朝圣路

——我所了解的何向陽

魯樞元

從20 世紀后期開始，現代科學技術對于地球人類的人性乃至人格的干預能力在急劇提升。現代科學技術，再加上現代商業運營，人類在幾百萬年間形成的某些生物屬性、社會屬性，以及在幾千年間形成的某些心理人格、文化人格， 都有可能被在商業利潤推動下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輕易抹平。

對于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信仰情操、風氣習俗、趣味愛好來說，資本與技術，比起以往的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藝術要強大有力得多。以往總說“潛移默化”， 現在動輒“更新換代”，由“舊人類”到“新人類”“新新人類”，也不過就是二三十年的光景。隨著基因轉換技術與克隆技術的進一步完善，“人性”與“人格”也許很快就可以成為“期貨”由顧客選擇預購、批量生產。

科學與市場，正像大浪滔天的洪水，洶涌地漫過人文領域的家鄉、田園。

人文學者的處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尷尬、艱辛。

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情勢下，何向陽踏上了她文學研究的漫漫征途。

從《文學：人格的投影》《復制時代的藝術與觀念》《不對位的人與“人”》到《人性世界的尋找》《原則、策略與知識分子個人》，再到對孔子、魯迅、泰戈爾、曾卓、張承志、張宇以及塞林格、昆德拉、凱魯亞克、曼斯菲爾德的人格的個案分析，她渴望在人性突發變異、在人格日漸扭曲的天地間，追尋著輝煌的人格、理想的人格。

何向陽其實正是在諸神已經祛魅、諸圣已經遜位、神殿與圣山已經傾頹的時刻，踏上她的“朝圣”之路的。

正如她在與曼斯菲爾德擬想中的對話里所期望的：一個社會更加人工化之后，便會產生能夠充分表現自然美的作家。這有點像是海德格爾的推論：一個貧乏的時代將產生偉大的詩人。然而，這也不過是一種假設的哲理，偉大的詩人和作家也可能在剛剛萌生時便被堅硬、冰冷的時代氛圍所窒息，而時代依然暢通無阻地貧乏、堅硬下去。但是，文學似乎就是“宿命”一類的東西，不以成敗或效益為抉擇，何向陽身不由己，她已經不能不在一種近乎無望的希冀中， 朝著天際的蒼茫毅然前行。細心人不難讀到，在她的文學的間架空隙處總是縈繞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孤獨和荒涼。

肩上是風，是一種透明而且無助的沉重。

一定有什么被遺忘了。桐花早已開得繁星漫天，道路已經焦急得不能再等。一個獨自在漫漫孤旅上跋涉的我，曾經想有意看錯路牌，想逃避、走脫這無盡的旅程，但最終還是按捺癢痛，一次次撿起行裝，面對荒野、大漠、荊棘、泥濘。

風里的霞焰噴射出暴烈的光芒，是第幾次看著自己燃燒了呢？從什么時候，我由歌頌順從轉而歌頌頑強、歌頌火鳥，甚至道路的凸凹不平。

烈焰里必定有些什么遺失了，是所有應珍惜但終不免毀棄的晝夜，是一切應保有但來不及重溫的夢。

這是何向陽在她的一本書的序言中寫下的一些句子，大抵表達了她內心深處的真實境況。

以年輕的生命為火燭，在文學的昏天黑地中一味癡情不移地燃燒，“以至除了盡力地寫作之外，已找不到更令她向往的事情”。我曾經顧慮她難以承擔， 曾規勸她略放悠閑一點，似乎未見接納。

然而，她的燃燒終于照亮了一片風景，并且在瀕于失語的文學批評界贏得了一些真誠的喝彩。在新舊世紀的交接之際，何向陽榮獲馮牧文學獎，評語中贊揚她的批評文字中充盈著“豐沛的人文意蘊”與“真摯的精神品格”，她為文學與人性所付出的努力開始在更大的范圍內引起人們的注目。為此我深受鼓舞，在我看來，這不只是何向陽個人的一項光榮，更是在這艱難時期里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慶幸，或許，還是人性與人格避免自己全線潰敗的一次抗爭。

何向陽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已經成為當前文學界一個富有獨自個性的存在，“何向陽”這個名字也往往成了一些文學聚會上談論的話題，還曾有不少人向我打聽過何向陽。作為何向陽攻讀文藝學碩士學位研究生的導師，我也許有責任向人們盡量作出一些介紹，但說實在的，我以往對她的了解與判斷卻是非常不足的，這里的評說，便不能不加進許多當下的影像。

由于和她的父親、著名作家南丁先生及她的母親、畫家左春老師交往在先， 于是，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成了一個文弱靦腆、不諳世事的小姑娘。比起她的那些獨標性情、溢光流彩的師兄師弟來，盡管那時候她已經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的散文和詩歌，我仍然并沒有對她持有更高的期望。

我曾說過，在她攻讀的三年里，她沒有和我說過三十句話，一個月平均不到一句。這雖然有些夸張，但向陽的不茍言笑卻是實事。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個少言寡語的人，一旦捉筆為文，卻如紙上跑馬，馳騁騰越、恣意汪洋。為她贏得聲譽的《澡雪春秋》《風云變，或曰三代人》《12 個：1998 年的孩子》《曾卓的潛寫作》《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等文章，全都在二三萬字以上。讀這些文章， 我的腦海里總會閃現出一幅“小丫耍大刀”的圖像，而且“耍”得還那么得心應手。

不是說文章越長就質量越高，但是，讀向陽的“長文”，與文章中飽滿豐蘊的內涵相比，其洋洋萬言仍然像是一件緊身的衣裳。于是，歷來懼怕長文章的理論期刊編輯，仍然樂于發表她的長文章。應當說這是一件很有些出格的現象。但是，如果能夠查核一下何向陽為一篇文章投注的精力，人們也就不奇怪了。比如那篇《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緣起于我在為研究生講授“創作心理學” 時布置的一道作業，同時選定的作家還有王安憶、莫言、史鐵生等，向陽分工研究張承志。其他同學多是不了了之，唯獨向陽一絲不茍，潛下心來收集資料， 閱讀了張承志的全部作品，并反復與張承志書信來往、當面切磋，從1988 年醞釀，到1996 年發表，為時八年、四易其稿，這樣寫下的區區幾萬字，還能夠說“長”嗎？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曾對她的這篇文章作出這樣的評價：“迄今為止， 也許還沒有人比她更淋漓盡致地闡述過張承志。”就連一向以冷峻孤傲著稱的張承志，在讀了何向陽的這篇文章后也不能不對她另眼看待。

年輕的批評家，干的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活，因此往往顯得放蕩不羈、劍拔弩張，甚至略帶夸耀之色，對此我已經看得習以為常。

日常生活里的何向陽，卻總是一板一眼、中規中矩，處處表現出周到的禮貌與良好的教養，我倒反而為她擔心，擔心她由于過多地服從社會法則而壓抑了在學術研究中突破、超越的力量。后來我漸漸發現，這種“溫良恭儉讓”只不過是她對付日常生活的一種策略，這使她輕易排除了人事間經常會遇到的許多無謂的摩擦與紛擾，從而把自己沉浸在鉆研學問所必需的那種沉靜的讀書與思考的境界中去。這你只要看一看她在《不對位的人與“人”》一文中如何對一部中國文學史勇猛地挑起事端，就可以發現她那“刑天舞干戚”的一面。

但即使在這樣的文字中，她也并不過分地去張揚她的鋒芒、顯露她的勇猛， 扮作“黑馬”的模樣，刺激人們的耳目；而是盡量靠翔實的材料、細密的說理培植起自己的論點。在20 世紀90 年代日趨浮躁的文壇上，向陽的這種治學風格就顯得格外可貴。

在20 世紀末的中國文壇上，性別，尤其是女性的性別幾乎是被不懷好意地渲染了，那明顯可以看出是出版商的炒作，竟也誘惑了一些實在算不上美麗的女作家濃妝艷抹把萬般風情揉搓進作品中，以填補才情與智力的不足。

不知是不是有意地規避，在何向陽的文字中，尤其在她的文學批評文字中， 幾乎看不出明顯的“女性”的痕跡，反倒時常流露出些陽剛之氣與“硬派小生” 的力度。況且“何向陽”又是一個極富中性的名字，以至于不少人讀她的文章便把她認作“男生”。

在女權運動中是有這么一派，認為女性獲得自立的途徑是抹平性別的鴻溝， 使女性與男性站在同一條地平線上。向陽恐怕是并不贊同這種觀點的，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舉止也并不這樣。

綜觀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為數不多的女性批評家們在她們的批評文本中好像都有程度不一的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傾向。我想，這也許與“批評”這個行當有關，批評本身要求批評家“居高臨下”、高瞻遠矚、擗擘抉擇、命名判斷， 置身于男女作家的性別之上。因此，就性別特征而言，女作家們就要比女批評家們顯赫得多。

盡管如此，我還是心存疑惑，“批評”難道真的就像“戰爭”一樣，不可能是“女性”的？細品向陽的文章，尤其是她不久前寫下的《立虹為記》《從此人心堅硬》兩篇與生態學相關的文章，其實又不難感受到其中女性的關愛、細密與柔韌，這顯然也是批評的一些品格，甚或是“女批評家們”的一種天然的優勢，無須去有意地回避它。至于能否產生一種“女性的”文學批評，亦如能否產生一種“生態的”文學批評一樣，也是不妨試一試的。

套上一句俗話，何向陽差不多算得上“名門閨秀”，她留給人們的最初印象常常是一個由父母精心呵護的“乖乖女”，甚至在單位分給她一套大房子之后， 她仍然讓它空著，仍然樂于住在老屋的斗室中，依偎在爹娘身旁。

但若是讀一讀她的文章，或只消掠一眼那些文章的標題：朝圣的路上，匆匆趕路的血液，肩上是風，曠野無邊，如水的天命，靈魂的翅膀，夢游者永在旅途……你就會發現她的心其實很“野”，她的靈魂似乎一刻也不安閑地在曠野大漠上奔走呼號，她傾心地羨慕著那些以自己的身體丈量著黑色土地的勇士， 盤算著在怎樣的跋山涉水中磨破那五十九雙鞋!

那也許仍然是由于文學的呼喚和“勾引”。

十多年前的那個夏天，在湘西天子山中的一個學術會議上，何向陽“失蹤” 了一個下午并加上黃昏。暮色蒼茫時她才從山林深處土家族的吊腳樓里走下來， 手里握著本子和筆，臉上洋溢著豐收的欣喜。那是向陽的第一次“離家出走”， 第一次在大自然中“撒野”。

“山野”對于這個“乖乖女”似乎有著不可抗拒的誘惑力，此后，她曾經驅車西夏荒原、飲馬黃河濕地、馳騁內蒙古大漠、徜徉陜北溝壑，恰恰是這些尚未被現代人類文明覆蓋的裸露著的自然，給她灌注了從事文學研究的靈氣與活力。

既能奔突于大野，又能潛心于書齋，這是向陽個性上的又一特點。在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地球生態系統中，自然、女性、藝術三者之間原本就擁有一種神秘的關系，向陽以自己的身心投入了這種關系，這也許就是她獲得成功的奧秘。

向陽是單純的，如果僅查看她的履歷表，她的單純近乎簡單，不過是從一個個的學校大門走到一個研究所的大門，而且基本上沒有走出這個地處中原的城市；向陽又是豐富的，如果閱讀她寫成的那些文章，她的豐富近乎玄奧，幾乎讓人難以把握，這種豐富主要來自她對人類精神文化的游覽與反思，對世事人生的品味與體驗，以及對她自己內心世界的審視與想象。這就使她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她自身所處的時間與空間。

在《風云變，或曰三代人》這篇文章中，她以三部外國文學作品——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為參照，分析了文學閱讀與創作中的三代中國人，姑且將其命名為“錘煉者”“反叛者”“行走者”。代表這三代人的中國作家，諸如張承志、王朔、韓東屬性迥異，何向陽卻能夠體諒到他們各自存在的歷史的合理性， 在她的筆端表現出一個批評家必要的嚴苛與應有的寬容。

按年齡，向陽無疑屬于“王朔”“余華”一代，擁有一種對傳統懷疑、審視的目光；但她又能夠深深地敬重“保爾”們的赤誠與信仰，還愿意靜心面對中國的“薩爾”與“狄安”們尚嫌稚嫩的嗥叫與瘋狂。在向陽這里，人類的精神文化脈絡并不存在“斷裂”，在文學批評的競技場上，看似柔弱的她，卻可以超越道道溝壑，勉力打一個“通關”。即使不把這說成是成熟，起碼也是由于豐富，心靈的富足。

對于精神活動來說，豐富，才是超越的臺基。

何向陽的豐富，還表現在她對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選擇與運用上。

向陽在攻讀研究生期間，曾經較為系統地接受過文藝心理學的訓練，對榮格與馬斯洛尤其偏愛，這使她始終把研究的核心落實在作家、作品人物的人格建構與演進上。但是，她對于文學現象的分析，又總是牢固地站在社會文化歷史的立場上，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中把握一個時期中人性、人格、人的精神活動的走向。她的那篇探討詩人曾卓在逆境之中潛在寫作的長篇論文，突出地表現了她的這一特點。早在五六年前，她又開始把生態學的原則引進文學批評的領域中來，以梭羅、愛默生、史懷澤、談家楨、芭芭拉、埃倫費爾德的理性與情懷去闡釋張煒、張承志、史鐵生、韓少功、徐剛、李杭育這些中國新時期作家的作品，并一針見血地提出了“批評的心腸”來對抗已經被炒煳了的“批評的觀念”，在中國，何向陽算得上“生態文藝批評”的一位開路先鋒了!

比起對于概念、規律的信守，何向陽明顯地更熱衷于對現象的觀察、捕捉、表達、描摹；比起對于普遍法則歸納，更致力于對個案的過程研究；比起對于研究對象的客觀冷靜地剖析，她更擅長于飽含情緒的主觀投入，不時地把自己擺放到自己當下書寫的批評情景之中。

她的這種寫作態度，使她的批評文體呈現出引人注目的靈活性、變化性、多樣性。讀向陽的文章，就像是隨她一起上路，路上隨處展現的是變幻不定的風景：無邊的曠野，靜默的水流，寒夜的繁星，長空的彩虹。有時她指給我們看那氣塞天地的風起云涌，有時她又從萬綠叢中尋覓出細微的芒刺與花瓣；有時她從歷史的隧洞深處給我們攙扶出一位白發三千丈的老人，有時她又從時代的托兒所里為我們牽引出一群形色不一的孩子，而且不多不少，一共十二個……

“在路上”，是何向陽文學思維中一個潛在的、柔韌的、揮之不去的意象。她的第一本論文集就取名為《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第二本文集《肩上是風》， 其實還是“在路上”；其他一些文章的篇目，如《遠方誰在趕路》《穿過》《夢游者永在旅途》，也都是“在路上”；在尚未結集的《風云變，或曰三代人》一文中，她又用近萬字的篇幅滿懷熱誠地分析了凱魯亞克的長篇小說《在路上》。

也許，生命的固有屬性就是“在路上”。

我們生活著，也就是行進在路上。

然而，各人選擇的道路并不相同，各人對上路的意義的理解并不相同，各人對路上的體驗更不相同。

向陽或許是矛盾的。比起保爾式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堅定昂揚，多了幾分困惑；比起狄安們狂放地向著“快樂老家”的進發，多了許多沉重；比那些放蕩不羈的精神漫游者多了一些責任，比那些癡迷沉溺的宗教徒多了一些清醒，比那些虛無主義者多出了堅實的目的，比那些功利主義者多出了強烈的憧憬。這些矛盾與沖突在糾纏著她，也在支撐著她；在折磨著她，也在成就著她。

在兩個極端之間，在存在與空無之間，我們是徘徊于一種曖昧渺茫的中間地帶。

我清晰地看見有一條雄壯的大河般的道路在山間谷底奔騰蜿蜒。沒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著它……英雄的時代結束了，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蕪了。

這是一場生命的跋涉。在蒼白、孱弱的世界里存留自己仰首為人的執著與肅穆，在如潮如涌的喧囂中從容淡泊，懷著朝圣的心靈、殉道的精神， 在征服世界之前首先征服了自身。

我們追求、我們尋找、我們在路上、我們忍受焦灼與饑渴，我們把青春、愛情、生命都搭了進去，或許奮斗到底依然看不見可意的結局，可是生命畢竟燃燒過，粉碎過，奔涌過，升騰過……蒼涼的路的主題即是蒼涼的人生的主題，追尋的焦慮與壯闊始終困擾著人而無法割舍，由“不甘” 導出奮進與熱情已逐漸成為我們的生命方式與精神原則。

以上這些文字，摘引自何向陽對于張承志的評述，其中顯然也透遞出她自己的心聲。盡管她在那篇文章中對張承志內心世界的矛盾沖突進行了理智清明的剖析，我仍然確信，張承志的困頓也是何向陽的困頓，荒蕪的英雄路“與蒼茫的朝圣路”仍然是一條路，這個文靜柔韌的“中原女子”與那個凌厲強悍的“回族男人”其實是在同一條道路上行走的人。

魯樞元，時供職于海南大學精神生態研究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1年第4期